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并“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新中国成立时，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中国千疮百孔，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形势异常严峻。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饱经磨难的”、“被从几个方向上深刻撕裂的社会” (参见〔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赤贫和军事上的极度落后，给领导人富强国家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7页。)， 因此保障民生事关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人民群众能否拥护共产党执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期间，毛泽东大量审阅反映人民生活问题的文件，并做出批示，督促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末，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文章、讲话、批示、书信等总计超过130篇。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
的思想和实践契合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生理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民生问题的重点必须放在保障和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文化教育、公共安全等方面。
(一)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毛泽东一贯重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399页。)。后来，在谈到苏联的教训时，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与此同时，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显得同样迫切，1951年毛泽东为解决北京房荒做出批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131页。)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为此毛泽东多次做出批示。以学生健康为例，他曾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13页。)他还要求全国各级党委“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人民健康和城乡卫生状况。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开源节流是一项基本原则，但毛泽东强调，“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张湘忆(实习)、孙琳)
毛泽东同样关心就业、养老问题的解决。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他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9页。)，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第395页。)当得知有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道：“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73 页。)
在处理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关系时，毛泽东坚持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注意照顾不同利益。例如，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9页。)
(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建国以前，人民群众被封建、奴化和迷信思想所控制，文盲比重很大。为改变这种面貌，使广大人民成为具有更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新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就教育问题提出要求。
1951年2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提出，“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27页。)，把教育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当看到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时，毛泽东对有关负责人明确批示：“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等问题的报告，报告就五年内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提出了具体目标，即从 1952到1957年的五年里，“高等学校学生增加百分之二一八点二，增设高等学校九十五所……中等学校学生增加百分之二三○点四，增设中等学校三千五百所;小学学生增加百分之四○点九，增设小学七万所;工、农业余初等学校学生增加十三倍，扫除工农文盲一亿七千万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到党的八大以前，文化教育和扫盲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素质不断提升。
1956年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把下一阶段目标定位于“在全国各地区努力扫除文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逐步地举办工农业余小学和中学，保证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为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保障人民公共安全。
为巩固新生政权，根除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安全的土匪和反革命分子，建国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镇反行动，于1951年基本完成任务，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稳定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不仅是人民所需，也可以赢得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到1952年，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党和政府运用经济杠杆取得明显成效。
毛泽东还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为治理几千年来危害人民群众的水患，他多次就治理淮河、黄河、海河等做出批示，要求“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5、86页。)。 “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1页。)在他的要求下，政务院从1950年起，每年都针对主要江河的水患多发流域，大力开展水利建设，极大地“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1页。)。
二、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
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内忧与外患并存，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同建国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民生理论与实践都有明显区别，既要赢得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巩固新生政权，又要量力而行，以重工业为核心，保持对战争的警惕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与政治革命同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毛泽东把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遗留任务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步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内消灭残余的反动势力，确保国内和平稳定，还要对外抗击来自帝国主义的侵扰。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8页。)。与此同时，人民虽然为新中国诞生感到无比振奋，但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不安和焦虑。毛泽东曾描述道：“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8页。)这个时候如果不重视保障民生，就伤害了执政基础，新生政权不可能稳固。
解决民生问题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建国初期生产生活资料极端匮乏，因此利用当时的一切资源尽可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否认，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人民需要的满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于社会所拥有的现有物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正是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正如国外学者所评价的： “这个国家已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起步，经济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印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虽然不大，但却是颇为令人瞩目的提高。”(〔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7页。)
(二)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工业建设的大局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时期，如何利用十分有限的资金既保证工业建设，又同时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重工业是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心，一切建设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例如，1953年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里提到：“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 页。)这种思想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照搬苏联模式有密切关系，是当时对外政策“一边倒”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国家也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毛泽东指出：“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21页。)，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页。)。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保障民生，而且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
(三)毛泽东亲力亲为与中央领导集体群策群力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利用有限的时间与基层群众保持通信，耐心询问他们的疾苦，他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接济生活有困难的群众。1952年，毛泽东在给易南屏的信中提到：“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页。)“三百万元” 为当时旧币，相当于新币三百元。 1955年，在给谭世瑛的信中提到：“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 101页。)从1949到1956年，毛泽东以个人身份汇款给困难群众的信件就有数十封，这些资助未花国家一分钱，彰显了他对人民朴素而真挚的感情。通过书信，毛泽东掌握了人民生活的第一手材料。
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从具体实践出发，为保障民生积极努力。例如，周恩来曾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页。)刘少奇也在八大上指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作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三、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
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评价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赢得了民心，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
改善民生的实践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等等。”(〔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1954年湖南韶山乡全体农民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乡农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40页。)正如薄一波所言：“我国的工业化和我国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密切结合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所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这一事业不仅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同人民群众当前的切身利益也是一致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45页。)
(二)为完成这一时期的各项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民生的改善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加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的各项任务。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总结道：“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是逐步地提高的。……由于物价的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工资的提高，农村中土地制度的改革，城乡人民的收入都有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相当地改善了，文化生活也随着活跃起来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 页。)中国共产党在民生问题上取得的成绩，极大地推进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任务的完成。“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一种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同时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也为稳定国内局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为新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民生思想与实践具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最有决定性的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生问题做出很多艰辛而又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中国共产党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借鉴。从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到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积极改善民生，努力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当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也是处于探索当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性。
(一)照搬苏联的发展方式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成为进一步改善民生的最大障碍。
建国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在认识”。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这种观念导致中国与其他效仿苏联的东欧国家一样，在实践中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损害。虽然毛泽东等人一直对照抄苏联“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要求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且苏共二十大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等历史事件都为这一探索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然而随后出现的波匈事件、国内罢工罢课、大鸣大放等又令毛泽东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致使改善民生的各种努力中断。
(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民生政策重视不足，成效不明显。
一方面，由于国家把建设重点主要放在重工业上，导致一些地方偏重发展军事工业、机械制造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和商业，造成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够明显。这个问题在八大以后也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五反”运动过度打压民族资本，“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26页)这些失误对人民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三)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处在起步阶段，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准备不足。
如在镇反运动中，有些地方和干部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片面理解为‘宽大无边’，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使长期受他们欺压的群众感到不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47页。)。又如在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富农阶层，致使农村两极分化重新出现。毛泽东于1955年指出：“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55页。)
总的来看，1949-1956年毛泽东初步形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并积极付诸实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偏差，但依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贡献。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郑云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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