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南海的墙，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之采访吴凤君
文章：寒星 项雨
写在前面的话：
生于80后，我们从小被告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小时候，在老师和家长的教育下，我们知道了近代中国的屈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悲情。从1919年五四爱国救亡运动起，中国新青年的崛起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后的30年，五四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带领我们民族从灭顶之灾中崛起建立了新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两弹一星的成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成就，使我们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上学之后，从教科书上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到自己所能接触到的零星线索以及伤痕文学的影响，使我们感觉那个年代很不可思议，尽管那样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令人神往，但似乎做了许多超现实的事，并因此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这让人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太傻了。甚至按照某种逻辑想当然地把那时候的贫穷都归结为不搞计划生育，没搞改革开放，觉得做人还是应该现实点好，管他黑猫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殊不知我们改革来，开放去，实际是改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放弃了自力更生的生存之道。
当听到大人们怀念毛泽东，听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抱怨时，我们总觉得他们思想固执，太过挑剔，而涉世不深，在象牙塔里的我们却以为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认为那些爱抱怨的人是他们自己没本事，感觉这年头还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很不靠谱，我们迷信成功学，追求精英之路，殊不知这是陷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掉入了互相残杀的死胡同，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条惨不忍睹的自毁之路。
当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当我们的飞机在自家门口被撞沉大海……这些事件也深深刺痛了我们这群年轻孩子的心。我们感到无法理解，何时起又变得如此软弱，这让新时代的我们竟然也感觉到了一种耻辱。春天的故事在我们脑海里倒塌了，我们分明感到似又回到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如果新时代是一个受辱却不知愤怒的时代，即便物质上丰富起来了，那也是让人抬不起头的时代。
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却畸形的发展，面临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的社会现实，我们也越来越困惑不解，虽然改革开放后大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贫富分化，毫无公平的社会也让我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与不平衡，物质生活的那丁点改善更是抵不过新“三座大山”的压力。这时我们耳边响起越来越多人唱到的东方红，想起了仿佛离我们有些遥远，但越来越多人倍加怀念的那个物质匮乏却精神富足，社会相对公平的毛泽东时代，记起了父母亲讲述的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人民，个个都是国家和时代的主人，生活无忧，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人人都充满了巨大的成就感与民族自豪感。
于是我们越过那段被割裂的历史，越过伤痕文学，丢掉那些剪切过的碎片，翻开毛泽东时代的事迹史册，通过《苦难辉煌》、《西行漫记》…去触摸中国革命，通过《前奏》《霜叶集》《漫长的革命》…去了解文革，阅读《毛泽东传》、《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去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了解越多，对毛时代与现代社会的认识越深，越无法不崇敬这位革命领袖，革命导师。8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不断向毛泽东泼污水，很多谣言影响很坏。真正了解毛泽东，能还原历史真相的人，是从那个时代走过，与新中国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的人，尤其是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然而岁月无情，还在世的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迫切地感到还原真实历史事实，抢救历史真相的工作很重要。
基于这样的意识，我们寻找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幸采访到了中南海文工队的吴凤君女士。她说：“你们要尽量淡化我的个人经历，我就是一平凡普通的老人，也没做多么了不起的事，你们讲我的要少一点，多写写主席。吴老还告诉我们她以前也接受过一些采访，“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了解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就想给大家讲讲我所认识的毛主席，但发表出来的东西感觉意思就变了，后来就不敢多说，不愿意说了。但现在也老了，我担心一直不说，以后脑袋不清醒就没法说了，要是哪天死了那就更没人知道了。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只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正文:
中南海文工团成立于1953年，1958年大裁军时解散，前后存在了5年。吴凤君是1936年生人，今年已经75岁了，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在人生往事时仍记忆犹新。
吴风君祖上是老北京，旗人。她那一代，时局动荡，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军队还总是欺负老百姓，日子十分艰难。1940年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法币贬值，学校不收法币，让学生交两袋面粉当学费。吴老说：“我哪里交得起呀，我们全家一年也吃不到一袋面粉。所以我辍学了，总共只上了四年小学”。
1948年，济南解放，她的父亲给军管会的同志做饭。一位军管会的同志看到仅12岁的吴凤君上不起学，觉得她很可怜，就推荐她去文工团了。吴老至今仍深有感触的说：“我那时又瘦又小，没想到他们会要我的，解放军就是同情穷人”。这样12岁的吴凤君就参军了跟着部队南下。解放军十分勇猛，所向披靡，追着国民党军队打。他们文工队走在后面，还乡团、土匪就利用这个空隙专门袭击他们。常常是在半夜，刚刚睡下，敌人就来了，立刻就得打背包转移。吴凤君很少自己背包，因为年纪小，常常是大同志帮忙背，有时候走不动了，大同志还背着她往前跑。
