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殖民主义借洋奴主义在中国登基
——再论美国新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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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篇《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于近期见诸光明网之后刺痛了中国洋奴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口水，仗着人多势众通过微博、博客甚至有人直接撰文，以鄙夷指责谩骂的口吻对本人发动了一场罕见的群起而攻。
但遗憾的是，发表此文的光明网居然也惧怕众怒，他们在网络舆论风生水起之际迅速删除此文，以图明哲保身置身事外，而这种作法只能让他们成为立场不坚定的骑墙派，以至于在网络上得到了“光明左使”以及“光明网不光明”的绰号，而整个左翼阵营也集体缄默，以至于使我成了一个独战风车的唐吉歌德。
我是不擅长也不喜欢拉帮结派的，真正自由的思想应该是发之于内而非束之于外，是不会被外部的关系所支配役使的，我赞同你只是因为我和你一致，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党，或者说，是因为我们一致而成为同党，而不是因为成了同党，就必须服从一方而保持一致。
有人称我是极左，有人称我是毛左，还有人称我是新左派，对此我进行过多次的回应，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向前派，是拉车一派，左了就向右发力，右了就向左使劲，我是独孤求派、独孤一派，我的目标是让中国这艘大船安全向前，让地球变成全人类和睦相处的家园，只是因为，我是中国航船上的一名乘客，也是地球村里的普通一员。
谁的观点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世界和平，我就支持谁——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反对右派而支持左派，在那个问题上可能会支持左派而反对右派，而在有些问题上，甚至我对左右两派都加以反对而主张跳出左右之争，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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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我们很多人由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们的思维则是喜欢接受倾向性的信息，这种倾向性则来自其既定的认识、主观的情绪、个人的直觉和经验甚至是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
由于社会分工的限制以及个体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差异，每个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难以确定认识的真理性，于是人们习惯于通过他人来验证自己的认识，只要有人和自己观点一致，他们就会呼应并联合起来并以这种人数的优势从而压倒不同的观点，以此来确信并维护自己的认识。
这种现象进而产生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而这个原则本身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支配少数”而产生的，而事实上，真理在发现之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实践的检验，真理必定能赢得大多数，所以，真理暂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与“少数服从多数”并不矛盾，因为真理必定最终掌握群众。
任何真理都有一个从自认到公认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真理的发现者担负起传播和证明真理的使命，因此，真理的发现者必定首先自以为是，而后通过传播、实践和证明，发展成群以为是、乃至最终实现皆以为是，这就是真理掌握群众的过程。
但在真理发展之初，由于群众习惯思维和落后传统势力的影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必然和大多数人的认识相矛盾，从而演化成真理和民意的对立，这种局面常常使得真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民意却仗着人多势众而大行其道乃至谬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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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虽然不代表真理，但却是孕育真理的土壤，是真理的母亲，在社会科学领域，真理常常被思想家们所发现，谁发现真理，谁就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进而通过思想的传播以沟通民意，最终使民意和真理的矛盾从对立转化为统一，最终实现真理掌握群众，群众也掌握真理，这样才能推动人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
由于民众是社会直接的构成者和参与者，他们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和组织，能够直接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像我们的身体能够直接感受外界的刺激一样，因此，民意是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是社会机体的信号系统，它因此而具有信息反馈的功能，可以反映各种社会问题。
但民意的局限在于，它能够充分反映社会矛盾却不能根本解决矛盾，要解决社会矛盾则需要心怀良知的思想家们进行系统创造性的思考，产生新的思想主张和理论体系，并诉诸于政府这个社会的神经中枢，进而通过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形式产生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既要重视民意，又不能被民意所裹挟，正确的态度是在尊重民意、采集民意的基础上，组织思想家们进行辩证的系统的思考，从而产生系统的解决方案，诸如中国的高房价问题，绝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而且牵涉到低收入群体收入低、投机炒房乃至土地财政等系统性问题，而政府在民意的裹挟驱动之下就高房价本身进行调控，则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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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木，民意是土，二者的对立不是利益的对立，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对立，是脑袋的对立而非口袋的对立，是相反相成相互为用的对立统一，正是因为这种对立，思想家的思想才和民意发生相互作用，实现互动沟通而走向统一，使得民意经由思想家的头脑而不断培育滋养并完善真理，也使得真理最终掌握民众的头脑而赢得民意。
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喧嚣掩盖了天下大义的信息时代，在这个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类的思想精神造成残忍奴役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名利欲而丧失圣贤气的市场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富豪精英和权贵官僚们开始象那些舞台上演员和明星靠拢而追求赢得掌声、喝彩和欢呼了，而真正的思想家却对此不屑一顾。
为了真理和大义，思想家们可以象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穷困潦倒的马克思那样舍弃个人的利益——《资本论》的稿酬却不能支付写作它所耗费的雪茄烟钱；可以象毅然决然力排众议逆流而动发动文革的毛泽东那样舍弃自己的名——任凭千秋功过，交与后人评说；可以像那一个个在革命的烈火硝烟中舍生取义的英雄们那样，为了构建理想正义的社会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乏圣贤、英雄和义士，他们尊奉大义而轻名利，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情怀已经汇聚成我炎黄子孙的圣贤气和英雄气，构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与他们相比，一群洋奴们的谩骂侮辱乃至群殴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些信息时代的所谓流言蜚语，不过是战争时代的枪林弹雨，而战争时代的舍生取义也就自然升级为信息时代的舍名取义，让那些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名利而置大义于不顾的小人、奴才和伪君子们纷纷躲进鼠窃狗偷的角落里去吧，我将在光天化日之下特立而独行，别告诉我什么众怒难犯，我就是要犯一犯这些众奴，我喜欢看到他们从奴而进化成真正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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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者，有家奴，也有洋奴，他们的肉体都已经站立，但他们的思想却在地上长跪不起，他们仍在遭受着奴役却不自知，他们的精神都不能自主，而是被权力、利益和资本所主宰，他们一个个利欲熏心，纷纷拜倒在金钱、权力和名声的脚下，就是不拜义。
