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1.
一、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
三、用“软刀子”剥夺老百姓生存权的形形色色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六、以房地产投机为例看“看不见的动乱”如何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七、认识论的混乱掩护“看不见的动乱”
八、结论
一、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夫“乱”者，无序也。说自然界的无序，静态的往往说是“零乱”、“散乱”、“杂乱”、“乱七八糟”，动态的则是“紊乱”、“混乱”、“乱套”。至于人类社会呢?“乱”者，社会秩序失控也。只对少数人的失控是“扰乱”;人数多了是“骚乱”;再多就是“动乱”──到了“最高级”，那就是“天下大乱、地覆天翻”。
要问社会为何有乱，答案可以无穷无尽，从贪心不足到神经病发作都可能成为解释。但社会动乱以至天下大乱就不同了。那得有相当多数甚至整个社会的大部分都参与、至少不极力阻止才办得到。几个神经病、流氓团伙、帮会组织之类能够造出扰乱、骚乱，但造不出动乱。倒不是说他们没那个念头，而是说他们没那个能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大多数人渴望安定时，个把人再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也无济于事。一部《河觞》煽得动大群学生书生上街，但煽不动大批工人农民上街。大草原碰上“星星之火”，后果取决于大环境：大雨倾盆时是一种结果，风干物燥时又是一种结果。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看看中国五千年历史便可知，没有一个朝代不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没有一个朝代不竭尽全力维持社会秩序的，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江山永固”、“万寿无疆”、逃脱灭亡的命运的。除了外敌入侵，所有朝代都毫无例外亡于内乱。(而外敌入侵又往往是国家内乱伤筋动骨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的。看看流传了千百年的这些民谚就够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屈死不告状”……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中国人往往宁可受穷也不愿造反。挺而走险的总是少数。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只要还过得去，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有多大关系?
这就很发人深思了：为什么中国所有朝代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这些最能忍的老百姓所推翻?为什么最能忍的人民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那么多造反纪录?
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中国老百姓能忍，历代王朝末日的统治者们反而不知天高地厚，得寸进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堆上“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而凡事总有限度。中国老百姓再能忍也有限度。“物极必反”。一旦超过了老百姓的容忍极限，就必然走向反面，从忍耐变成造反，从“逆来顺受”变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那么中国老百姓的容忍极限是什么?一句话：生存权。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往往是贫穷能忍，不平能忍，吃亏能忍，压迫能忍，歧视能忍，屈辱能忍，但如果连生存权也要被剥夺，那就只剩下了“忍无可忍”：反正活不下去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社会安定的底限。过此底限，社会必乱。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是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里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上个世纪末，中国政府经常如此回答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
太对了。“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看，“自卫”是“非法”。而站在人民生存的立场上看，人民的生存权比那个“非法”更重要。胆敢危害人民的生存权，“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这就是最高的和最后的是非标准。也就是说，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保护人民的生存权是一切想长治久安生存下去的政府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差事，是衡量其性质和政绩最后标准。愿意保护并善于保护人民生存权的政权才是负责的政权。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生存权的政权是失职的政权。蓄意剥夺人民生存权的政权是反动的政权，是制造动乱、自取灭亡的政权。这就是历史规律。
“主流精英”们吹捧《物权法》时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造反，皆因中国人不懂得尊重私有产权、法制不健全。只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不会动乱，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只要有《物权法》就能让私有制深入人心，历史就可以改写了。一部《物权法》就有如此神通，就能改变历史规律，简直太神奇了。可惜呀可惜，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宰相简直个个笨蛋，宁可王朝覆灭也不肯制定一部《物权法》，否则中国历史上哪会有那么多动乱造反，哪里会死那么多人?
