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茅于轼被诉想到应尽快建立“面向社会的知识分子诚信评价系统”(旧文重发)
厂家商家制造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人人憎恨，人人喊打，商品打假打劣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产品的制造者，他们在媒体上炮制的歪理斜说、胡说八道却无人追究，无人问责。以至于这些人越来越胆大，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喉舌。更可憎的是：这些人明明是代表利益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以专家学者的面目打着人权、民主、博爱、舆论自由的幌子在媒体上招摇撞骗，欺骗群众。而一旦被人揭穿，却又鼓吹应该承认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以公开博弈来搪塞。如此，索性你当初就直接声明“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办事”来得诚实。当穷人要讨论问题时，不会让为富人说话的你参与进去。
要遏制中国知识分子无限堕落的趋势，必须剥夺其胡说八道的发言权
知识分子本是人类的良心，发挥调控社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自古以来的读书人因其知书明理向来被老百姓敬重，有不良品行的被众人视为士林败类而遭鸣鼓而击之。对知识分子的品评是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中国自汉以来就有的良好风气，延续很久了。然而自文革之后，就再没有对知识分子诚信的社会评判，以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堕落为最缺乏良心的社会群体，以其追逐名利而被利益集团把控。
不珍惜声誉，不珍惜发言机会。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前后矛盾、自相矛盾而毫无顾忌。一切违背常识，违背基本逻辑、科学素养的话都能说出口并大行其道。根本就是蛮不讲理，这是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现象。是中国人都傻了？不是，而是现行的社会机制对他们毫无约束了。
今天，专家们的发言权来自于学历，更来自于利益集团的赏识，而学术界、学术团体丧失自律，假丑恶的泛滥和护短行为。使得学历、职称、专业地位已经丧失公信，利益集团的言论更无公道可言。这是不公平的，剥夺了民众的评议权、选择权。因此，我们认为专家的发言权应来自于其是否坚持真理、公义、来自信誉，而信誉应来之于公评。
现在，银行、保险、证券机构都在建立公民个人诚信档案，工商部门、司法部门在做企业诚信评估。惟独针对公众知识分子的诚信评价这项工作没有人做，建立专家、学者、知识分子诚信评价系统尤为必要。
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诚信评价系统的构成
这个系统要考察的几个方面，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职业操守和基本逻辑素养，既便是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人都能一眼明辨的是非、善恶。
建成之后，诚信评价和记录就自行链接在其个人博克上，附在其发表的媒体文章旁。每当有专家教授发表一通新奇高论，人们立刻想到去查询其文品记录，一旦人们都知道其不诚信的行为，知道其一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名字和恶评同时出现。此人就如同脸上被刺字一样，再也无法巧舌如簧，当灵魂工程师了。他口中的启蒙、普世价值会变得乏力，他发表得东西再高深，再有说服力，人们也不去理睬。
思考后，我认为可以按以下六条判词评判其有如下不良文品：
捏造事实，蓄意诬陷。
弄虚作假，抄袭剽窃。
巧舌如簧，前后矛盾。
学术伪劣，欺世盗名。
违背常识，逻辑荒谬。
故作高深，拒绝质询。
捏造事实：以舒乙捏造毛泽东称赞康熙最为典型，非常恶劣。见关天茶舍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1930.shtml。
蓄意诬陷：比如，方舟子诬陷钱学森为粮食亩产万斤提供“科学”证明”。澄清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9/184993.html
巧舌如簧，前后矛盾：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理论上的漏洞，而是立场问题。一个律师既当原告又当被告的代理，必然出现自相矛盾。易中天前后对汪晖和朱学勤论文抄袭事件的双重标准，明显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党同伐异，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表现。
学术伪劣，欺世盗名：最著名的是名噪多日的阎崇年出版《康熙顺天府志》被中华书局召回销毁。
违背常识，逻辑荒谬：比如，李玫瑾为药家鑫解读杀人心理，说是弹钢琴之强迫症。
