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国的需要。
二.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是为了神化学历。神化学历是为了欺负老百姓。
三.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上与众不同。文科的特点使“文人/知识分子”敢肆无忌惮提出无数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充斥社会。
四.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就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五.神化学历必导致祸国殃民、分裂国家。
网友“数学”说：“实践表明管理国家其实也用不着很高的素质”，“尤其是不需要很高的学历。通常高学历的人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衰败状态。正如大清朝，建朝的时候头儿们的学历都不高，而完蛋的时候通常都是由科举制度考出来的人。”(见附录)
对“数学”的这一论断举本人双手赞成。只是觉得“数学”太客气了点，笔下留了情，只说“管理国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实际上岂止是“不需要”，而是根本“要不得”——不信掰着指头数数，中国历史几千年，开国之君、开国元勋有几个是高学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有几个不是高学历?
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亡国之道。
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不是治国的需要。
从表面上看，“学历”意味着“才”，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挂钩意味着“国家管理的资格”首先是“有才无才”的问题。这是本末倒置。国家是机器，是暴力机器。管理国家就是掌管暴力机器。从暴力的角度看掌管国家机器跟掌管武器的原则没什么不同。一提到武器，人们最关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别瞄准自己，其次才是打得准不准、狠不狠。如果不管瞄准的是谁，只管打得准不准、狠不狠，那如果人家瞄准的是你自己呢?你也欢呼、欢迎他的百发百中威力无穷吗?掌管武器如此，掌管国家机器同样如此——首先是立场，其次才是能力;首先是“德”，其次才是“才”。掌管国家最根本的资格是爱国，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搞好，起码不想把国家搞垮。没这条垫底，越有才越危险——不能确保不会用枪瞄准你的人有枪，枪法越好就越可怕;不能确保不一心一意把国家搞好的人掌握国家管理大权，越有才就越危险。“拿枪对准谁”与“枪法好坏”毫无关系;“爱国与否”与“学历高低”毫无关系。
“学历”无非是对一个人读书和学书本理论知识的一种度量，用处是帮某具体专业的人士对某不熟悉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有所了解。毛泽东在中国普及了中学教育，因此如今整天拿学历说事的人所谓的“学历”指的决不是中学学历而是大学以上的学历，否则人人都属于“有学历”了。而大学以上的学历从来都跟专业连在一起，只能“专业专用”，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就不再有效——凭历史学历没资格干脑外科，凭法律学历没资格搞核武器。当年北大搞宪法的教授从宪法的角度对“物权法”提出不同意见，马上挨了当头一棒：“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学历有效范围如此之窄，稍微出点圈就不算数，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 了，同属法律专业，搞宪法的学历都不适用于“物权法”，那还有什么学历能包罗万象跨越整个社会一切领域适用于国家管理?——谁有“国家管理”的“学历”?哪个大学设立了“总统专业”、“总理专业”、“议员专业”?这些“专业学历”得到了谁的承认?一概没有。由此可见不管什么学历在“国家管理”这个领域内都属於“专业不对口”。既然学历出了专业范围就无效，就等于没有，那任何人的任何学历对“国家管理”来说都属于不对口。如果严格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用学历卡国家管理的资格，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合格。由此可见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的资格”根本不切实际，根本不是治国的需要。
二.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是为了神化学历。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欺负老百姓的需要。
孔雀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身分地位的象征：单眼花翎、双眼花翎、三眼花翎……白鹅毛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战场扯到一起就成了区分敌我的标准：甘宁百骑劫魏营“以白鹅翎插于盔上为号”。学历本来没有特殊意义，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就被赋予了一大堆意识形态政治性内涵：身分、地位、教养、立场、能力、道德、属性、价值观……这一切的实际作用是把学历神化，从“专业参考标签”变成社会身分地位的象征，变成区分敌我的标准，变成欺负老百姓的工具。
