（一）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学习导读》。
这个导读，面面俱到，什么都讲到了，唯独遗漏了恩格斯这个讲话的至要之点。
导读说：“《讲话》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云云。
一查，恩格斯讲话的原文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它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从一滴水看海洋。”从人民日报发表的如此“导读”，人们就可一目了然：多年来，像煞有介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所谓“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恩格斯这个讲话指出，正因为他所说的原因，“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他指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们已经熟知的毛主席的这个拷问，既说明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更说明了新中国于我们何其珍贵。
毛主席在世时领导新中国27年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被帝国主义者认为“坏透了”的“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提倡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崭新纪元。
他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而是始终认为要“不断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3年3月6日，他与巴西共产党主席阿马佐纳斯交谈时说：“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他也从来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了。相反，他认为，由于中国既有的社会条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要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传（1949——1976）》）
直到1974年12月26日，他81岁生日，他与周总理最后一次彻夜深谈时，除人事问题外，谈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
当然，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导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更是有着自知之明。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领导者》—书中写道，1972年2月21日，他与毛主席交谈时，“我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回答说：‘我可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不过能够改变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临终前，他与华国锋等谈话时，明确讲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以后如何交班，“只有天知道”。
（二）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
35年来，恰恰因为岁月流逝，恰恰因为那帮子“非毛”“反毛”“去毛”者丧心病狂的倒行逆施，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开天辟地、顶天立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越显光辉燦烂，越显彪炳千秋。
前一阵子，红底白题的《中国震撼》一书风头很健。
出版者说：“这本书颠覆了一些学者思想上根深蒂固崇拜西方模式的看法。”（2011年4月27日东方早报）就该这样。但即便如此，此书对“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一些论述，可能还是言过其实，经不起实践检验。
很有意思的倒是，在此书结语的结语中，张维为说：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上帝啊”！1973年！那不是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吗？那个年月，汤因比此番见解是由何而来的啊？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汤因比对当今“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又将会有什么观感呢？因为他已经故世，我们无法得知了。
但是，无巧不成书。
同在1973年，大名鼎鼎的基辛格竟也有和汤因比类似的答问。
据是年4月2日参考消息，3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外事编辑克莱因的文章说：“最近有人问基辛格：‘你对中国为什么那样神魂颠倒？’这位前教授回答说：‘因为他们有世界观。而我们其他人则迷失了方向。’”
38年后，今年7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对刚过88寿辰的基辛格的专访。一开始，他就笑言，要是他早两年出生，“那么今天我就和中共同庚了。”记者紧追着问：“中共到底还有理由叫共产党吗？中国——您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它的书——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基辛格答曰：“中国不再是历史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在上个10年的初期推行了改革，着手通过这些改革来扩展党的理论基础。但就党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而言，中国仍是共产主义国家。”又说：“上世纪60年代，我认为中国及其执政党比苏联更有活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更令我们感到危险”。
“问：上世纪70年代，你多次会见毛泽东。他会怎么看待当今的中国？
答：毛泽东更为在意的是他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纯洁性的构想，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其实从来不想谈及与西方的经济合作。我估计，他会觉得当今中国过于物质主义。
问：‘纯洁性’——这真的是您用来描述毛泽东的概念吗？
答：他给纯洁性下的定义与西方不同。许多中国人敬仰他，因为他兑现了自己将人民团结起来的承诺。
问：中国人是不是觉得，毛泽东曾有理智的构想，但有时偏离了目标？
答：上一代人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不堪设想的灾难，我也这么看。但今天在中国还有人认为他的政策有意义，尽管这种政策走得太远了。”
汤因比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基辛格更是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老手。但在1973年，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竟不约而同地有如此相似看法，而且确实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有世界观”。这实在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而38年后，基辛格又以“过于物质主义”一语鉴定“当今中国”，不也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吗？
(三)
1921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书中响亮宣告：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569页）
连汤因比和基辛格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还从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看到了西方旧世界中不具备的新东西，因之以为“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许多人，却如老百姓所说，“良心叫狗吃了”，“瞎了狗眼”，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却三十多年来，一个劲儿地在那里“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于今尤烈，还要变本加厉地延续下去。
2006年10月26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有文章认为：“世界第一大共产党国家中国看上去不像是马克思所希望建立的那种社会，倒像是他所批判的那种社会。”那么，现在呢？往后呢？
美帝国主义毋需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让“中国回来了”，与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了，正在向着“共同价值观”和“志同道合”的目标奔进。
1991年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经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多年的经营，“轻易地自取灭亡”了。2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独大的“共产党”（有专家称其党员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总数85%以上）领导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地推翻了原有的“坏透了”的主义和制度，“改弦易辙”，“融入世界”，成了“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起到了美帝国主义任何一个“铁哥们”都起不了的作用。列宁写下《十月革命四周年》90年之后，他领导的俄国工农兵开创的“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伟大事业，也就这样被打回到了有待“重新出发”的境地。
这种无法言状的历史大倒退，这种无以复加的至大罪恶，令每一个有良知者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嘴里，却都成了开创历史的盖世功勋，在那里大吹大擂得忘乎所以。
7月1日环球时报头版社评《用90年回望中共与中国》，竟然宣称：“迄今为止，世界上无其他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例子，苏联共产党执政60年时，衰迹已现。但中共跳出了世界政治迄今编写的全部程序和情节，它执政62年的成绩单，正在把西方关于‘政党必须轮替’的所谓‘政治定律’，重新打回成‘西方内部的经验’，甚至‘一家之言’。成功是最好的理论，再玄妙的理论都无法与它争辩。如果中共引领人民最终建成繁荣、民主、文明的世界一流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社会不仅在冲破西方宣称的‘法则’，他们也在创造一种历史的新法则。”
7月22日该报社评《“难得糊涂”对现实社会的提示》，也是大言不惭：“比如我们搞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非议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光这一个话题大概100年也争辩不清。稍微‘糊涂’一点，是对非搞得明明白白的叫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然而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是也算‘修正主义’？别较真，成功就是对的。”
这正是个“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别人已经大声警告，却依然要“迈出新的步伐，实现新的突进”哪！这等作为，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啊！一路平安吧！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一无是处了？
倒也不是。1958年10月2日，毛主席同一些外国友人谈话时说：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可不是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也是在那里给我们当这种教员吗？
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65年前，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这个判断，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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