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耀邦与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一文有感
读“胡耀邦与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一文后，有些想法，下面仅谈两点。
一、看读者留言有感
有读者认为郭玉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右派掌权者把我开除了党籍，我仍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我忠于党，忠于人民，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决不动摇。” 就认为“郭玉锋同志铮铮铁骨、不趋炎附势、不昧良心，可敬可爱！”
对于这种说法，本人不能苟同。党内事情非常复杂，犬牙交错的各种阴谋诡计“多端”，36计的排列组合及变幻无穷的“计中计”，往往使人难辩真假与是非。但搞阴谋诡计者，往往都是不诚实的人。
郭玉峰既然在文中自述：“如硬不签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结果必然就是被抓起来。那时就更无申诉的余地。苗风林同志在中组部休息室也给闫晶明同志讲不要再坚持提意见了，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想再坚持也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在审查报告上写了个模棱两可的意见——不再提意见了。”但是，他后来又提出了意见，那么就与他说别人的“出尔反尔”一样了。他说是“在威胁下被迫签字”，但无论如何还是承认自己签了字的呀！既然自己签了，后来又不认账了，也就没有了“铮铮铁骨”。
周恩来曾经提出的共产党员的“五不怕”精神，在郭玉峰那里没有体现。倒是体现了战争年代的叛徒风采。当年的叛徒，一旦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并出卖了同志，即使后悔也已经晚了。郭玉峰的“出尔反尔”，使读者很难辨清他那篇文中哪句话是真的。
二、读文中关于毛泽东的一段话有感
文中“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是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是王明掌权的时期；直到1945年“七大”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遵义会议是1935年，那次会议只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党内始终是少数（但他善于团结大多数人一起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斗争，包括团结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事实上，真正无私的人，直到现在也是少数。红军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了我们党残酷的经验教训，并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带兵，才能打胜仗！
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才真正使全中国人民看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才使毛泽东最终成为了亿万人民敬仰的领袖。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35～1945年，间隔10年，许多人正是故意混淆这个时间差来对毛泽东进行造谣、诽谤和污蔑，并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人民群众的。
延安时期的肃反扩大化，和延安整风时期的滥杀无辜，始作俑者是康生，而康生的顶头上司是王明。毛泽东当时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不能得到落实，不但是因为毛泽东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而且还因为毛泽东讲民主，不做独断专行之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现在社会上别有用心者造谣说：“因为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就一直掌权，所以所有坏事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干的。”纯属无稽之谈。
“胡耀邦与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一文，所述事情跨越文革前后，是非曲直很难判断清楚。但本人以为，对文革应该有个正确认识，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针对的仅仅是“一小撮走资派”！
从实力对比上看，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相比，更是“一小撮”。尽管实力比不上“走资派”，但毛派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毛泽东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读马列的书，最好读原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文革中的其它指示有：“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党内存在的“两个司令部”问题，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文革中发生的许多坏事，是毛泽东干不出来的，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去干的。实际上，那些坏事中的一部分，是在反对毛泽东的另一个“司令部”的指挥下干的，而另一部分，是毛泽东想要揪出来但没来得及揪出来的内奸们（以康生为首的，当年支持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人，他们一直隐藏得很深）干的；但毛泽东死后，那些坏事，被别有用心的人都说成是毛泽东干的，或者说“因为毛泽东是领袖，是一把手，所以他是首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完全是别有用心。
30年前，曾经有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并把文革说成是“10年动乱”。乱喊一通，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文革。实际上，既然被称为“10年动乱”，就说明那10年是一个历史时期，10年中会发生许多的事（全中国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有些人干好事，也有些人在干坏事；但就全国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他们在执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1973年以后，曾经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年增长率最高的年代。某些人到底要否定什么呢？现在很明白了，那就是：否定人民公社和公有制。
最后，再谈谈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这天夜里，我彻夜未眠，望着铁窗、铁门，百思不解，在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国家里，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不办任何法律手续，即把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省部级干部送进了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居然关起共产党员来了，可笑、可悲！”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不应该是一位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说的话，似乎他对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本人曾经与一个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师哲（曾经在秦城监狱住过13年）有过一段交往，他提起毛泽东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句话“老人家，伟大呀！”问起他文革期间的牢狱生活，他说：“那是康生干的。”故事多多这里不多说了（后来，师哲出了一本回忆录“峰与谷”，感兴趣者可以一看）。而郭玉峰在秦城不是被逮捕入狱，只是政府要求他写交代材料，有什么可不满的呢？
说到师哲的13年牢狱之灾，本人突然发现：郭玉峰进秦城的9个月，恰好是师哲刚刚离开秦城以后不久。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到互联网上一搜，居然有如下发现（文写至此，其它本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三分区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委员，三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定唐支队副政治委员，三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三支队七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四纵队十旅三十团、二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二十九团政治委员，六十四军炮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师代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文革”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康生一手提拔的党羽。“文革”结束后，他拒绝对冤假错案进行审查、平反，遭到强烈反对。1977年被免职。后来，康生的问题被揭发出来，他也随之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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