死乞白赖闹着把“学历”跟“国家管理的资格”扯到一起的人必定除了学历一无所有——如果真有具体的功劳或成就早就吹得天花乱坠了，哪用得着拿空空洞洞的学历大做文章?市场上人们总是有什么吆喝什么：有东西的卖东西，没东西的卖嘴皮，只不过此时此地换了个名字不叫嘴皮叫“学历”而已。有知有识有真才实学的一定能用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证明自己：创造了哪些财富、有哪些政绩、为社会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哪些事。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客观事实证明自己、只会整天扯着嗓子嚷嚷“学历”的，一定除了一纸空文就什么都没有，一定是骗子，尤其是学文科出身的文人型骗子：号称“文人”，却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成，除了主观的夸张外什么也没有，不靠主观夸张来的“学历”招摇撞骗就没的吹，没法混，只能整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名为“知识分子”，实为知识骗子，推销“皇帝的新衣”那类专门强词夺理的无赖骗子——自己的东西“奇妙无比”、“绝对正确”，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看得见;谁看不见就证明谁“愚昧无知”、“脑残智障”、“心术不正”、“极左”、“暴民”。这些知识骗子正因为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才不择手段要把持国家机器以权谋私持权抢劫;正因为除了“学历”一无所有，所以要拿学历当救命稻草，制造出“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剥夺掉一切普通人管理国家的机会和权利，让自己这样只有“学历”的人独霸国家管理大权——手段卑鄙证明目的卑鄙。
(注：知识骗子硬抢“知识分子”的称号，就象婊子硬抢“小姐”的称号一样，正派人只能惹不起、躲得起。不过虽然把这个名称拱手相让，但总得有所标识以示区别，所以一律打上引号，统称“文人/知识分子”。)
“文人/知识分子”毫不讳言人与人就是不能平等，自己就是要高人一等当贵族：“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资中筠：中国社会缺乏真正贵族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0/24/18527642_0.shtml)
(在资中筠嘴里“贵族”简直伟大神圣得不得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社会生活中，要做道德上的表率;在战场上，要冲锋在前”、“英国王子在阿富汗服役就是责任担当的一种体现。二战时期，伊丽莎白女王曾经亲自在医院里做护士照顾病患，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实践”……好嘛，贵族们简直比雷锋还雷锋，比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还英雄。然而跟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己为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老传统一比，跟当年中国人民“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毛泽东的儿子带头上前线等事迹一比，“英国王子在阿富汗服役”、“二战时期，伊丽莎白女王曾经亲自在医院里做护士照顾病患”等“贵族精神”算老几?有多了不起?资中筠为什么对那么多中国人的英雄事迹不屑一顾，偏偏只对外国贵族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她心目中人和人不平等，同样的事如果是“劣等人”做的就不值一提，如果是“贵族”做的就光芒万丈。)
资中筠的这番话让人们对“文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大开眼界：说完“民主、宪政、人权”、“人生而平等”，就说“‘士大夫’就是贵族”、要“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这让人想起鲁迅的话：“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主张“民主社会”、“普世价值”，却要“培养真正的贵族”。既然“平等”，何来“贵族”?“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却要靠“培养真正的贵族”来实现——知道什么叫“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恬不知耻”吗?这就是。
贵族意味着不平等，坚持肯定贵族就是坚持人与人不平等，坚持“精英”有权欺负百姓。资中筠的“知识分子贵族论”让人们恍然大悟：“文人/知识分子”神化学历为的是捧自己，捧自己为的是当贵族，当贵族为的是高人一等，高人一等为的是欺负老百姓。
把“学历”与“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就把学历政治化了。把学历政治化是为了政治目的，把学历变成政治权术工具——以学历为准定是非，以学历为准分贵贱，以学历为线分敌我;无学历者必错，无学历者必劣，无学历者必敌——没有学历就不是“自己人”，没有学历，其心必异，非我团伙，你死我活。“学历至上”即用学历制造特权，制造歧视。歧视即敌视。歧视即仇视。歧视即蔑视。用学历制造歧视即用学历制造不平等，制造高低贵贱，制造“贵族”“屁民”，制造人欺负人、人压迫人，制造阶级，制造阶级斗争，最终必然撕裂社会、制造仇恨、与人民为敌——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借口，只要把学历跟单纯的具体的“专业参考”之外的东西扯到一起都必不怀好意，必为把学历当政治权术工具以欺负老百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信看看那些狂热鼓吹“学历至上”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提到“没有学历”的普通老百姓时都是什么态度?除了轻蔑就是嘲讽，除了仇恨就是敌视;偶然来点居高临下装模作样的假惺惺都算大发慈悲恩赐赏脸，从来没有半点平等尊重，更不用满腔热忱了。敌视人民的人掌管国家岂肯为他们从心里就看不起老百姓谋福利?岂能真心实意想把国家搞好?
