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非常成功的社会实践
——80后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反转基因活动纪行
8月23日下午，我们一行六人在组长的带领下，分乘五辆摩托车，翻山越岭，来到离县城四十几公里外的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反转基因食品。
那天，气温高达41度，地表温度起码60多度。本来我们事先联系了一辆面包车，车主要我们400块钱，我们说太贵了，他说因为全是山路。我们放弃了面包车。我们六人中，有两人有摩托车。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打摩的（地下摩托载人）去。于是，我们找到摩的司机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以80块钱一辆要了三辆。我们分乘五辆摩托，在摩托上插上宣传旗帜，有一辆车上司机已经插了国旗，我们就在国旗的带领下出发了。我坐在国旗车上，后座上是一大捆宣传资料，有毛泽东思想学习手册200本，反转资料150套。第二辆坐着72岁的组长王书记，后座是给大姨妈的礼品；第三辆是残疾人宫哥，后面坐着他的拐杖和大家的衣物；第四辆是何老师和汪姐夫妇，他们坐着自己的摩托；第五辆是小阙，也是自己的车，后座是我们的宣传用具。
路上，我看见车上的旗杆上挂有毛主席像，就说：
“师傅，你姓啥，为什么挂毛主席像？”我故意问他。
“我姓周。你们为什么插有毛主席字的红旗？”司机反问道。
我说：“周师傅，我们要到上河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搞反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活动。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的成员。”
他回答：“我们挂毛主席像，是要老人家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那你们热爱毛主席吗？”我说。
他说：“当然。”又问：“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我说。
我递给他一套宣传资料：“周师傅，你回去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好。你坐好了，我们上山喽！”他说。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场镇，是我的大姨妈的家。我去年大学毕业后，到了城里一家工厂坐办公室。我是我们队员中最小的一个，今年23岁。在大二放寒假的时候，我同母亲到市场买菜，认识了正在那里宣传食品安全、反转基因食品的李姐。那年我20岁。从此后，我经常听李姐的宣传，并同李姐结下了友谊，往后又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李姐是我们的副组长。
我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打临工维持家庭生活。父母单位改制时，听宣传说是社会的进步，可以增强工人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父母下岗时，我还以为是父母工作不积极，因为，我经常听到父母对单位老板的不满和发牢骚。而周围的舆论宣传也是说工人吃大锅饭，没积极性。上大学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艰辛，才理解了他们发牢骚的缘由——工作没少干，工资却很少，还要自己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当然，90％以上的下岗工人是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选择交养老保险而放弃了医疗保险。一旦生病，上天无地，入地无门。
李姐给我介绍，介绍孔庆东，介绍张宏良，介绍南街村……也介绍反面的炎黄春秋，介绍袁腾飞，介绍茅于轼……。我是个细心的人，对于李姐的介绍，我不盲从，而是去一个个了解、比较。我在河北读大学，很方便地到北京听过孔庆东老师的演讲，也认识了等左翼网站，并在网上搜集了袁腾飞等极右的言论，两相对比，发现十几年里在学校学的一些政治性的东西和现实社会都有偏差。我把这些对比介绍给同学们，把真正的毛主席还原给同学们，把社会主义的复兴呈现给同学们。开始，有些同学不理解，我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原著，在网上观看《恰同学少年》、《星火》、《长征》等红色影视。慢慢地，同学们对现实社会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痛恨汉奸卖国贼、痛恨腐败、痛恨资改、痛恨“教改”。通过寒暑假的社会实践和在学校的宣传，在我周围聚集了二十多个热血青年，我们相约毕业后要在各自的家乡参加和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教育群众、唤醒群众、发动群众，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祖国山山水水。
