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黑
文学双月刊《锺山》2011年第五期刊载的王彬彬《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一文，所谈并不是文学话题，而是历史政治话题，其副标题说得很明白，是“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应当是有大发现的。
拜读之余，却感到这是一篇“作闲气”的文章，其主旨是要弄明白当年中国“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发明权及其来龙去脉，他的结论大体是这样：
蒋百里、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多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理念，毛泽东则将这种理念系统化，白崇禧最后将毛泽东的系统化论述浓缩为言简意赅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的一句话，因了“持久战思想”发明权的明晰，也就显得更有一层依据了，它说：
于是有1937年的“七·七事变”，于是有中国方面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
总之，王彬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必是持久战的思想，是从蒋百里、蒋介石、李宗仁等人那里来的，他所做的贡献，是做了系统化的论述。
《锺山》有介绍：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可见，王彬彬是一位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是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并且给他们打分数的人，他在《锺山》这样有影响的文学双月上发表这篇历史政治研究文章，得出以上的结论，其作用，是有点不同凡响，因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历史地位太高了，在过去的某种语境里，说到“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泽东，这下子因了王彬彬的文章，就大不同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作用和思想地位只不过有如写作班子里的一位高手，惯能把领导的思想发挥成一篇大文章或一个小册子或一本大书。于是在抗战形势下，毛泽东就把“领导”中国抗战八年的大领导蒋介石的思想发挥成了其名著《论持久战》。若不客气地说，毛泽东不免有“剽窃”之嫌呢。于是，一个新的语境呼之欲出。
我说王彬彬此文是“作闲气”，也就是他在“打抱不平”，他立意要把“抗日战争必是持久战”这一思想的发明权弄清楚，来个“产权明晰”，于是找到了最初的发明人，就是蒋介石，蒋百里，李宗仁，而不是毛泽东。
其实，在日寇进攻面前，中国思考“抗战”这一问题的人，当是朝野皆有，从“将相王侯”，到“渔樵草民”，不知有过多少，其中也就必有“持久战”这种思想，现在要来个“产权明晰”，也算是一种时髦吧。但当然，写历史惯来要对焦“王侯将相”，所以考察一下当时那些最最头面的人物说过一些什么话，也是写史之惯例。我们不必怀疑蒋介石、蒋百里、李宗仁曾经早就有过“持久战”思想的说法以至文章，但一定要据此把“产权”归于他们，不知何以要作这“闲气”？
王彬彬写道：
以持久战、消耗战、全面抗战的方式对付日寇，无论局势如何危难也决不投降，这种战略思想，应该说，蒋介石是在1934年就很明确地提出来了的。面对日本人的步步进逼，1934年秋，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呼？中日关系之检讨》的长文，该文以徐道邻的名义，先在1935年1月26日至30日的《申报》上连载……
这是王彬彬研究出的蒋介石先生发明“持久战”思想的最早时间。
他又写道：
1938年1月26日，蒋百里在德国柏林写成《速决与持久》，寄国内《大公报》发表……数月后的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把蒋百里的观点大大细致化了。
那么，发明“抗战持久战”思想的第二位较早的人，就是蒋百里了，他的文章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要早几个月。
这样掰着指头一算，毛泽东不甘拜下风也不行了。
不过，王彬彬既然来给“抗战持久战”思想明晰其产权，对毛泽东《论持久战》想必至少也要翻它几页瞧瞧的。我们跟着也来翻书，不想，不必翻多少，在《论持久战》的开篇《问题的提起》，毛泽东就说到：
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我们看到，所抄录的斯诺《西北印象记》中说到：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
毛泽东又指出：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王彬彬也许会说，从时间上看，毛泽东及其共产党说这些有关持久战的话，虽然早于蒋百里“在德国柏林写成《速决与持久》，寄国内《大公报》发表”（王彬彬原文没提供何时在《大公报》见报），并不早于蒋介石先生呀，“蒋介石是在1934年就很明确地提出来了的……1934年秋，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长文，该文以徐道邻的名义，先在1935年1月26日至30日的《申报》上连载……”。
我们只好再到往前些的地方去找找，看看毛泽东共产党方面有无在“1934年秋”之前，谈到过“抗战持久战”，一查，不幸得很，是有的，上网一查就见：
1934年秋，中共中央以红七军团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7月15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其中提出五项具体要求，内容就有“动员全国陆海空对日作战”，“武装全国民众”，这不是“全面抗战”的思想吗？不是根于对中日力量对比的考虑的持久战的思想吗？这可比发表于“1935年1月26日至30日”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要早吧？
更不幸的是，我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一文的注释中，看到这样一条：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
我们看这六条的前三条，也是关于全国全体总动员的，可见也是持久战的思想，要不然，就不必全国全体总动员，只要动员一些军队就行了。这样，这个“一九三四年四月”的时间，比蒋先生与布雷先生合作发表的《敌乎？友乎？》又更早了些。
这样跟在王彬彬后面作“闲气”，虽然有点无聊，但毕竟也发现，王彬彬做出这样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在《锺山》发表，似乎都没有把《毛泽东选集》上这些材料看看，不管你咋样看不起毛泽东，这《毛选》毕竟至少也是历史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吧。
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国共双方都在思考如何抗战的情况看，当时在思考这个的人，真是很多很多，至少在国共双方的上层核心，在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讨论这一问题的人决不在少数，不知多少人曾经讲出过多少深刻的思想和多少精辟的妙语，如何抗战是全国政治思想界的热点。王彬彬先生一定要明晰当时“中国抗日持久战”的发明权以至产权，过于匆忙地将自己此文发表于《锺山》，至少是否嫌性急了一些？
纵观王彬彬先生的这篇文章，其题目《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可算作是他此文的哲思成果，而用“死缠烂打的态度”形容“持久战的态度”，则是他此文的文彩，其余则文字平平，大约是有意要写得平实含蓄，而让读者自己得出“毛泽东有抄袭之嫌”的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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