战争的日子，很苦很紧张，但是她却感到很幸福，大家像亲人一样照顾她，帮助她学习文化课，还逐字逐句地修改。后来大一些时候她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认真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吴老说：“读了毛主席的讲话我才知道我们做这些事的意义，才知道共产党的文工团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观念从小就树立起来了，牢记一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少年吴凤君眼里是伟大的，也是遥远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后她竟然能到他们身边去，能够一起拉家常，还能对他们诉委屈。
苏州解放时，她们把一个温柔水乡都唱得沸腾起来，大家都涌到了街上，唱啊，跳啊！“解放军的天，是明亮的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时候都唱这些，发自肺腑，出自真情，苏州老城都焕发了新的活力，她们没想到江南人民也如此热烈，充满激情。吴凤君老人对我们说:“从解放时期直到现在，我始终觉得共产党和毛主席那真是我们的大救星！”
这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民意不可违”。毛泽东深刻的指出：“共产党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蒋介石就是只想着为特权阶层服务才被人民抛弃的。如今共产党已经执政62年了，决不可忘记蒋介石的教训，不可背离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否则也会很危险。
1953年北京中南海警卫团要组建文工队，到各大军区文艺团体抽调人员，那时吴凤君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工作，是被调人员之一。当时都很保密，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很舍不得自己的战友和老师，她与他们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此，还哭了鼻子，十分不愿意去。哭归哭，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就这样她来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
吴老告诉我们,她也是来北京后才了解到文工团组建的缘由：起因是首长们工作十分辛苦，一忙起来谁都不知道休息，而警卫团的工作也是很紧张和枯燥。那时候中南海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没有运动项目，也没有游泳池。而50年代全中国人民最流行的文艺活动就是唱歌和跳舞，尤其是从苏联传过来的交谊舞，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工人群众都会跳，可谓是全民健身活动。首长和战士们在延安时候，常有苏联友人来访，教会了他们，大家就在外头土坝坝上跳舞，他们把交谊舞当作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新中国成立首长们进了中南海，不仅领导工作繁重，得不到休息，警卫人员生活也十分枯燥，因此决定保留这一传统锻炼方式，各文工团轮流每周末进中南海主办一次舞会活动。但每次进出所有人都得接受严格审查，保卫工作十分繁重，不堪重荷，后来有人提议组建自己的文工队，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也更安全，于是中南海文工队就成立了。
她们的工作性质就是为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直机关、为中央首长服务，但是具体为哪些首长服务，严格的纪律不允许他们多问，领导只是告诉她们：“你们是文艺战线上的警卫兵，是警卫战线上的文艺兵。”
吴凤君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的文艺工，当时文工队的编制总共是50个人，30个男同志，20个女同志。她们就住在中南海万善殿，生活在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波”，但是当时的中南海实际上很简朴，也没有练功的地方，排练节目就在院子里凹凸不平的砖地上。她觉得这里虽然是中央领导住的地方，但是远不如她在南京时的条件好，生活上所有事都得自己动手做，当时屋里也没有暖气，她们要自己抬煤，自己生炉子，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小姑娘们还总为生不着炉火而觉得委屈。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吴凤君清楚地记得，在53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她们终于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晚饭后列队来到勤政殿外面，实际上就是行车马路与瀛台之间多出来的一个三角地带，路边用大花盆隔开，临时拉上几个大灯泡，摆了几个藤椅和一圈木椅子，青石板缝里还长满了青苔，面对这样的场地，她以为是与中直机关的同志们搞联欢。
吴凤君记忆犹新地给我们描绘当时的场景：“将近十点钟，我看到来了一个很高大的人，他迈步来到我们中间，我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喊又不敢喊，我们的纪律很严，见了首长不能喊万岁，不能鼓掌，不能向前拥，这时乐队奏起了湖南民歌《浏阳河》，旁边一位同志提醒我，‘快去请主席跳舞，你愣在这里干什么。’我当时心情激动得根本迈不开步，一动不动地呆愣在那里。看着队友请毛主席跳舞了，我才暗下决心下一曲一定也要请主席跳。
后来，她鼓足了勇气去请毛主席跳舞。“我当时激动地血液都快停止流动了，当主席握住我的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手是多么地冰凉。主席的手很大，很软，很温暖。主席很高，我瞪大着眼睛望着他，感觉像是在梦里。”吴老接着讲说，“毛主席看出了我的紧张，非常亲切和蔼地与我谈起话来”。
主席笑着问我：“你是新来的吧。” “是啊。”
“从哪里调来的？” “华东军区调来的。”
“哦，你原来是陈毅，陈老总的兵哟！老家是哪里的呢？”
“山东，青岛人。”
“你还是江青的老乡呢！”
当时我不知道江青是谁，也没敢问。后来主席又问：“什么时候参的军呀？”当听到我回答是在1948年参军的时候，毛主席止住舞步笑着上下打量我之后说：“呀！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小老革命哟！”。我被他那风趣的神情逗乐了，紧张情绪完全消失，心情也变得舒缓愉悦。
吴老十分赞赏地对着我们说:“主席很会做工作啊，那么简单几句话，就能让那种距离感消失了，让人感觉主席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像自己的父辈一样亲切。主席那时已经60多了，我们在他眼里，那就是小孩子，他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值得信赖。以至于后来，她时常会忘了纪律，心态上也无拘无束起来，甚至连自己受到的委屈也要向毛主席述说一下。”
毛主席左手边女同志就是吴凤君
主席十分关心青年的学习与成长