把“学历”跟“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的结果是把学历神化政治化。学历神化政治化的结果是“文人/知识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本能地充满歧视、敌视、仇视、蔑视，与普通老百姓永远处于对立甚至敌对状态。这决定“文人/知识分子”永远不肯也不可能凝聚和动员人民群众，永远只能靠硬暴力和软暴力强迫、驱使老百姓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任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主张都必然否定，必然冷嘲热讽，必然暴跳如雷。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没办法依靠人民群众，永远做不到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才能做到的事。
三.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上与众不同。文科的特点使“文人/知识分子”敢肆无忌惮提出无数自相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充斥社会。
神化了学历就否定了实践。否定了实践的人不必实干，不屑实干，不能实干，断绝了自己靠实干吃饭的后路，只能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理论就必须与众不同，否则这样的理论就属於重复或抄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任何理论没存在的必要，靠这一理论吃饭的人也就没了存在的价值。靠实干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好事，因为这证明他不比别人差;靠理论吃饭的干出的结果跟别人一样是坏事，因为这证明他多余。“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决定靠学历即书本理论吃饭的人必须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论”和主张来证明自己，哪怕臭味相投大方向一致也必须在一切具体的观点主张上制造出种种差别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拍马屁也必须拍出自己别有风味的特色来，否则自己就失掉了存在的价值。
理工科的不同理论可以同时验证，验证需要的时间一般不会很久。文科不同，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一个社会在一个历史时期只能采纳一种理论，而验证任何一种理论都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看出结果。这使只能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必须也敢于根据自己的眼前利益需要肆无忌惮地任意提出各种“理论”主张，不需要事实根据，也不怕被戳穿，因为他们心中有数：社会根本不可能一一验证。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提出“理论”主张时只在乎与众不同，不在乎正确与否、后果如何——只有“与众不同”才能满足自己眼前的生存需要，而“正确与否、后果如何”是将来的事，即使完全错误、祸国殃民，那倒霉的也是将来的人，自己可以躲得过去。即使躲不过去那也可以到时候根据形势和需要信口开河随机应变蒙混过关。这导致社会总是被“文人/知识分子”们无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自相矛盾无法协调的“理论”和主张塞得满满的。
四.神化学历就必须靠理论吃饭。靠理论吃饭就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就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文人/知识分子”靠“学历至上”的神话排斥异己篡夺国家管理资格，同时也被“学历至上”的神话断了后路：绝对不能承认自己会出任何错误——理论如果当真正确无误就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允许任何例外。“能量守恒定律”到哪儿都适用，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个“永动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规律”到哪儿都起作用，不会在地球上起作用，到月球上就不起作用了。要推翻一个理论，一个反证就足够了：声称刀枪不入，真刀真枪打一下就够了;声称腾云驾雾，往悬崖下一推就知道了。以学历为资本证明自己“高明”、排斥别人、独霸大权，制造迷信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大包袱：既然自己的理论“一贯正确”，那自己就不应该有任何错误。只要出一个错误，“书本理论高于一切”、“没学历的不如有学历的”、“实践实干的不如读书学理论的”之类神话立刻就要破产，把学历作为国家管理资格先决条件的全部逻辑立刻就站不住脚，靠学历排挤别人的“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就混不下去。
如果只有书本理论知识，即便真心想把国家搞好也做不到，不可能不出错——国家管理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哪怕最基本的东西不经过实践也掌握不了。比如如何识别人、如何判断某人品行、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交朋友、如何搞对象……学会这些是靠“理论推导”，还是靠亲身接触实际历练?——连与人交往这样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靠实践历练而靠纸上谈兵都掌握不了，何况国家管理?
