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老舍先生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骆驼祥子”已经成了旧中国黄包车车伕的典型形象。由于这种职业的从业者即车夫在城镇中非常普遍，因而无论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和他们打上直接的交道。最近也是机缘凑巧，笔者连续读到了一些近代名人关于自己和车夫事件的一些记述或者文学作品，发现他们对车夫的态度，恰好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理念甚至个性特征；而其中最有趣味的，莫过于毛主席的小说与蒋委员长日记的巧合。
毛主席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经发表过一篇微型小说，题目是《原来是他》，全文为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
“原来是他！”这人究竟是谁呢？毛主席并不直接说出，而是让读者结合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去回忆、思考和补充。但大家恐怕都只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人是车夫绝对惹不起的人，极可能就是“黄世仁”、“南霸天”等欺压劳苦大众的剥削阶级，毛主席用一个典型镜头，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阶级压迫的具体场景。开始读到这一篇小说的时候，笔者也只是觉得毛主席如果要在文学上继续发展，凭他老人家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直至昨天在图书馆里读到蒋委员长的一些日记，脑袋里顿时“轰”的一声：找到了，“原来是他”！“他”就是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同年（即1919年）10月1日——离毛主席小说发表间隔只有4天时间——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他殴打车夫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当天发生的，蒋委员长当时去访问居正，据他自称是“受到人力车夫侮辱”，当居正的家人和车夫 争吵发生殴斗的时候，他也上去帮忙，吃了亏，还“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因此他又回想起两年前他去访问张静江的时候，也在张静江门口殴打车夫，同样吃亏受伤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心情的
“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姑且无论他与车夫争斗的起因和是非究竟如何，单是把车夫看成“小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蒋委员长的立场，而他和车夫争斗的起因与是非，也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只不过蒋委员长运气不好，遇见的不是毛主席小说中那位“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的车夫，而偏偏遇见了敢于和“大人”抗争叫板的好汉。虽然毛主席当时在湖南，蒋委员长在上海，两人还要过8年才在战场上针锋相对，但就在对待车夫受欺压的这件事情上，已经分明站到了不同的阵线之中。过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以此时的立场为起点的。
正是由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对待车夫态度的巧合式差异甚至对立，使笔者又联想起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对待车夫的态度来。周恩来为什么会成为毛主席的战友而没有成为蒋委员长的辅佐？从对待车夫的态度也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就在毛主席发表《原来是他》3个月、蒋委员长第二次殴打车夫两月之后，周总理在1919年的12月写了一首白话诗《死人的享福》（发表在1920年南开学校《觉悟》创刊号上），诗中写道：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
死人的享福！
劳工的苦累和心地的善良，使享受劳动的青年周恩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省。他没有也绝不可能把车夫看成“小人”，他对车夫等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分明又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来。鲁迅先生通过车夫扶起“慢慢倒地”的老太婆主动报警的小事，表现了对车夫高尚人格我敬佩和对自己自私阴暗心理的深深的自责。而后来的发展，恰恰是周总理成为毛主席的战友，鲁迅先生也引毛主席为知己！而蒋委员长对待周总理和鲁迅先生的态度呢？正是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死敌！
当然在近代的名人中，比较中性的人物通常也体现出中性的态度。比如1927年冯玉祥将军主政济南的时候，先是看到人力车夫拉车飞跑觉得很不人道，于是头脑一热就下令所有公务人员不准再坐人力车上班下班！他很想听听车夫们对他这一仁政的看法，有一天就来了个“微服私访”，结果听到的却是车夫们的臭骂——冯大帅把我们的生计给断了！他这才知道这种职业对于民生的意义，于是又赶紧取消禁令。而冯将军也始终是我们党的好朋友。鲁迅先生在1935年岁末，有一天出门讲课时因为雪大路滑，专门为他家服务的车夫老周被摔伤了腿，鲁迅先生也从车上摔出好远，被撞击得满嘴是血，当他们回进家门鲁迅先生还笑着说
靠腿吃饭的偏偏摔坏了腿，靠嘴吃饭的又偏偏摔坏了嘴。
所以尽管是对于骆驼祥子这种“小人物”的态度，就已经折射或者检验出了“大人物”的思想甚至灵魂了。而本篇的标题如果要准确全面的话，也应当是《近代名人与车夫》吧。
