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兄，
发来云杉作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拜读了。那个《红旗文稿》是新创刊的么？出处应是从前的《红旗》杂志吧。记得80年代后期有回从《红旗》杂志社门前经过，看见牌子已换成“求是”，心里生出淡淡的感慨：红旗为宏道，求是乃觅道，执政党从“金光大道”转向“摸石头过河”，这是进了呢还是退了呢？是有自信呢还是没自信呢？ 这篇文章提出文化的“三自”，的确面对了时代的真问题，并非无的放矢。可惜文风过于隆重盛大了，那种一级警卫二级警卫的架势，群众早已习惯绕着走了——你不传来我肯定无由得见。这没办法，共产党高踞庙堂之上已愈一个甲子，哪儿能像刚从山路野径冲上天安门的第一代领导人，一身的草叶露水、生香活色呢？
一、
今天看，这几十年当然是进了。摸石头过河一路摸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不可谓小。但说到自信，当时恐怕是没有吧。不但当时，从大的历史视野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总体上都是没有自信的。根本原因当然在经济、军事之类硬件上。这一点，唯物史观起码在宏观层面上是经得住考验的。五千年的个体经营、自产自销被世界资本主义强行兼并，混到给人当学徒，哪来自信？一战后梁启超他们看西方满目疮痍也曾自雄过几天，但很快过去，这没办法，多古老多仁义都没用，世界丛林不认这个。虽然自信心没有，但自强意志有。有了自强意志所提供的推动力，有了不自信所转化成的灵活性，中国这条大河于是九曲九折，辗转而东。
中国革命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让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恢复了部分自信。可惜好景不长。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国家、苦难民族急起直追的捷径，在发挥“齐心协力办大事”长处的同时，也迅速暴露了它深幽的弊端。由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席，国家权力聚于一群并最终聚于一人的集权体制，极易阻塞言路，造成实事求是、自我纠错功能的严重缺损，使社会丧失活力，大跃进就是个惨痛的例子。毛也忧心于这种权力僵化腐朽谁也管不了的单一政治结构，但他身陷其中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最后只能以头号当权派兼任头号造反派，带着全国人民在放乱收死的跑道上跑得人仰马翻，从起点跑回起点。就这样，一把又是猫又是同花顺的好牌，打到最后竟然要负责洗牌。
十年一梦醒来，周围的冤家宿敌不是正在起飞（台湾），就是飞起来了（日本）。而我们呢，一手拿着粮票油票，一手拿着伤痕文学，见人矮三分。原来的通天大道不通了，东张西望、悔愧交集之下，自信心又狂泻到五四时的“拿来”水平。当然了，“拿来”有拿来的自信，徒弟有徒弟的自豪。社会经济上，对计划/公有确实心灰意懒，但很快又柳暗花明有了新方向——市场/私有，还找到了新导游。新方向加新导游让中国的文化精英觉得，行走在中国也真够走运的：刚离开共产主义金光大道，便又进入“现代文明”主航道；还让无数没地位有想法的觉得这下要时来运转；更让将转型为老板的书记们觉得妙不可言，因为他们当年为消灭老板还挂过彩、得过二级解放勋章呢。虽然“长痛”、“短痛”、“闯关”之类说法也多少包含了风险意识，但大多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只一扭身，就成了“空想资本主义”者，全都信心满满、印堂闪闪的。“坏的市场经济”，“劣质资本主义”，那是又过了多少年才推出的“理论创新”。
政治权力上，书记们从背诵了多年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道，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钱迟早要决定权，当老板的钱多到一定数量级，传国玉玺只怕要移交给他们了。这种政治转型上的担心随即化作经济改革上的动力，公有财产被三下五除二或“承包”或“转制”到了私人兜里甚至名下。那些摇身化作老板的书记，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几乎就地起了变化：希望能上午移交过来最好别拖到中午。这些年的私有化改革呼声以及“民主”化思潮，一部分来历在此——不过，民主化思潮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普通民众包括中产阶级的利益及正当需求，这是需要细心区分的。中等个头以上的“民”企老板很多都是官府出身，如今他们却特别热衷于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中到官府门口聚众请愿还权于“民”。这也是中国社会身份转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毛时代的艰难跋涉，一左突一右冲，动力虽有别，取径或有异，总目标却都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在复兴路上走到六十里铺，居然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奇迹，钱多得叮叮当当往地下掉，被路边小儿围着“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不停地叫——温总理谦辞也不行。中国的跃进和西方的危机一起将中国的自信心高高举起。近代以来，除了1960年代当过两天世界革命的中心外，中国一直都是在洋教鞭下学习和工作，尽管也反感强迫式填鸭教学，每每逃学旷课，但内心从未真正质疑过师徒之分。