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国同龄人，生于1949年11月。如今已年逾花甲，该是到了可以写回忆录的时候了。然而，我辈凡夫俗子，一介草民，颇值得回忆的，首当“吃饭问题”。
听母亲说，我一出生就很瘦小，“只有升子筒筒那么大。”这话母亲不知说过多少次，而且一边说一边比划，“打怀上你就一直喝稀饭。那年你父亲从广西回来，挑回来两大袋子钱，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钱。可惜，一袋子钱买不到一袋子米。”
我淡然一笑：“父亲也瘦小。”我以为主要是遗传所致。其实，父亲的瘦小，又何尝与“吃饭问题”无关？
我开始记事那几年，即解放初期那几年，“吃饭问题”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因为父亲不时可以喝点小酒。但是，每年春荒，还是以杂粮为主。大约1954或1955年，有一位“工作同志”在我家搭餐，是一位北方大个，一到吃饭时，就抢着吃红薯，把米饭留给我们吃。那些年，可能吃过“统销粮”、“救济粮”，也吃过“瓜菜代”，但断顿现象是没有的。
所以，童年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刻骨铭心的倒是每年的“尝新节”和第一顿新禾米饭的香甜。那时，差不多家家都种的一个品种叫“阳谷早”，它产量低，但生长期短，早熟，可以早几天“接新”。从它吐穗、勾头到成熟，变成一片金黄，父亲差不多天天都要围着田边转几圈。终于有一天，父亲掐回几支稻穗，供在神龛上，然后烧香化纸，念念有词祷告一番之后，才坐下吃饭，吃饭前先剥几粒新禾米，这就叫“尝新”。又过几天之后，香喷喷的“阳谷早”米饭终于端上了桌，啊！那种香，那种甜，那种回味无穷，没有春荒生活经历的人，是无法感觉得到的。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确定“尝新节”究竟是哪一天，也不知道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节日，但我终于懂得了父亲那样郑重其事祭拜的真正含义：既是敬告天地，也是祭拜祖宗，更是庆幸自己又一次摆脱了饥饿和死神的威逼！要知道，上下数千年，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每年的这个时节，有多少人挨不到这一天，就成了饿殍，横尸荒野！
所以，建国初期那些年虽然没有大饥荒，但从国家领导人到农夫村妇，都知道吃饭问题的重要！
大约1956年春夏，我跟父亲到田间看他插秧。发现父亲与众不同：他不是一蔸一蔸地插，而是一根一根地插，每蔸插三根秧苗，而且要插成一个三角形。仅仅两分田，父亲整整插了一天。父亲说，这是他的试验田，会高产。父亲心中有一个梦。他常对我们讲“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说现在的谷穗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长？那是因为洪水登天门时，狗身上的谷子全被水冲掉了，只剩下狗尾巴上那一点。父亲的梦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稻子从头到脚都结满粮食。可惜，父亲的梦并没有成为现实，他的试验田并没有高产。
1958年，我们那地方大面积推广一个新品种，我们叫“茼禾”，长势喜人，看着比往年都好，产量也比往年高。但由于个子高，谷多草也多，且容易倒伏，有的来不及收割，就在田里发了芽，而且米带糯性，好吃好消化，就是不顶饿。1958年红薯也是大丰收，可就是没有劳力挖，男女劳力都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去了。公社命令要在三天之内收完红薯，没办法，只好由老人赶着牛在地里犁，我们小孩跟在后面把犁出来的红薯归大堆，堆在地垅里就算完事。许多大红薯都被犁烂，有半截埋在地下。到了第二年锄小麦时，饥肠辘辘的人们，如果碰巧挖到一块烂红薯，那真是喜出望外，用手擦一擦，就迫不及待地塞进了嘴里。
1958年，中国农民的吃饭也吃出了新花样：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既不是今天某些人心目中十恶不赦的魔鬼，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最初的原因就是一种无奈，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以我家为例，父亲去了公社木工厂，母亲上了修水库工地，都在十里以外，我和大弟上学，两岁不到的小弟弟在托儿所，一家五口分在四处。然而地无论南北人无论老幼，都得吃饭不是？生产方式不同了，生活方式也只能与之适应。于是，只好采取办食堂吃大锅饭这种形式了。至于把它与什么“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那绝不是农民，而是离农民很远的“大人”和秀才们。
