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史考察

“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史考察

    

    ［内容提要］“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命题，又是该命题所表达的思想。本文不是从广义上做思想史考察，而只是着重考察该思想的命题表达形式的演化过程。马克思曾提出“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的论断，恩格斯对“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的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列宁明确提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斯大林最早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明确使用了“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毛泽东在继承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基础上，独立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并使“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成为经典表述。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入地研究“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是理论工的重要职责。本文主要从命题史的角度，考察“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酝酿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对“为人民服务”进行命题史考察的必要性
    “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命题，也是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对“为人民服务”既可以进行命题史考察，也可以进行思想史考察。所谓命题史考察，就是追溯这个命题的酝酿、萌芽、形成和定型的过程以及对这个命题进行解释和定位的过程。而思想史考察，则是考察由这个命题所表达的那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当然，思想也必须由命题来表达，没有脱离语言表达形式的纯粹思想。但是，二者仍有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及考察范围和任务的不同。命题史注重的是思想的命题表述史方面，是从历史上考察以怎样的文字组合形式来表达相关思想的问题。而思想史考察则更注意某一个思想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使这个思想还是用不成熟的方式或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都属于思想史考察的范围。同样的或相近的思想可以用很不相同的概念和命题来表达，但是，只有在这个思想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开始用与经典表述的命题相近的方式来表达时，它才属于这个命题的历史考察范围。因此，可以说，命题史考察的范围要小于思想史考察的范围，也可以说前者是后者中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
    就“为人民服务”来说，命题史考察就是要追溯这种经典表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只要在具体表述方面与“为人民服务”搭不上边，那么，即使它内在地包含有相关思想，或者体现出这方面的丰富思想，也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本文着重从“为人民服务”这种经典表述出发，向前追溯，考察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不是从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思想上去考察，而是从具有严格表述的命题形式上去考察。如果考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起源，那是极为庞大的工作，大凡具有民本思想和为民谋利益的思想都可以算在内，本文不可能承担如此庞大的工作，而是把任务缩小，仅限于考察“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表述的提出和演化过程。
    那么，这种对“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史考察是否必要呢？可能有人认为，这样一个思想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相关命题来表达，比如“为人民谋利益（幸福）”、“维护人民的利益”、“以人民利益为本”，甚至“服务人民”以及“服务于人民”等等。表述可以不同，但思想都是一个。因此，重要的是考察这个思想的形成与演化史，而不是考察其中某一个表达形式的形成史。这样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并不能取消考察“为人民服务”命题史的必要性。
    首先，在这些相关的表述形式中，“为人民服务”是最经典的表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理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思想，虽然都可以用不同的话语来表示，但应该有它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能够最准确和完整地表达这个思想和原理，最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实现了语言表达与思想内涵的有机统一。一个原理，如果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最完善的经典表述，这样的原理就是不够成熟的。当然，经典表述也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时代而丰富发展，但是在同一个时代中，一种思想和一个基本原理，应该有它的最到位的表述。这也是理论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既然“为人民服务”正是这样一种经典表述，那么考察它的形成演化过程当然是必要的。
    其次，“为人民服务”这种表述不论是在表达的精准方面还是传播的广泛性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为人民服务”一词非常简明，便于人们认同和接受。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为人民服务”以来，它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表述。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成为一种精神和信仰的象征，这是不能用别的几个字或别种字体所能取代的。自从有毛体“为人民服务”行世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书法家敢于用自己的字体写一遍“为人民服务”来与毛体相比肩。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人能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己成为毛泽东人格和形象的象征，成为共产党人人格的象征，这是任何一种其他表达都无法取代的。
    最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命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弄清它在当代的发展变化，也需要追溯历史。“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有其时代特征，但不能说它只适用于毛泽东时代。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为人民服务”仍有其价值。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并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出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细化研究的需要，也应该对“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进行历史的考察。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一贯的思想。我们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范围内，考察这个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经典表述的，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
    二、马克思：选举权和人民代表要“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虽然并不存在无产阶级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它在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中也会有一定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在形式上与“为人民服务”相近的表达。比如，古罗马的西塞罗曾提到“为同胞们服务”。他说：“如果说我在过去繁忙的时候也在为我的同胞们服务，那么我在闲暇之时也同样能为他们服务。”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提出了“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幸福”这样的字眼。他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写道：“凡是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总是会得到人民信任的，而凡是受人民拥戴的政府，是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功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如此等等，这些相近的提法一方面说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源远流长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有性质上的不同。
    早在1835年8月，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在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从职业选择的角度提出并论述了“为人类工作”的思想。他写道：“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还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干百万人。”
    马克思在另一篇中学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提出了国家官吏应该“为人民造福”的论断。他写道：“既然国家看来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出的人们根据他的倡议担任了国家职务……，——那么，由于这一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应当指出，那位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在1843年10－12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有哲学“为历史服务”的提法。他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这里，“为历史服务”，也就是为社会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