读过老舍先生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的人都知道，“骆驼祥子”已经成了旧中国黄包车车伕的典型形象。由于这种职业的从业者即车夫在城镇中非常普遍，因而无论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和他们打上直接的交道。最近也是机缘凑巧，笔者连续读到了一些近代名人关于自己和车夫事件的一些记述或者文学作品，发现他们对车夫的态度，恰好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理念甚至个性特征；而其中最有趣味的，莫过于毛主席的小说与蒋委员长日记的巧合。
毛主席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经发表过一篇微型小说，题目是《原来是他》，全文为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
“原来是他！”这人究竟是谁呢？毛主席并不直接说出，而是让读者结合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去回忆、思考和补充。但大家恐怕都只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人是车夫绝对惹不起的人，极可能就是“黄世仁”、“南霸天”等欺压劳苦大众的剥削阶级，毛主席用一个典型镜头，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阶级压迫的具体场景。开始读到这一篇小说的时候，笔者也只是觉得毛主席如果要在文学上继续发展，凭他老人家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直至昨天读到蒋委员长的一些日记，脑袋里才顿时“轰”的一声：找到了，“原来是他”！“他”就是蒋委员长！
蒋委员长同年（即1919年）10月1日——离毛主席小说发表间隔只有4天时间——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他殴打车夫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当天发生的，蒋委员长当时去访问居正，据他自称是“受到人力车夫侮辱”，当居正的家人和车夫 争吵发生殴斗的时候，他也上去帮忙，吃了亏，还“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因此他又回想起两年前他去访问张静江的时候，也在张静江门口殴打车夫，同样吃亏受伤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心情的
“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姑且无论他与车夫争斗的起因和是非究竟如何，单是把车夫看成“小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蒋委员长的立场，而他和车夫争斗的起因与是非，也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只不过蒋委员长运气不好，遇见的不是毛主席小说中那位“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的车夫，而偏偏遇见了敢于和“大人”抗争叫板的好汉。虽然毛主席当时在湖南，蒋委员长在上海，两人还要过8年才在战场上针锋相对，但就在对待车夫受欺压的这件事情上，已经分明站到了不同的阵线之中。过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以此时的立场为起点的。
正是由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对待车夫态度的巧合式差异甚至对立，使笔者又联想起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对待车夫的态度来。周恩来为什么会成为毛主席的战友而没有成为蒋委员长的辅佐？从对待车夫的态度也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就在毛主席发表《原来是他》3个月、蒋委员长第二次殴打车夫两月之后，周总理在1919年的12月写了一首白话诗《死人的享福》（发表在1920年南开学校《觉悟》创刊号上），诗中写道：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
死人的享福！
劳工的苦累和心地的善良，使享受劳动的青年周恩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省。他没有也绝不可能把车夫看成“小人”，他对车夫等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重，分明又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来。鲁迅先生通过车夫扶起“慢慢倒地”的老太婆主动报警的小事，表现了对车夫高尚人格我敬佩和对自己自私阴暗心理的深深的自责。而后来的发展，恰恰是周总理成为毛主席的战友，鲁迅先生也引毛主席为知己！而蒋委员长对待周总理和鲁迅先生的态度呢？正是政治和文化思想上的死敌！
当然在近代的名人中，比较中性的人物通常也体现出中性的态度。比如1927年冯玉祥将军主政济南的时候，先是看到人力车夫拉车飞跑觉得很不人道，于是头脑一热就下令所有公务人员不准再坐人力车上班下班！他很想听听车夫们对他这一仁政的看法，有一天就来了个“微服私访”，结果听到的却是车夫们的臭骂——冯大帅把我们的生计给断了！他这才知道这种职业对于民生的意义，于是又赶紧取消禁令。而冯将军大体上也始终是我们党的好朋友。鲁迅先生在1935年岁末，有一天出门讲课时因为雪大路滑，专门为他家服务的车夫老周被摔伤了腿，鲁迅先生也从车上摔出好远，被撞击得满嘴是血，当他们回进家门鲁迅先生还笑着说
靠腿吃饭的偏偏摔坏了腿，靠嘴吃饭的又偏偏摔坏了嘴。
所以尽管是对于骆驼祥子这种“小人物”的态度，就已经折射或者检验出了“大人物”的思想甚至灵魂了。而本篇的标题如果要准确全面的话，也应当是《近代名人与车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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