美国IBM的超级电脑能轻而易举战胜人脑夺取知识竞赛大奖，却无法象人脑那样学会区别判断起码的文明与粗野，结果不停地爆粗口说脏话。人的思想用单纯的理论推导导不出来，用单纯的计算机算不出来。国家管理是跟人打交道的实践工程。把书本知识理论知识看得高于一切，靠“理论推导”来管理国家，这实际等于企图用电脑取代人脑，用抽象认理论取代具体实践、用书本教条取代实践经验，没有不出乱子的。理论是对实际的抽象，抽象即对大量具体细节的割舍。正确运用理论的过程实际是把抽象理论时不得不割舍的细节按照实际情况恰当还原的过程。没有这种恰当还原，理论就残缺不全，就成了无的放矢。自然科学的理论再正确，没有正确的技术也无从发挥——制造原子弹的理论世人皆知，但能造出原子弹的国家就那么几个，关键在于技术。不懂技术的人实现不了理论。“魔鬼尽在细节中”，奥妙也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大局。细节就是技术。正确的理论只有通过正确的技术才能变成现实。技术来自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理论就是空谈。自然科学领域如此，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赵括理论上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一败涂地，因为他没有实践，不懂技术，不知道如何正确掌握应该掌握的细节，只能凭想象纸上谈兵，锦囊妙计再好也要被“细节中的魔鬼”吃掉。纸上谈兵兵必败，纸上治国国必亡。
神化学历使“文人/知识分子”把自己套进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要制造“学历至上”的神话以排除异己独霸国家管理大权;因为“学历至上”，所以不能出任何错;因为只有学历没有实践，所以当真管理起国家来不可能不出错;然而只要出错，“学历至上”的神话就要破产，独霸国家管理大权的美梦就要告吹——只要出错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彻底否定一个理论就彻底否定了靠这个理论吃饭的人。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举例：
决不认错——如今中国社会腐败登峰造极，当初拼命鼓吹“腐败有理”、“腐败无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鼓吹“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对贪官进行有条件特赦”——张曙光当初鼓吹“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如今却倒打一耙：“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张维迎当初声称“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如今只字不提为什么“总量增加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当初的信誓旦旦全部落空，“一切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他还拼命为腐败辩护：“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有甚者，你那边刚提出反腐败，他那里马上针锋相对主张“宽恕腐败”、“特赦腐败”：“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败惩办贪官了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全民公决投票”了?搞工人下岗、剥夺农民土地、强制拆迁时怎么不见你主张“全民公决投票”?封闭全部左派网站时你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跑哪儿去了?)
“文人/知识分子”一边大骂腐败，一边用各种巧妙的借口包庇腐败，一边根本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这一点也不奇怪，靠学历至上的迷信篡夺国家管理大权就只能如此赖帐。
决不负责——这本是“文人/知识分子”的潜规则，绝对“能做不能说”的。然而很可惜，资中筠大人无意中说走了嘴不幸泄露了天机：“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
你看资中筠说得多明白：首先，国家大事跟“引车卖浆者流”的普通老百姓没关系，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过问：“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其次，“文人/知识分子”什么都要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最后，如果管出了问题，“文人/知识分子”什么负责都不负：“‘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
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耍无赖：不管什么事“文人/知识分子”都要插一杠子指手划脚说了算：“‘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 ;成功了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是“文人/知识分子”功劳;闹砸了就叫“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没有责任”，跟“文人/知识分子”半点关系没有，全是别人的责任。具体每件事究竟属于“天下兴亡”还是属于“国家兴亡”全凭“文人/知识分子”满嘴里跑舌头。如此一来“文人/知识分子”当然能够永远什么都管，什么都不负责——无赖不无赖?
知道了这个底，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老百姓愤怒谴责如今社会道德沦丧时，整天拼命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天性”的“文人/知识分子”却把一切责任赖到毛泽东的头上：“延安整风、反右、文革是道德滑坡的根子”。这正体现了“文人/知识分子”的原则：“决不负责”——什么都要管，什么责任都不负。而决不认错、决不负责的人能把国家管理好吗?