部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大约是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总政还举办了考试，她平时没有十分用心，只能着急地临时抱佛脚，硬是把发给他们的三十多条提纲给背了下来，考试时她全都答对了。后来领导还调查了此事，怀疑她是抄袭的，说如果不是抄的，怎么可能如此准确无误，甚至标点符号都没有错。她知道后很不高兴，见到毛主席时，就给主席倾诉了委屈。主席笑着说：“哦，这样啊，那你背一道题来给我听听。”吴老告诉我们说：“我当时就愣住了，这事本就过了有段时间了，早忘光了，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她说主席一看她那表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温和地说道：“我们学习啊，目的是要增加知识，那就先要了解学习的内容，搞清楚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理解它的意思后，就不容易忘记了。”主席看她惭愧的不吭声，忽又很幽默地说:“你这样背东西啊，那只能算是识字分子，是当不成知识分子呢。”吴凤君也笑了，她十分地感动，毛主席竟然没有责备她，还如此悉心教导她，从此她开始认识到学习的重要。
吴老回忆说：“我后来才体会到他对于青年人所寄予的厚望，期盼着青年人努力学习。无论是工作、学习或生活，他对青年人的成长都极为关心，只要有机会总会过问，就连大家找对象的事他也要操心，对学习那就更为关心了。记得1955年，主席对警卫战士讲话时提出：你们应有三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警卫团积极落实了主席指示，办起了速成中学，他老人家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用自己的稿酬为每个学员买了书包，课本，字典 学习用品。此后形成了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团里也为机关干部办了夜校，我也参加了初中班的学习，遗憾的是我们因为演出任务大多在晚上，未能坚持到底。
主席与我们谈话也常常问我们读了什么书，看报了没有。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了。我原本对政治学习就不十分感兴趣，有一回忍不住就说：“你看那报纸上的文章那么长，怎么看得完啦！”主席就很耐心地教导起我们怎么看报纸:“新闻你要先看大标题，很快地扫一眼，哪些是你知道的，哪些是不知道的，知道的就不用看了，不知道事就看一看。像政论性的大文章，你就先读读每段小标题，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先读你想看的部分，觉得有意思，想知道来龙去脉，就再往上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又想知道结果，那就再往下看，这样你就把整个文章要讲的事情搞清楚了，读报也要有重点地挑着看。我听完一想：主席每天要看那么多的报纸，他若是挨个仔细看，也看不完呢。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原来看报纸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和麻烦，同时感到主席是多么地关心我们，学习起来也更有动力了。”
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自由成长
文工队的青年们都十分活泼，还经常给园林科的同志们添乱，有时顺手就摘了那里的花朵，有很多花是很名贵的，也被他们掐了去，甚至看着哪盆花儿好看，直接就抱回屋里去了。园林科的同志对他们可有意见了。朱老总是爱花之人，他经常到花房转转，园林科的同志就向老总诉苦说:“文工团的青年爱摘花”，老总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
之后的一次舞会，朱老总拿了一个大信封过来，朱老总让他们打开看看，倒桌上一看竟然全是花儿，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哇哇叫了起来，开始抢花。老总说：“不要急，不要抢，每人都有，给别的同志留一些”。等到大家都拿到花后，他说：“公园的花儿是用来让更多的人观赏的，我们把花儿摘了，其他人还怎么欣赏呢，我这花儿啊，是我自己种的，所以送给你们了，以后园林科的花儿可不能再摘了。”朱德的话对他们这些年轻人影响很大，在他们眼里老总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吴老说：“朱老总的教育影响了我一生，那真是记一辈子呢，我们也都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我带着自己的孩子逛公园时，她们也想要摘花，我就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告诉她们，花儿是让大家观赏的”。
还有一次文工团举办活动，一个同志唱《绣金匾》：“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当唱到“二绣总司令”这里时，60多岁的朱老总起身双手按住沙发，慢慢地站起来，朝着唱歌的同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那位同志顿时热泪盈眶，但是她马上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出错，要把歌唱好，于是含着热泪让自己激动的心迅速平静下来，一字不差地唱完了歌，然后她给朱老总深深地鞠了一躬。她给队友说起这件事来依然心情激动:“我也没啥别的本事，不过就是会唱歌罢了，我算老几啊，总司令竟然给我鞠躬，我一定要继续唱下去，把歌唱好，为工农阶级服务一辈子。’这件事令吴老他们都十分感动，印象深刻。
周总理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地操劳国家大事，但他也同样关心文工团的一些小事，缺什么，有什么需要，他都会尽量安排好，练功房的问题就是总理想办法帮助解决的。有一次前苏联国家大剧院来华演出，一场是歌剧《查布洛什人》，一场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他们十分想看，但由于警卫团文工队的保密性质，他们没有票，于是着急地找到总理，总理说:“艺术是需要互相观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应该去看一看，票的事我来替你们想想办法。”吴老告诉我们说：“我当时想，总理要几张票那还不容易啊，只需要给秘书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了。可是你们知道总理是怎么做的吗？因为这两场演出总理都要参加，属于外事活动，最后他是把自己警卫人员的一部分票抽出来给了我们文工队。”就这样票都还不够，总理就建议说：“要不你们抓阄吧”。我们后来让搞音乐的同志去看歌剧，舞蹈队的同志去看了芭蕾舞。后来周总理还问起过这事，当得知我们这样各取所需的安排下，大家都去看了演出之后，总理很高兴地说：“还是你们这个办法好，比我的强呢！”。
吴老说：“那时候首长们都一点架子也没有的，十分慈祥也十分幽默，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中南海的家庭舞会
中央首长们其实和平常人家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家聚在一起跳跳舞，聊聊天，拉拉家常，这也是紧张工作之余唯一短暂放松的时候。
朱总司令来的比较早，回去得也早，因为康克清大姐要求他九点必须休息。朱总司令一来，必然带很多小孩子，这些孩子们熙熙攘攘的围着康克清，吴凤君有时就逗他们问：“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呀？”“我爷爷是开火车的”，“这些小孩子嘴都非常严，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家人是做什么的。到8点时，康克清就会喊：‘老总啊，该走喽！’，一般老总就会停下来回去了，但偶尔也会笑笑说：‘再跳一曲’，康大姐也就默许了。”吴老还回忆说，“咱们的周总理跳舞啊，总是那么地潇洒轻快，他比较喜欢苏联音乐。”
在吴老印象中，主席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十分地幽默。她给我们讲起一次舞会，主席过来恰好碰到了少奇同志的一家人。少奇的子女就围过来和毛主席玩，源源说：“毛伯伯，你知道我是谁么？”。主席一边画圆圈，一边学着源源的说话的腔调说：“你是源源。”平平抢过来说：“毛伯伯，那你知道我是谁么？”。主席用手在空中横着抹了两下说：“你是平平。”亭亭说：“那我是谁呢？”主席又做了个裁判暂停的动作说：“你是亭亭。”然后他们都乐得大笑起来，其乐融融。
