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刊载了一篇非虚构文学，记述了李刚在深圳打工的生活经历，他打工的时间是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个别事件牵涉到 2005年。“牙齿晒太阳”是贵州的一个青年，那是他所开博客的名字，从未与我谋面，今年二十四岁的他经常在我的博文上发跟帖，反映了一个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苦闷。今年九月见他去佛山和深圳打工，写了一篇关于中青年农民工打工之纪实性的作品寄给我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在农民工在广东打工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此外他在我博客跟帖中零星叙述了一些他在那里打工的见闻，这些都不是系统性的社会调查，但反映了在底层打工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方面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希望关注的是他们提供的事实，不是他们的议论，如果把这二份相隔近十年的关于农民工生活的记录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来有变化，但变化不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所处的困境，这是整个社会如何对他们负责的问题。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看，这里也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在这个生产流程中，直接生产的劳动者是农民工。从分配讲，农民工得了多少。从消费讲，他们又处于何种水平，我再重复一遍，这里说的是最底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不是全部，在上海情况要好一些。再说，这许多年来农民工生活的状况又改善得如何。十多年来，南方地区蛋糕是在不断做大了，蛋糕分得怎样就很难说了。农民工称自己是“漂客”，全国这样的“漂客”有1.28亿，巨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是靠“漂客”们打工汇款回去维持生计，盖房为儿女娶亲的。即便如此，全国在农村的贫困人口尚有1.28亿，而前述1.28亿“漂客”的处境，即在城市安不下身来，其中有许多人农村也回不去，一旦失业，他们便成为流浪者。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会，如果在客地这些流浪者自行结合，由于他们过于年轻无知，很可能成为群体性的流氓无产者，许多社会治安问题皆由此而生。如果为黑社会所吸纳，那就会出现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性事件了，那对社会的危害就可能更大。系统地打击现存的黑恶势力，固然是当务之急，但如何从根本上铲除产生黑恶势力的社会基础才是解决问题的要领，否则的话，它会如割韭菜那样，割了一批，又长出一批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哥老会、三合会、天地会、青帮与红帮都是以流离土地的农民为其基本群众，社会的不安往往由此而来。如果被外来的政治影响所利用，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所利用，其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就难以言喻了。所以如何安置好农民工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要懂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是在上海和广州起来的，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就是最底层的工人群众啊！所以关注和帮助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是党天然的职责，是永远无法推卸的职责，离开了他们，抛弃了他们，党的生存基础也会发生动摇的。所以在做蛋糕的同时就要注意如何分好蛋糕的事，两者之间很难截然分割。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以后，农业劳动力流失，在大平原上还可以依靠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多少弥补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但在山区、在丘陵地带，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如果留在农村的都是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儿童，那么时间长了，生产就难以为继。