故作高深，拒绝质询：一般而言，以上五个方面，如果被人质问，这些名人因心虚就会以专业为名，拒绝对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做出回应。这条的意义正在于自由派控制媒体进行封锁保护，使得这些所谓专家有以上胡说八道行为时不怕遭人质问，可以一直保持装聋作哑而不怕声誉受损。
这个诚信系统，可以依人名检索，以其公开文章和言论作为评判依据，人人都可以对其观点文章提出诘问，相关人有解答的权力。正方、反方自辨自明。
还有以下几条要求：
1、采用匿名制，以使得最广大网民都有参与机会，特别是业内人士不会因顾忌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敢参与。
2、过世的文人不在评论之列，政府官员代表政府发表的言论不在此列。
3、不谈政治，拒绝辱骂。判词只可取以上六条。大家发贴只需要把理由说清楚就可，不涉及其他。对于人身攻击，网管应及时删除。
4、决不涉及个人隐私部分，只是针对其在社会媒体上发表的言论而做的品评，是其自愿公之于众的部分。涉及隐私的部分，当事方可以要求网管删除。
5、不涉及观点讨论，不以观点左右作为评价标准，也不受粉丝多少，马甲水军影响，要坚持民评、公正、简单，理性，由民意来定判词。
6、正方、反方均可发起组织己方最佳代表团队。当事者有权任命全权代表，编辑己方所有论点论据。与当事者相对的评判方网友在发表有份量的评判帖子，打出当事方的诚信度分值的同时，可以申请成为评判方代表，得到一定数量的支持后，就可以自动成为评判方代表，其评判就成为评判方的共识。有权确定当事方的判词并选用其他网友的帖子作为证据。如果其他网友不满意其判词组成、诚信度分数或者认为有重要帖子被遗漏，提醒未果。可以申请成为第二批判方代表，得到一定支持后就可自动成立，有同样的权力。评判方代表权获得之后，因情况变化可做判词、诚信度、链接内容修改，只能往坏去改，不能向好去改，如果发生向好的方向删改，就被视做放弃评判方代表资格，所做一切都失效。
7、帖子都留有回应栏，在一方帖子发表后，须用链接方式自动把对方之后写的反驳文章加入。
8、当事者如果愿意，可有版面安排其发布自我评价和观点介绍，思想派系。
9、如果当事者的确出于无知，承认和道歉，那么其评价应该改变。
网民检索时，会得到对此人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各讲各的理由，就以上六个方面，并不涉及高深的专业背景，既便有人诡辩和诬陷，普通人也能分辨出是非。法官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在做。
以上条款可以修改，但诚信系统应该是不诚信记录集合，不能包括佳评。
目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不能再横行霸道
精英势力严密控制媒体是学术假冒伪劣泛滥的根本原因
阎崇年被掌掴事件，茅于轼被“公诉”事件本不该发生。阎崇年、茅于轼、袁腾飞本是跳梁小丑，不应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比如阎崇年的《康熙顺天府志》，不厚的一本书，被白平教授发现有909处古文理解错误，有关古文章节平均每2页出错3处。阎竟然还在该书序言里写下“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这样的箴言，搞出“错一奖千”这样的笑谈，阎没有基本的古文基础，连高中生都不如。但是却被满遗集团包装上市，一直以著名专家、清史权威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掌掴事件”发生后，阎崇年满遗面目被网友彻底揭露，铁证如山（具体可参见这篇文章“满洲复国主义”的萌动－“阎崇年疑案”初探”）。却被平面媒体完全遮掩，阎依然是媒体的宠儿。袁腾飞一普通历史教师，对历史毫无敬畏之心，讲历史完全是满嘴跑火车式的胡说八道，但被自由派热捧到一言九鼎。如果发生对他们不利的事件，他们控制的媒体又会压低到最低程度，阎崇年因悬赏不兑现，被白平起诉，如此轰动的新闻线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置若罔闻，不播不报，低调到了极端。
这两年，本人对自由派的歪理已经不再理会了，因为早就看透了他们的伎俩，他们的东西矛盾百出，甚至难于自圆其说。他们从来不辩论，不回答质问。因为他们就是对无知群众搞宣传来的，根本禁不起质问。有时读读这些人文章，是为了了解其背后势力集团的政治动向。
对“公诉茅于轼”的看法
社会上反毛者甚多，茅于轼不过是其中之一，茅于轼讲的东西，歪曲事实且前言不答后语，其出名是被资改派控制的媒体捧出来的，一直霸占着媒体。既便茅于轼真被判了，但他仍然能在舆论的舞台上尽情狂舞一翻。今天打倒一个茅于轼，明天他们还会推出一个张于轼、李于轼。法制很难控制舆论，明代时的言官以被皇帝打板子为荣，当代的民运分子以蹲共产党大狱为资本。法律管的范围是有限的，自由派们一直在充分利用法律漏洞，兴风作浪，换种方法、换种方式搞擦边球继续黑毛，黑党。
法律又是精英们最擅长的，法庭向来是精英们、律师们巧舌如簧、无理狡三分的绝佳舞台。精英们早就形成了在法庭和媒体两头把持的态势，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
右派善于搞法制，法制是充分发挥他们生造概念，生造歪理，咬文嚼字，故弄玄虚本领的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是精英们参照资本主义法制搞出来的，至今还朝着这个方向走。中国的法制已经精英化了，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性。司法用的是“法理判案”，“法理”依据的是“法律事实”，这就给了精英们肆意歪曲利用的空间，诸如“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律师有帮事主隐瞒、捏造事实的权责”、黑社会刘涌案出现的“专家意见书”等等。精英们设想的法制，司法活动是以金钱为筹码的运作、谈判和较量，法律制裁是打不疼他们的。