五.神化学历必导致祸国殃民、分裂国家
神化学历与祸国殃民、分裂国家的因果关系、利害关系其实并不复杂：
1.神化学历不是治国的需要，而是除了学历一无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篡夺权力的需要。为一己之私便肆意歪曲编造国家管理的资格意味着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必不可能真心想把国家搞好，如私利需要必毫不犹豫牺牲国家利益。
2.神化学历即把学历变成歧视压迫老百姓的工具，即分裂社会。用学历歧视压迫老百姓的“文人知识分子”永远与人民群众处于敌对状态，永远不可能以民为本，不可能对人民群众有凝聚力，不可能不依赖硬暴力和软暴力驱赶强迫人民群众服从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做到任何需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才能做到的事，不可能管理好国家。
3.神化学历必否定实践。否定实践就不能靠实干吃饭而只能靠理论吃饭。“存在决定意识”，“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存在”决定第一，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必须拿出与众不同的“理论”主张才有资格生存;文科的特征使“文人/知识分子”可以不负责任瞎拍脑袋异想天开信口开河;第二。每个“文人/知识分子”都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4.不管可以运动的方向多少，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内能采取的运动方向只能有一个，不管朝哪个方向运动都是对其它方向的否定。不管治国理论有多少，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间里能采取的理论只能有一个，不管采取哪种治国理论都是对其它理论的否定。这就导致社会不管采用哪种理论主张都必然遭到其它“文人/知识分子”的拼死抗争。这就使社会被一大堆互相矛盾、不可兼容、不可调和的“理论”主张团团包围，既不能验证也不能采用，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不管采用了哪一种“理论”主张，都意味着对其他“理论”主张的否定，都必遭到其他“文人/知识分子”的拼命反对。
5.要同时满足“不否定向任何方向运动”就只有原地不动;要同时满足“不否定任何‘文人/知识分子’的‘理论’主张”就只有啥也别干。学历至上、靠理论吃饭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
——自己不干事：要“决不认错、决不负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实事都不干。什么实事都不干，自然永远不出错。
——不准别人干事：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别人的理论主张如果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理论主张破产。“靠理论吃饭”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
把学历与国家管理扯到一起的后果是“文人/知识分子”当政，“文人/知识分子”当政的后果必是“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利国福民的事一概别想干得成，因为必定要遭到反对;只有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能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只对无学历者有害、对有学历者无害的事不会遭到“文人/知识分子”的反对，而这样的事必定是坑害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多数属于“没学历”。
举例：
⑴.一个公务员朋友很感慨地告诉我：如果我整天什么正事也不干光躺着睡觉，保险舒舒服服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只要我站起来想干点正事，不管干什么，不管朝哪个方向哪怕只迈一步，立刻从四面八方不知冒出多少根绳索把我捆得紧紧的，动也别想动。
⑵.“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这一事件本身证明“文人/知识分子”对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必定不准别人碰一碰，改都不准改，更不用说否定了。这反过来又证明：凡是“文人/知识分子”一笔勾销的东西必定没有他们的参与，更不用说有他们的贡献了。既然如此，那么“文人/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的一切——声称中华文明“愚昧落后野蛮”、中国人“素质低”、“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宣布只有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代表“普世价值”，一笔勾销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彻底否定中国革命……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参与创造中国历史，对中华文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根本没有丝毫贡献——否则连自己的标点符号都不许改的他们怎么可能允许把这一切全盘否定?“文人/知识分子”就这样不打自招公开供认自己这一伙虽然号称“精英”，虽然养尊处优几千年，却什么实事也没干，对历史毫无贡献，完完全全一群吃货。