现在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让青年们离开农村，不是如何坚守农业发展生产，现在不能只看到粮食增产的报道，还应该注意何以为继的问题，更要注意粮食减产的地区。虽说进口粮是调剂，但实际上进口粮的占比在上升。我们在看到大量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报道背后，还应了解一下许多地区农村在衰落的状况。在发展休闲和娱乐事业锦上添花的同时，如何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对处在困境中的工农兄弟可不能冷漠无情。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啊，不能要了 GDP，把自己的基础给砸了，不能把公社化时期留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全都毁了，目前农村水利事业的困境正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根基在动摇呀！现在先把农民工在底层的处境及其生存的状况告诉大家，怎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逐步改善他们生存的状况呢？从根本上讲，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共产党的政权是农民扛了枪送进城的；建国的前三十年工业化的基础是农民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支援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后三十年靠的是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善待农民，善待农民工，是中共执政的应有之义。所以怎么在做大蛋糕的时候，把分蛋糕的事想得周全一些，怎样才能更大地调动大家做蛋糕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民和农民工的积极性，可不能忘本啊！希望能听到各种不同的议论，活跃我们的思想，目的是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并且更加兴旺，更加发达。
（一）李刚的一篇非虚构文学的摘录
关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遭遇的辛酸，深圳可是打工者的圣地，《人民文学》去年第十期刊载了一篇非虚构文学，讲述了南方工业生活，本名李刚，此李刚可非 “我爸爸是李刚”的那个李刚，这位李刚是湖南永州人，毕业于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企管专业，信息工程和企业管理这可是当今最热门的专业了，但自2000年起一直奔走于珠三角打工为生，作品署名潇相风，这大概因为他是湖南人吧，他讲述了自己打工的生涯。国家对大学生没有统一分配了，大学毕业生通过就业踏上社会，最终还得靠机关和企业内部的熟人关系，没有内部关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便是靠同乡。在作品中说：“从二〇〇〇年出来，最开始的几年我都是和老乡在一起。记得来广东第一个夜晚就住在一个老乡那里。我并不认识他，他是老乡的一个老乡。第二个夜晚我又住在另一个老乡那里。在最窘迫的时候，我住过老乡的垃圾屋。在底层的打工生活，每个人生活都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这时‘老乡’就成了一个‘保险基金’，大家都往里投入感情和付出，急需时就偶尔支付一点。” 凭着他那张大学毕业证书，在黄江进入了一家电线厂，做搬运工，离开以后又去了一家台资的电子厂，在那儿当了机修，干了一年以后，去了深圳，找到了一个业务员的工作，由于收入呈负增长，于是又进了一个玩具厂。他便这样从A厂进B厂，从B厂进C厂。在二〇〇二年他又进了电子厂，以后又去电镀厂做了三个月会计，又到沙井的五金塑胶厂，以后在福永的电池厂当了车间主管，干了一年半，又去另一家电子厂在工程部做技术员，此后又跳了三次槽。他把打工叫做漂泊，在工业区的各个工厂漂泊。他写了一组诗《工厂简史》反映他打工的经历：
前半生，他进了一家电线厂
学会了搬运和打包
也学会骂娘和打架
然后进了一家电子厂
学习了修理机器和润滑
润滑剂和机油如何使用
这些本领他以后再也没有忘掉
然后又进电镀厂
懂得了形象是需要电镀
电金电银电七彩
电得全身闪闪发光
然后是电池厂
又见过不少短路的电池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家伙
说话不经过大脑