吴老说“康克清、邓颖超、陈琮英、蔡畅时常也会过来一起聊天，和平常家庭妇女一样，拉拉家常，谈谈往事，互相开点小玩笑。”有一次，部队发了一整套的新军装，这几位大姐看了后都还评论了一番，看到大家没穿袜子，就好奇地问她：“小吴呀，你们怎么都不穿新袜子呀？”吴凤君当想也不想很实诚地说：“哎呀，那个袜子哟，绿色儿的，穿着像个青蛙腿儿一样，难看死了！”大姐们一听都乐不可支，哈哈地笑弯了腰。
在场的虽然都是首长夫人，但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给大家的印象就和普通劳动人民一个样。“这几个夫人当中，江青稍显得不同”吴老说， “她偶尔也会来，可能是具有的一种文艺气质，并不怎么和我们开玩笑，她的着装也很讲究，却不是现在人描述的那种轻浮和妖艳，而是很得体的那种，她只是不爱和大家交流。”
令人感佩的主席家风
主席的子女都在中南海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没有任何特殊待遇，那时大家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都觉得十分正常。因为他们都比较了解主席的作风，也习惯了他以身作则的为人，凡是要求别人的事，主席都会自己先带头做好表率。
她感慨万分地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中南海也一样，有一次周末放假回来，李讷难得和父母一起吃饭，扒拉扒拉很快就把自己的饭吃完了，主席和江青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谁都没有动筷子，李讷又继续接着吃了一碗，还觉得饿，结果风卷残云般把父母的饭都吃光了。江青在一旁看着女儿这般样子也有些心酸。
这期间，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从卫士长李银桥那里得知的，困难时期也正是小李讷长身体的时候，常常都感觉没吃饱，有一次就跟卫士长说她很饿，李银桥到厨房找了一包饼干给她，主席知道后狠狠地批评说：“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吃不饱饭，这里的人谁不饿呢，她凭什么就能够得到那包饼干，大家会怎么看，怎么想。主席的儿女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她就是不能搞特殊，更不能开这个不好的头，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包括平日吃饭问题，之所以让子女们吃大食堂，主席也是有考虑的，“我的饭是我这个主席应该得到的，是国家给我的，而不是给他们的，不能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就能得到一样的待遇，没有付出这样的劳动，主席的孩子也不能搞特殊。”
那时候整个中南海从上到下全体都是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衣食住行都十分简朴，其他首长的子女也都是在大食堂吃饭，没有一个人搞特殊，这不仅是那个年代的思想风气的关系，也和主席的教导与榜样力量有关。
还有一个让吴老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感触，但在当时大家却都觉得很普通的事情。一天下午，吴凤君他们正在休息，李敏骑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来到文工队了，急急忙忙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今晚，我爸爸要请胡志明伯伯吃饭，我们全家都要出席作陪，可是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们有没有合适的衣服可以借给我呢？”“哟！你来得正好，我们文工队最近刚巧发了一套工作服，你来试试看。”吴老还记得借给她的衣服是蓝色的，她给我们形容李敏当时身上穿的那件衣服说质量倒是挺好的，就是因为穿的时间太久了，领口和袖口全都磨得泛白了。吴老感慨地对我说：“要是放在今天，你们谁能相信呢！这可是主席的女儿啊，但是当时我们谁也不奇怪，都知道主席的家风，觉得这样的事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在心里是由衷地敬佩主席的。”
主席的家人为革命牺牲了六口，解放后老家的人也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殊照顾。1992年，吴凤君去了韶山，她采访了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毛泽连是毛主席近亲里唯一的同辈亲人了，排行第九。新中国刚刚建立，开国大典之后，九阿公到北京看望毛主席，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母亲问好，问了问家乡的情况，嘘寒问暖，走的时候主席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种田的，回去以后还应该继续种田，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不要因为三哥当了主席一有事就去麻烦政府，我是全中国的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所以不要搞特殊。” 吴老通过采访得知，革命时期，九阿公在姐姐毛泽建被捕后，逃到了外地给老财打短工，生活条件很差，得了眼病，左眼失明，后来开荒时又摔断了腿。第一次去北京那次主席让岸英带他去协和医院治了眼睛，知道他家里生活困难，还经常寄钱给他们，但是都在信封注明：这是我的稿费，你们要节约用。在得知他腿受伤没有去找政府，又无钱医治时，主席立刻又寄钱回去让他去看病。吴凤君回来后写了一篇题为《“皇亲国戚”今安在？》的文章发表在了中国地质矿产报上面。
吴老告诉我们，毛泽连接受采访时甚至还很愧疚地说：“我对不起主席三哥，如今我老了，又有病，不能自力更生了，现在政府每个月给我32元。其实我心里是不想连累政府呀！”吴凤君当时就忍不住落泪了。现在她给我们讲起这件事时，我同样是听得直掉眼泪，主席都逝世这么多年了，他的家人还如此恪守着家规，而如今，九阿公也已经去世了，放眼当今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还有哪一个领导人以及他的亲属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们都深深为毛家的家风所感动。
吴老说：“毛主席真是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国家了，他的子女们也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现在李敏，李讷家里都朴实的不得了。主席自己的一生也都是简朴的，衣服那是补了又补的，他连一粒米都舍不得浪费”。
她记得是在1959年，主席听说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时，要请她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北大荒的情况。等她想方设法请到假匆匆忙忙赶到中南海时已经迟到3个小时了，李银桥气得责备说：“你怎么才来啊！主席等你很久了，你也甭解释了，赶紧跟我走！”然后带她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主席刚刚开始吃饭，看到跑得满头大汗的她笑着说：“我本来要等你的，可是肚子受不了呢，闹革命了，你看，我这才刚刚吃了两口，快，快，过来一起吃吧。”但是她因为大热天跑得太快太急，实在是吃不下东西，结果一口饭都没有吃，只好在旁边看着主席吃。吴凤君说她至今都为此遗憾不已。 “主席吃饭时一个米粒掉在桌子上，他嗖地一下就把它夹起来吃掉了！”吴老现在讲起这个事儿还惊奇得很，“没想到主席那么利索，他的一双筷子就像小鸡啄食一样夹米粒，很准，很迅速。像我们吃饭掉了还要想一想要不要夹起来，脏不脏。主席这个动作简直成了习惯，不假思索，夹起来就吃。他要求大家要节约不要浪费，他自己可是做到了的。主席对我们细致关怀和耐心真诚的教导，都让我们这些人铭记一辈子啊。”
