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毛泽东不懂、还是你们不懂经济？
——论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杨连旭
2012/1/17
今日的《凤凰大视野 七千人大会始末》题目很是引人注目，然而第一集尚未看完，却早已是怒发冲冠了：原来是找了几个混蛋在胡说历史、抹黑毛泽东呢。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history/201201/683be3cb-86f8-4330-8da6-474572286ee8.shtml
说他们是混蛋，没骂他们是畜生已经是很客气了！就以其中当时的刘主席之姚秘书为例。
众所周知，依据当时的体制，我国的国家主席是实权职位。然而毛泽东却早已去意已决，最后不顾党内外人士的极力挽留，死乞白赖地辞去了所任的国家主席之职。可那个姚秘书却信口胡诌说：是因为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于是发动了“大跃进”。
且不说“大跃进”本是毛泽东尚在苏联之时，由《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单就说毛泽东连现成的我国国家主席的实权职位都死乞白赖地辞去了，怎么可能去争夺什么虚无缥缈的国际共运的领袖，更何况人所共知：像斯大林那样的国际领袖必须由苏联那样的国家实力做后盾，而那时的我国，毛泽东一再宣称是“一穷二白”。可那个姚秘书竟然信口开河：毛泽东想成为斯大林第二。列位看官，你们说：这老家伙项上长着的那个是个什么东西，说是个混蛋不冤枉他吧。
混蛋们胡说历史当然是不值得听看的，可“七千人大会”的事还是应该关心的。结果，网上一搜，竟然找出了新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匆匆一看，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6570/237691/index.html恍然大悟：却原来那几个混蛋胡说历史、抹黑毛泽东的依据还是来自这里呀。
应该说：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依仗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外泄露了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一些历史资料，善莫大焉，然而也不知是其人是坏了良心，还是其它原因，却在其中不断地胡说历史、抹黑毛泽东。为此，还特别地一再强调“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之类，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谎言！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789608.html
看得咱老人家火冒三丈，差一点把村里泼妇找来大骂那一通!之所以如此，决不是因为：
一则，日前俺老人家在《杨连旭：他们为什么非要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201/285292.html中叫嚣“那些造谣毛泽东不懂经济的野种，倒不如宣扬说他们自己的母亲不会生小孩，那样更搞笑，更引人注目！”马上就被人置之不理而感到没面子，因为人家这书早就有了，现在只是新版。再说，人家也未见得就能看到咱老人家那义愤填膺之后的粗话。
二则，在中共历史上，论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成就，第一是毛泽东，至1959年4月就已亲自主持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经济建设长达30年，丰功伟绩自不待言；第二是高岗，其主持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无人可比。如今名气最大的陈云，仅仅是 1944年春才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了一年多的工作，而后1948年5月到1949年5月又负责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一年，且仅仅也都只是作为高岗在财贸方面的一个助手或大将而已，此前主要从事的是工运、密战和党务，其余，如周总理是以擅长密战、统战和外交而著称，刘少奇则以工运和党务为强项，邓小平却以政工见长，论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们均为建国的后起之秀。如今他们却都被宣传成竟然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神奇般地成了一贯正确、句句是真理的超级经济大师，而毛泽东反倒成了不懂经济、步步失误的门外汉。如此贻笑大方的咄咄怪事，俺老人家也是见怪不怪，并不恼火。谁不知毛泽东之后，我国就是无时不怪、无处不怪、无事不怪,早已成为国际玩笑了。
让咱老人家火冒三丈的是，针对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个历史谎言，早在20年前，根据《毛泽东选集》，俺老人家就论证了毛泽东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可时至今日那些具有直接接触档案、充分占有资料的所谓历史、党史专家竟然依然重复着，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之类的无耻谰言。
关于咱老人家与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个历史谎言的关系，那可是说来话长。1980年代中期，刚大面积接触到城里人，经常就能听到广大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们，一面心满意足地说着工资奖金如何增加、冰箱彩电怎么添置，改革开放多么伟大，一边津津乐道毛泽东如何不懂经济，怎样独裁专制，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多么贫困。其时，虽然心里别扭，可却又没什么依据反驳。
1991年，党中央江主席决定开展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咱老人家不幸被抽调去邻县当工作队。带着一个刚刚卫校毕业的小伙，于当年10月初进驻了该县闫深港村。
第一个月,除了村长每天来支应、支书隔三差五来访,分别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一番这是一个早就出名挂号的老大难村，从土改直到大包干，派性严重，历次运动都是重灾区，人人都是老运动员，所有工作队没有体面出村的、村里在外任职的官员就有十几个、两委班子如何不易之外，村里其余的人，就像是躲瘟神一样，远远一见到我们就走开了。
事后得知，其实村情远比村长和支书介绍的还严重，不仅文革期间，而且大包干后，都有非正常死亡，不仅偷盗成风、小学校破烂不堪、麦地放羊成为常态、经济活动自生自灭、打架离婚时有发生、侵街占道无人过问、集体机动地全归了个人、毁地买沙问题严重、提留统筹款长期拖欠、干群矛盾突出，而且土豪劣绅散布说：“工作队就来了两个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什么事也干不成。”
当然，就凭咱老人家自幼熟读兵书战策的功底，治理个300余户的千人小村自然不在话下，尽管经历了比《暴风骤雨》还曲折的过程，可半年之后，当群众送我们出村时，不仅那些问题已全部解决了，而且还查出了干部的贪污问题，改选了党支部，震惊了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惊动了县委。
其时，正值邓主席南巡讲话发表，一些县乡干部纷纷指责俺老人家少不更事、不计后果，搞得都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太“左”！不由你心里不郁闷。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个“左”法呢？当时既无相关资料，更无电脑互联网可查，手头只有一部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便通读一番，企图从中找到答案。这当然是在缘木求鱼，然而却有了意外地惊喜发现：毛泽东哪里是什么不懂经济呀，却原来还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呢！
就这样，俺老人家奋笔疾书成《论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一文。以当时的政治氛围，自然是没有刊物肯刊登的，可却在1993年市委《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活动中获奖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不只是受仅有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条件所限，更主要还是那时咱老人家尚处在思想幼稚时期，不仅为文粗糙，许多遣词也不准确，而且关于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引用原文多、分析的既少、又不深不透，也没有具体事例，相当于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没写出来的。
尽管如此，俺老人家也是在春节过年之际，不惜气力时间，翻箱倒柜找出当年草稿，打字电脑上，目的就是立此存照，不怕看官哂笑，只请大家解答：
20年前，一个农庄青年仅读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就粉碎了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个历史谎言；20年后，一群以党史为生的人竟然还在依旧重复着毛泽东不懂经济这个无耻谰言，他们究竟是无知无耻，还是如当年周总理怒斥的叛徒：操守还不如妓女！亦或像村里臭皮匠所指出的：“那些抹黑毛泽东的人，他们的嘴呀，还不如得了性病的窑姐的那个。”呢？
答案究竟是那个，就请大家边看便想吧。
论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杨连旭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军事的竞赛。
——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长期战争中，也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成功的以极其微薄的经济基础，神奇般地支撑了空前绝后、旷日持久、规模庞大的战争。
战争时期的毛泽东经济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贯穿着生产和人民的观点。
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军事社会化是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也注定了他从社会前进中统驭战争夺取胜利的天才。这伟大的天才来源于伟大的实践。
（一）