可惜这种神话般的胡说八道代替不了历史事实。看看中国历史就知道，决定社会是安定还是动乱的真正因素从来不是什么法制不法制，物权不物权，而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在老百姓的生存权面前一切都必须让位。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动乱的起因全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被剥夺，但可以说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引发动乱。一旦当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再神圣的法律也一文不值。那时就不是法制不法制的问题，而是“造反有理”的问题。
噢，别，别，“造反有理”这四个字太刺激了，简直让“主流精英”们五雷轰顶，有的要暴跳，有的要咆哮，有的要冷嘲，有的要晕倒。为了他们可怜的神经，且不说有理无理──反正有理也好，有罪也罢，那不过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件事所用的不同描述语言而已。套用一下张维迎的逻辑。他不是说“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吗?搬到这里就成了“中国历史揭示的因果关系”：“如果”无限制地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那么”就会“动乱造反”(至于有理无理则取决于你的阶级立场)。这就是客观规律，一个中国五千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客观规律：百姓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伤害老百姓的生存权即在制造水之不稳。伤害愈深，风浪愈大。伤到极限即民不聊生，那就是官逼民反，王朝末日，惊涛骇浪，房倾舟覆。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的生存权即天下之安定。生存权越大，天下越安;生存权越小，天下越危;生存权完了，天下必乱。
“主流精英”们宣称只要用一纸《物权法》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能杜绝造反、改变这历史规律。这令人想起俄罗斯人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一个传说：“河水啊，停止流动吧!这是女王的命令。”──一样的专横跋扈，一样的愚蠢无知。就凭这些狗屁不通的“理论”，就足以证明这些所谓“主流精英”不仅政治上混蛋，历史常识为零，而且根本就是一群为了谋私什么弥天大谎都敢撒的学术骗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起码的道理，唐太宗懂得，封建社会的明君懂得，中国历代的有识之士懂得，而号称“代表先进文明”的“主流精英”们偏偏一窍不通还不懂装懂。
不是老有人爱说什么“木桶短板理论”吗?用它来描述社会动乱规律倒正合适：社会动乱的反面就是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安定度不是取决于谁“最长”──最成功，而是取决于谁“最短”──最不成功，取决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主流精英”们从来如同赌场老板，只引导人们注意赌场里极个别的得手幸运儿，竭力避免让人们注意绝大多数的赔本倒霉蛋。然而要关注社会的动乱与安定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关注成功者命运，而是关注不成功者的命运。道理很简单：成功者总是少数，不成功者总是多数。社会的安定与否不取决于少数人怎么想怎么办，而取决于多数人怎么想怎么办，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心思治则天下治，民心思变则天下变，民心思乱则天下乱，民心思反则天下反。如此而已。如果最弱势的群体的生存权都有了起码的保障，则社会必安，不守规矩去犯罪的只会是少数、个别的“分子”而非“群体”，得不到同情，得不到认同，失道寡助，再折腾也翻不起大浪。反之，如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受到损害，那因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人数必增，社会的安定度必降。生存权受到的损害越大、受害人数越多，走上违法谋生之路的人就越多，社会的安定度受到的破坏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如同房子，最要害的地方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如何闪闪发光，而是默默无闻承受了全部压力的最底层的地基是否稳固，是否还吃得消压力;是内部的承力结构是否牢固，是否还撑得住受力。如果只看表面装饰而不管底层地基与内在结构的状况，那就是本末倒置。
三、用“软刀子”剥夺老百姓生存权的形形色色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乃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但“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并不意味着只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用“硬刀子”直接杀人，用“软刀子”照样能间接杀人。用“硬刀子”杀人是杀，用“软刀子”杀人也是杀。直接杀也好，间接杀也好，只要是搞得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就效果一样，本质相同。二者区别仅仅是用“硬刀子”剥夺生存权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立竿见影”;用“软刀子”剥夺生存权是“杀人不见血”、“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多了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而已。