只有到了这两年，中国社会的管理者似乎才开始觉得洋教头不续聘也罢——虽然公务员还陆续派往哈佛学习管理，但性质跟到九寨沟搞“国情调研”已差不太多。“中国模式”对于相当一部分官僚群体意味着一种从游牧到定居的变化：原来是把这一套政经体制当“如家旅馆”，临时住一夜；现在则是“我爱我家”，哪儿还都不去了。以上先简单勾勒政治经济的大走势，算是背景。以下说说国家（政府）与文化、尤其是与其中最核心部分即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二、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90年周年。这个党当年是靠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起的家，后来南征北战，笔杆子枪杆子也一直交相辉映。现如今，执掌天下60年自然什么都不缺，但好像就缺文化，缺精气神。党员干部们一个个求签问卦，神亏气散，人生意义全靠权、钱两条拐杖撑着，撤一条摇摇晃晃，撤两条一堆肉泥。眼下这种局面，当然要放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在近代大危机中，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英雄主义这套价值观，对于长烽哀角中的四万万生命共同体，大概是唯一选择。只有靠这些才能号召得了人心，动员得了最广大的力量披荆斩棘，死地求生。那些单看都酷毙得不行、放一块便对冲得精光的民国“范儿”，救亡图存的工程要交给他们，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工。在英雄大盗神头鬼脸如过江之鲫的近代，一条小花船就把全国代表都装下了的区区中共居然能拿下这个大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套为时代所亟需的文化和价值观，属它体现得最好，实现得最力。
解放后走赶超路线，需要高积累，高积累需要勒裤腰，勒裤腰需要人民勒领导也勒。因此，特别适应危机环境的平等互助、克己利群的价值观，到了这个准危机时代依然全负荷运转，实时提醒并检查人民尤其是领导人腰围是否超标——人类社会的特点就是互相盯着比着：你好样我也好样，你一含糊我就开溜。那时候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从最上头的毛泽东（他一上来就把长子勒没了），到中间的焦裕禄，再到最下面的雷锋王杰，应该说裤腰都勒得相当有力度，其整体的清廉程度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并不多见。上行而下效，这套价值观所转化成的卡路里居然不输德芙巧克力、中华鳖精。民族复兴路上浩浩荡荡的赶路人虽然半饥半饱，却也日夜兼程，歌声嘹亮。
当时的官方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就是以这套价值观为核心的革命文化。刚刚解开绑腿、换上中山装的革命文化热力四射，抱负不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意在吸收传统、融汇外来，最终建立起现代的中国文化形态。就拿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的努力来说，这种文化自觉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但只有到了新中国才有机会一展宏图。再如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艺术上美轮美奂，让古老的传统满树新华。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民族被打倒在地又重新站起来大步向前时的精神面貌，就像《赞歌》里胡松华用青春明亮的音色唱的，“像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确有“旧邦新命”的气象。
但革命文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面对整个神州大地的天安门，毕竟不是守望红色根据地的宝塔山，革命文化及其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本应由“党”而“国”，成长为气象更宏阔、内涵更丰富的中华文化，不单要鼓舞现代化的急行军，也要照料亿万饮食男女的寻常人生和正常欲求。可惜，革命文化没朝这个方向走多远，而是随着集权体制的日益强化，随着极左政治的愈演愈烈，很快萎缩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无菌室文化”。这种文化严重偏食，胸襟狭小，表现出病态的自信或狂妄——看谁都是异端邪说，封资修要统统扫荡。就说“办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吧，它本与革命文化同属同一个道义家族，却硬是被革命文化谩骂羞辱于先，被文化革命掘尸游街于后。一个人混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也就快混不下去了。一种文化也是这样。
因为革命文化及克己利群的价值观有“精神变物质”的特长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屡建奇功，于是像苦命的毛驴，被无穷无尽地抓差，什么事都指它靠它。其它该靠的老不靠，自然也就退化了。殊不知公而忘私的高昂士气，说到底，是近代一百年苦难在亿万心灵中沉积成的能源，无论是以桶还是以吨计，总有开采完的一天。但当时人好像不是这样想，他们以为只要打开《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精神力量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是对革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过度倚赖和强调，造成社会生活中群/己、义/利关系的严重失衡，个人的权益被压抑到极点——文革十年的文艺作品中连谈恋爱都取缔了。诸如“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文化创意琳琅满目，跟这些年虚头八脑的金融理财工具似的，很快便丧失了朴素真实的力量。就在革命文化登峰造极之际，温都尔汗一声惊雷，泡沫应声破碎。结局是：历史的钟摆像受惊的猫咪，从一个极端飞窜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
