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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所谓左派或右派,而是过日子派,就是随大流派,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民政治活动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做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则不能随大流,必须有自己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必须主要代表社会中某些特定群体的利益,当然就有了与其它政治团体的区分,左、右之分也就产生了。
就个人来说,如果刻意关注社会,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家、政治、政策、政党等等这些社会政治形态方面的东西,就要进行分析、对比、选择,最终必然会产生自己的立场,于是无意中就进入了左、右之列。
个人也可能成为中间派,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做为政党来说,原则上不可以抱着骑墙的态度保持中立,因为立场不明朗的政党往往都是短命的。
一、左、右最初的产生与相对性
传统意义上左右派分类的典故发生在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上,拥护社会需要继续革命前进的人坐在了议会的左边,而主张不需要革命的保守派(保王党、立宪派)恰好坐在议会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这里所说的革命,当时指资产阶级革命。当革命继续向前时,即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时,左、右的具体所指又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倾向革命的为左派,相反为右派。当然,实际中比这复杂,像下面所说的有相对性。
对于“左翼”“右翼”称呼,有人说它们与左派、右派的意思是一一对应的,也有人说左、右翼同属于右派。我倾向前者。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界就是这种用法,如鲁迅为左翼作家,属“左翼作家联合会”(简称“左联”),提倡大众解放,反帝反封反殖,提倡走中间路线的小资们如“鸳鸯蝴蝶派”,大概算中间派偏右,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胡适为右翼学者。别看胡适现在有人吹捧,吃香起来了,当年的名声可不太好,他对西方帝国主义报着亲善的态度,跟着跑的人不多。而那些投降文学当然也属右翼,是极右。(投降文学有这个意思,即打不过别人就认输,不能白白送死,等以后“强大”了再说,有点现在的“生命权第一”的味道,就是范跑跑的那个样子)
左、右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此人将“反改革”者统称为“极左份子”,一扫而光,这种思想与行为在传统共产党人眼中当然算是右派,但在叶利钦眼中,戈尔巴乔夫最终也成为一名“改革路上的拌脚石”,当然也是一名“极左”份子,叶利钦终将戈尔巴乔夫一脚踢开。
知名学者,香港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用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方法批评大陆“改革”中的不良现象,被大陆“改革派”骂为“极左”,郎咸平说自己是正宗资本主义培养的经济学家,居然被大陆改革派称为极左,只能说这些所谓改革派右得不能再右了。
由此说明,左、右之称有相对性。
二、左、右的共存与失衡的情况与条件
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的涵义,在古代中国比较狭,就是改朝换代。古时,天子被认为受天命称帝,改朝换代自然就是遵从新的天命革掉原来那个天命,最早表达在易经中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汤王推翻夏桀及周武王推翻商纣王)。时值近现代,革命的范围扩大,内涵比古代丰富得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中国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做为重大社会变革的革命,其表现都是十分激烈的,理所当然充满暴力行为,如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都是大批义士们抛头颅洒热血,舍身而取义。这并非先烈们愿意掉脑袋,而是形势如此,别无选择。毛泽东定义“革命”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当时中国那种特定的环境中,这个定义是非常精准的,也一针见血地表现了当时中国的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早早完成工业化,在近代历史中,其实力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诸国,没有其它民族压迫本民族。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相对稳定,社会气氛相对宽松,能够容许左、右翼共存。左、右翼能各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代言。左翼倾向劳工,社会主义元素色彩比较浓厚;右翼倾向资本特别是大资本,衷情自由市场。[注1]两种力量相互制衡,起着协调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特别是西方世界自冷战以来的这段时间,显出了这个功能,这是有目共睹的。
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述这种左右翼平衡共存的情况却没有从来出现过,“中庸之道”不仅在阶级、群体利益面前被束之高阁,在公权力面前也被束之高阁。国民党建党之初是典型的左翼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曾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是国民党中的著名左派。蒋介石掌权,尤其是宁汉合流后,国民党转向成右翼政党,代表大地主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对共产党斩尽杀绝,“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是历史的真实,双方毫无妥协可能。(毛泽东所定义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如此,如国民党领袖之一,左派人士廖仲凯被代表右翼势力的袁世凯所暗杀,蒋介石枪毙国民党内“走第三种路线”的左派人士邓演达,后来又曾企图伤害宋庆龄以示警告,等等。