心忧百姓且幽默风趣的主席
“我们的舞会基本是每周一次，锻炼结束后可以放电影，但是要付费的，首长们谁看谁给钱。主席是喜欢看电影的，但他工作实在太忙了，也很少看，李银桥他们想要主席多休息，但是说不动，就找到我们文工队，让同志们帮忙劝一劝，主席对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很严格，但是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那么亲切和平易近人，一丁点脾气和架子都没有。”吴老告诉我们说为了看电影，他们可没少动脑筋，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甚至还对着毛主席说：“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其实我们说的这些道理难道主席会不懂吗，这简直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头嘛！”吴凤君讲起主席来神采奕奕，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候，“可是主席因为工作忙，大多时候就是不看，他会笑着说你们自己去看吧。”
大家觉得主席实在太辛苦了，希望他多休息，卫士长就让他们想办法去磨磨主席，有一回也是因为实在想看一部新出的好电影，吴凤君一着急，就忍不住把实话说了出来：“你不去看的话，我们哪里看得成啊！我们只能沾您的光才有得看呢！您哪怕到那里看一小会儿，坐一坐，然后再回去接着工作也好呀！”主席听完后爽朗地大笑了起来，指着小吴说：“噢！是这样啊，你到现在才说实话！原来是你们这些小鬼头想要看电影呀！直说不就行了么，还要绕这么个大弯子！好吧，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喽！”吴老说主席看电影时是非常认真投入的，“有一次看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看到电影中黑人受到的苦难时，主席都哭了”。
吴凤君说：“主席是非常至情至性的人，他很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想和普通人一样可以四处走走，更希望和群众在一起，但是党中央以他的安全为由，对他管得很严格，根本不可能随意出去，主席因此常常有些无奈地称自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指着李银桥开玩笑说：‘就是他管着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每次我们放假出去回来时，他都常常向我们打听外面都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哪怕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听的都很高兴。”吴老忆起毛主席那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她告诉我们主席还十分幽默风趣呢，“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笑着摇摇头说：‘呜呼哀哉了。’记得初次听他说这话时，我愣住了，看到我这茫然的表情，主席哈哈大笑。随即解释说：‘有点累了。’是啊，他老人家经常彻夜不眠地工作，极少休息，怎么能不累呢？可是在我印象里，他总是那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就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他也不忘搞搞调查研究。
我们文工队的人，也只有在主席难得的放松锻炼时才能见到他，警卫团有严格的纪律，我们是不能随便乱走的。每逢见到我，主席就会问：‘有什么新闻么？’开始我不理解，我想新闻都在当天的报纸、广播中报道了，我哪有什么新闻可谈呢，后来才明白他要了解的正式不曾报道的那些真实的凡人小事。此后，只有有机会我就将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
吴凤君老人说：“主席听的时候很仔细，很认真，有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有时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想问题时候，通常会吸根烟。主席吸烟和别人不一样，他一下子能够吸去三分子一去，而且不吐烟。有人曾经问过主席，‘别人吸烟都吐烟气，你怎么不吐烟气呀？’主席幽默地回答，‘吸烟也要节约耶’”。
她还给我们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1956年，队里派她和张庆强去合肥学习民间舞。正遇上淮河部分流域发水。一些灾民流落在合肥、蚌埠等地的街头。“我们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灾民围住了，他们中有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有位老大爷向我们下跪乞讨，我赶紧扶起他，我们俩几乎把身上所带的钱都散给他们了。回京后，主席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去安徽学习去了，并且这回不等主席问有什么新闻么，我就将在安徽所见灾民的事当新闻讲给他听了。说完后主席只问了一句话，‘钱都给了灾民那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运气好，遇上我原来所在的文工团在合肥演出，我们是知道这个事的，就找到老战友同吃同住了。
若在往常，主席听到此话一定会发笑，可是这次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就不说话了。我一下反应过来，我话讲多了，纪律规定我们不能向首长谈这些事的，赶紧改变话题，但也来不及了，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就沉默不语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肯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当音乐一响，有人请主席跳舞时，我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赶紧悄悄溜去了休息室。
过一会儿有人喊我说，主席叫我。我过去一看，周总理坐在主席身边正和他谈着话，主席看到我连连招手，‘小吴，你过来，把你刚才给我说的事再讲给总理听一遍。我刚说了几句后，总理点点头止住了我的话，说：‘我知道此事。’然后向主席做了汇报，并将救灾措施一一说明，最后告诉主席说：‘绝大部分灾民已返回家园排涝抗灾了，只有少数人出来后不知道情况，也不听劝告滞留在城里，政府正在做他们工作，不久就会回去的。’这时，主席‘噢’了一声，还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脸上又露出了往日的笑容。
我这才明白，刚才主席是在为那些受灾的群众忧虑不安。我当时暗暗庆幸周总理来得真及时，讲明情况解除了主席的忧虑，否则他老人家又要渡过一个不眠之夜了。”吴老说，“后来才得知是主席专门把周总理找来的，大家都开玩笑说我这是告了总理一状呢。”
当时不理解毛主席
文工队的都是些年轻人，也会做错事，其中一个女青年未婚先孕了，当时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组织上对她作了严厉的处分。主席也听说了，跳舞时就问起小吴这个事，吴凤君就给他讲了是什么样的情况，还告诉主席说团支部开会全体举手表决开除了这个同志的团籍。这时主席就问她：
“你举手了吗？”
“当然举了呀！大家都举手了。”
“要是我，我就不举手！”主席这样说，