大脑不经过思考
总之，短路的家伙喜欢省事
喜欢快、喜欢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又弄明白了充电是怎么回事
充电的家伙免不了放电
后半生，他进了一家弹簧厂
现在他看起来更像弹簧
已经被压到了最低
每次上街，他总是出现幻觉
你看，满大街都是弹簧走来走去
这里说的打工的经历，看起来是人与机器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是打工者社会生活的缩影。
电子工厂生产的各种电子零件，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工厂，生产的工艺仍然是用烙铁进行焊接，而成年累月的焊接，使工人处于一个有毒的环境。其次就是贴片技术，那里成百上千的零件都是通过女工们一双手，最终变成一个半成品。故电子工厂还是一个女儿国。他在黄江的电子厂看到的流水线，每一条不足五十米长，有四十多名女工，密密麻麻坐在一起。她们在灯管下埋头绕线，插接端子，包扎余线，几乎每天在同一个位置，操作同样的产品。在流水线上作业是枯燥的，每天面对同一种产品，姑娘们对未来的梦想就在上面流走了。为了提高流水线的效率，把流水线的速度提到最高的限度，每分每秒逼着人们进行最快的动作。
工厂订货单多的时候还得加班，在一段时间还是无休无止的加班，工厂往往是白天黑夜二班倒，白班会加到晚上九点半，订单紧张时会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加班工资按基本工资1：1.1算，有的黑厂甚至按1：1来计算，这样的加班工人并不愿意，曾记录了在东莞黄江一电子厂关于加班的对话：“阿秀，今晚加班。” “又要加班!今天是星期天啊!”“没办法，要急着赶货。”“这三个月，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没得休息。”这是车间主管要加班，女工阿秀在机台上使脾气时的对话，主管也来气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加班，大家都要加！我也想休息呢。”如果是在计件工厂，那就无所谓正班与加班的区别。尽管一九九五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工时的决定，但老板们依然我行我素，国务院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之外为加班，工人每周的工时是四十小时，实际上有制度并不执行，国务院只管发布制度，也不管下面执行不执行。真要温总理来管下面如何执行，恐怕也难，现在我们规章、条例法令多如牛毛，究竟如何执行，也真是只有天知道，规章制度变成挂在墙上让人看的东西了。从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许多工厂正班的时间都是九小时或十小时，服装厂通常采取计件工资，加班也按正班计算工资，有一家制衣厂超负荷加班，据说倒下了十多个人。深圳这些年的经济繁荣，是无数打工者红眼球熬出来的。有个工厂出了一份墙报，叫《加班报》，创刊词的口号是：“我们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命运加班。”事实上，那么频繁加班以后，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为自己命运去加班啊！工人们晚上用手机通话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晚加班吗？”
工厂的劳动是二班倒或者三班倒，所以除了加班的问题外，还有倒班的问题。工人在白天班与夜班倒着来，在作品中告诉我们，“上晚班是辛苦的，给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带来了不可扭转的干扰，天天见不到太阳，你的白天就是我的黑夜，你的黑夜是我的白天。根据国家法定，晚班应给适当补贴。但是在我们的夜班里，只有满脸的痘痘和疲劳，看不到津贴。二〇〇〇年我在电线厂上班时，倒班的那天通常也没有休息，半天交换，就将班次调换过来。不同的工厂倒班的频次也不一样，有的半个月倒一次班，有的一个月倒一次班。对于特殊的工种和岗位，还会安排上常夜班。我在电子厂做机修时，曾连续上了三个月的夜班。在漫长的夜班里，看着月亮圆了三次，期盼着天空出现刺眼的太阳。”在白班与晚班换班时，宿舍的休息也会引起矛盾，白班中午下班回宿舍，夜班的人还在酣睡，白班的人吵闹和大声说话，便会影响夜班人员的休息，两班的工人往往为此吵架骂娘。同样情况，夜班的人中途回宿舍休息时，大吵大闹也影响白班的工人休息。另外夜班，因为人疲劳，自然纪律就差，因而巡夜就成为公司管理的重点，在凌晨一、二点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领导就在这时来查夜了。有时老总亲自来查夜，发现员工在天台上或藏在空调房睡觉，保安也离岗睡觉，他拍照给以警告和罚款。“这样一来，上夜班的工友相互之间便形成了一个警报网，一旦发现老总的小车出现在厂门口，保安就会在对讲机里小心地报告：各位注意，各位注意，老总来了。