不是说“大锅饭、养懒汉”吗?不是说“砸碎铁饭碗”吗?“学历至上”就是“铁饭碗”，“学历至上”就是“大锅饭”，“学历至上”就专门养懒汉。岂止是养懒汉，简直是养混蛋，比苍蝇、蚊子、老鼠、吸血鬼、寄生虫更可恶的混蛋——用“大锅饭、养懒汉”、“砸碎铁饭碗”把无数工人逼上绝路，自己却端起“学历至上”的大锅饭、铁饭碗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如此恬不知耻的“文人/知识分子”不仅混蛋，根本就是一群癞皮狗，吃人饭不干人事的癞皮狗。难怪鲁迅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结论：神化学历、把学历与国家管理资格扯到一起使“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除了祸国殃民什么也干不了。
(顺便说一句：只有学历不高的人管理国家才可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因为：
第一，没什么学历就没法用学历制造迷信、自吹自擂，就得有自知之明。要证明自己具有管理国家的资格就只能靠实干，靠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
第二，凡是实干出来的人都知道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只有承认会出错，才可能小心翼翼避免出错——只有承认自己会出车祸，开车时才可能全神贯注避免出车祸。如果根本不认为会出车祸，权当玩碰碰车，开起车来还会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吗?没有学历，制造不出“科学迷信”，人们都知道自己会犯错，大眼瞪小眼盯着，想不小心翼翼都不行。既然大家包括自己都承认没学历的人管理国家可能犯错误，那对其的要求自然就不会是“永远不犯错误”，而是“正确大于错误”、“成功多于失败”——指挥打仗，三战两胜就可以继续指挥下去。强行要求百战百胜不现实，强行要求一贯正确也不现实。只有这样的大环境才可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有“允许改正错误”，才有可能“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习”、“把坏事变成好事”，实现“把国家管理好”的最终的目的。
第三，要实干就必须注重实际，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出客观规律。这些客观规律总结成经验，升华之后就是理论。没什么学历而善于实践的人不等于没有理论，而是能够从客观规律中摸索抽象出自己的理论。)
6.“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一系列“中国特色”：
——文人相轻：“文人/知识分子”靠理论吃饭就必须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要在“理论”主张上与众不同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而是否定别人的东西。只要否定了别人的东西，自然就显得自己在“理论”上与众不同而且绝对正确。这就叫“逆向竞争”。“逆向竞争”当然比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创造自己的“理论”主张省事得多，保险得多，自然成了“文人/知识分子”的最爱，结果就是“文人相轻”。
——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既然既不能承认自己的理论会错也不能承认自己会错，既然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就是对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否定，那就决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被采用，不能容忍别人的理论主张获得成功，更不能容忍不靠学历靠实干的人获得成功。因此对别人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决不赞同，决不合作;除了大权在握时用硬权力捣乱外，更多的情况是用软权力捣乱——不帮忙、不协力、暗中使坏、背后放暗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歪曲误导……用软权力捣乱的效果是涣散人心。人心涣散的效果是一盘散沙。“文人/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垄断软权力，一直用软权力互相拆台，结果就是中国人的一盘散沙。
7.“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长期落后挨打：
因为“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有效的大规模的社会性协作在中国从来搞不起来——中国人不缺个人的聪明才智，凡靠单打独斗就能对付的事中国人都能干得很好，然而只要一涉及人与人的合作，尤其是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人不是根本搞不起来就是持续不了多久。凡是需要跨部门、跨地区的事、需要大规模、高度精确严密组织协调配合才能办成的事靠中国人私人自发一定干不成。(不管在中国外国，中国人私人搞企业成功的只见有餐馆，有家族企业，但可曾见有波音、麦道、福特、微软、西门子、麦当劳那样跨地区跨部门垮领域、靠大规模精密组织协作的社会性大公司或连锁店?)要害原因无它，就是“文人相轻”、“一盘散沙”。而现代社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作，尤其是跨部门、跨地区的大规模、高度精确组织协调配合。就凭这“文人相轻”、“一盘散沙”、互相拆台、无法协调，中国怎么可能摆脱粗放简单的经济?怎么可能自发发展出需要高度配合密切协作同心协力的社会性协作才能运转的现代经济?