当人尊奉道义，道义也才驱动人，从而使人的思想精神真正获得解放，但遗憾的是，由于道义长期处于对个人没利的困境，这种“义不能利”的局面使得义在人类的心中丧失了市场，而利欲却统治了人心，使人的精神遭受物质的奴役，人本身也沦为奴隶，这群奴才的共性就是追求个人的名利而不顾大义。
家奴是在家得势的奴才，而洋奴则是失势而叛国的奴才，如今，这群连公民都不是的洋奴们却高呼着民主自由的口号四处叫嚣着，他们哪里知道，当他们的脑袋被西方的这股自由化思潮所驱动的时候，他们的头脑已经沦陷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了。
洋奴主义是殖民主义扩展到中国本土化的产物，是向殖民主义投降了的俘虏，是被殖民主义收编利用再反过来扩大阵营而继续扩张的汉奸队，是殖民主义图谋在中国社会登基的铺路石和垫脚石，是以华制华战略以遏制、支配和殖民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先遣队，和骆家辉一样，他们的肉体虽然是中国人，而其思想精神却早已变成了美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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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活生血淋淋的现实，它是资本主义跨出国界向全球扩张的产物，是向外扩张着的资本主义，反映到国际政治上，则表现为图谋称霸世界的霸权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只有向外扩张才能缓解自己的经济危机，越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扩张的冲动就越发强烈，两次世界大战无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危机而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造成的，可以说，经济危机是殖民主义的壮阳药。
殖民主义的扩张一度在整个地球形成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对立，这一矛盾发展演化的结果是上个世纪在全球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是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成，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立的冷战时期。
虽然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结束了相互对立的冷战时期，但结束的只是冷战之“冷”，而绝非冷战之“战”，面对整个世界此起彼伏的战火硝烟和生灵涂炭，面对着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和导弹防御系统，谁能说这个世界没有敌对思维，没有孕育着战争因素呢？
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冷战时期的结束而将冷战思维打入冷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恃强凌弱弱肉强食而只能将地球变成动物世界的社会制度，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不能被人类自觉消灭，那么它将反过来给人类制造血与火的灾难甚至会消灭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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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在互联网普及覆盖的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以脑力劳动主导的精神生产方式正在孕育之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是共有共享而不可被独占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依赖的是人人都有的大脑，它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共产主义，是人类运用脑力劳动所从事的思想、智慧、创意、理论、文学、艺术等形式的精神生产。
而在整个世界肆虐的金融危机，也将因为精神生产方式而解决，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出金融危机，乃是因为资本不能驾驭和支配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因为精神生产方式以人脑为核心，而信息和知识资源也是共有共享的，只要生产出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就可以通过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形式而实现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无处插手的，既不需要购买原材料，也不需要购置机器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其知识产权和署名权都属于劳动者本人，显然，这种崭新的精神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丧失了用武之地，于是，无能支配精神生产的资本只好转入金融市场，依靠投机维持生命。
而一旦社会的主力资本转变为投机资本，资本就与人类的劳动、与整个社会生产相脱离了，这样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劳动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而资本生产出来的钞票越来越多，以至于钞票反过来淹没了财富，这就是滞涨的根源，也是全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因此，自觉发展精神生产方式也是全世界解决金融危机的唯一出路。
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这种生产方式也表现为全球性而成为全球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精神资源的无限性代替了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这种生产方式一旦驱动整个社会，人类就再也不用围绕物质资源而你争我夺了——只有精神生产方式能根治人类面临的整体性危机，只有精神生产方式能够在根本上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它将为全人类带来一个伟大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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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维方式的落后，不懂得辩证法的西方社会难以发现也难以理解精神生产方式，他们发明了电脑，却难以反观自身的人脑；他们发明了电脑软件，却不知道整个社会也离不开软件驱动；他们提出了知识经济，却提不出智慧经济；他们只善于兜售商品而赚钱，却不善于传播道义而赚人心，所以，别指望西方社会能够发现精神生产方式，也别指望他们能找到根治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
由于不知道根治金融危机的办法，西方资本只会沿袭他们几百年的思维习惯，利用军事战争、资本投机、货币掠夺、文化殖民乃至品牌垄断等形式向外部转嫁危机，将自己国家的困难转变为其他国家的困难，就像他们当年用船坚炮利敲开清王朝的大门而兜售商品一样。
因此，新殖民主义是正在整个人类社会内部发生着的深层运动，是决定整个世界格局演变的深层决定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穷途末路而进行的最后的垂死挣扎，如果人类认识不到这一历史规律，如果不能让西方社会认识到新旧生产方式的转换是根治国际金融危机的按钮，如果人类不能用自己的智慧、道德、良知和责任驾驭泛滥的资本，那么，就等着垂死的资本主义将全人类拖入一场乱世浩劫吧。
《智本论》相晓冬2011年9月4日于南京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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