猫咪惶惧的眼神印在从30后到60后——后来又被翻印到70后和80后——好几代人的眼睛里，是这些人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和文化走向。中国的发展道路由计划转向市场，其文化价值动力由利群转为利己。近代以来舍生忘死、扶老携幼的故事到此讲完，狼奔豕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从此吹响。起于五四校园街头的革命文化，经上海亭子间到陕北黄土地，再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的大坑边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
与前三十年政经路线高度匹配的革命文化，与后三十年的社会经济模式，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完全“拧巴”，就好像让你左手画圆同时右手画三角，真能把左右脑都画梗阻了。革命文化跟这三十年的政治格局倒是相对“纠结”——又匹配又拧巴。纠结的结果就是国家（实际上）放弃了革命文化，但设了个革命文化留守处，挂牌“主旋律”，由些老头老太太看摊儿。主流文化则腾退给了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旋律”虽然弘扬的基本是删除了文化革命的革命文化，但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苍白得跟没有似的。当书记、市长带着全体班子全市人民忙市场化，忙私有化，忙得看钱还看不过来哪儿有功夫看演出，宣传部长文化厅长拿着雷锋、张思德又能干什么？有时候革命文化留守处的老头老太太不问今世何世，对照着墙上发黄的几要几不要批评窗外的生猛现实，马上就被一片口哨声叱骂声吞没——文化刘翔、意识形态罗伯特还拿他们当跨栏做王者飞跃，出足了风头。
主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吭声还不如不吭声的状态，既有其前身革命文化极端到叫人逆反不已的历史原因，也有官僚群体大面积堕落、好话因找不到好人而沦为空话的现实原因。“伪君子”在八九十年代被公推出来做官僚的形象代言人，实在是理有固然。前三十年的“君子”，你可以说他们是疯子是傻子但很难说他们是骗子，因为他们让老百姓勒裤腰的同时自己也勒了。而后三十年的“君子”开公车打警灯，金梭银梭般往返于国库和自家保险柜之间，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伪君子”不但在社会经济上掠夺民众，还在文化上陷害真君子。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自然容易让人疑心中国革命的前辈是否也都是差不多的货色。这些年刨祖坟、砸牌坊的民间史学运动长盛不衰，甚至殃及一般的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传统，历史上的不少仁人志士也都纷纷遭开棺验尸——看是不是狐狸变的。本来，在这个社会急剧分化的年代里，以克己利群为基点的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化为基调的主旋律文化未必不能补偏救弊，发挥某种平衡的作用，却因跟贪官恶吏拆不散的血缘联系而根本无缘进入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视野——更别提内心了。
四、
在有些方面，毛时代跟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确有一比，甚至有过之——这里不包含价值判断，因为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各有短长。国家（政府）是前三十年墙上唯一的一颗钉子，社会生活各个部门包括文化，都挂在这颗钉子上。后三十年墙上这根钉子实在承不起那么多东西了，文化掉下来，在知识精英的耳朵上挂了一阵，后来落入市场这条鳄鱼的海口。
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即革命文化，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什么的，和那时的国家一样，也是全能的。它提供的知识论与近代最新社会力量即科学及进化论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相得益彰，这点强于宗教。它还提供了充沛的价值观、意义感、甚至终极关怀（如“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让人觉着上下班不仅仅是上下班还是件了不得的事情[1]，这点近乎宗教。总之从心到脑，革命文化都能管。因为啥都管，后来一旦撒手不管，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便成了李逵李鬼们的天下。本来传统的儒、释、道各家以及西方的人道主义、非列宁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等等，都不乏平衡个人主义、羁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丰富内容，但由于几十年弃置不用，年轻人听都没大听说过，这时就是把太和殿的龙椅让给它们，它们从伊犁、宁古塔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结果让张宏堡、李洪志这些小头锐目之辈捷足先登，差点承包了“以德治国”。三十年里，革命文化的废墟不但成了主流精英的激情飙车道，也成为形形色色花妖狐魅、大大小小神汉教主的快乐家园。大官大款大腕闪着“拉大差距、提高效率”的警灯呼啸而来，捆载而去，抢得草民目瞪口呆。小神仙们随即贴上来一边揉腿捏背一边探囊取物——模样好点的妇人连身子带票子一样也剩不下。