大姨妈的家，离县城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多公里，但被我们当地最高最长的山脉阻隔。如果不走山路，也有公路相通，但要绕道一百多公里。
摩托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蹒跚的爬着，我的心在对我母亲的家乡憧憬着。因为大姨妈在电话中说家乡如何如何凉快，如何如何漂亮……。这是我第三次去大姨妈家，很小的时候去过两次，读书后就没有再去，已经没有什么记忆。
一路上，不时有一片片黄橙橙的稻谷从眼前掠去，不时有三两双路人好奇的眼睛从我们身上闪过。我们头顶烈日，脚带火烤，面对焚风，个个精神十足。
到了山顶，组长要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下了车，伸展伸展手脚。放眼向县城望去，整个城区尽收眼底。县城海拔200多米，这座山峰海拔400多米。站在顶峰，有上了天的感觉。
啊，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对！就是这感觉。虽然，用这座小山来比喻夸张了一点。
摩托车开始下山了，我们的眼睛开始好奇了。哇，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平原，平原周围山清水秀，我们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没有城里滚滚的热浪，没有城区高高的楼房。有的只是漫天的稻谷飘香，满眼的袅袅炊烟。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啊，多么美妙的壮丽画面。
路开始平坦宽敞起来，两边都是农民们栽的山竹、大叶桉、柑橘林和野生的芭蕉、菊花。漫山遍野的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树木丛林像幻灯一样一幕幕从眼前闪过。
绕过一个大水库，我们看到了大姨妈的家，大姨妈正在家门口向我们招手。
我们下了车，正准备付钱，师傅们说：“别忙，我们商量一下再说。”
我们一头雾水，怎么，他们要反水，想要更多的钱，正在猜疑。周师傅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收你们的钱，免费。”
“不行，哪能白坐你们的车。”汪姐说，平时汪姐是不怎么说话的。
汪姐51岁，我们该叫她汪姨才对，她不干，非要我们叫她汪姐。
“况且，天气这么热，又是山路。”汪姐觉得师傅们也不容易。
另一位师傅说：“各位，是这样的。刚才，周二娃，哦，就是周师傅给我们说，你们不是去避暑的，是去搞宣传的，天气这样热，你们不容易。我看那三位（指着王书记和何老师夫妇）起码六七十岁了，还有那位残疾人，我们很感动。”其实，何老师才53岁。
周师傅接过话头：“星期六，有四个年轻人要去上河场避暑，要了两辆摩托。我们说按人头算，每人50块，一共200块。结果，到了上河场，他们只给我们100块。还说上个月，他们同事来就是50块钱一辆摩托。我说：头个月气温才三十几度，这两天四十多度，当然要多点钱。你看，有几个人出来拉客的。况且，现在还是农忙季节。他们说，气温高，一人多给你们十块钱，拿去买水喝。我们争来争去，结果只给了我们140块钱。所以，开头我们要了你们80块钱一辆车。”
“就这样，你们回来时，再给我们打电话。”另一位师傅递给汪姐一张纸条，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说着，他们就上了摩托车。小阙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周师傅的车把：“要不得。”周师傅把两脚放在地上同我们让来让去，最后，只要了我们40块零钱，硬是退给了我们200块钱。
我们又拿了一些宣传资料给他们，挥挥手，告别了他们。
六点过，我们到了大姨妈家。大姨妈家是一个长方形院子，周围栽满了竹子和柑橘。院子由八间正屋和四间偏房组成。这里曾经住着许多人，有我的外公外婆两个大舅和三个姨妈我母亲以及一个小舅。二姨妈三姨妈出嫁后，外公外婆也离开了人世，两个大舅，一个还没有成家就死了，另一个参军外出工作了。我母亲出嫁后，这里就剩下了大姨妈和小舅两家。
宽敞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因为，小舅和舅妈以及表哥表嫂们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六十岁的大姨妈和六十一岁的倒插门姨父以及小舅的两个孩子、大姨妈的五个孙儿孙女在家。九个人住八间大瓦房，对城里人来说真是太奢侈了。听说我要去，二姨妈三姨妈也都到了大姨妈家来看我。