收到警报后，各车间的工友奔走相告，整理仪容，各就各位认真地干活。”实际上夜班的纪律更坏了，这是老板与工友之间在夜班玩躲猫猫的游戏。“某个夏夜，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情况，老总决定偷偷潜伏进去。”“来了一个快速的大扫荡。这次突袭收获颇丰，发现了两名员工在水房里洗澡洗衣服，将工衣晾在空压机的管道上;发现了三名员工伏在工位上打瞌睡，口水流了尺把长，老总拍了好几张全方位照片，他们还在熟睡，旁观的员工忍不住呵呵暗笑；发现了一名保安在岗位亭里睡觉，三名仓管员全在成品仓的角落里打呼噜，吹起了统一的小洋号；发现了一名生产部组长在天台上四仰八叉地睡觉;；一名QC员在小房间里一边抽烟一边看武侠小说；最离谱的是发现了三名工程部技术员躲在锅炉房里斗地主。这次老总气歪了嘴，铁青着脸狠狠地屌了大家一顿。”后来老总发牢骚说：“工厂不好管哪，关键是人不好管哪！”这实际上是工人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
除了倒班的问题，还有轮休的问题，每周有一天休息日，生产不能停顿，工人们的休息依次会排到周一至周日的任意一天，便于其他岗位的人员顶岗，不至于因轮休而影响生产，这样对工友来讲，周末不再是休息的代名词。这样的结果，在休息日，变成睡懒觉的日子，谁还去出行和游玩。问到工人们明天轮休，要干吗去？得到的回答是“还能干嘛！”实际上在平日工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都被劳动剥夺了，休息日被用来弥补过去的睡眠不足了。到了春节，工人们便忙着回家过年了。建筑工在农忙时还忙着回家赶农活，这就是农民工每日每月每年的生活。当然，工人有时还会搞一点恶作剧，与工厂开玩笑。介绍“前四年H公司收到欧洲客户的一份书面投诉：
“尊敬的H公司品质部：
你好。最近收到贵公司的一批产品，发现里面有一箱货物夹杂一块不明异物，略呈圆柱状，黑色，手感仿若泥土，有异味，另附照片，请查收并及时回复调查报告。
AB公司”
“经过仔细查询和现场询问，发现该异物就是大便。这件事轰动了全厂。谁这么缺德，有的员工私下里坏笑，谁这么牛逼，往包装箱里拉了一泡屎出口到欧洲，还被鬼佬称为‘不明异物’郑重投诉到工厂。”实际上这也是工人对现状一种消极的无可奈何的反抗。
农民工把发工资叫“出粮”，工厂在招工的广告上便这样写着：
“本厂诚聘大量车工和普工，男女不限，熟手优手，工资待遇优厚，包吃包住，出粮准时。有意者请联系。
X X制衣厂
X年X月X日”
对于农民工而言，“最大的麻烦在于出粮不及时甚或不出粮。每个公司的做法不一样。一般工厂扣压工资，当月工资，次月发放。外资企业相对及时，当月工资，次月十日或十五日发放。无论何时发放，固定发放周期都是工人可以容忍的现象。拖工资，是建筑行业中常有的事儿。”“二〇〇五年，深圳恶意欠薪案件频发，引发的集体上访达二百七十五批、八千四百四十三人次，占全市集体上访总次数的三分之一。”应该说，“各级政府都有责任保证工人工资的支付，无论工厂发生任何事情，首先要解决工人的辛苦工钱。”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请来的啊！
李刚是湖南永州人，去深圳打工的还是以南方湖南、四川、重庆、广西、江西等南方诸省为主。在作品中介绍的农民工打工生活的内容还有很多，仅这些便可以看到打工者在深圳和珠江三角洲这个打工圣地的生活。当然打工者的生活还应包括他们的饮食、居住、爱情等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有一些叙述，仅就上面这些相关的内容，深圳、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地区这些年的繁荣是什么人在作出贡献，在光辉成绩的背面，为那里繁荣作出贡献的农民兄弟们在那里的实际处境，竟是如此困苦、悲凉、无奈，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的搞笑也是那么幽默，令人捧腹，这样对待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毕竟难以为继，最终他们会以脚来表示自己的态度。民工潮会转化为民工荒，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在那里的待遇和生活，繁荣也会转化为衰落的，这个转折点，总有一天会逼近我们的。
从深圳地区看农民工在做大蛋糕和分蛋糕中的地位和状况（中）
这是牙齿晒太阳从贵州去广东打工的第一个落脚点，佛山的一个微型企业，是一个瓷砖厂，组装和切割瓷砖的机械厂，有二条生产流水线，工种有瓷砖打包工、搬运工、流水线上作业上下瓷砖的工人，加起来不过20个工人。
佛山市，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北部，明清时期它是与汉口、朱仙、景德并列的四大镇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陶瓷器是这个地区的传统工业，相传唐代在此得佛像，故名佛山镇。