主流文化脱离国家那颗钉子未必是件坏事，但后来整个掉进市场嘴里，肯定不是件好事。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不妨市场化，但如果精神生活也市场化，由着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亿万脑瓜跟小卖部似的24小时营业，那样的日子还是人过的日子么？全国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出了位董藩教授，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下达了不挣够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跟人说我教过你们的总动员令。面对网上的批评董教授理直气壮，说谁批评谁就是伪君子。他说的也不全错，因为挣大钱、发大财早已成为亿万小卖部的唯一宪法了。财富价值观既是社会经济形势走到某步田地的结果，也是让社会经济朝某方向去的推手。由于有推的没拦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几步就跃进到了打砸抢资本主义或白沟商品经济阶段，市场经济气儿吹似地迅速膨胀为市场社会。从90年代的工农到近几年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国的广大人口不仅在社会经济上遭本族精英胡虏倭寇式的洗劫，还在文化上被财富价值观二次蹂躏，受欺辱者跟着欺辱者欺辱自己：怨爹怨妈怨自己没出息，自我掌嘴，自钉竹签，精神胜利法都不如从前好使了。
中国要真是个贵族社会倒也太平了，可惜自战国以后基本就不是了。既然不是，那么多大的财富差距、多强的财富价值观就会煽起多猛的财富欲望。彩票、股票、凤姐、芙蓉姐姐这些底层的致富之路，走通的概率比抢银行高不了多少。更普遍的是自杀的、郁闷的、瞪着眼睛睡觉的。当海量的社会欲望找不到实现途径时，无数陈胜吴广洪秀便像岩浆一样蹲在火山底部摩拳擦掌，等待冲天的一跃。随着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增势的放缓，对有限财富的争夺会愈加酷烈，其人生意义只剩下发财却又发不了财的广大“蚁民”“屁民”，会整团整师地编入精英们所担忧的“刁民”“暴民”队伍。富士康的十三连跳、频繁的网络暴力风潮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不祥之兆，已经把不少人民警察活活累倒在岗位上了。
五、
国家肯定是不想文化裸身，但它从前辈那儿继承来的是排他性极强的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跟执政党今生的事业又实在不合，这就让经济、文化“两手都硬”三十年来一直悬为空谈。不过平心说，国家一直也在尝试着援用别家的文化来弥补主旋律的基本无效。例如，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1980、90之交曾考虑过“新权威主义”。后来为躲避西方普世主义的穷追猛打，国家还默认过民族主义[2]，在享受该主义对“中”字头捍卫的同时，也不忘控遏其势，以免坏了接轨、一体化的好事。他如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国家也都抱不干涉主义、甚至乐观其成的态度。这些当然还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领域仍被强者哲学把持，人生的意义体系仍是财富价值观的一统江山。这方面，宗教这一二十年起了一些平衡作用。宗教虽为“人民的鸦片”，但眼见人民疼得不但打滚还要打人，而主旋律止疼片“同一首歌”之类吃了等于没吃，国家只好任由“鸦片”流行。党员信佛信基督者甚众，党也一点不嫉妒，跟毛时代真有天壤之别。各门宗教中，属佛教最滥——有时我都纳闷他们弄什么“人间佛教”啊，直接改农贸市场不行么？基督教的商业化程度最低，看着还像宗教。有趣的是，近年也有人主张将毛主席当神佛礼拜。宗教走低本为世界趋势，在中国却逆势上扬，实在耐人寻味。在社会剧变的飘风中，飘絮般的人心太想找个枝头休憩了。国家如今提供不了这样的休息室，放手让宗教去提供，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在一个健康、和睦、有活力、可持续的社会里，哪种文化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公正地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精英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实为中华民族取道资本主义市场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动力，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累积成整个共同体的日新日进。但正像毛时代克己利群平等互助的革命文化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盛衰之数，干到如今，把社会干成一堆干柴，确实也该歇歇了。