来到大姨妈家里，何老师问大姨妈：“家里除了你们二老七小，现在正是农忙季节，谁给你们收割稻谷啊。”话音刚落，院门口就热闹了起来。原来，姨妈的三对儿子儿媳和小舅夫妇回来了，他们刚打完稻谷，四个男人每人还挑着一大担稻谷呢。
我给他们一一作了介绍，并向几位表哥表嫂和小舅舅妈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们表示欢迎，大家就算认识了。我的三个表哥表嫂和小舅舅妈分别在重庆、福建、广东、北京打工，他们也是这两天才相约回家收割稻谷的。
这时，姨妈已经把晚饭做好了。我们二十三个人围坐在两张大圆桌上，吃着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和大块的腊肉以及姨妈做的拿手豆花。那清香的蔬菜、地道的腊肉、细嫩的豆花，回味悠长。
饭后，我们在院子的天井里，在两棵大桂花树下，摆起了龙门阵。这个季节，桂花还没有开。这时，一阵轻风吹来，沁人心脾。
大姨妈问：“王书记，听侄子王庆（我）说，你们有三十多人，怎么才来了六个人。”
“我们有三十二个人，分成了六个组，我们是其中一组。星期天，一个组已经搞了宣传。另四个组后几天陆续出去赶场（赶集），搞宣传。明天，我们赶上河场。上河场热闹不？”组长说。
“热闹，热闹。”大姨妈说。
王书记问“大姨妈，上河场离这里有多远，有几户人家。”
“不远，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大概有一百多户吧。”舅妈插话说：“我们附近一二十里的人家都到这里赶场，非常热闹。”又问：“宫哥，你脚不方便，还大老远跑这里参加宣传。你就在城里搞，不就行了吗。”
宫哥说：“听王庆说这里相当舒服，我想看一看你们这里的世外桃源，闻一闻没有污染的空气，当旅游呢。”
“我们这里那有城里好，城里有公园、有高楼大厦，出门坐汽车、上楼有电梯，我们好羡慕哟。”大表嫂接过话去就是一长串。
“大表嫂，我问一下，你们在重庆工作怎么样？怎么不把娃儿带去上学？”何老师问。
“重庆现在非常可以（好），到处是树子（树木），绿油油一片一片的；到处是公园，都是免费的，随便耍。厂里还可以，老板对人也实在。我们两口子准备下学期把娃儿弄到那里去读书，那里的条件要比我们这里安逸的多。”大表嫂又是一长串。
何老师又问：“听说可以申请公租房。”
“我们都申请了，还没有抽到签，还在排队。”大表哥抢先说。
大表嫂说：“薄书记真会搞，我们都不想回来了……”大姨妈打断大表嫂的话：“啰嗦！”
大姨妈真的怕大表哥他们不回来了。
“王书记，你原来在那里工作？”大姨妈接着问。
“我工作了几个单位……”王书记话还没有说完，小阙抢着说：“王书记1957年参军，1985年百万大裁军退伍，当了28年兵，然后，转业到一家军工企业当干部。他父亲是老八路……。”
王书记的父亲，是1938年告别妻子参加八路军的，当年19岁，1942年在八路军115师梁兴初手下当排长，山西人。到1949年解放时，30岁，当了营长，1950年10月在志愿军里当副团长，1952年2月牺牲在朝鲜，时年33岁。那年王书记13岁。1957年，18岁的王书记参军，1959年当排长。由于政治过硬，业务拔尖，又是烈士后代，被保送军大读书深造。毕业后，分到13军当连长。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任团长，荣立集体二等功。由于在战斗中负伤，1980年转到野战军医院任副政委。1985年百万大裁军，转业到西南军工企业任党委副书记至退休。
小阙接着说：“王书记退休后，坚持每天到公园锻炼，久而久之，结识了经常在那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李姐他们几个人。王书记在了解李姐他们后，也对现在社会的乱象表示担忧。王书记觉得，应该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开展更多更广泛的宣传活动。于是，2006年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成立了。”
王书记接着说：“开始时，我们只有9个人。到今年4月，我们已经发展到32个成员。现在还有3个大学生要求参加。这32人中，有下岗工人9人，失地农民6人，退伍军人5人，教师3人，公务员2人，大学毕业生3人，退休干部4人，其中，党员17人。我们设想，随着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五周年活动高潮的到来，到年底，我们要发展到五十个成员。”
这时，汪姐突然想起，说：“哎呀，只顾听你们说话，瓜子花生都忘了拿出来大家吃。”
于是，她把那一大包礼品拿出来，把瓜子花生放到桌上，又把7个书包发给7个小字辈，剩下的一大包递给大姨妈。大姨妈推辞，坚持不要。
三姨妈开腔了：“大姐，城里人都是这样客气的，你不要，相反觉得你……。”还没你出来，二姨妈抢着说：“大姐，拿着，别让人家觉得见外。”
我帮大姨妈接过礼品，放到里屋去了。
王书记接着问三表哥：“你们两夫妇的情况如何，说说。”
三表哥说：“几年前我们三兄弟都在重庆打工，因为工头拖欠工资，我和二哥两家就到南方去了。”
“那大表哥怎么没走呢？”王书记又问。