工厂对工人实施的是计件工资，以打包工为例，打一包是一毛四，在这里打工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工人，打一包一毛四，底薪是2500，那么每天要打 800包，才能达到底薪的水平。他讲到一个老工人40出头出来打工，现在55岁，打了15年工，年龄大了，每天只能打四、五百包，他仍拿那个底薪的话，老板自然想着开除他了，他出来打工是因为二个孩子在外面读书，（现在大学收费那么高，中职、高职收费也高，教育质量又那么差劲，怎么对得起农民工的血汗工资啊！）牙齿晒太阳也是打包工，年轻力壮，打了200包便后脑勺出盐花了，可见这件事累人。
关于计件工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十九章，便专门讲了计件工资，他解释计件工资，是“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数量来计量。”还说：“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资效率，因而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55岁那个老工人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被解雇的。还说：“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强度的正常程度，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正由于这个原因，国家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个厂工人自愿接受十个半小时的劳动，超过国家规定二个半小时。为什么？因为一天劳动计件的定额高，那么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对工人的劳动强度和长度都延长了，实际上是摧残了工人的健康，缩短了工人的寿命，马克思对计件工资的结论是：“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换一句话说，计件工资是最有利于资本家掠取工人剩余劳动的一种工资形式，通过增强劳动强度来扩大甚至延长工作日时间，现在我们许多工厂的劳动报酬形式是采取计件工资，如服装行业便是，在建筑行业则是通过包工的方式实行计件工资，而且是层层转包。马克思说：“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以便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在当前我们建筑工程上的层层转包，那么贪污腐化、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便屡屡发生。现在年底到了，又是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工人索要欠薪的高潮了。尽管政府屡令禁止拖欠工资，但欠薪现象屡禁不止，问题出在包工制度上，这些层层转包的中间商，实际上是新兴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且许多工程的发包商是政府官员，往往是官商勾结、官商一体，使招投标成为一种形式，只如此层层转包过程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资金链断链，就会出现大量拖欠工资的现象。这二年高铁建设的腐败便由此而来，前铁道部部长刘铁军跌在这个层层转包的陷阱之上。年关近了，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又接踵而频发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能让计件工资、包工制度更科学一点、更人性一点。怎样压缩减少包工制，计件工资实施的范围，怎样维护工人、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尊严呢？能不能让一线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在这个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权，如何维护他们最起码的生存权，我想这些问题，应是摆在广东省领导桌面上认真思考的问题吧。
广东不是主张编制幸福指数来显示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吗？不知道在佛山打工的那个被开除的打工老头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接待牙齿晒太阳的老李夫妇俩一月加在一起6000元工资，他们的生活状态，幸福指数是多少，老李工伤被瓷砖砸坏脚趾，呆了十天就着急，他们有没有医疗、养老的保险，他们俩孩子的教育费用，是不是应算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内，看他们吃的、住的、日常生活的状况，他们每天在刺耳噪音、漫天灰尘里没命地大干快干，每天赶忙回家做饭，晚上吃完饭便睡觉，第二天又匆匆上班，话也懒得说的生活算是幸福吗？