不光是经济，其它方面同样如此——自古以来在中国凡是需要方方面面大规模配合协作的事都是最头疼的事。中国历史几千年，好容易有了个“负荆请罪”、“将相和”就稀罕得不得了，编成戏代代传唱，这从反面证明自古以来“将相不和”才是司空见惯。国民党军队老吃败仗，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四分五裂，从来不配合协作。不光国民党军队如此，历史上这种“自己人”互相拆台的事算“正常”，同心协力的事倒“反常”。中国长期落后挨打，“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功不可没;“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的“文人/知识分子”是头号“功臣”。
8.“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中国社会只能在崩溃战乱与独裁之间摆动。
“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使“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使他们把持的国家政权除了专门欺负老百姓的事什么不干，什么也干不成，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使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激化，最终崩溃战乱。
要避免这个结果就必须克服“从不认错、从不负责、自己不干事、也不准别人干事”的“文人/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要干大事就必须凝聚人心组织起来，就容不得整天摇唇鼓舌专门涣散人心的“文人/知识分子”随心所欲，就不免被“文人/知识分子”骂成独裁。结果就是要么什么也别干，等着国家崩溃;要么根本不吃这一套，独裁就独裁。
一个当过官的朋友告诉我：我早领教够了，一件事如果我自己拿主意下决心，好歹总能干成，如果听任那帮文人讲“民主”，保险一人一个主意，一天一个主意，永远吵个没完，永远没结果，永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光会互相骂，骂来骂去什么也干不成，你自己拿主意的事都办完了，他那里还没吵完呢。想干事就别听那帮酸文人的。听他们的就别想干事。
回顾中国历史何尝不如此?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修长城、修驰道、修灵渠、修都江堰、开凿大运河、推翻三座大山、大规模工业化、全民扫盲、两弹一星……从古到今，在中国要做成任何利国利民的大事都必须“焚书坑儒”，不焚不坑，一事无成。导致中国自古以来要么崩溃，要么独裁这一“特色”的不是“中国文化劣等”、“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文人/知识分子”，是他们的“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
9.“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中国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人/知识分子”赏脸。“文人/“知识分子”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文人/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就能靠学历实现说一不二篡夺国家管理大权。
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实干。崇尚实干必破除学历迷信，“文人/知识分子”就没法靠“学历至上”“吃理论饭”滥芋充数招摇撞骗了。如此利害关系决定他们必然欢迎中国落后停滞。
10.“神化学历”、“靠理论吃饭”导致“文人/知识分子”蓄意分裂中国。
中国越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文人/知识分子”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都得“礼贤下士”，即便不“三顾茅庐”也要保住个“保护国粹”、“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名声，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中国灭亡成了殖民地，“文人/“知识分子”的日子更好过——外国主子要奴役统治中国老百姓就离不开中国走狗，而“文人/“知识分子”是最理想最有用的走狗。外国侵略者从来对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特别优待——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对“文人/知识分子”却十分礼遇，只要不抗日，总是格外照顾。据“凤凰卫视”的节目披露，日本人规定“满洲国”的中国人只准吃杂粮，但对上日本人控制的学校的学生例外。美国的“人权援助”更是从来只给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文人/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早成了“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
“中国落后挨崩溃内战变殖民地”对老百姓是灾难，对“文人/知识分子”是机会和福音——天下大乱，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知识分子”却能享受特权。因此“文人/知识分子”从来的真正立场是欢迎中国分裂崩溃，反对中国统一。
刘晓波之类的“民运斗士”比较干脆，赤裸裸公然宣布反对中国统一、主张分裂中国、灭亡中国：“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历史书上一直歌颂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实有人知道不统一就有什么问题吗?”……
其它“文人/知识分子”则隐晦曲折得多。他们并不直截了当宣布要分裂中国、灭亡中国，只是拼命宣扬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时有多美好、统一后有多悲惨，旁敲侧击地让人们自己得出结论：中国统一不好，分裂好。譬如：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28565.html)
(注：资大人说了半天，真正意思是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几千年的辉煌”，秦始皇统一中国便破坏了“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所以罪大恶极，可见中国不该统一该分裂——当然这百分之百是从“文人/知识分子”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反正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死的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文人“精英”。)
——“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
(注：说来说去意思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时代最好。)
——“假如广东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假设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是单独的经济体”“‘广东共和国’将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2008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以《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为题的整版报道，首开大陆探讨“中国经济联邦制”先河。)
(注：公然鼓吹中国分裂，连“广东共和国”的招牌都打了出来。)
——2012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以索马里为例告诉中国老百姓：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大好事，因为：