生存权包括人身安全、物质上的生存权以及精神上的生存权。伤害其中任何一项即伤害生存权。
鲁迅给生存权的定义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教育属于生存权中的“发展权”，不仅仅是自身的发展权，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发展权。危害老百姓受教育的权利即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
“主流精英”们每日每时都在用“软刀子”从物质上、精神上剥夺老百姓生存权，也就是说每日每时都在间接杀人：
──“下岗”、“买断工龄”、强迫征地、制造失地难民──用断人生计的方式剥夺数千万老工人、数亿农民的生存权。
──“医疗产业化”导致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变绝症──用疾病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充斥市场。环境污染愈演愈烈──用纵容公然下毒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张维迎坚决反对政府监管医药，特地把政府的药品管制当成“管制失败的具体事例”──张维迎：《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出了“齐二药”毒药事件后张维迎仍然装聋作哑，拒不认错。)
──“教育产业化”导致无数普通人家上不起学，为上学家破人亡──用毁灭下一代发展权的方式的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取消社会福利”，导致老弱病残贫病交加而生不如死──用落井下石的方式剥夺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存权。
──鼓吹“精英至上”，剥夺“弱势群体”的一切尊严，使之处于毫无希望、毫无未来的“苟活”地位。鲁迅说：“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弱势群体”因悲观绝望、精神失常而自杀者不计其数，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精英”们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泪、刁声浪气没完没了地拼命控诉的“文革”、“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时期(不乏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后夫妻双双自尽、希冀减少家庭开支、让子女靠那少得可怜的买断工龄的钱得以活命的例子)──用毁灭希望的方式剥夺“弱势群体”的生存权。
──西方人认为猫有九命，生命力最顽强。但生命力再顽强也经不起忧郁之伤，遂有谚语：“忧郁杀死了猫”。在“主流精英”多年的把持下，中国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精神沉沦，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冷酷无情。人们的精神境界日益空虚苦闷，郁郁而亡者日众。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尚可以说是“气死人不偿命”，而因精神因素大规模致死则是──用“精神谋杀”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丧失了一切的“弱势群体”最后能指望的就是亲情。而“主流精英”们却连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冒出李银河那样的老虔婆公然鼓吹“换妻”、“一夜情”、“性自由”──用大规模破坏家庭稳定、毁灭亲情、制造孤独凄凉的方式剥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
……
再看看这些事实：
──长沙下岗工人陈洪问曰：“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埸无人，情埸无妻’的情况下，不跑‘摩的’我吃什么?”
某警察答曰：“我管你吃什么!”
人大某“精英”答曰：“你就不配活着!”(明目张胆直截了当否定人家的生存权!)
“主流经济学家”们答曰：“这是优胜劣汰，客观规律!”
另一“精英”更是早有“名言”：“谁让你出生在中国?”
──2007年1月4日CCTV《焦点访谈》播出关于湖南省汉寿县棉纺厂原团委副书记李红杰的报道后有人就此写了篇文章，题目：“改革，如何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天啊，不是要“用邓小平思想指导改革”吗?不是说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吗?怎么改来改去改得人们只求“让老百姓少受些损失”就谢天谢地了?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代价”，那也该有个头啊!折腾了几十年，却成了“摸不完的石头、过不完的河，当不完的代价、改不完的革”──这一切该如何解释?
──下岗工人们悲诉：“难道我们近三十年的努力工作换回的就是被工厂扫地出门?难道我们拿了多年的低工资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工作了几十年而又没有多少技能的下岗工人不再在贫困线上挣扎呢?看在我们把最宝贵的青春无私的奉献给了国家，为什么国家不能替我们交养老金呢?”
再看看“主流精英”的“标准答案”：“从头再来”。
真是“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工作了几十年而又没有多少技能”、接近享受退休权利的下岗工人跟年青人一样去拼体力、拼技能、拼学习能力，这不是硬逼着人家做力不从心的事又是什么?至于让人家靠经商生存则简直等同于问：“何不食肉糜?”：美国政府统计数字：90%新创业的买卖存活不过三年。所以联邦政府规定的资助贷款标准为生存三年以上。小商业在美国这样商品经济发达商业知识普及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中国呢?下岗工人中有经商条件的人占多少?成功率是多大?下岗工人中能长期靠这个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人的比例有多大?