我们村里的所谓“大食堂”，最初只是几口大锅统一煮饭而已。去食堂打饭几乎总是我的事。每当我肩上扛着一筲箕饭往家走的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因为其一，不用自己餐餐量米煮饭了；其二，可以放开肚皮吃（几年后才知道一位一品大员也说过这话），而且每餐都吃不完；其三，同样的米，大锅煮出来就是香一些，饭扛在肩上，清香诱人，肚子里唱起欢乐的歌……当年九岁的我，满以为日子总这样过下去了。因此，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珍惜粮食，吃不完的就倒掉或任其发馊。
“雷打呢！”年逾古稀的奶奶一边嘀咕，一边把倒掉和发馊的饭收集起来，用水淘洗干净，再晒干，收藏起来。果不其然，“放开肚皮吃”的话音未落，这种好日子就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放开肚皮吃”那还只能是遥远的梦！
真正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在成立生产队之后。我们队共60多人，食堂就在下屋大伯家，他家最宽敞。这时饭菜都由食堂统一煮，而且排开五六桌，全队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在一起吃饭。对这么个吃法，不知大人们怎么想，反正我们小孩很高兴，真有点“其乐融融”的味道。试想，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吃饭，绝不仅仅是一个进食过程，其中还有文化，有礼仪，有人际关系，有社会结构。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吃饭，怎么吃，吃什么，就有一定的私密性。吃饭打破家庭界限，只是极特殊的情况：一是“吃血酒”，是战争动员会，只能有作战能力的人参加；二是清明会，只准有族人资格的人参加。我曾听父亲说过，有一年清明会，事先有人放言，说我们这一房一个过继的小孩不准入会。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伯，磨了一上午的马刀，然后一手提着明晃晃的马刀，一手抱着孩子进祠堂，硬是靠这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才取得了一个“吃饭资格”。如今吃食堂，不但消除了吃饭的私密性，而且人与人之间没有上下之分，没有宾主之别，岂不其乐融融？
不久以后，食堂由大锅煮饭改成分碗蒸饭。所有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定等定量，根据定量制成一个个量米的竹筒。没有实行餐票制，而是各人有各人固定的碗。上笼蒸饭前，炊事员在各人的碗里倒上相应量的米。这样，粮食——这种第一重要的生活物资的分配，在“大师傅”的举手投足之间就搞定了。当然，如果大师傅思想不好，他就可能从中作弊，或厚此薄彼，或以权谋私。作弊方法十分简单：量米时，手指弓起来从竹筒口一划而过，竹筒的米就堆起来，米就多一些；反之，手指挖下去，竹筒的米就凹下去，米就少一些。于是，上笼蒸饭前量米这道工序，就成了群众监督的重点。大师傅量米时，身边常常围着不少人，真可谓“众目睽睽”。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师傅做手脚，因为，“监督者”真正关注的，只是倒进他自己饭碗里的那一筒米，而且都希望大师傅给自己量得多一些。（当今那些侈谈“民主”的人们，从这种“煮饭人”与“吃饭人”的关系中，应该可以悟出点什么）
分碗蒸饭后不久，粮食标准又降低了一些，也就是每个量米的竹筒又锯短了一点。这就意味着饥饿开始了。每餐蒸饭时，人们不光关心量多少米，还开始关心放多少水了。有人要放多些水，以为即使不饱肚子也可以先饱眼睛；有人要少放些水，以为饭硬些顶饿；还有人“发明”了将饭蒸两次，第一餐不放水，第二餐才放水，蒸出的饭就显得特别多。
然而，总是摆脱不了的饥饿，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每一个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偷盗”，就是按我们民族“饥寒起盗心”的祖训办事。大人们是“大动作”，趁收割时偷偷地将谷子成袋的藏在田里，晚上再扛回自己家。“儿童团”是小动作，直接到稻田里用手将稻穗上的谷子撸到衣兜里。这种方法，我在弟弟的胁迫下搞过一次，哪知偏偏这仅有的一次就被生产队长抓住了：“你一个学生也搞这种事！今天中午停餐！”我不但当时无地自容，而且那天中午硬是没去吃饭。后来听母亲说，从那天晚饭起，我的粮食标准就提高了。现在想来，真感谢那位生产队长，不是因为他给我加了粮食，而是因为他抓了我的“现行”，抓回了我的羞耻心，才使我这一生成为仅有那么一次偷盗行为的人。我会永远记住他，他叫汪长文。