第一，不影响社会秩序——尽管“个人安全成本是上升了的”，“但在武装势力控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秩序的”;
第二，军阀割据有利于发展经济——“武装势力当然要在本辖区征税，以维持军事系统，但他们是没有精力承担什么社会职能的，亦没有兴趣搞什么福利政策、产业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能扩大政府权限的事。这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度和弹性是相当高的”、“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和教育能稳步提升”、“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军阀混战让人民享受自由：——“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
结论：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分裂比统一好，军阀割据内战内乱比和平安定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南方周末： “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http://www.infzm.com/content/84182)
——俞可平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
(注：俞大人的真正意思是说四分五裂战乱不断、老百姓生命毫无保障的1949年以前“有人道主义”、“有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扭曲”，可见中国统一不如分裂，和平不如战乱。)
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一条铁规律：“学历越高，治国越糟”，“学历治国”是亡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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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数学：实践表明管理国家其实也用不着很高的素质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0/1/125893820.html
来源：强国论坛|：数学 2013年1月08日22:37
尤其是不需要很高的学历。通常高学历的人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陷入衰败状态。正如大清朝，建朝的时候头儿们的学历都不高，而完蛋的时候通常都是由科举制度考出来的人。
注意我的标题中有“实践表明”。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过下层阶级管理国家的经历和实践，或者有这种经历和实践那个社会就非常黑暗，非常混乱，非常地不道德，那我们只好得出结论国家必须由上层阶级的高智力的人来管理了。但是我这一辈子确实就经历过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管理的这两种情况，就我的经历看，而不是知识分子们妖魔化的情况看，是下层阶级进行管理的社会反而是更好一些的社会。
例如，我就经历过陈永贵这个农民和吴桂贤这个工人当副总理的社会，而且当时是传达过他们的一些讲话，我当时听到他们的讲话的内容，就有一种佩服的感觉，虽然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学历，但是就我从他们的讲话中是觉得他们很有水平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陈永贵在视察海南岛的时候的一些讲话，还有吴桂贤的一些讲话的内容，都失传了。这也是因为后来的知识分子们要努力地营造一个好象毛泽东时代很黑暗的这么一种印象，也就是要认为国家必须由他们管理才更好的观念，试图向广大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再说我当兵的经历，我一开始当兵是给首长当公务员的，其中的一些首长就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且文化都是在人民军队中学习的，其中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胡副参谋长，他写的发言稿每一个字都很大，而且是一笔一划的，是扛长活的出身，但是他管理的部分是相当地出色。而我军后来有一些腐败现象的时候，却正是各种有学历的人当上了军官之后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文革中有武斗的情况。就是说，文革本来的设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一些人不听，非要打，是什么人呢?要知道文革武斗最激烈的地方并不是工厂和农村，最积极的参与者往往就是一些有学历的人，是在大专院校打得厉害。后来为什么毛泽东不得不决策要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专院校进行管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则知识分子们相互之间的仇恨那是比天高比海深，他们非要打起来不可。而工宣队一进驻，武斗立即停止。
在改革开放之初，工宣队是撤出了，由知识分子们自己管理，结果相互之间的仇恨和倾扎，让人们感觉到那还不如让工人农民来管理呢，虽然编了许多工宣队农宣队的笑话，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是什么笑话了，而是腐败了。而那些笑话，根据我的经历通常都不真。
再说解放战争后，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之前，是由国民党安排各种有学历的官员来进行管理的，结果腐败黑暗，后来人民解放军进驻，要知道人民解放军的文化都不是很高的，甚至一个连队经常就是指导员识字，连长都不识字，但是管理的社会非常清明，由扛长活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人民群众感觉特别安全，所有的黑社会都闻风丧胆，而且这些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态度良好，和蔼可亲，甚至可以帮助老百姓倒马桶。
所以我才有一个建议，就是国家应当有那么几个工农出身的形象副总理，也抓一抓工作，甚至也要有工农形象副市长副县长副省长。其实管理的事情没有那么神秘，也正如李鸿章所说，谁要是连官都不会当，那他也太笨了点。
再说历史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要知道当时全国到处都有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但是把人打成右派的决定，通常是由知识分子干部做出。比如具体把哪些人打成右派，彭真就抓过这方面的工作，而彭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象康生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但是象许世友这样的大将，谁听说过他把人打成右派的?
就说四人帮都是坏蛋吧，也有个坏的程度，也可以认为其中劣迹最少的就是文化最低的王洪文，而且王洪文管理上海其实管理得还算不错，运十也差点就弄出来了。
尤其是越是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就越是对当官的素质要求不高，因为反正下面有一系列的专业团队支持。所以我才有干脆通过抓阄来弄出一些工农干部都是好的。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过大量扛长活出身的人管理社会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就讲到社会的管理水平，万众一心的情况，社会清明的情况而言，大量的文化不高的人进行社会管理，可以认为管理得相当不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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