有极右就必然出现极左,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历史上极右在先,以后理所当然出现极左的报复,如各种扩大化行为特别是文革中“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等等,这些也相当程度地吻合“矫枉过正”这一中国文化思维方式。而眼下以改革名义鲸吞国家财产,对待劳工如驱羊驱马,经济运行中丧失民族利益,则又跑到右的极端,也算是历史对当年曾经极左的回应。
我们在此向前追溯我们国家近代以来这种左、右失衡的现象,是说明当年中国阶级社会间斗争的残酷无情与不可妥协性。这也从另一方面给人了一种启示——欲在中国实行左、右平衡式的西方宪政制度,起码在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中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是推行不下去的。如果以我们当时的实况与西方发展史做简单对比会发现,首先我们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几百年文艺复兴这么一个阶段,几乎不具备他们那种精神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从当时的世界格局看,先行进入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一个新生的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出现。[注2]因此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均大大落后的中国,那时当然也不具备上述发达国家那种左、右平衡共存的条件。
由此,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人们埋怨“忽左忽右”“极左极右”,也就不奇怪了。
三、现实中的(极)左、(极)右与左倾、右倾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按“左派”给自己定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方向把握得非常之好,取得的成功堪称奇迹。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前期,“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粗暴蛮横,可谓“左”到了极致。(个中原因很复杂,已超过本文范围,在此不表)这一系列的极左行为对催化哺育党内的右翼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右翼最终借助文革的失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今社会主流,单就这个因果关系来讲,确是历史的必然。
在上层中,右翼为主流,左翼完全被边缘化,并似将被彻底消灭。可令人未曾想到的是,这几年,左翼思潮却重在民间中悄然兴起,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力传播。对于这个问题,一位笔名为中史俞的青年学人写了文章《1976年以来的中国左翼的复兴》,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论述。这起码说明一点:左翼与右翼一样,做为意识形态,其产生发展与影响也是现实社会(尖锐)矛盾的反映,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些年,看见海外媒体报道,据传曾有政治遗嘱,欲在将来某个“适当的时机”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之类,今年网上又传出某退休前政要也说要将本党改名成其它什么党,——当然也不知真假。如果真是如此,也算是“右”得到了家。虽然这类档次的政治智商显得滑稽可笑,这类极右思潮在真实生活中加以实践,后果却是十分严重的,最典型的恶果就是前不久发生的瓮安事件。这个事件也给这些年的右倾风气点了一下刹车。
在此,可以对现实中极左与极右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极左的结果是亵渎并透支了革命,使相当一部分愿意的跟随者离心离德;极右的结果则是灭亡我党,将三座大山重新压在百姓头上。
对于“左倾”“右倾”这两个名词概念,有人指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都属于左派范畴,是左派中的意见分歧而已。[注3]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毛主席曾经表示:左倾,就是当革命形势尚未到来时,时机未成熟时,在革命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冒险行动;右倾,就是当革命形势到来时,看不到形势的发展,袖手旁观,拉革命后退。(大意)在中共党史上,将陈独秀列为右倾投降主义,将王明列为左倾冒险主义,二者都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害。左倾、右倾这两个名词概念现在并不多用。
四、当前对左、右的定义与区分
当前,左、右两派在互联网站上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那么,当前对“左”、“右”是怎样的定义并且是怎样的划分呢?有如下说法:
2002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对于全世界的政治光谱做出如下解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维护西方主导、亲资本的就是右;主张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对垄断加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西方侵蚀的抵御,就至少可以称作中间偏左。”这一解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这种解释应是符合当今实际的。可用下表进行对比解读。