三表嫂接过话说：“工头欠了大哥他们一万多块钱，而我们后去，只欠了我们和二哥他们四五千。我们就走了，留下大哥他们继续要钱（讨薪）。现在看，阴差阳错，他们还整对了。”
二表嫂也说话了：“明年我们两家人准备都到重庆去，离家又近，工钱又可以（公平）。那时，我们三妯娌又团聚了。”
宫哥问：“小舅有何打算呢。”
小舅说：“看一看，过一阵子再说。另外，北京的工钱比福建广东要付的及时一些。”
王书记又问：“大姨妈，你们每家一般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大姨妈说：“王书记，别老姨妈姨妈的叫，我的岁数比你小呢，多不好意思。”王书记笑笑。大姨妈接着说：“每家打多少粮食没算过。我们几家的地有多有少，反正五家人能打六七千斤谷子。”
“能打多少米呢？”王书记又问。
“有五千斤左右吧。”大姨妈答到。“够吃了。”大姨妈自言自语。
大表嫂说：“够吃？我们要是全部都在家里吃饭，你看够不够。别说还有收成不好的时候。”
王书记计算着：“五千除以十二，每月四百斤左右，你们五家十七口人，平均二十五斤左右，应该够了啊。”
大表嫂说：“我们八个壮劳力，每天每人起码一斤半，一个月要四十五斤，八个人要三百六十斤，剩下的他们够吃不。”
大姨妈说：“基本够了。农闲时可以少吃点。”
王书记说：“那现在可以剩很多哦。”
大姨妈说：“剩的都喂牲口了。我喂了四头猪，十几只鸡，八九个鸭子，一会儿大家去看看。”
“好！”我们齐声说。
于是，大家起身，向猪圈走去。刚走出院子，突然停电了，顿时乌黑一片。
“玉龙，快拿手电来。”大表哥大声叫他的儿子。
“玉龙？这名字起的好啊。哪个给起的。”何老师问。
大表哥说：“乱起的，字辈是玉，取个龙字，感觉好听就是了。”
小舅说：“有出处的：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毛主席写的《念奴娇.昆仑》。”
何老师问：“小舅，能背诵吗？”
“能。”于是背起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好！你在那里学的。小舅，太漂亮了。”何老师大声称赞。
“不好意思，何老师，叫我小何就行，我也姓何。”小舅绯红了脸，好在天黑，大家没看见。又说：“上学时学的。我喜欢文学。”
小舅妈插话：“人家是高中生。”有点不屑一顾的样子。
“怎么没上大学？”何老师问。
“差几分，没考上。”小舅妈帮他答道。
小舅说：“我跟他们说，‘玉龙’起的好，他们还不信。”
何老师说：“相当好！很有纪念意义。你们无意间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这时，玉龙把手电拿了过来，向猪圈照去。大家果然看见有四头猪睡在那里。
宫哥问小舅：“小舅，你们这里经常停电吗？”
小舅说：“我少有在家，不清楚。不过，每年夏收季节，我们回家收稻子，都经常停电。听大家说，因为城里缺电，所以就关我们农村的电，保城里用电。”
“哎……”宫哥叹口气。
“今天就这样了，王书记，水热好了，你们洗洗，明天再说。”二表嫂说。原来，二表嫂已经把我们的床铺整理好了。
大表哥叫玉龙：“玉龙，把油灯给何老师他们点起，把电扇拿来，等来电了好扇。”
“哎！”玉龙乖巧的答到。
王书记说：“不用电扇，这里好凉爽哟。下半夜可能还要搭被单的。”
大表哥说：“是的，下半夜很凉快的。”
王书记说：“好的，谢谢你们！明天再见！”
于是，大家散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姨妈就叫我起床，说：“王庆，叫王书记他们起来了，洗洗脸，吃饭了。”
“嗯。”我揉揉眼，答道。
大家起床，漱洗后，吃饭。
王书记安排：“大家把资料、用具清理好，吃完饭马上出发。”
我说：“不用了，宫哥和小阙已经准备好了。”宫哥平时就很细心。
小舅帮我们背起资料，要同我们一起参加宣传。不知几时，玉龙也跟在我们后面一起来了。
小阙问：“玉龙，读几年级了。”
“初三。下期读高中。”玉龙说。
“成绩怎么样，高中考上没有。”小阙问。
“一般。考上了。”玉龙答。
“为什么成绩一般？”小阙问。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监督和指导，我们又不自觉，偶尔也到公社打游戏，还帮爷爷奶奶干活。”他说的公社，就是上河场。当时是人民公社的所在地。
“谁给你们钱打游戏。”小阙问。
玉龙说：“向外婆要。”
小阙问：“爷爷奶奶呢。”
“他们不给，我到外婆那里去要。但是，经常都要不到，就在同学旁边看他们打。”
“不要去了。有空看看书，温习温习课文，多帮爷爷奶奶干点活。今后，我常来给你补习课文，行不行。”小阙说。
“不知道我和妹妹可不可以去重庆读书。”玉龙答非所问。
“你妹妹应该可以，你恐怕有困难，好像去那里读高中是要交很多选校费的。”小阙说。
玉龙说：“如果去不成，那希望阙叔叔经常来，我有问题也好问问。”
“对，要求上进。毛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这个意思。你帮爷爷奶奶干活是对的，这就是社会实践啊。”小阙说。“我和王庆会经常来的。还有，今后不要叫我叔叔了，我们年纪差不了多少，就叫我哥吧。”
“好的，这样更没有距离感。”玉龙高兴的说。
说话间，已经到了场口。
