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储蓄率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储蓄率超过50%。中国人民银行上周末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其中个人存款余额为44.17万亿元。以全国人口总数13.5亿计算，人均存款为32719元。拥有百万亿储蓄存款的银行最近居然闹起了钱荒，简直无法想象，银行超贷了多少钱出去!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统计报告也显示，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近3倍。我国外汇储备还有一个现象是“藏汇于国”，与3.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4400亿美元左右，绝大部分外汇资产在国家手里。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藏汇于民”，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个人外汇储备分别高达4.99万、6.91万、12.78万和15.4万亿美元。虽然这些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不及我国，但加上民间这一块，其外汇资产均远远超过我国。
中国人现在似乎已经很有钱了，特别是政府更是财大气粗，到处投资到处援助，个人海外购物也是呈现疯狂上涨的势头，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消费却是波澜不惊，富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舍得花钱。
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这个数字还包括比例不低的公款消费，这个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8个百分点。在这2万亿的消费中，16万亿元被6亿城里人(包括进城打工者)所花掉，人均2万多元;而剩下的7亿农村居民，只花了4万亿，人均5000多元，包括衣食住行生产资料等等。
为啥消费增长总比储蓄跑得慢?中国人重储蓄轻消费既有对未来不确定而产生的预防性储蓄，也有政府对民生支出严重缺失的原因，未来需要在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强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上下工夫，同时更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民生的支出，才能将高储蓄转化为全民消费。
所谓高储蓄率，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啥不得花钱。储蓄率包括国家储蓄、企业储备、家庭储蓄。过去十多年，居民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时期非金融业和政府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上，国民的高储蓄率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和企业储蓄高所导致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更高于任何发达国家。而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却一路下滑，其在GDP占比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了2011年的49.1%。即便如此，居民储蓄仅由19%提高到22%，政府和企业储蓄则由17%提高到32%。换句话说，在世界各国经济体系中本应由居民花掉的钱，在中国却变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存款。
中国人舍不得花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攒钱养老医病等等传统观念，恐怕与我们现在的社保医保体系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社保医保真正全面覆盖的只有不到一亿的体制内人士，这个群体该有的都己拥有，或者有人馈赠，因而这个群体储蓄率最高。更多的人因为要考虑到养老防病，即便收入不多，依然也是节衣缩食，拚命储蓄，导致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如此高的储蓄率，只是便宜了银行和政府，银行通过利差躺着赚钱，政府通过举债闭着眼睛花钱!政府还通过大规模印发货币推高物价，把储户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洗劫一空，让更多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囊中羞涩，不敢花钱。
中国的GDP数字也是非常奇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0%，老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2%。两者相加只有52%，构不成一块完整的蛋糕。其中缺失了48%，缺失的这块蛋糕，有专家分析很有可能是通过腐败或以灰色收入的方式，流入到少数权贵的腰包，因而中国人数众多的城乡居民实除上并不富有。
灰色收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几年前就披露过相关的报告：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由于中国“灰色收入”数额巨大且分布高度集中，收入来源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巨额“灰色收入”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正当分配。
除了“灰色收入”对GDP的真实数字的呑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GDP数字本身存在问题。从地方到中央，经济数据往往成为争功诿过、粉饰太平的工具，而统计数据最重视的可信度，就被和谐了。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王志浩就认为官方数据严重低估通胀水准。依照他的推算，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速为5.5%，这个数字远低于官方公布的7.8%。
政府储蓄高，与中国财政政策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有关。政府对民生诸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占社会总储蓄较大份额的政府储蓄虽然量大，但实际消费并不高，这就造成现在国内高储蓄、低消费的病态经济。
2011年国务院曾下发《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的市区全部开放户籍，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区别。但是各地政府纷纷藉口地方财政负担太重拒绝执行这项政策，各级政府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投入。
对于为中国经济贡献巨大的农民工而言，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医疗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孩子就近入学，而不是去上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得不到解决，离开寄居漂泊的城市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而今天东部沿海企业再也招不到过去如蝗虫般的廉价高效的年轻工人了，这个趋势未来会更加明显。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急遽下降也向老年化的中国敲响了警钟，过去30年，中国的生育率从2.6%下降到显然不能维持人口稳定的1.56%。联合国预测2015年到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51%，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人口政策，再过20年，中国的人口将从13.4亿人口下降到12亿左右，2060年将低于10亿;2010年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从72%下降到61%，到那时，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的年轻人数量仅仅是目前的一半。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无论是高昂的子女教育成本和家人医疗成本，还是不断攀升的物价等等，以及极不公平也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都让老百姓寄希望于通过储蓄来保障未来，因而中国的总体消费水平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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