玩法律，左派玩不过右派。左派长于“群众运动”、“四大”、“暴力革命”。因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将起诉茅于轼的运动引向舆论阵地的攻取。最让自由派害怕的是信誉破产被剥夺发言权。所以，以公众来监督批判其品行是对他们最好的鞭策。
如果认为现在是左右互搏，鱼死网破，以“公诉茅于轼”引向决战，我认为还不到那个时候。再来一场文革或再来一场“四·一二”都不是中国的出路。
再者，自由派毫无存在的价值？不是，易中天揭露余秋雨“假捐门事件”就很有意义。余秋雨是左派吗？他和何新一样是那个年头同被赏识启用的国家主义者，其背景是官权阶级，他在为官权鼓吹的同时，不忘自己捞便宜，是文革就起家的投机家。自被易中天揭露之后，他的声音小了许多，政府不会用这种诚信破产的文人宣传政策，那会越抹越黑。同样道理，自由派大老板也不会再用人人都知道的诚信已经破产的自由学者。朱学勤、阎崇年没有在易中天发布会露面了。朱学勤是易中天力挺的好兄弟，阎崇年更不得了，可以说万卫的《百家讲坛》就是为阎崇年办的，其他人都是陪衬。为此，“百家讲坛”还隆重推出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四大说客合影，惟独阎崇年翘着二郎腿当中一坐，易、于、王三人在旁侍立恭候，照片上，阎崇年丑脸洋溢着忘形之得意。但今天，豪门盛宴已经没有这两人的位置。
自由派总是要求政府给予民主，我觉得要民主，不妨就从自身做起。知识分子向来是敢为天下先，担负着天下的兴亡。应该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把自己的品行、文品在公众面前晒晒，让天下人评议。有德行的好人自然得到众人的信任，得到众人的美誉，自然是赢得民心，众望所归，既便没有选举这种形式，也是政府不可忽视的民意代言人。
你议政，人议你，这也是公平。为什么说这是公平，在你已经有了如此大的发言权情况下，大家要知道你代表谁来说话，说话有没有条理，是否前后颠倒？你个人的诚信如何，说的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
建立“面向社会的知识分子诚信评价系统”是落实“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的好办法
对待自由派网上网下掀起的普世价值舆论狂潮，党和政府还没有糊涂，人民日报评论说：“要倾听沉没的声音。”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精英声音太大，完全掩盖了其他声音，右派完全占领公共媒体，占据大部分网络媒体。精英们胡说八道不受约束，不负责任，毫无顾忌。而左派没有一家平面媒体，这非常不合理。
党和政府用错人，用错政策，做错事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正是决策非民主化、非科学化的表现。现在讲决策民主化往往被搞成决策专家化。然而专家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离老百姓的愿望距离越来越远。
胡总书记要求：党和政府要“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关键是要将其落实到实处，如何落到实处呢？我认为：政府决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利益集团的控制。让真正代表人民的专家能脱颖而出，能说上话，起关键作用。
2011年初，通胀已经很高了，政府在考虑应对通胀时，就有一种意见，不要关注通胀，历以宁在电视台公然说4.5％是正常情况，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必要的。现在看，老百姓承受着通胀压力前所未有，年初定的通胀4％的指标已经不可能实现。世界各地动乱都和物价相关。一致的看法是通胀是老虎，放出去就收不回来，索罗斯也说，中国已经错过了治理通胀的最佳时间。由此可见年初治理通胀的决心没有到位，力度没有到位。
在2011年的人大会议上，温总理已经英明的预见到了：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要把治理通胀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干扰，政策至少顾及了历千万一伙人的意见。如果当初这个系统已经有了，在历千万说话时，给他打出可信度是－5，是有机知识分子，代表利益集团和老百姓的利益截然相反，那么党和政府就会坚定决心，强力治理通胀。历千万可以说话，但是，一旦他说话，政策就要与之愿望更加相反。有全国人民做后盾，也不怕得罪一小撮精英利益分子。
不知道电视台、报刊选择专家发表“权威言论”有什么依据，今后，这些媒体在发表专家意见时，应该注明一条即“由民意评判出的该专家的‘可信度’”。这样才是公正，才不是误导群众。
在媒体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只要左派把握住了是非标准，被群众认可，自由派们无论如何都翻腾不出浪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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