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文物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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