“王庆，到这里来。”我一眼望去，大表哥正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旁边还站了两人。我们赶忙过去。
“我占的地盘，还在玉龙的同学李浩他们家借了桌子。”难怪大表哥一大早出门，已经帮我们选好了位置。“这是李浩的叔叔，这是我的工友曾叔叔，他们都在重庆打工。”大表哥给我介绍了两位，我也给两位叔叔介绍了大家。
“吃饭了没有，大哥。”我问。
“没有，一会儿散场了再吃。快，把东西摆起。”大表哥急急地说。
我们赶忙把资料摆在桌上，挂起宣传图片，插好旗帜，宣传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三人过来看宣传图片。我们向他们介绍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他们茫然，转身就走了。
“怎么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汪姐着急地说。
曾叔叔说：“一会儿人就多了，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农产品卖了，换成钱；再买东西、看热闹。我们三人有很多熟人，我们帮你们宣传。”
“你们知道转基因吗？”王书记问。
“知道，我以前在广州深圳打工，看见有好多人宣传反转基因食品，去年到重庆也偶尔看见过，我家里还有资料呢。”曾叔叔说。
“哦，了不起，对转基因也感兴趣，别轻看了年轻的农民工。”王书记感叹到。
不多会儿，有人开始过来，我们不厌其烦的给农民朋友讲解。曾哥他们几个也很卖力。
“我们这里有转基因粮食吗？曾老弟。”一个农民大哥问曾叔叔。
“应该有，比如，包谷（玉米）就不能留种，还有豆子（大豆），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是不是转基因种子呢，我们听王庆他们介绍。”曾叔叔说。
我说：“下面我们请何老师给我们具体介绍转基因的来龙去脉。”
何老师指着一张宣传画说：“这是蒋高明教授的文章《咄咄怪事：美国人花中国人的钱打败中国大豆产业》中的一部分，蒋高明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伦恢复生态学试验示范定位研究站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1-1992和1995-1996分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恢复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生态学合作研究。他在文章中说： 2009年11月27日，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农业部批准成立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有媒体马上评论说，这意味着转基因小麦和水稻将很快作为中国十三亿人民的主粮，我国将成为首个将转基因食品作为国民主粮的国家。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种植的最大危害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这将会造成中国在自主粮食安全问题上任人宰割的危机。 我们这个担忧在大豆、油菜身上，不幸被言中了。而中国玉米、水稻正面临危机。中国一年的大豆产量只有1500万多吨，可1月份进口的大豆竟占国产大豆年产量的36.7%.。用国外的转基因大豆来挤压国内最优质的黑龙江大豆是为什么？然而，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声称转基因食品不存在任何问题，“虫子不能吃，人可以放心吃”，他们站在谁的立场上呢？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会对我们出口的食品中含转基因成分，会毫不客气地退回的。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菜籽对中国农民的打压，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也给我国人民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美国人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不是给人吃的，而是做饲料或工业原料。俄罗斯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的2005年的实验已经表明“转基因产品“会将人类逼向绝境”，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对目前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菜籽等农产品及其种子的情况进行清理？文章最后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转基因不是杂交，两者混淆不得。将转基因理解成杂交，是将复杂而严肃的科学问题简单化了。”