    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论断。他们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71年5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提出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这一论断。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中的译文是这样的：“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在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这一短语的译文改为“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这句话的完整表述为：“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
    马克思的这一短语的中文表述尽管意思一样，但字面上是有所不同的。从原来的译文中很容易从字面上看到马克思的表述与“为人民服务”的直接联系，而在新的译文中这种联系有所淡化。马克思的德文原文“dem in Kommune konstituierten Volk dienen”既可以译为“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也可以译为“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在意义表达上可以说是完全等值的。在我们考证“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和命题的场合，这两种字面表述上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了。“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固定用语，显然不宜将之另行表述和替换为“服务于人民”。而且，从马克思德文原文来看，是名词“人民”（dem Volk）在前，动词“服务”（dienen）在后，与汉语“为……服务”的句型恰相吻合。因而，译为“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似更符合原文的字面表述。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这一表述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命题的联系，本人认为还是以保留“为……人民服务”的形式为佳。
    三、恩格斯：批判那些“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的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吸取前人思想资源的同时，也从反面来批判前人的反动思想。比如，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要求人们“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他曾对他的官吏说：“人们必须全心全意，用全家全产，名誉和良心，为君王服务，并奉献一切，除了上帝赐给的天堂幸福以外，其他一切必须是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普鲁士国王，从一世到四世，都做过批判，批判了他们唯我独尊的封建专制主义。
    恩格斯明确地揭露和批判了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思想的本质。1843年10月，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批判了马丁•路德在看到宗教改革即将发展为农民起义的时候，立场上走向退步和反动：“如果说他在开始自己的传教士生涯时是人民的一分子，这时就完全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了。”在恩格斯这句话里，显然暗含着“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在内，但可惜没有出现这样的正面表述。
    恩格斯还揭露和批判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报纸。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尖锐指出：在一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煤矿区的治安法官）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
    恩格斯批判了财富“为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现实，提出应该“为全社会服务”。1868年3月，他在为《民主周报》而写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在70岁生日时致信《柏林人民报》编辑部，重申自己终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使命。他写道：“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
    四、列宁：无产阶级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首领考茨基时，明确提出“为谁服务”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他说：“为了指出考茨基关于恐怖主义的议论具有什么价值，这种议论是为谁服务，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我把一篇自由派的短文全部引在这里。”
    1905年11月13日，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著名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写作“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论述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他说：“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同麦克唐纳这一类人分裂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对于资产阶级专家，“不仅要镇压他们的反抗，不仅要使他们‘中立’，而且要他们担任工作，强迫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还论述了教育事业要“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他指出：“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
    列宁不仅从知识分子角度，而且从民主的角度，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1917年6月的《六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1918年8月20日，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谈到苏维埃新的民主时写道：“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
    五、斯大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为人民服务”的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为谁服务的思想，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早在1928年2月2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会议上发表关于《论红军的三个特点》的演说，谈到军队要“为工农服务”。他写道：“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为统治者效劳，而是为那些以前当奴隶、现在已经解放了的工农服务的。”
    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在谈到苏联的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形成“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
    1938年5月17日，斯大林在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中，论述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祝贺不与人民隔绝、不远离人民、而决心为人民服务、决心把一切成果都贡献给人民的那种科学日益繁荣，这种科学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迫不得己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乐意的。”1938年9月，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其中写道：“苏联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变化。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不象旧知识分子那样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时又说：“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巨大的文化工作，在我国便产生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新的苏维埃知识界，他们出身于工人阶级、农民和苏联职员，他们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不知什么是剥削的桎梏，仇恨剥削者并决心忠诚地为苏联各族人民服务。”斯大林还进一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写道：“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休戚相关，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0年6－7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中，论述了语言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他写道：“作为人们交际工作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他区分了上层社会中的习惯语和“地域方言”，认为前者“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而后者则“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六、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1939年2月20日夜，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谈了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的意见。在谈到孔子的道德论时，毛泽东批判了孔子的“知、仁、勇”三达德。其中关于“勇”，毛泽东尖锐指出，这种所谓的“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献中首次出现这样的提法。当然，这是一封私人通信，当时并未发表，后来发表于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出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他写道：“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该文是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演讲，那么是不是刘少奇于这一年也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并率先向社会发表呢？查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如1945年9月冀中导报社版本，1945年12月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版本以及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版本，均没有这句话。由此说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时补入的。不能据此认为是刘少奇最先公开提出“为人民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到“为工农服务”和“为群众服务”。他在讲知识分子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时指出，不敢放手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并提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毛泽东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提出要利用文艺的旧形式，来创作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时提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
