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生产力。因此，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都是经济增长，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却被人们遗忘了。
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被资本主义精神所吸引。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把自己的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们的体制却彻底否定了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个体性的肯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作为统治集团的官僚毫不脸地接受腐蚀，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他很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个人内心空虚，没有个性，完全靠外界来支撑。他的思想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他相信共产主义学说，可是他又表现出政客的奸诈和野心。他个人同党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他们把党的指导思想当作高于个人的原则。他们经常说的话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党。他们甚至能够以党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却干罪恶的勾当而不认为是犯罪。
而民众大部分把政治和私人生活分开。他们形式主义地按照程序完成公共事务方面的任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然后他们便致力于自己的生活问题。对多数人来说，马列主义只是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同自己的信念毫无关系。他们往往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知，看到高挂自己头像的国度，竟然有如许的国民，一定会感到羞愧无地。
马克思一向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最终克服，是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回归。他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制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性的真正拥有，是人向自身本体，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整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着劳动，即所有高于所是；物支配生活--社会主义要颠倒这种关系。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复归。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性而不是同一性，是把人类从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使物质目标成为生活的主要的关注对象，是使人体验到整体的和谐性，而不是使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支配。
马克思虽然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
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和为造就“新人”而进行“文化革命”，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
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企业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由官方委派的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不同于由不受官僚管理的工人来管理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到了毛，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人民全力推行的大革命。毛在文革的纲领中提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有意思的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党内第二号理论家刘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的复信，毛看后写了重要批语。明确指出：“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毛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人只有社会性，那不过是社会经济结构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两人在决裂前，毛又提及这件事，写信向刘少奇要他给续范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注，刘少奇当天就送给毛。可见关于人性的争论并非寻常小事。在自私的人性上面建设共产主义，就如同在一堆散沙上面建造大厦一样是不可能的。
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毛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纵然建设起“流着奶和蜜”的共产主义天堂，也会为人的无限的欲望所炸毁。
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毛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看起来匪夷所思，然而，在人类的孩提时期，人人不都是舜和尧吗？恩格斯说，在氏族制度下，“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也说明了，共产主义不过是人性的复归而已。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毛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毛的“老三篇”，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新人”的纲领。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在世界近代史上，先有新教革命，才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毛所做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中国宗教革命，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能够成功，十年八年乃至一百年，都不足以断言其成败。（风之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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