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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这是最后的斗争?

谭伟东 · 2011-06-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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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的斗争?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多少仁人志士,成千成万的先烈,高唱着《国际歌》,以对黎明前曙光的翘首期盼和把未来幸福让给战友和他人的无私奉献和大爱无疆,而走向刑场,走向前线,走向生命的终结,走向瞬间的永恒。毛主席、周总理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就是始终在为先烈和同辈牺牲而“赎罪”般的心境和驱动,日理万机,只争朝夕。正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从翻身解放,从新旧社会两重天,从人民当家作主,从社会主义奇迹等等一系列方面看,武装夺取政权,开启人民共和国的航船的确可以视为最后的斗争。当然,《国际歌》原本的歌词含义应当说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原意,认定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局中,完成暴力革命的历史催生。

      时代和历史境遇变化,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伟大解放革命演出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伟大活剧。毛主席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明察秋毫,未雨绸缪,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发出振聋发聩般的警示和规劝: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艰苦。若以此而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从东风西风两大社会主义阵营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出现,从苏联早起的共产主义到后来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从苏东波到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冲动,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变成了一种新的共识。

      但是,如何解读、应对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大对立体系:一种是新老修正主义的,或者打着第三条道路旗号的东西;另外一条自然是马列毛主义的道路。前者成为显学、主流,操纵话语权,但内部和本质是利益驱动,交易瓜分,投机钻营,故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后者原理、源头、根基雄实,政治民心生态基础雄厚,但一则“在野”,二则自然经济与市场文化资源受到制约,三来实操性或工具性创新能力弱,但真才实学者不乏,横空出世的大家也大有人在。前者处在防守反击,大有日薄西山后的垂死挣扎之态势,后者正蓄势待发,踌躇满志,正处于整合、装备,而待重领风骚之前夜。

      海外媒体一片惊呼中国全面向左转,判据就是吴邦国委员长的五不搞,习近平副主席的系列讲话,薄熙来重庆模式的组合拳震荡和发动的公诉之震动和规模。当然,对全国扫黄,国进民退,军事斗争准备,对朝对古巴甚至对委内瑞拉或美国后院、非洲大陆等等外交走势的变迁,也是判据的组成部分。

      看来基本共识是这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后的斗争。反复、复辟、曲折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对此对立的解读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现实政治选择路线和路径。如果说赫鲁晓夫从激进共产主义快速滑向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还不那么具有欺骗性的话,勃列日涅夫对其亲戚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说说骗小孩子的,沉醉于他的打猎、收藏上百两小汽车,假大空而骨子里的实用主义,就把特权、专制的嘴脸,就把双面人、双重人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勃列日涅夫至少同他的笔杆子还是实话实说的:别写的那么理论、复杂,没有人相信那是我写的(见《居安思危》)。理论的制高点一旦丧失,信念、理想和勇气就同屠夫差不多。舆论的失守和政治制度的葬送就是自然而然的后续结局。二十大的产儿基本上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叛徒。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亚科夫列夫、叶利钦等就是在秘密报告和勃列日涅夫的特权曹营庇护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党内高级叛徒集团的领头羊。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不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期,而是开启于50年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勃列日涅夫13年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毛主席早就料事如神地先以同志般坦诚相劝,在忍无可忍的中苏争论被迫公开后,又全力组织反击和领导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与思想清理。这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情结的最重要的外来因素之一。以美国杜勒斯为首的西方颠覆和培植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国际因素。为了防范中国免遭颜色革命之国变,毛主席不但制定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基本路线,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创新,试图通过社会阶层自觉融合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劳动大众知识化,通过四大自由的全方位大民主的国家教育运动和举国性反潮流大演练,通过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举措,包括据说是效法列宁的经验教训,通过大串联、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接见红卫兵小将,以便保证更多的晚生后代,在记忆中留下革命导师的影子。但随着导师1976年的溘然长逝,这一切都沉淀为悲壮的历史。

      当然,中国既没有解体也没有亡党,既没有颜色革命,也似乎在另辟蹊径。然而,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和产权结构的蜕变却是惊人的。在学界、商界、文艺界甚至政界的一部分,这样的主流思潮和意识形态系统还在强固地存在着,这既是诱发茅以轼、辛子陵、李锐、胡继伟、袁腾飞之流的思想气候根源,又是私有化、全面西化的理论根基。有这些主流意识系统存在,复辟幻觉就有市场基础,当然社会基础来自于经济变化的现实。