接着，王书记又简单介绍了顾秀林、陈一文、宫哥介绍了郑风田、我又介绍了吕永岩等专家、教授、学者的文章，曾叔叔把苏铁山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转基因问题关注团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并且说他在关注团里也签了名。小阙向大家推荐了视频：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何老师接着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有些坏专家、坏领导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时代搞水利建设，搞杂交水稻，提出农业八字方针，农业学大寨，都是为了解决全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现在坏蛋们把水利设施给破坏了，把土地给转卖了，粮食不够吃了，他们就搞转基因粮食来补充。但是，官员们不吃，他们有特供食品，还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都无一例外的围堵转基因食品，因为，欧盟、日本、俄罗斯等都不允许转基因食品上市。殊不知，转基因是美国对付我们的一个大阴谋，美国要想灭绝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大家答不答应？”
“不答应……！”大家齐声回答。
有一个农民大伯说：“要是能看到电视宣传就好了。”
“下次我们把《视频：转基因的前世今生》压缩成vcd拿来给你们播放，就更直观了。”王书记说。
小阙接着说：“我们翻刻几十张光盘，免费发给你们看。”
“好……。”农友们热烈鼓掌。
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你一言我一语，很是热烈也很嘈杂。
这时，王书记站在板凳上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于是大家静了下来。“我们带了一些宣传资料，有《毛泽东思想学习手册》和有关转基因的材料两本，现在发给大家，希望你们向邻居、向亲朋好友宣传：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让转基因远离我们、远离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把资料一一发给农友们，农友们争相索要，转眼间180多本《毛泽东思想学习手册》和140多本反转基因资料就发完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当头了，大家才感到满身是汗。幸亏细心的大表哥选了一棵大树当伞，不然非热倒两个。
赶场的人们渐渐散去了，我们收拾好用具，把留下的几本《毛泽东思想宣传手册》和反转资料送给了大表哥、曾叔叔和李叔叔他们三人，玉龙也要了一套。李叔叔要留我们吃午饭，大表哥说家里都准备好午饭了，要曾叔叔和李叔叔同我们一起回去，玉龙也邀请他们二人同去，他们愉快的答应了。
回到家里，大姨妈他们把饭菜都做好了，看见我们回来，就叫玉龙：“玉龙给王书记他们打几盆水来，洗洗脸，吃饭了。”
玉龙打来了好几盆水，我们洗过脸，准备吃饭。这时，汪姐开口问：“玉龙，这水怎么这样清澈凉快哟？昨晚天黑，我还没有注意。”
玉龙答道：“这是从后面山里流出来的。原来这股山泉很大，现在只能勉强够人吃。”
小舅解释道：“我们这个小平原，其实是一个盆地的底，四周是山，原来满山是各种树木，现在被砍了很多了。这里海拔200多米，跟县城差不多，四周的山海拔都在400多米以上，所以山上的水都流了下来。听大人们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修了水库，我的记忆里，水库没干过。但是，今年水库里的水位下降了很多，离水库远一点的水田都干了，那些农田基本无收成。”
王书记问：“为什么往年不是这样呢？”
小舅说：“这二三十年来，水库都是吃老本，老天又不抽威（下雨），山上的树又少了。水库承包给私人后，基本没有像样的检修过。本来水库是我们大家艰苦奋斗修起来的，现在农民要放水浇地，还得出钱，哎，那里的道理。”
“那个承包人，政府每年都拨二三十万给他修水库，他那里肯修，请几个人来做做样子，敷衍一下了事。”大姨妈抢着说。
小舅接着说：“有人说那个人也没有得那么多钱，还有上面层层克扣，还要交承包费，所以就收农民的钱来抵。”
王书记说：“你们的水人吃都不够，还给我们洗脸，要不得。那昨晚和今早都是用的泉水了？太浪费了。”
大姨妈说：“我们平时放在水缸里存起的，客人来了，总不能用田里的浑水给人家洗脸啊。”
小阙说：“那你们平时呢？就用浑水洗脸洗脚？”
大姨妈说：“是啊。把水从水库里挑回来，诤一诤（沉淀一下）就用。”
何老师接着问：“那今年的收成怎样。”