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正确把握战争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认识经济在战争中得作用，既反对单纯的军事观，也反对单纯的经济观，实现了经济、政治、军事的统一，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就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而言，战争决定于政治经济、服从服务与政治经济。但在历史的阶段性来看，战争又决定了政治经济，经济服从服务于战争。毛泽东正是从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和战争运动的矛盾中，把握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从战争的全局认识经济的作用的。
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最后夺取全面胜利的长期战争，在遭受国内外反动派联合围攻的即残酷环境和极恶劣条件下，独立自主展开的，战争中的经济问题一直突出地存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他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实践的深入而完善的。应该说，战争开始之初，毛泽东即极为重视经济，他把地方的农业经济列为了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列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直接条件之一，并提醒“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的注意。”（《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但这时，毛泽东的所谓经济问题，主要还是部队的给养问题。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日用品十分缺乏和昂贵，“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战争的发展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着内容丰富的经济问题成为了现实，毛泽东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了。“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由于全面认识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和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于是，毛泽东规定了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中国共产党是在“左”右倾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成长成熟的。正是毛泽东在斗争中得一贯正确，奠定了他的领袖地位。这种斗争同样表现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
“左”倾思想以最坚决最彻底革命的面貌出现，不易被识破，颇能盛行。毛泽东将其作为首要的危害。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毛泽东指出：“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批判“左”倾单纯军事观的同时，对右倾单纯经济观更毫不留情。“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他痛斥道：“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强调：“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就是在与“左”右倾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与革命战争相适应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既反保守又反盲动等基本经济政策。
毛泽东思想是以系统辨证方法分析事物，对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也是这样。他指出了土地革命、文化教育、政府工作等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真正表现了他的弹钢琴式的工作思路。
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行动，取得理想结果。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获得了辉煌成功，就在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二）
在组织领导上，毛泽东坚持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倡导公营、尊重私营，动员和依靠人民、尊重群众，实现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
中国革命是沿着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获成功的。战争的主战场长期处在农村，主要根据地在农村，一切工作都是以农村为基本依据而展开的。经济工作，也是如此。
计毒莫过于绝粮。反动力量对革命的摧残无所不用其极。“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出路何在？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深受人民拥护的，是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更是威力无穷，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样一支大军，只有统一步调，才能发挥整体优势。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根据地、解放区分散全国，更由于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一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中国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以个体经济为主。“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所以，“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军队屯田自古有之，但是最彻底、最成功者，莫过于毛泽东。“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共产党员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自己生活，似乎已成定论。但却是错误的！毛泽东是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统一论者，他指出：“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他提出：“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当着公营经济建设起来形成规模，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之后，毛泽东由衷赞叹：“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是冷静的，他清楚：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 （《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虽然毛泽东尊重和奖励私人经济，但他对其危害却也认识深刻：“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他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合作社如此之重要，毛泽东也坚持群众观，以自愿为原则。他认为，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他要求：“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并指出：“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由于毛泽东始终以很大的精力倾注于合作社的发展，使合作社多形式、多内容发展壮大。这样，就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了一支劳动大军。对此，他满怀激情、大力讴歌：“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毛泽东就是这样，立足军事着眼经济、立足军队着眼群众、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领导着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
(三)
在管理方法上,毛泽东坚持计划、尊重市场，调控流通、利用市场，充分发挥干部优势和组织作用，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实行必要的干预。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战争时期的农村，物质基础之瘠薄、生产力之落后、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残酷，都是难以想象的，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就必须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使有限的生产要素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充分发展生产力。
应该说，在个体经济为主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建设大道充分发挥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至今经过长期的和平年代也未能圆满的解决，然而在战争年代的私有制条件下，毛泽东却创出了奇迹。