      这个中国版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可以概括为下述五论:初级阶段论,富裕论,复兴论,建设或经济中心论,共赢论。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定位到价值取向,到宏观族群价值目标驱动,到实现路径并且对以往路线和道路的否定与评判,再到国际混合联盟。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仿佛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似乎科学判断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定位,但背后的全部指向却基本上是彻底摧毁一大二公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产权或所有制经济结构,为全面私有化扫清障碍。一个社会,任何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永远是参差不齐的。中国一穷二白是基本国情。中国人口众多也是基本国情。中国生产力就一般工业化水平看落后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事实。但由此而存在的初级阶段,却一没有看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尖端科技的急起直追的跨越式惊人大发展,尤其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所焕发和激励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伟大历史进军和无限的解放生产力之潜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放弃这一体制,转变成金钱和利益驱动,凭借市场价格统配与调节,则无形之手将一来使得经济发展的真实投入变得无穷大,二来把中国重新推向“自管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一般散沙境地,三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优势荡然无存。这就是钱学森告诫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公有制,就完蛋了”的真实含义。中美、中欧之间所谓现代化生产力的差距,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龙有图们顶层设计的世界车间式的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在全球化平台下,可能成就中国生产力飞跃吗?中国实体规模经济的水平,许多制造业和资源工业规模与水平,全然不是美国、欧洲私有资本传统工业可以比拟的,然而,中国奋力追赶上来后,人家悄悄改变了游戏规则,后工业社会和服务经济定价权牢牢掌握在他人手中。这就好比中国一次次跑完了全程的马拉松,人家在你奔跑途中改变了冲刺地点。还不能上诉,无法得到国际仲裁。

      初级阶段论表面上实事求是地找到了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时代和社会经济制度,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谐产权结构的新经济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驱动、发展模式,但在其背后的真正博弈和殊死搏斗却是,以超越发展阶段论摧毁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结构和管理体系,以回归新民主主义为名,以搞一段资本主义为幌子,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为借口,以获得国际化通行证和国际市场经济地位为名头,彻底的西化、美国化、私有化,最终步入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完成中国资本世界霸权或世界资本主义依附的增长和发展。最后结局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能力与能量,但依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如何预谋和盘算,充当世界霸权的中华复兴是死路一条。阳春和寒早的好儿子阳和平敏锐地洞察和指出了中国主流话语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企图。

    毛主席等老一辈开国领袖深刻洞察出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起点,但他们无论从始发动机、追求目标和社会发展阶段定位以至于追求的最后境界,都不同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上述初级阶段论。

      同初级阶段论直接呼应的价值取向驱动甚至煽动(情)的论断就是富裕论。共同富裕很能迷惑人,更对大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和“实事求是”的认同感,但深入其里却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国人现在对先富论嗤之以鼻,更对虚伪的先富示范深恶痛绝。国人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依然不但基本接受,而且急切寻觅共同富裕的社会政治保证和经济手段。这是中国当下早已超过80年代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十万倍的社会火气、社会不满和社会维稳大患。这里核心有二:第一是社会不公,主要是分配不公,并逐步转向机会升迁不公,发展成长教育不公,创业投资不公,从而主要是资本配置和信用金融渠道不公,后者是一切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最基本的根源和源泉。第二就是价值取舍和价值迷失。因为所有人都大体认定,革命就是为了获得建设和平环境和政权与制度建构,执政就是为了尽快过上好日子。富裕、富足、美满成了幸福和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尺和终极追求,于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顽症和痼疾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泛滥、蔓延。连良心、灵魂和名义都可以出卖,更何况皮肉、学问和官位了?发家光荣受穷狗熊的社会价值时尚,在企业家、老板、大腕、明星,在国际化、全球化下,演绎出了远远超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的血腥和残暴。这才有了药家鑫的钢琴激情杀人和北京李大教授的专业解说。这也才有了令人发指的世界少有的中国特色的对少儿幼童的滥杀无辜。

      马克思可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定位为全民资本家或全国小业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可把废除奴隶般的旧有社会分工和人之改造,看作共产主义的必要组成。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宣言同所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而且预言国家和家庭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无论是富裕论还是蒲鲁东主义的在私有财产和分配上打转转的东西,都不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人民大众的解放、自由、幸福,当然要包含丰裕和殷实,但却既不是以物质占有和财富多寡为标尺和核心,也远远超出过物质优越的好日子的期许。这就是为何唱红能如此让国人心旷神怡,进入激情澎湃的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只有十三亿人尽舜尧,才能重新找回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昔日辉煌和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与梦想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式的前行与发展。