“你为什么不举呢！”她当时十分惊讶和不理解，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地！你们都还很年轻，难免会有这样的缺点或那样的错误，有了错误怎么办呢，大家要互相帮助。你们要反复去跟这个同志讲她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不好要讲清楚，然后告诉她怎么做才是对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帮助她认识和改正错误，改了就还是好同志嘛，怎么能直接开除团籍呢，你有帮助过她吗？”
她如实地回答说：“没有。”
“你没有帮助她，就举手，那你就不对。”
“我们队长和指导员也是这个态度，他们都认为是她做错了。”当时的小吴并不理解主席的方式，也没有想明白其中的意思，忍不住替自己辩护。
“那你就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和指导员，他们也是不对地！”
看到主席有些生气的样子，她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吴老说后来他们文工队又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事情，组织上要让那位同志做人工流产，主席知道后，立刻把文工队的领导叫了过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青年呢！这样做是不对的，也解决不了问题。”领导问主席那该怎么办呢，主席给他建议说：“怎么办，我看好办，你们给男方写信，让他回北京来结婚，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就以我的名义写信。”于是只好按照主席的意思办，这段对话是文工队的领导告诉他们的，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这么处理。
吴凤君说：“我当时也没想明白，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读了不少书之后，回过头来想这个事情，我才知道主席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主席思想是很开明的，甚至是很超前的。套用今天的话来说，主席是最尊重人权，尊重生命的。时间与事实也证明了主席他老人家当时的处理方式是多么地正确英明。我这位队友与丈夫结婚以后，相亲相爱，幸福地生活了一辈子。并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激，他们一家人对党和国家，那也是绝对地忠诚。”在80年代非毛化时，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时有负面材料爆出来，不断地往主席身上泼污水，妖魔化毛泽东。吴老的这个同事叮嘱她的儿子说：“别人骂毛主席，我管不着，但是你就绝对不能这么做，没有毛主席就不可能有你，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们这一家。”吴老说她后来和这位队友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比较清楚这个事情，但不便透露这位同志的姓名，我们也就没有多问。
澄清谣言
2009年9月，羊城晚报发表了马承钧文章《毛泽东身高实际只为1.72米左右》，被各大网络媒体转载。认为毛泽东身高只有1米72，过去毛身高1米83的说法来自“特殊政治气候下”“被刻意地拔高”。
我们乘此机会，问了问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五年，对主席十分熟悉的吴老。
吴老说：“难道身高还有假呀！主席是属于特别高大的人，他与很多人在一起时都要俯身说话，身高至少也在1米8以上”。
即便非毛化高潮时，吴凤君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却仍然从未改变。当时也有人来找她谈有关毛主席的情况，她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希望把当年的事情，实事求是地客观反映给读者，想让更多的人认识真实的毛泽东，了解主席的为人和他所做的既平常又伟大的事。提起当时接受一些记者采访的事情，吴老至今都很生气，她说：“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有些记者按照着他们的立场报道出来意思就全变了，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理解错了。”
如今的社会风气，精神面貌远也远不如吴老他们那个时代了，现在是物欲横流，利益熏心，很多人自己心里不再纯洁，不再相信崇高，他们就用自己狭隘的心态，用时下的不正眼光来揣度和歪曲毛主席。
纪念主席
1958年，我们国内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需要更多人去搞建设，同时减少军备开支，国家决定大裁军，规定师以下不能有文工团，中南海文工队也没有特殊待遇，该解散的也要解散。当时文工队的很多同志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要去开拓边疆，吴凤君和她的同志们就去了北大荒，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拖拉机手，这多少受了些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
临行前毛主席和他们谈话：“去北大荒，是你们自愿的吗？”“当然是自愿的，我们回答说是要去建设保卫北大荒，并且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批准的！”吴老说那时的年青人，可真是满怀豪情壮志，大家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要去支援祖国边疆建设。
主席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你们要走，我也很舍不得，但是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你们的前途，年轻人是应该要远走高飞的。”话锋一转，他忽又幽默地说，“你们到了那里可别忘了我这老头子哟，都要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里的新闻哦！”
到了北大荒，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天气寒冷，劳动强度大，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吴凤君才给她的好朋友小刘写了一封信，小刘当时还在中南海，有次毛主席见到她就问：他们去北大荒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了？小刘就给主席说了吴凤君的情况，并把信给他看了，主席看完信后说了句：“她们把我都忘了哟，连封信也不给我写。”小刘回来立马转告小吴，让她赶紧给主席写信，写好后还是由她帮忙转交的。
吴凤君在给主席写了两封信之后，1959年1月29日那一天，她收到了小刘寄来的一封有些“沉甸甸”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毛主席的亲笔信！毛笔写的！50多年来，吴凤君一直珍藏着这封信。里面还有一封是写给另外一个同志的，其中有句话让吴老印象深刻：整个世界都是你们年轻人的，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吴老给我们看了当年他们和主席集体合影。
她说：“我们当时可一点不贪心，现在的人很多人见到名人都抢着合影签名，我们当时其实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和主席单独照相的，心里也希望，但是我们怕耽误主席的时间，竟谁也没有提出来过”。
吴凤君老人还拿出了主席写给她的那封信给我们看。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为你们两人致祝贺！