拿破仑说：“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那么强迫别人“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呢?岂不比“最不道德”更不道德、超不道德、进入了“卑鄙”的层次?而强迫“工作了几十年而又没有多少技能”的下岗工人“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从头再来”的“主流精英”们呢?不折不扣就是天下最卑鄙无耻的人形狗畜生。
(回顾总结，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为共和国的建立、建设和强大而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的所有中国人，其生存权全部遭到了“主流精英”们的伤害：
──老工人、农民：“下岗”、“失地”、取消福利，直接从物质上剥夺生存权;
──老干部、老军人：无孔不入否定中国跟革命的一切历史，引导青年一代漠视、嘲讽他们的经历，蓄意制造失落感，制造精神苦闷，用精神谋杀的方式剥夺生存权;
──退休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削减、冻结其退休待遇，无视其生存，让他们陷入贫困潦倒，贬低他们当年自力更生条件下所做的一切，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其生存权进行双重围剿。
“主流精英”如此这般，一是为打击报复、反攻倒算一切为建立共和国实实在在默默奉献过的有功之臣，二是要给社会树立反面样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机会时不贪污，讲奉献，这就是下场。三是要证明搞自然科学干实事的没出路，搞工程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决没好下场，只有学他们当“精英”专门玩玄的“劳心者治人”、专门高高在上支配别人的才无后顾之忧。)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想想烧开水的情况：只要把水壶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够旺，水就迟早要开：先是水响，接着冒泡。响声越来越大、泡越冒越多，预示着快开锅了。只要继续烧火，那沸腾是必然的事。不愿沸腾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进高压锅，靠高压强行制止沸腾。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有效。的确，高压之下水的沸点是会提高，可以暂时延缓沸腾，但不可能消灭沸腾，因为火还在烧，而可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无穷大。一旦压力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随之而来的就不止是沸腾，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们让少数人进天堂、多数人下地狱的掠夺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腾是免不了的。他们凭借“话语权”拼命施加高压，不准人们听见“水响”、看见“冒泡”，以为这就能制止沸腾了。实际呢?这是在“维护安定”，还是制造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现在呢?没有沸腾，但不是没有警讯，已然听得见“水响”、看得见“冒泡”了。看看“群体事件”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看看公众舆论主流对“群体事件”、对暴富者、对反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者、城管人员的态度。看看如下新闻标题：“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再看看退伍军人崔英杰伤城管致死案发后公众的反应。的确，崔英杰犯了罪。如果这种罪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公众舆论无疑会一边倒地对罪犯恨之入骨，坚决拥护严办，绝少会有人同情之。但现在呢?尽管从法律上说罪的性质没变，仍属于反抗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致死案，但今天人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为什么?因为处于崔英杰同样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放着其他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干偏要违规，而实在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们呢?早在老百姓眼里从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潜在的军心的向背)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那得问“精英”：一边是“市容市规”，一边是最弱势者的生存权。人家的取舍是宁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让“精英”外资满意、夸耀“政绩”)，不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条：饿死也不准坏我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代表“先进文明”，代表来代表去“先进”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儿见鬼去了──噢，不，“接轨”去了。多“先进”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情况下犯的法。而与崔英杰处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们同情崔英杰实际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呐喊，在保卫“老百姓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相同，意识必然相同。“精英”们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客气一点的也只说是因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满仅仅是出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错。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自己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做何感想?所谓“仇富”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其实质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即使是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实质也是在同时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否则下一个牺牲品就将是自己。
公众对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敌视本身就准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量变在引起质变，事物正在起变化。因为无视老百姓的生存权，法律法规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这再一次证明生存权是老百姓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当老百姓的生存权长期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矛盾就必然遵循“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向积累、深化、激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众认同的是非曲直标准就要变，挑战现行社会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会被逐步视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义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这个程度，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法制再健全也没用，必全成废纸，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日景况便要历历在目了。
五、“看得见的动乱”来自“看不见的动乱”
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有形的动乱，看得见的动乱，“硬件”式动乱。在这种动乱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无形的动乱，看不见的动乱，“软件”式动乱，即意识形态、政治目标、政治决策层面的“隐形动乱”。夺老百姓的生存权的情况为什么会大规模发生?为什么能成气候?为什么能变成决策?全是这看不见的“软动乱”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看不见的动乱”，大规模剥夺老百姓生存权这种事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持续。经济上“看不见的手”操纵看得见的经济活动;社会上“看不见的动乱”在制造看得见的动乱。真正的大规模社会动乱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没有“看不见的动乱”，就没有“看得见的动乱”。要消灭“看得见的动乱”，就必须先消灭“看不见的动乱”。“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对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贡献最大的“看不见的动乱”主要有哪些?