      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在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成为终极价值判断。西方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灾难和生态克星。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只是人能够预见,可以理性地劳作和驾驭物质世界以资自身享受,而是人能够完成精神超越,形成文化、思想、价值判断和高级品味追求。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的“三老”、“革命到底”就是这样的杰出范例。

      富裕价值取向悖论和困境,在宏观、宏大叙事价值方位没有难倒主流精英。中国式语境很快就找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高调复兴论。这可比振兴中华要响亮、给力、堂皇得多得多。这可以为全球炎黄子孙所信奉和由衷地认同和追随。从而在国家统一的思路上,似乎也找到了两岸四地的合流与归宿。但复兴论忘记了,人家在欧美和国际资本作为自由港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大棋局下,经济的优越和多样化的形式自由和公正,特别是良好区位和极小人口规模下的长期、高水平富裕,这可能认同两级大规模分化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何一个中国原则之界定和内涵一再弱化,条件一再优惠,大陆经济据说风景这边独好,但台独倾向非但不减,反而趋强的基本动因。

      中国共产党当然肩负着统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和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期盼和追寻。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在造就世界大同之前的国际主义,在面对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强敌面前的敢于斗争善于胜利,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这样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后者才是最高纲领之所求,前者只有服从于后者,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主张。从温饱到小康,除了翻脸翻,就是人均美元GDP,国家战略定位上和价值目标体系上,就显示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富裕论诉求,结果在国际博弈起点上就丧失了价值和精神制高点。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目标体系都不如。请读一读孔子,共产党、共产主义、马列毛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只能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家”的私家一姓的小康之理。搞了半天革命,不要让所谓的贫困恶魔缠绕到连2500年前的孔夫子的境界都不如。温饱、小康、发达,表面上看是统计指标和数据,背后却是消解革命,告别革命的价值迷失。共产党要打烂和抛弃的贫穷,是制度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贫穷。共产党所要追寻的富足强盛,是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富有和强盛,而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大背景下的赈灾、荒政和慈善小恩小惠。这是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德仁义。大地主的儿子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散尽家财,烧毁地契仅仅是其革命的起点。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才是共产党的襟怀和诉求。

      从阶段历史定位到价值目标追求,从宏观价值框架到工作重心转移,形成了完整的运营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思想学说革命的骨干。哲学-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完整版的庞大思想体系(参见韩毓海新的力作《天下 包纳四夷》中源引美国学者的考证),表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和其它一系列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构成,都是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建构和最终完成的。执政党要建设、发展,因此需要所谓的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是批判性的、解剖性的理论武器。由此,以开放的思想与心态,全面引进西方经济学就不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边缘化,被解构,被束之高阁,甚至被雪藏起来,甚至被批判、嘲笑和凌辱的。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流行和主导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政治说教而非科学体系。只有哪些可操作、实物性的经济金融财会的一技之长,才既是饭碗,又是科学。

      建设、发展经济变成了GDP竞赛。以经济为中心,在私有化和资本利润市场价格体系下,迅速演变成事实的告别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演变为资产阶级话语权、法权和资本专政甚至黑社会猖獗横行。马克思主义、传统共产党人、工农劳动大众被弄得灰头土脸,成了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我曾在十余年时间里反复、多次比较欧美和世界各国的国家官方大型媒体。中国类似级别的所张扬的性爱、炫富、追星、奢侈,让老牌的有闲阶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众媒体和官方舆论自愧弗如。这绝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铺陈中国颜色革命的中国特色的封资修主义。文化产业化就是没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新思维,是会比美国之音、欧洲自由电台等更要命的自毁长城。看韩三平们的《建党伟业》和北京影剧院里的笑声。一切主旋律都在无声无息中化为乌有。

      从双赢到共赢,中国主流话语很快就同国际接轨了。比之拉美陷阱,中国经济奇迹被西方忽悠得越发飘飘欲仙了。共赢论可比当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宁曾友邦不予家奴”要冠冕堂皇得多。“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何等地国际主义和威武大气。“中国够朋友”何等响亮?!零和游戏那是傻瓜才要的结果。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人人有份,国国发达、现代化,多么美妙动人,何必斗争哲学。现代核战争就是地球毁灭,没有赢家。韬光隐晦,经济至上,财大了自然就会气粗。于是,共济会战略操纵下的美国地缘政治迅速构成世界格局和战略态势。东方艺术之“同一个梦想”在同一个地球、统一首歌、同一个家园的梦幻艺术中,再次升腾起八十国联军的东方远征之旅。共赢共赢,不是在共赢中沉沦灭亡,就是在共赢残局中冲天爆发。试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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