中文互联网的左、右派 | |
左派 |
右派 |
网络上的左派,被部分人认为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认为一党统治同样可以实现民主制度。 |
网络上的右派,被部分人认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认为多党轮换才可以实现民主制度。 |
被称呼“左派”的人,其政治思想可能偏左,如反对贫富悬殊;亦可能偏向支持政治威权,如在军事上倾向于防御性鹰派(不惜以武力反台独,并不惜以武力阻止美军在台海问题上对大陆的军事威胁)。 |
被称呼“右派”的人,其政治思想可能偏右,如支持自由竞争;亦可能偏向支持政治自由,如反对极权主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比如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 |
很多左派自称支持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治国,但必须是任期制,间接选举和严格的反腐败体系相结合,以免形成独裁。一些激进的左派则认为当前的执政党已完全变修了,要推倒重来。 |
很多右派自称支持党派竞争、权力制衡、普选的民主宪政机制。主张共产党还政权于宪政体制。一些激进的右派则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响应“人权高于主权”,不惜引进外国势力铲除当今执政党,建立“民主制度”。 |
有部分人认为有的网上左派更倾向于毛泽东式的政治经济结构,有的则可能支持中国大陆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强调机会均等,公平,公正。反对贫富差距过大。 |
有部分人认为有的网上右派可能支持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有的则可能支持中华民国训政时期、新加坡现阶段的“儒家传统”的统治。 |
此表来自《维基百科》,还是比较准确的,本人在个别地方根据近年的变化进行了一点更新。
左、右还有一些截然分明的不同点,如右翼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基本报以排斥的态度,而左翼则报以肯定的态度;再如当前右翼比较鼓吹普世价值,否认集体主义,而左派对此嗤之以鼻。双方分歧明显,在原则问题上水火不容。
左、右也有某些共同点,如对官僚资本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贪腐行为,都报以坚决抨击的态度。还有人认为,官僚阶层在“官倒”及“改制”中都非法攫取了巨大的国民财富,将来不论左派掌握政权还是自由派掌握政权都会追究这一历史遗案。这也应是共同点。如果真会这样,那么这巨大毒瘤将是未来社会难以逾越的一道门坎。但是实际上,极右派往往是对瓜分国企持赞成态度的,如厉以宁。
四、其它
左、右对未来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呢?即,假设社会任凭贪污腐化继续发展,上层建筑中再次发生“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事(当然,现在看起来在相当时间内不会发生),各自的总体立场如何呢?——左翼普遍力主“打倒走资,解放工农”,右翼则普遍力主“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但是更多的人则报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看热闹,看看推倒重来是怎么回事。其实,将来不管出现哪个方向的“革命”,其结果极可能根本不是人们现在兴高采烈期望得那么美好,极可能是灾难性的!动荡的结果不管哪个派、哪个阶层都承担不起。为避免动荡,有人提出“第三条路线”,或“中间路线”。这一说法当然有自己的根据,何况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否行得通,本国尚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算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吧。
最后提一下,看见 曹锦清 教授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传统中属于“中左”,即中间左派,如孟子对贪官的抨击,提出有恒心有恒产这样一个理想的小农社会,再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看来 曹 教授所说的是对的。他说,为什么鼓吹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总是影响不太大,原因于此。本人对当今知识界(特指文科)的印象比较糟糕。如果情况果如 曹 教授所言,这个传统现在仍然如此,则甚感慰藉。
关于左、右及其它就简约地谈这些吧。这也仅仅是个人看法,供诸朋友交流参考。
(原作于2008年8月5日,2011年9月3日修订)
注释
[注1] 按这种说法,即“左翼倾向劳工,右翼倾向资本”,照这种“左”“右”划分,则台湾民进党倒是“左派”,国民党反而是“右派”了。其实并不然。真正的左、右派虽然可以各自标榜代替什么哪个阶层,但对本民族的利益应是共同维护的。而民进党及代表人物陈水扁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搞台独,其实不过是在某种标榜之下,为一己图私利而已,陈氏本身也是小岛上最大的贪腐份子。因此,将其归为极右或形左实右更为确切。
[注2] 这也是毛泽东提到的“老师打学生”的情况,这一情况现在也没改变,也是后发劣势。当前仍有相当多的党内外文人发挥墨水的力量煽动鼓吹宪政,在当前这种基础上如此模仿,其结果仍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就眼前来说,专制,是权力的大小决定资本大小,如官倒;宪政,则是资本的大小决定权力的大小。
[注3] 将阶级概念引用到左、右之分,则将左翼、右翼归于右派的范畴,将左倾、右倾归于左派的范畴,这当然说得通,但显得繁杂。如果按某些共性划分(如表中的情况),应可将挂“左”字的统统归于一大派,挂“右”字的归于另一大派,这在现实中也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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