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和钦：世界现代化中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
世界现代化的动力不是单方面由先进的工业国提供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只提供了原始程度的近代财富意识，这种意识如果没有落后国家的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抵抗，它就只能停留在原始的殖民主义阶段。这种殖民主义公开在世界各地杀戮抢劫，贩卖人口，推销毒品，提倡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根本不想在世界上造就现代化的“公民”。落后农业国不能因为生产转型晚了一步，就被说成“理”应成为征服对象。以中国为代表的落后农业国的民族主体意识对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抵抗，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格局。资本主义自身也因世界人民的抵抗发生了有进步意义的变革。所以，世界现代化是在先进工业国往往滞后的近代财富意识，和落后农业国的日益成长的民族主体意识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使双方的意识都发生着改变。先进工业国的近代财富意识必须向承认落后农业国的主体地位方向演变，落后农业国的主体参与意识也要逐步获得与现代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内容。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时期形成的“尊道”社会意识，始终同社会世俗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当资本列强入侵造成社会世俗生活发生愈来愈深的危机时,“替天行道”的社会意识就逐步演变为群体主体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群体主体意识与先进工业国中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从此新的解放潮流一发而不可收拾。“替天行道”意识经百年变迁，发展为有极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意识。
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征服印度时，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但又说：“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又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还说：“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
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亚洲由接受欧洲的近代工业生产的信息为起点而不可避免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同先进工业国的社会革命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的历史事实与马克思的预见也有某些差别，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事实主要有两点：
一、近代工业信息的提供者，并不是“双重使命”的完成者。为了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征服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征服者往往同被征服国最反动最腐朽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势力结成牢固的联盟，阻止本地人民发展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奠定现代社会“物质基础”，必须在赶走殖民统治者后才能实现。所以，使亚洲社会状况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对于入侵者来说，“不自觉的工具作用”是极不完整的，往往是压制亚洲进步的作用淹没了其提供原始信息的作用。
二、欧洲的社会革命也不是最先进的几个工业国同时获得胜利，而首先在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声势。到现在的情况是，后发的由半殖民地转变过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更好地适应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环境。马克思说的“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因其没有最先进的社会革命而不存在这种前景了。我们实际看到的世界工业化的过程和前景是：世界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必须以民族国家主体地位普遍化为基础，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傲慢必须受到越来越有力的限制，而世界性的社会革命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积蓄力量。
以上不同于原来预想的变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不是直观的景象。最先进的生产力在一定的情况下连结着某种文化的劣势，最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定的情况下又连结着某种文化的优势。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和文化意识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展开的。必然性以偶然性开辟道路。因为有偶然性的参与，必然性也修改着自身的内容。所以只有历史本身，才使唯物史观得到更丰富的表现。
2007年6月27日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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