显然，偷盗不但不能增加粮食总量，而且不可避免要损失不少粮食，所以，饥饿仍在蔓延。于是，人们转而开辟新的觅食途径。首先想到的是上山。家乡是山区，山上漫山遍野长着蕨类植物，蕨根富含淀粉，用这种淀粉做成的粉丝，就是今天超市卖的绿色食品。那年月我们吃的可不是粉丝，而是蕨根的全部。蕨根外面有一层黑色而又坚实的皮，饥饿的人们不会顾及这层皮，连皮带渣磨成粉，加水熬成糊糊就囫囵吞下了。这种东西确实可以充饥，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然而比这更难吃的东西我都吃过。现在想来，那三年，我们的食谱是最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的，计有植物类：蕨根、米糠、红薯藤、辣椒叶、梧桐树皮、芭蕉芋、野菜……动物类值得一提的是：老鼠、蜥蜴和土地蚂怪……
有人水肿了。水肿的多是个子大力气大食量也大的人。我家一位大伯就是。他身材高大，力气也了得，锄田用的挂耙是他专用的，别人用不起，平时食量也比别人大得多，饥饿一来，他就“率先”水肿了。大队发给他黄豆，但他还是死了。我一直认为他是饿死的。谁知这次回家谈起这事，我大哥却断然否定：“他不是饿死的，他有关系，公社让他加工肠衣，他偷吃了好多猪肠子。他是生了一个毒，又没办法治……”
但我还是觉得他是饿死的，或者说他的死与饥饿有关系。
以中国之大，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人死于饥饿，这是肯定的，不容辩驳的。打开中国史籍，关于饥饿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不时出现“人相食”、“易子而食”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饥荒是普遍现象，饿死人司空见惯，饿殍遍野也时有发生。可是，共和国1959——1961这三年的饥荒却有些特别：整个社会秩序井井有条，每一个人（无论有无饥饿感）都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我经历的事实，没有人绝粮，没有人断顿，因而没有人流离失所、没有人逃荒要饭（就我们家乡而言），更没有人拦路抢劫，上山为匪，但是那种饥饿感却非常广泛非常普遍且不断强化。经历过饥饿的人知道，饥饿不但是一种客观事实，更是一种主观感觉或感受。作为社会群体，这种主观感受就会相互感染、传播、扩散、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强化，从而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社会情绪。
回顾我所经历的三年饥荒，我认为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一是人口过快增长，“吃口”在1958年后集中增加；二是1958年下半年后过度使用民力，在“鼓足干劲”、“干劲冲天”、“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卫星”等错误口号的蛊惑下，过度使用劳动力，打破了有忙有闲有劳有逸有张有弛的生物节律，如经常出夜工，经常搞劳动竞赛，一担挑三、四百斤等等，劳动力能量的过度消耗，必然导致同等能量补偿的需求；三是在极左政策约束下，农村养殖业、经济作物种植被严重削弱，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被破坏，导致食物来源过于单一；四是过度的林木砍伐，导致生态平衡遭破坏，原来的自然界食物链“断裂”。就在三年饥荒期间，我们家乡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现象：豺狗吃人，我们村先后有三个小孩被吃。1962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随着饥荒的过去，这种怪事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吃人的动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63年，我个人的命运发生一点变化，我考上一所县城中学，进城读书，把自己的吃饭问题从家里剥离出来，每餐三 两米 ，每月27斤，有了固定的粮食标准，然而，饥饿感却如影随形，天天与我同在。有个星期六，两个城里的女同学回家了，她们的餐票给了我，三钵饭我一餐吃了。在学校这三年，记忆中吃饱的只有这一餐。
1966年8月，我应征参军，当时我将满17岁，体检表上的记录是：身高 145cm ，体重75斤，这个记录，是“吃饭问题”在我的生长发育上的真实反映。我的个例是有些特殊，但在我们这一代，感到饥饿，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从而导致营养不良，却是有普遍性的。刚进部队一段时间，我们中队差不多天天中午都饭不够吃。中队长是个好领导，他看我们那样狼吞虎咽，你争我夺的，就说：“同志们放开肚皮吃，不够，让炊事班再煮。”有一天，炊事班硬是先后煮了三次饭。大约一个月以后，那种熟悉的饥饿感，才真正远离了我的大脑和躯体。