但歇歇而已，并不是说就该取缔，因为竞争作为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一时半会儿也不是谁能动得了的。但竞争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中国社会的燃眉之急，也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去年曾就某女在电视相亲节目里叫嚣“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写过一篇《灯都灭了》：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我有回随便浏览了十个电视频道，发现其中有六个正在弘扬影视明星奢靡无耻的生活。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阂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给人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
重庆的“唱红”乃至更具包容性的“唱读讲传”，反映了国家自身三十年来的根本文化缺陷。但重庆方面在政法和经济领域所做的两件事，却着实有文化转变上的意义，说明“功夫在诗外”确有道理。一件是向黑社会及其官僚保护伞开刀，规模之大，于世瞩目。另一件是民生工程，的确也不大像以往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如前所述，中国三十年发展路线在社会关系上已难以为继，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该退居二线，让新的文化出来主持工作了。新的文化应是社会主义控股、其他各种文化参股的多元文化体系。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为以革命文化为老底子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提供了起衰还阳的机会，但能否还阳，要看官方能否做“诗”外的功课，能否满足一项前提条件：做的要往说的这边靠靠。
也就是说，曾经在近代大危机中好样过一次的“核心力量”，需要再像样一一次。所谓“像样”，用重庆地方领导要求警方的话就是，“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群众，管得住自己”，难度系数按说没多高，既不用抛头颅也不用勒裤腰。但管不住自己又确实是官僚体制的顽症，毛主席最后连大黄蜈蚣都用上了也没攻克了[3]。但正因为困难才是挑战，才是机遇，就看谁能抓住，谁能力行了。如何行呢？很简单：一要强化社会管理者的超然角色，二要弱化社会管理者的自身利益。角色不超然您还兼着资本家，那您还怎么管资本家？自身利益不约束而您又攥着国库的钥匙，那还真不如资本家呢。重庆刚开始“唱红”时没多少人介意——唱还不容易，贪官们这些年贪累了不是都爱唱支老歌解乏么，听说有的污吏狂嫖滥交时专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呢。但后来重庆方面在公检法内部打掉大批黑社会保护伞，后来又把大批警员从楼里挪到街上给老百姓站岗放哨；再后来还大批开建别处官僚谁都舍不得建的公租房。到这时，“唱红”这壶茶才算喝出点味道，唱的和干的才开始扭转那种千万别碰一块的局面。当然，重庆的官员最后能多像样，全国的官员能否也像点样，都还在未定之天，过分乐观和一味悲观都不可取。总之，官僚集团只有向自己的利益开两刀，才可能像点样，才有资格领唱新歌，其他人群才愿意加入合唱，新歌才可能家弦户诵，山鸣谷应，纪念碑浮雕上那相互扶助、苦难同行的群像才会在歌声中化入苍茫大地上走向未来的亿万身影。
六、
在目前由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转型中，国家因位置关键、作用不可取代——向自身利益开刀以改形象、变风气的事非他不办——理应发挥某种“领唱”的作用。但在未来的多元文化体系中，这“领唱”的角色则应弱化，弱化到每年芳菲四月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天坛给小树苗浇水的程度。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里，由国家领唱甚至主唱文化的时候（太平天国、毛时代）并不太多，而且按现代世俗社会的逻辑，那也不该是国家干的事。国家将来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妨参考一下大观园王凤姐和海棠诗社的关系。作为荣府总管的凤姐做了三件事：第一，拿出五十两银子设立文化基金；第二，出任“监社御史”；第三，以“一夜北风紧”领唱或揭幕了大观园诗歌节。简单说，国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硬件，做好文化的外围组织管理工作，把钱运到正当的地方，别拿去资助薛蟠薛大爷他们的“女儿悲诗歌狂欢节”。
对于这种半出纳、半总务的文化角色，被下属和学者吹得天花乱坠的各级文化官员也许会认为是对自己的小瞧——特别是他们还珍藏这一些“照到哪里哪里亮”的集体记忆。而事实上，不滥用文化资源看来对他们已经是过高的要求了。可以说，他们掌握着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用、却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巨量文化资源。就说各级政府最热衷的歌舞晚会吧，一场耗资千万不算新鲜，论体制功能无非是把财政拨款在年底前胜利地花光——这样第二年就能拨来更多的钱；论社会效果则是把演艺明星的身价彩弹礼花般炒上夜空，让遍地的人民痛感脚踏实地是多么的不幸。再说电视传媒，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还记得几年前安徽黄山地方政府跟开发商联手打造的“金瓶梅”工程，则“监社御史”也做开了“嫁了男人是乌龟”。无论是自己腿上的官方主旋律文化，还是自己眼皮底下的主流市场文化，国家把文化管成这样，还不需要深刻检讨么？今后少开点动员会、表彰会，多开点研讨会、分析会吧。