毛泽东认为，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他指出“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不难发现，毛泽东是主张有计划发展经济的，尤其认为：“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但这种计划经济绝不是包罗万象的、全部的精密，而是适当的，限于某些主要事业的计划。同时，这计划又是以市场为基础而制定，这市场不仅包括我区境内市场，而且包括境外敌区市场。“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农业上：“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那么，对于公营和合作社之外的经济成分，尤其是个体经济，又怎样动员他们为着计划而努力呢？毛泽东强调了利用市场，有计划地调控流通，“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他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由此，对重要必需品试试合理的流通调控，既平抑市场、稳定生活，又克服市场副作用、保护生产、繁荣经济。
一般的，市场对生产的引导是有一定时滞的。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期间，又很难容许像和平时期那样从容不迫的调整生产和产业结构。对此，毛泽东强调干部和组织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发展时期，干部匮乏，毛泽东主张从群众中选拔：“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的特殊作用，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反复强调：“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他要求：“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他号召：“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有了足够的干部，在具体工作的方法上，毛泽东提出：各级政府及经济部门，要把经济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动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其次，要深入最基层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他特别强调，要以群众化的方式动员群众。（《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同时，毛泽东指出：“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断定：“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强调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而且重视运用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建设。他要求：“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
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四）
在发展战略上，毛泽东坚持以农为首、全面发展，既坚持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又坚持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生产力，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始终主题。他强调：“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民以食为天，农为万业之首。战争时期，食之更难，毛泽东更是坚持以农为主，并且已经具备了现代农业观。他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毛泽东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获得农民的支持，在农村建立起基地，主要在于始终注意了土地问题。土地之所以是政治问题，因为首先是经济问题。“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他强调：“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极为重视生产条件的改善，他指出：“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他同时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业劳动力的组织，而且尤其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推广和劳动力技能的教育。他强调：“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他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大生产运动中，他甚至要求：“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
处在战争环境的农村，虽然毛泽东指出了“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但也绝不是无所作为，他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是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 （《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1943年，毛泽东要求：“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工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较大，根据地又缺乏资金。因此，毛泽东除了要求“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 （《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外，主张奖励
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反复强调：“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 “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他特别提出：“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关于工商业政策（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指出：“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是一贯主张自力更生的，这不仅是因为敌人的封锁，更是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可要因此就认为毛泽东是闭关自守，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早就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 （《论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五）
在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坚持生产与节约并重、提倡增收节支、量力而行、充分发展，既反对右倾保守，有反对“左”倾盲动。
在战争状态的农村，聚集财力并不容易，作为大军统帅，毛泽东却又必然要以一定的财力支撑战争的胜利。为此，他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观点和政策。
毛泽东强调：“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他指出：“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他批评了“片面地看重了财政”，“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 的保守的观点，明确了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的辩证关系后，他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而“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再三说明：“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醒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他要求：“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并强调：“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在聚财的同时，毛泽东不仅重视生产，而且重视人民。他指出：“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他强调:“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要求：“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他指出：“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强调：“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对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毛泽东强调：“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尽管毛泽东坚决反对缩减必要的财政开支，坚持增产增收，但他更反对滥用浪费，他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他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
他苦口婆心、始终强调：
“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以系统和辩证的思维方法，以生产观和群众观为主线建造起的理论体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最终夺取了全面胜利。历史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变，使许多以往行之有效的工作政策、方式和方法会失去存在的现实意义，但是毛泽东系统和辩证的方法、生产观和群众观的理念却是永放光芒，于今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依靠人民大众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长治久安、强国富民，更有重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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