1969——1974年，我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驻防。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到处是石头山，最缺乏的是土和水，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聚居在山区的壮、瑶、汉各族，以玉米为主粮。日常的吃法是将玉米粒磨成较粗的颗粒，熬成玉米糊。在现在的城里人看来，这是最绿色环保的饮食，可惜的是，这里的“吃饭问题”比起我家乡来，更严重得难以想象。那五年里，我到许多群众家里吃过饭，看着他们每年秋后背着粮食到公社交公粮，开春后，又从公社将更多的粮食背回来。那五年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我所经历的1959——1961的大饥荒，就是这里人民群众的生存常态。五十年代，国家曾经将这里的部分群众迁移到湘桂铁路沿线平原地区，然而他们故土难离，不久后又回到山里，继续他们那种不以为苦的苦日子。
1975年，我在广西军区机关工作。有一天，叔叔和他的一位同事突然不期而至。“我们来制种，就在邕宁县。”——叔叔不无自豪地说。原来，湖南为了培育、推广杂交水稻良种，组织了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到海南、广西等地培育水稻良种。叔叔是公社书记，从与他的交谈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制种”这个词，才了解培育和推广水稻良种是一项多么宏大的工程！
其实，为了彻底解决吃饭问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南方水稻种植就普遍在探索推广良种。六十年代初，我们家乡相继推行的是“农垦58”、“矮脚南特”、珍珠矮“等，实现了矮杆化，但产量并不高。真正好的杂交水稻良种是1978年才开始推广的。今天，尽人皆知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听到的是关于杂交水稻良种的近乎神奇的传说，说有一人（也许就是袁隆平）当时在海南制种，上山方便，无意中发现不远处有几根野生稻，这以后才实现水稻的“远系杂交”。不管这传说是否真实，都说明了杂交水稻良种的来之不易。杂交水稻良种刚出来时，从领导到群众，都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当时，我们地区的地委书记是一位老实人，春播时，他亲自守住电话机，不停地往各县打电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摆播”，即硬要将种谷一粒一粒地摆放在苗床上，因而被干部们戏称为“摆播书记”。也是在1978年前后，在湘南某地田间地头，出现过这样的标语口号：“种不种杂交水稻，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这口号看来有点“骇人听闻”，这位书记也似乎有点可笑，但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才奠定了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快车道的坚实基础，奠定了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坚实基础。
1919年，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民众的大联合》，开篇第一句就是：“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简直就是一位中国老农的生存体验。
三十年以后的1949年9月，毛泽东这位三十年前的书生，此时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即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言了。面对如此沧桑巨变，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白皮书，把中国革命巨变的原因归结为“吃饭问题”。（注）毛泽东针锋相对批驳了艾奇逊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信心满满地断言：“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又三十年以后，杂交水稻推广普及，粮食问题基本解决，毛泽东已经长眠不起了。正当此时，社会上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紫阳高照，万里东风”的说法和十八个农民按血手印的做法。
再又过了“特别是”的三十年，2009年，一小撮牛鬼蛇神又翻出“吃饭问题”，在网上无休无止地散布“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觉得这世界很热闹，热闹得有点滑稽有点荒诞，所以我也来谈谈吃饭问题凑凑热闹。
注：艾奇逊的原话是：“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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