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们，大概永不会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高飞于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呵！文工团何必占领那么多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高飞改业。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
你们此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1959年1月28日
看着这封信，我们还真就看到了主席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他是多么希望青年一代能够成熟起来，能够接手红色江山，能够继续为人民服务。睹物思人，我分明看到主席期待的眼神，看到现在江山变色的现实，我又不禁感慨万千。
我们今天的青年们常常谈抽象的民主，抽象的自由平等。通过与吴老的谈他们在中南海中的生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平等。
真正的民主是让青年人学习政治，让青年人关心国家大事，这样青年人才能够独立思考，才能参与国家决策。而不是像西方政客一样，让国民沉醉于毒品，色情，然后通过所谓的全民选举让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民选举他们不了解的总统和议员，让人民支持他们发动的战争。伊拉克战争不正是如此么，美国的政客们编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获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这场战争在给伊拉克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士兵的伤亡。
真正的自由是外在形式上有严格的纪律规范来保障，而内在的实质上人们可以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没有等级观念和权贵官僚的压制与束缚。自由地学习或休息，自由地选择人生道路，能够决定自己的方向，主导自己的命运。吴老讲述，当时他们文工队和警卫员可是熟得很，休息时给他们办培训班，教他们跳舞，教他们拉琴，学习各种乐器，个人感情是很好的。但是进出大门的时候，警卫员只认证，不认人，她们有时忘记带证，一样不让进去，站在一边等警卫处核实确认身份。眼前的那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的同志啊！但是无论他们友谊有多深，关系再好也没有通融的份，连主席的女儿，李敏也一样，没有证进不去的。除了首长们日夜操劳，没有多少休息和自由的时间外，他们大家在中南海的生活和气氛，那是十分自由的，恋爱自由，工作自由，人生道路可以自由选择，愿意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或是随时想改行的，都没有什么限制。
真正的平等是建立在对劳动尊重的前提下，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上。毛主席在百忙中关心着青年成长，帮助他们学习；朱总司令耐心教育青年，关心他们的生活；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同样操心着青年的生活学习和成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也恰恰证明中国的领袖们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把普通人的愿望和前途放在心间的，而不是像一些领导人一样四处邀名卖宠，这才是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之间真正的平等，毛周朱都自觉的把自己当做普通的劳动者，当时的教育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我们由衷感谢伟大的中国革命，感谢这些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他们让我们知道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历史，告诉了我们真心为人民服务才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使我们有了努力的方向。
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吴凤君老人，费尽周折组织了不同时期毛主席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在一起举行了纪念活动。30多年来，每逢9月9日和12月26日，他们都会自发地聚到一起，纪念毛主席。
吴老给我们讲述的中南海经历和领袖们的点点滴滴，让人感慨万千；她对主席深厚真挚的情感，也令我们感动不已。吴凤君本人也同她所敬仰的首长们一样，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她不仅大老远下楼出来接我们，有些俏皮地说:“跟我走吧！”走到福利院大厅时，上了年纪的她还抢先给我们年轻人开门，优雅地伸出手，轻快地说了句：“请！”这真是让我们愧不敢当，电梯里短短几句交流，也让我们倍感亲切。
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们看了很多原件与手稿，翻看了不少相片。讲起主席来，那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连饭也忘了吃，我们提醒说让她先吃饭，她却执拗地说没关系，先说完正事要紧。这让我们很过意不去，又印象深刻，我们无疑都十分钦佩和喜欢这位老革命，老艺术家。此次采访时间虽短，整个过程却是愉悦的，轻快地，充满感动的，通过她的回忆和讲述，我感觉自己离真实的主席也是如此之近，甚至可以说是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历史，正像吴凤君老人说的那样：“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任何人也抹灭不掉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掩盖歪曲不了，历史终究会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伟人是能够经受的住时间与实践的历史考验的”。
《一封未寄出的信》
59年夏我调回北京。小刘告诉我:前不久主席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知道我要调回北京，此信就未寄出。我激动地从她手中接过信后，急不可耐地打开一看，他老人家还是那么亲切地关怀着我，后边他又写着“寄诗一首，闲时读一读如何？”哎呀！还有一首诗！我极力让我激动的心平静下来，仔细的读下去，这是一首七律，题名《送瘟神》，信后边的署名是主席在陕北转战时曾用过的化名——李德胜。
主席写给我的是《送瘟神》第二首，当时读了不十分明白，事后了解到他写此诗的背景，我才理解老人家送诗的意义。我也更深的感受到，作为人民的领袖，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余江县，首先根治血吸虫病的消息，主席看了之后竟然夜不能寐，欣然挥毫写了此诗。他老人家这么激动是有原因的。
早在56年主席就知道南方许多地区流行大肚子病，于是他在杭州开会时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调查情况。当这些同志向他汇报了血吸虫病给群众造成的痛苦和危害时，主席坐不住了，当即决定请有关领导和专家们尽快开会研究如何消灭血吸虫病的措施。主席说:“我们打倒了人为的敌人后，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打倒自然界的敌人。”还说:“我就不相信消灭不了这些小虫。”