再说，这个微型企业的老板，日子也不算好，吃的东西普普通通，这个厂里是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孙子也在做普通工，今年花了80万买了栋新房，也算不了什么，怎么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舒畅一些，从佛山这个小企业的状况，可以看到大家都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怎么才能为这些中小企业主和在那儿打工的农民工开拓出一条不是死路而是一条比较广阔的幸福大道呢？在税收，批发与零售环节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在工厂管理方面，地方工商部门，工会系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在这家微型企业打工的都是有十多年工龄的中老年工人，这许多年的辛勤劳动，能给他们的健康和晚年的养老生活带来什么呢？如何体现工农大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呢？这些疑问我还不知道它的答案应该在那里？
以下是牙齿晒太阳寄给我的文章，其中带有括号的说明是我插入的。
（二）牙齿晒太阳：佛山小厂里的中年民工
九月初来到佛山打工，暂住一老李那里。（说明：一个农民工，人生地不熟地到陌生人社会，要进入这个社会生产过程还得通过熟人关系，李刚在十年前是如此，牙齿晒太阳十年后从贵州到广东也是如此。）几番找工作找不到，他介绍我进他干的小陶瓷厂，说老板很好，不克扣工资，有个瓷砖厂和组装切割瓷砖的机械厂，加起来大约20个人，瓷砖厂打包、搬运工、流水线上瓷砖下瓷砖都是2500底薪，厂长开叉车瓷砖切割机维修上瓷砖5500底薪，包吃不包住，计件算工资，打包是一包一毛四，工人年龄都很大，搬运的超40岁。谈老板看他们干的多年让他们免费住在二楼，免费用水电，底下一楼老板出租给别人做仓库。他们住的这栋房子，臭烘烘，我初进去熏得人难以忍受，过了几天自己就闻不到气味了，等到我去深圳见飞儿时，他忍受不了我身上的臭味，叫我洗完澡再和他说话。这栋房子陈旧破烂，堂屋终日黑暗，天楼没有门，隔壁随时可以翻墙进来，厨房在楼下巷子边上，一个大锅里堆放着大堆柴草杂物，另一口锅边沿一圈厚厚的油腻，中间干净，有时来客人他们就在这口锅里炒菜，也作洗澡间。厕所厨房门板烂的薄薄的，下面穿洞，行人可以从下面清清楚楚看见里面的人，老李夫妇就在这里洗澡上厕所。他们每天回家匆匆做饭就吃一个菜，我来了每天两三个菜，我吃素食，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有天我不听老李劝买了韭菜，刚吃一口就差点呕吐出来，老李告诉我佛山这边的菜味道都很差，叫你不买你偏买。他们到小卖部买不知道什么油调和的便宜货来炒菜。老李被瓷砖砸坏脚趾呆在家里要10天了很着急，一边用别人请他给小孩看病送的酒给肿痛的脚趾凉快下，一边说两个孩子读书急等着钱用，多次劝他说有保底工资，他说没有，反复劝就多呆了几天。刚去的那天恰好有人来找老李给小孩看病，老李的爸爸正规中医学院毕业，所以老李也会一些。他问生辰八字后掐指一算说小孩从医院回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女的，对方说是对的，他小姨第一个看到他，老李说小孩的个性都跟着这个女的走了，然后对着小孩嗡嗡念堆听不清楚的咒语，拿着小孩父母的钱放到米堆里，炒了个蛋，然后燃香烧纸钱放在炒蛋里米堆里，小孩在其后，老李对着跪拜念好几遍第某某代传人老李求祖宗师父显灵以济小孩，然后让小孩叩三次头吃了炒蛋和米，收了一百块。老李过后对我说你肯定以为这些是封建迷信吧，我说我相信是科学知道这是祝由科，你医术那么好，干嘛不自己开个医店赚钱比打工轻松来钱快，他说每天没那么多人来治病，说这满墙壁的酒都是找我治病的打工仔送的，他们嫌弃医院收费贵都到我这里来，给我看了个笔记本记录着治病的口诀、《易经》算法，说我只要念句你家的渣豆腐煮不熟，你怎么煮都煮不熟，我问为什么，他说祖宗告诉他就是这样的。（说明：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巫医，通过祭祀活动来治病求药，巫是沟通人鬼两个世界的中介，借以和合祖先，保佑子孙的平安。祭祀，是一套礼仪形式，带有舞蹈动作，中国古代的周易，是通过卜筮的象数求得卦辞和爻辞而预言吉凶祸福的，这在农村还有它的传统影响，农民工进城打工，也就一起带进城了，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现在的医疗费用，农民工负担不起，他们又没有医疗保险，只能通过这些办法来求医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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