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正确选择

一段时期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要求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一过程中，有人故意突出了所谓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经过近些年舆论的鼓噪，所谓垄断企业几乎成为国有企业的代名词，而事实上几乎垄断中国市场的企业如微软等跨国公司，则反被排除在垄断企业之外、未受任何责难、更不用说调查了（微软在美国和欧洲都曾遭受反垄断调查、并支付巨额罚款）。

显然，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要求存在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正当性，应当成为执政者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调整收入分配的着眼点，仅仅局限于限制垄断企业（实际上主要指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收入，则显然没有找准“准星”。政策上差之毫厘，结果上则有可能谬以千里。除了进一步损害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损害社会公平和市场公平，它对调整收入分配的意义有限。

调整收入差距分配的正确选择，应当是通过完善所得税制度加以解决。具体地说，对就职于不同机构的劳动者，都需要按照同样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实现税率更高的累进税率。举个例子来说，大体如下：（一）年收入超过20万以下的，执行相对较低的税率，并适当提高所得税最低起征点；（二）年收入超过30万以上的，按30%的税率征收；（三）年收入超过50万以上的，按40%的税率征收；（四）年收入超过100万以上的，按60%的税率征收。……

上述意见，当然是举例而已；更合理准确的税率及征税区间的设定，需要专家更严格、更准确的核算。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是，根据收入多少，适用不同税率；高收入者执行高税率，从而有效调整个人收入差距。

之所以需要以税收作为调整个人所得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单单根据机构性质的不同，如依据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设定不同的薪资限制，势必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比方说，当只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及职工的薪资，受到严格限制，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就会造成国有企业的薪资竞争力下降，从而难以避免优秀人才的外流、当然也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时间一长，由于劳动力竞争力的丧失，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受损。再比如说，如果单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薪资进行限制、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则势必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这种对特定机构、特定人员调整收入分配的思路很难说是一种正当、合理的思路。

历史经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韩国朴正熙政府当年引进外资企业，为了避免对韩国本土企业造成过大冲击，特别是避免大量优秀人才外流，韩国政府允许不同企业采用各自的薪资政策，但主要通过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时的现实是，在韩国的外资企业开出的薪水，要远远高出韩国本土企业，如果放任自流，则势必使韩国本土企业的优秀人才快速流失，从而导致韩国本土企业的壮大受到极大损害。朴正熙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采取了对高收入者实施高所得税率的政策。此举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资企业和韩国企业的劳工，收入差距缩小到10－20%左右，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本土企业的人才竞争压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这一明智政策为韩国短时间内出现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发挥了良好作用。至于韩国企业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一时不慎、遭人暗算、产权易手，则是后话了，这里按下不表。

另一个例子是1980年代初期中国乡镇企业兴起之时，诞生了一批所谓“星期日工程师”，当时它被视为一种新生事物得到广泛肯定。客观地说，“星期日工程师”的出现，快速提高了乡镇企业的技术能力，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技术流失，成为日后这些企业竞争力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种“星期日工程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情有可原，但在今天看来，显然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的正确选择应当是，除了对最低薪资作出必要规定外，薪资政策允许各企业百花齐放，但所得税制度必须统一适用，并通过所得税的征收、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果今天仍然试图针对国有企业出台特定的薪资调整政策，不仅会损害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现阶段毁掉中国国有企业，实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如果刻意让这些企业沦为跨国公司之手，则实属不智；而且还会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正当性，有害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与事实并不相符，大有指鹿为马之意。其中的理由在于：

第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水平；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全体雇员的收入状况，一些专家和媒体借口国有企业个别高管的薪资水平说事，有混淆视听之嫌；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现在很多私有企业的高管薪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

第二，近年来，多数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所得保持了在企业所得中的合理份额，而其他企业中普通员工工资在企业所得中占比过低，这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其他企业必须提高工资份额在企业所得中的占比。不能强逼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向底层看齐，这将极端地损害整个中国劳工阶层的利益。

第三，个别地方对高收入者实行的所谓退税政策，已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和社会治理的公正性。本为调节收入差距而设定的所得税，在一些地区被用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结果是普通员工收入低、却必须全额缴纳所得税，反倒是高收入群体能够享受所得税退税优惠，岂非咄咄怪事？这种现象亟待纠正。

第四，要重视灰色收入问题。在某些领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此事虽与腐败问题关系更甚，但却已成为不能不严肃解决的大问题。

第五，一些专家、媒体长年累月地鼓吹垄断企业（实则指国有企业）高收入问题，有其特殊目的在。对不少特殊利益集团来说，倘能限制甚至摧毁中国国有企业而代之，则无疑获得了极其有利的利润积累机会和市场。某些专家、媒体的所作所为与此不脱干系。

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极多。对外需要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使中国企业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一个失去了自有企业的国家，将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获得合理的价值增值份额，很大程度上将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奴隶国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须知，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绝非中国人民的企业。对内，需要进一步实现市场竞争的公平合理，促进共同富裕。

调整收入分配，应当主要依靠建立公平、合理、累进的统一税制来解决，而不能心血来潮地推出一个个针对特定企业、特定人群的限薪令来解决，否则，看似有效的“定点清除”政策，却会带来十分严重且不公平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