第一乱：根本目标大篡改，牺牲人民生存权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个“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是“大富还是小康”的问题，还不违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最要害的本质，把改革说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改革而改革”、“一切为了改革”、“为改革而牺牲一切”。结果：“改革代价论”，以“改革”的名义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
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则是罪大恶极。厉以宁的这番“高论”，西方的政客说不出来，中国历代的“明君”说不出来，任何稍有良知的学者更是想都想不出来。而号称“代表人民”、“代表先进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们毫无顾忌就说出来了，赤裸裸连裤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厚颜无耻，其卑劣之无与伦比完全有资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为最不要脸的“精英警句”载入史册。
再看“主流精英”们蔑视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另一个例子：张维迎说改革以来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为过去只有干部才有电话，才可以坐软卧，而现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独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农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显然在他看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的重要性还不如干部的电话和软卧待遇。可见老百姓的生存权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几文。
厉以宁张维迎们就这样彻底颠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同“改革”这个“目标与手段”的根本主从关系，彻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标，彻底颠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彻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质，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变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变成了“为改革而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把“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变成了“生存不生存”的问题;把“改革”变成了“以改革的名义牺牲多数人的生存权让少数人发横财”的疯狂抢劫，把改革变成了他们趁火打劫的的权术工具，随心所欲挥舞“改革”大棒，“挟改革令天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中国社会一切阶层都被他们以“改革”的名义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论教唆犯罪，是中国“看不见的动乱”的罪恶之源。
为了“改革”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只为“改革”──到底谁为谁?
先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现在轮到中小学教员和大学毕业生们面对下岗失业、尝到生存权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张维迎的“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的美丽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靠教育改变命运的美梦破灭，盲目疯狂不惜工本的大学潮誓必降温，“扩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马的一大批大学恐怕也要卖不出去了。那时就该轮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学教授们尝尝生存权被剥夺的滋味了。按照张维迎的缩权“理论”，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钱什么也不管，政府机构可有可无，那还要那么多公务员干什么?那时是不是该轮到干部们大批“下岗”了?
“牺牲别人的生存权谋私利”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认可了就堕落了，开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体每次谁当牺牲品，而在于开了这个先例，确立了这个原则：“以‘改革’的名义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权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这就放出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别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牺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这次是工人，下次是农民，然后呢?还停得住吗?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来就是全体，到头来迟早自己也会被吞噬。以损人的心理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规律。
“精英”们衡量“改革”措施的标准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没有超过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问题，居然变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压榨极限”的问题。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而是还能从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换句话说，他们的“改革”实际是对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试验，对社会的结构强度破坏性试验，不找出“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如此“改革指导思想”，社会焉得不乱?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又是什么?