天安门广场最近在马、恩、列、孙、毛之外，又立了孔子像。诸子百家、中外先贤，只要地方够，我看多多益善，因为这是一个健康多元文化应有的胸襟。不过，在仰望伟人感念伟业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身边的普通人，别忘了人民群众正日益成为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旗帜终将是人民群众自己。替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有其合理性，但终将过渡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间社会在这三十年间沛然而兴，与国家、市场鼎足而三的格局正在形成，这是历史的进步。从互联网这个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空前高涨。他们中正在生成并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虎虎有生气的文化行动十之八九发生在民间，或发生在民间与国家与市场的交界地带。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其实各有短长，如何在文化领域取长补短，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各方在认清大势的基础上扎实探讨。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火星四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一旦引爆深层社会矛盾，几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国家应该拿出忧患意识，同危机也同自己的弊病抢时间争速度，积极探讨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合作之道[4]。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相对容易合作的领域，何不就从易处做起，说不定能收以易易难的效果呢。
最后再回到“文化自信”上来。中国人过去一百年失落的文化自信，它的重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拿来—消化—创新的三部曲中，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只能在第三部曲中，在现代化基础设施大体建成、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基本站稳脚跟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后三十年的正题和反题，如果顺利的话，未来应是走向合题，走向文化自信心完全恢复的三十年。文化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必然伴随着中国五千深厚文化的大规模盘活，即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重生再造。这会成为世界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五百年之后，差不多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能量，已是夕阳在山。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当其时，如能再接再厉完成文化的重建，那么，一个既古老又崭新，有根本而能包容的中国文化，是可以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的。我们那本《中国不高兴》千言万语，说的无非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为担起这个人类使命而改造内部、做好准备。
原打算聊个三两千字，结果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可见也不是个胸有成竹的角色。思有未周、理有未澈之处也不知凡几，尚希阁下多多指正。
黄纪苏
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发表时有所删节。
[1] 用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老馆长李女士的话说，“早晨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八点一拉门——革命回来了”。我们学工劳动的一位工人老师傅，手下领导了七八个人，他操的心居然跟毛主席操的心一样：接班人问题——谁接他当那个班长。
[2] 即房宁先生说的“民间爱国主义”更准确。
[3] 最近读网，花钱锤方舟子的肖传国，文革后期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姓“无”的走资派安排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可见文革的失败是在其结束之前。
[4] 公安部与腾讯前数月推出的春运微博就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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