此后，在主席亲自关怀下，成立了消灭血吸虫病小组，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进行了一场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仅用两年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他老人家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了解了这一背景，再读这首诗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为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福与自豪。
毛主席热爱人民，时刻把人民的疾苦系在心上，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创立的辉煌功绩，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及警卫员战士的亲切关怀以及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也将永远铭记我心中。值此，一百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
吴凤君
写于1993年
《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大约54年夏，我们在北戴河执行任务，有几天因受台风影响，气温骤降，海上风大浪急。从山上往下看，浪卷黄沙，把靠近岸边的海水都变成浑的了。往日喧嚣的海滨，突然变得异常冷清。这种气候莫说下海游泳，躲在屋里还觉得很凉。
晚上见到主席，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游泳了么？”
我惊讶的说:“这么冷的天谁还游泳。”
主席笑着说:“哎呀呀，你们这群小鬼还不如我这老头子呀！”
我连忙说:“水太浑了，全是沙子。”
主席说:“游过这一段就好了。”
我又说:“风那么大，浪那么急我可不敢游。”
主席笑了，笑耐心的对我讲:“这点风浪有什么可怕的，它还是怕人的哟，你一游它就给你让开路了，我和往日一样的游了，不是很好么。”听了主席这番话，我不好意思地底下了头，我想主席不仅仅在谈游泳，而且在倡导一种精神。
那时他老人家已过花甲之年，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下，仍然坚持下海游泳，正如他诗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当时我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那种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主席看到了我们的弱点，但他从不用大道理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抓住一些小事，循循善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吴凤君
写于1993年
1994年1月14日 星期五 第四版 中国地质矿产报 社会文化 名人寻踪
“皇亲国戚”今安在？
——访毛泽东堂弟毛泽连
吴 凤 君 文 熊 伟 摄 影
七月中旬的湖南暑气正盛，虽然刚下过几场大雨，天气仍然闷热异常。北京电视台《情系毛泽东》摄制组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刘馆长的陪同下，向毛主席嫡亲堂弟——毛泽连老人九阿公家走去。
在通往滴水洞的公路旁坐落着几户农舍，农舍前有一片洼地。沿着小道走近，只见地里种着一些瓜菜、豆角还有几行玉米，去年雨水充沛，加上主人的辛勤，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刘馆长冲着正在地里劳动的老人喊道：“久阿公，北京来人看你了。”不一会，从菜地走出一位瘦高，有些驼背的老人，他穿一身褪色的灰布衣裤，足蹬一双棕色塑料拖鞋，腿脚沾满泥巴。
刘馆长向他讲明我们的来意，老人爽快地接受我们的采访，热情地将我们让到他的家中。屋内光线很暗，陈设极为简陋，唯一显眼的是右边墙上挂着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六位烈士照片，其中毛泽建就是九阿公的胞姊。她过继到毛主席家，成为毛主席的妹妹。1928年被反动派杀害。
81岁的九阿公，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只有一点微弱的视力，身体尚好，这与他终年参加劳动是分不开的。九阿公话乡音太重，我们都听不懂，刘馆长为我们党翻译。
九阿公谈起过去是那么激动，他说：“1949年开国大典一过，我就与表弟李轲同到北京看望主席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的三哥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他详细询问了家乡的生产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三哥看我眼睛光流泪，问我失明原因，我告诉他这是老毛病了。1928年泽建姐姐被捕后，敌人也到家里抄斩，我逃到外边给老财家打短工，无处住，生活极艰难，就得了“热眼病”。无钱医治，现在越来越严重。三哥说眼睛看不见可不行，于是让毛岸英陪我到协和医院治疗，大夫说左眼无法治了，为保住右眼，必须将左眼摘除，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才保住了右眼，要不是三哥出钱给我治疗，我早已双目失明了。
他很关心我母亲，称我母亲为“蔚生六婶”，他问她身体可好。我告诉三哥我母亲很想念他，只因身体不好，不能来看望。三哥说，应该我去看望她，既然身体不好，就先在湖南治病，病好了再请六婶来京住一住。我们回家时，三哥让我给母亲带了一些礼品和一封信。我母亲见到这些礼品和信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不停地念叨说，三伢子没有忘记我们……以后我与不少乡亲多次看望主席三哥。他总是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热情接待。
他很关心我们，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生活困难，但我不能光为你们解决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现在全国还有许多人都很困难。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解决。’
1952年，我在开荒时摔伤了腿，眼病也复发了，我记得三哥说的尽量不给政府增加负担的嘱咐，没有麻烦政府。后来三哥知道后又给我寄来钱，让我治腿。此后每年三哥总是100元或200元不等地寄给我们一些补助。”
九阿公边说边从木柜中取出主席三哥写给他的信让我们看：“三哥给我们的钱都是他的稿费，你们看这信封上特别注明:此前是我的稿费，要节约用。”
我们看着信，九阿公继续深情地说：“三哥在繁忙工作之余，时常牵挂着我们，在他病重时曾对李敏、李讷说，‘我快不行了，家乡还有两位叔叔，他们生活很困难，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他们，看看韶山人民。’三哥逝世后，李敏、李讷遵从父亲遗嘱，多次回韶山看望我们和乡亲们”。
说到这里，九阿公带着几分内疚地说：“70年代后，政府每月给我们补助开始是20元，现在是35元，因为我眼睛不好，家里生活一直不怎么好，给政府增加麻烦，没给主席争口气，我于心不安。”
在我们谈话时，九阿婆正在做午饭，饭做好了，九阿婆将午饭端上了桌。我好奇地看了他们的午餐：炒苦瓜、酸豆角（当地的一种腌泡菜），还有一小碗辣子和糙米饭。主人告诉我们，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望着正在用饭的两位老人，我耳边又响起陪同我们的同志说的话：“这要在过去，他们可称得上是皇亲国戚呀！”可是我面前这两位“皇亲国戚”吃的、穿的、住的都与当地农民毫无差别。他们始终牢记主席三哥的嘱咐：“你是种田的，还应该继续种田。”
韶山这片养育出中国一代伟人的英雄土地上，毛泽东诸兄弟唯一健在的亲人——九阿公仍然在辛勤地耕作，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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