    1944年9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讲演，这就是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于1944年9月5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的演讲一开头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接下来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即兴演讲，没有书面稿。讲完后，李克农安排罗青长和许立群整理这个讲话。整理出来后，登在中央警卫团的团报《战卫报》上。延安的《解放日报》要转载，叶子龙送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认可后，由《解放日报》于1944年9月21日发表。此后，根据地的一些报纸相继转载。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于是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载了，并通过一些外国记者，传到了国际上。这篇演说明确地把为人民服务提高到党和人民军队宗旨的高度，是毛泽东最精粹的著作之一，也是在传播“为人民服务”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讲话通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并不是作为核心概念和核心命题提出来的，而是在讲到我们不怕别人提批评意见的话中讲出来的。当时还没有从中提炼出《为人民服务》的标题。《为人民服务》的标题是在把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加上的。
    如果说“为人民服务”在文中只出现过一次，那么“为人民利益”则出现了多次。比如，“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为人民利益而死”、“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想到人民的利益”等。而且，毛泽东为张恩德题写的挽词是“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可见，这篇极为精彩的短文反复出现的概念和主旋律是“为人民利益”。从当时《解放日报》的发表稿看，原文为“为人民利益服务”。但也正是在反复阐述“为人民利益”的过程中，“为人民服务”从中脱颖而出了。尽管毛泽东在五年前给张闻天的信中已经使用过“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但此时的演讲并不是再次重申已有的概念和命题，而是从真情实感出发，重新从“为人民利益”中提炼和升华出“为人民服务”这一经典命题。
    此后，毛泽东就开始明确地阐述“为人民服务”了。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再次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谈到“为人民服务”，但这次是明确强调了这一命题：“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致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这篇讲话发表在1944年9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核心命题已经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利益”则是用来解释这一核心的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以此作为党的宗旨。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第一二O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于1945年9月20日为大公报社职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七、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否受到斯大林影响？
    斯大林最早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否受了斯大林影响？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与斯大林的“为人民服务”在角度、内涵和地位等方面有何区别？无疑，斯大林早在1936年11月、1938年5月和9月以及1939年3月都曾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但若断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提法直接来自斯大林，证据并不充分。我的推测是，毛泽东可能间接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一语并不是毛泽东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
    现有材料尚不能证明毛泽东在1939年2月提出“为人民服务”之前读到了斯大林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还不能得知毛泽东在此前是否读到斯大林1936年11月《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讲话。至于斯大林1938年5月在接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毛泽东很可能没有读过。此篇短文，原载于1938年5月19日的《真理报》。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选》收入该文，系由中央编译局译自1941年苏联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一书。这说明至少在1941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看到斯大林的这篇文章。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肯定看过。但是，该书中文版应是在1939年底才出版，比如大华出版社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时间是在1939年12月25日。这已是在毛泽东自己提出“为人民服务”之后了。
    但是，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在联共18大上的报告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毛泽东应该看到了。因为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的报告中论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时曾提到：“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这说明毛泽东至少在1942年5月28日前读过斯大林的报告，并且注意到了其中讲知识分子的那一部分（斯大林正是在这里谈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即使毛泽东后来的“为人民服务”的提出可能受到斯大林影响，但1939年2月则是毛泽东独立提出的。
    而且，毛泽东前几次提出“为人民服务”，都是在特定语境下，触景生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讲出来的，而不是转引来的。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就不用说了，毛泽东接下来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再次提到“为人民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话，在接下来的议论中带来一句“为人民服务”。在这一长篇讲话中，根本没有引用斯大林的论述，按理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得更多，且更加明确。与其说受到斯大林影响，还不如说受到列宁这一论述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引述和套用斯大林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但不能完全否认毛泽东可能受到斯大林论述的间接影响。事实上这是很可能的。毛泽东爱读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多次讲到知识分子问题和“为人民服务”，这类文字不可能不在中国有所反映，从而直接间接地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但是，毛泽东即使曾读到斯大林带有这一提法的文字，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任务与苏联不同，关注点也不同，因而未必引起特别关注。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来看，很明显带有一种自发提出的那种过程的特点，而完全不像是从前人那里直接拿来再作解释的样子。这就只能理解为一种间接影响。当然，间接影响也是影响，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和贬低斯大林提出“为人民服务”命题的重大贡献和重要影响。
    同时要看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与斯大林的“为人民服务”有角度上和范围上的不同，也有思想深度上的不同。斯大林主要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的，讲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而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来讲，是很大的理论创新。但是把“为人民服务”这样经典的命题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是太狭窄了。毛泽东开始提到“为人民服务”主要也是从知识分子角度出发，但他从《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开始，就明确地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这不仅是一个范围扩大的问题，更是一种性质和层次上的跃升。而且，通过党的七大将“为人民服务”变成党的根本宗旨和最高宗旨写入党章。此后，不论党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没有放弃和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人民服务”写入国家宪法，成为国家最高意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