大姨妈说：“跟去年比，可能要少收三成左右。因为我们的田多数都在水库附近，出一点钱，放一些水来救急。那些远一点的人家就惨了，等水流到自家田里都干了，那个还敢出钱买水。”
曾叔叔说：“我们家就有两块田全干了，没有收成。”
李叔叔也说：“我们家也有。”
“哎！”王书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到：“农民太苦了。”又望着小舅，问：“小舅多大了，还知道农业学大寨。”
我说：“王书记，小舅比我妈小十岁，我妈49岁，他39岁。”
小舅说：“本来没有我的，由于二舅死去，大舅又当兵去了，家里没有男劳力，父亲想要一个男孩，于是，在我妈42岁的时候，1972年生了我。如果母亲还在的话都81岁了。”
这时，大姨妈过来说：“王书记，别摆（说）了，吃了饭再摆。”
这是一顿丰盛的午餐，有酒有肉。白斩鸡、魔芋烧鸭、卤鸡翅鸡脚鸭翅鸭脚、红烧肉、回锅排骨、清蒸河鱼、炒肉丝、炒鸡丁、腊猪耳、山菇炖鸡汤，还有几个小菜，地道的川味，非常可口。特别是凉拌马齿苋，蒜香微辣，酸甜可口，城里人恐怕是不容易吃到的。还有，大热的天在农家是少不了啤酒的。
“可口不？”大姨妈望着我们问。
“好吃得很！”我们答道。
“这些鸡鸭鱼肉米饭，绝对没有转基因，绝对没有喂饲料，都是绿色食品，大家放心。”小舅说。
“都是喂来自己吃的，放心。”大姨妈也说。
酒足饭饱后，大家来到院子的树荫下纳凉。
王书记说：“大家坐下，谈谈今天大家的感受。那个先说。”
何老师第一个发言，讲了对留守儿童的看法和怎样帮助他们的问题。小阙和宫哥都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对植树造林和环保问题对农村的影响讲了自己的感受。小舅对农村水利问题也讲了自己的看法。曾叔叔说偏远农村也应该重视转基因的问题。玉龙说他有幸认识了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老师们，并感谢大家的言传身教。最后，王书记作了总结发言。他说：“首先，对今天大表哥、小舅、小曾、小李、玉龙参加我们的宣传活动表示感谢，你们的参与对活动的结果和影响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是今后活动的起点。其次，还要对姨妈姨父舅妈们以及玉龙等小辈们对我们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活动，使我们了解了社情民意，知道了农友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没有变，共产党毛主席在农友们心中的地位是一小撮资改派的污蔑造谣所不能动摇的。今天的活动，达到了宣传毛主席、启发农友、团结农友、学习农友的预期目的。从中我们还从侧面了解了重庆、北京以及南部省份的农民工的现状，他们大多数是向往重庆的，也希望重庆经验在全国推广。对毛主席时代的水利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感到惋惜，更感到愤恨。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言犹在耳，对那些不顾农民生死的破坏水利设施的行为，我们要大加揭露，从而帮助政府更加注重实际，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还有留守儿童问题，更是迫在眉睫，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减少对城市“精英”的支出，鼓励更多的青年教师到农村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其他的诸如转基因问题、环保问题等，大家都有阐述，我就不再重复。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帮助。”
大表哥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就要走了，我们决定付大姨妈300元钱伙食费，大姨妈坚持不要。王书记说：“重庆干部下乡，每天都要付伙食费的，300元不多，是我们的心意。”大姨妈坚决不收。这时，曾叔叔说：“你们不是要打摩的回去吗，不用了，我们有摩托车，我和小李送你们，钱就留给大姐他们。”大姨妈勉强收了钱。
我们决定坐曾叔叔他们的摩托回去。
汪姐提醒说：“还是跟来时的周师傅打个电话，免得他们等我们。”
我们同姨妈姨父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我们上了摩托车，到了水库看见大姨妈还在向我们挥手，玉龙还跟着我们边跑边招手。顿时，一股热流涌向全身，我满眼热泪，不住的招手。王书记他们也擦拭着眼睛，不停地挥手。
再见了，大姨妈。
再见了，乡亲们。
再见了，上河场。
（2011.8.31.于县城）
声明：本文可以转载，不收费，但转载必须注明和出处。否则，将追究责任。（前一段时间在其他网站看到本人文章被盗用。）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