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是一种什么指导思想?就是一种简单形式化的指导思想。如主张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所以在这种形式化的机械思想指导下所谓的改革就是大卸八块。他们所说的重组也就是在大卸八块而后的重组。这种重组在形式化改革思想指导之下简直就是玩拼图游戏。如现在有些人主张的铁路改革也是如此。这些人在他们抽象出的党.政.企.市场等形式概念上玩他们的形式推理,以抽象的形式逻辑推理为理由,找他们所谓改革,实际上是瞎折腾的理论依据。这些人忘记了一个根本问题无论党.政.企.市场都是人在里面活动。而人有是有能动性的,不是你玩的积木。而简单形式化的思维很显然就是把人当成了他们改革者手里的积木。把一群人分成是党,一群人分成是政,一更大群人是企。市场叫他是“看不见的手”。到此人的自主能动性彻底没有了,只有依赖“一只看不见的手”了。
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可视为为了达到特地目的建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不能正常运转,所以需要对系统改革和完善。改革应该是系统的建设而不是系统的破坏.人是有思想的。所以说心术不正,改革的大胆就会变成贼胆。
今天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人民的共同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主社会。人民的整体利益至上。国家,国家,国和家。大家在一个共有的国之内建家。人民国家的公有共有的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服务于人民而不应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如此则为正,反之则为邪。
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人与人同,共同利益一致。只有人与人同,才有人与人和的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活力在人与人同的基础上讲人与人异。即人类社会的分工不同,收入的合理差异等。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国家利益即是正派。自私自利,损害人民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就是邪派。 当然在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时候也有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要统筹兼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就是代表最广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兼顾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实现为人民服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回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与人之间就是以共同利益一致下的生产协作关系。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体体现。
没有公天下之心而谈改革的请给我闭嘴。因为你们没有天下公心,设计不出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 。 过去皇权时代,帝王为什么要禁党争?皆因结党是为营私,搞政治小圈子,危害皇权的统治利益。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大家做主,人民做主。以人民的整体意志为主,服从人民的整体意志。而精英们的民主呢?是自做主,私做主。违背人民的意志谋私利的民主。人民的国家,大家的国家,精蝇做不了主的时候,他就大喊没有民主。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了如茅于轼等有了民主,做了主,人民就遭了秧。连公租房都不能有厕所。更有无耻的把大家共有的说成无主的,瓜分国家。茅于轼等精蝇叫嚷的毛泽东时代没有民主,今天我们看得很明白了,就是这些人没有能力做瓜分国家.国企的主。而当他没做了主的时候就不再是过去说的,仅仅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了.精蝇们以私天下之心来改革。改来改去,国家的,大家的,都成了精蝇们私家的。为什么今天要强调改革者的心术要正呢?因为改革毕竟改了三十年,有些人嘴里的改革已经变成了现实。而面对三十年的改革现实验证了心术不正,改革的大胆就会变成贼胆。
事物在发展变化的,可以说现存的任何理论都有其时代性,并非完美的理论。如果心术正,改革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福利,那么改革即使出现失误人民也会理解,也会原谅和包容。因为改革者有如保赤子之心,诚心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有人说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为什么?就是因为行政权力越俎代庖。过去的国营企业改成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谁所有?谁行使所有权?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没有人民代表的事,是行政机关行使所有权。所以国有企业的利润都归了行政机关。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人民不得利,但大都用来行政消费。
改变国有企业官营化,应该是让人民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鞍钢宪法原则。再有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全民所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有。而不是少数人所有叫民有。全体民的所有叫公有.共有。少数民的所有.个人所有叫私有。
人民共有财产的产权由谁来行使?应该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大来行使。而不是由公务员组成的行政机关来代替。 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民主人士”大都热爱一人一票的票选民主。在他们的逻辑里叫民不选官,官不为民。而同样一个道理也可推论劳动者如果不通过一人一票选老板,老板也不会为劳动者的利益着想。所以一人一票的票选形式也不能一概否定。要说票选我更赞成一人一票选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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