第二乱：“基本理论”是破烂──“过期作废腐烂变质”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说“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单：“市场原则”、“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总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么也别管，最好连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场经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主流经济学家”们画出的美丽蓝图，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之类理论根本就是“过期变质”的破烂，早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在那之前它的确风光无限。今天“精英”们的“穷是因为懒”、“穷是因为没本事”、“穷是因为素质低”、“你就不配活着”之类口头禅早在那个时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权都没资格。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胡佛政府仍然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不折不扣照着张维迎的原则办事：“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结果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开始讨论是不是该走苏联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凯恩斯理论的时髦，有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对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提供保证，等于把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跟人的生存权分离开来，淘汰企业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再绝对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条件。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有了点“社会资本主义”的味道。虽然罗斯福被不少铁杆“纯资本主义拥护者”斥为“社会主义者”，但事实是从那以后西方国家再也没有中断过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也不再有那种“绝对”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竞争就有胜负。成功者生存，失败者呢?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往社会一推了事，自生自灭去。但“生存权高于一切”的规律在哪儿都要起作用。当大批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社会不管，必生动乱。怎么办?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办法是：侵略别人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污泥干着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把内部的矛盾转嫁给它人，一切代价最后都落实到殖民地人民头上：你失业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权没着落了?好办，到殖民地去，抢他们的土地，抢他们的财宝，抢他们的好东西，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你的生存权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决了?于是皆大欢喜──除了那些被灭绝被掠夺丧失了生存权的殖民地人民。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盛行的关键。翻翻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带有两重性：对内讲法制，对外讲侵略;对内讲民主，对外讲专制。只讲其对内法制民主的一面、隐瞒其对外侵略专制的一面就是歪曲历史。《大国崛起》说“荷兰是靠当‘海上马车夫’发的家”，这是典型的“隐恶扬善”、歪曲历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对欧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隐瞒了人家对殖民地国家的另一副面孔。当年的荷兰对殖民地国家充当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马车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郑成功是从谁手里收复的台湾。想想当年是谁在印尼对华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想想历史上是谁为了占有“丁香之国”的产权而把全部居民斩尽杀绝。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纽约曼哈顿岛。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土著居民手里抢夺了南非。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人家“海上马车夫”的这一面，隐瞒了到处侵略扩张的“屠夫”的那一面。号称“精英”，人品还不如婊子：婊子会拿了钱陪笑，但不会挨了刀还陪笑。而这些“精英”呢?挨了刀还要恬着脸陪着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贱了几万倍。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存在着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内部矛盾能够转嫁出去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运转。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不能再毫无阻碍地对外转嫁矛盾，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强行把矛盾转嫁给同类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当有“弱肉”可猎时，狼与狼之间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一旦无“弱肉”可猎，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象征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农业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象征着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外”共同侵略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大打出手的时代到来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况少了，狼吃狼的情况多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但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世界被瓜分完毕后才14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自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体系后，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再也没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再也没出现1929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从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内外有别”了，对内实际搞的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对外喊的却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欧洲国家自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便个个如同抽了疯，满世界乱窜搞扩张，急星火燎要把内部社会矛盾转嫁出去。转嫁不出去，结果就是内部社会危机、社会动乱。也就是说“不伤人，必自伤”。当世界还没被瓜分完毕、还有地方可侵略扩张时这个体系还能顺利运转;一旦世界瓜分完毕、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对外转嫁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于是如下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证自由竞争失败者的生存权，整个社会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税富济贫，建立起码的生存权保障体系，让整个社会得以安宁。这样做不是从单纯的资本赢利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生存角度看问题，故名之曰“社会主义”。从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和1929年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正反两面的事例无不说明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害无穷。就是它导致了无数殖民地国家的灭亡，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无数社会动乱。一旦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一切就没有再重演。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号称“历史权威”，但面对五千年的中国史，却总结不出“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面对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多的杀戮、那么多的灭绝、那么多的动乱，那么多的苦难，却总结不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破坏性无穷”。他们“总结”出了什么“历史规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之类雕虫小技，在加上混个“海上马车夫”，便可以“大国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国风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类剪剪贴贴，加上几句解说词，再来点电脑合成图象，向对外国风光感到好奇的人们卖弄“历史花絮”。真正关键的历史规律他们一个也总结不出来。直是要多浅薄有多浅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这还恬着脸自称“精英”，而且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真令人怀疑他们的脸皮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刀枪不入，水火兼防，否则何以如此无耻?
至于张维迎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其问题就不仅仅是浅薄低能兼无耻了。张维迎英国牛津留学生活了好几年，又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资本家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早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掺点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国家政府经济的管制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严格、严密，没有一个国家在“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有多大，连世界大战都造得出来，更不用说在中国一国之内造出社会动乱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绝不可能靠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一旦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矛盾必将全部在内部积累、内部爆发，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大动乱。他明明知道这一切，但仍然不遗余力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早已在西方国家“过期作废”的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强加给中国，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的规律，在中国制造出社会动乱来。
这顺便解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那么积极消灭中国现存的社会福利制度：惟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够快不够深不够彻底。所以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所以张五常说：“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这个总目标。
这也同时让人理解了“精英”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借口“全球化”、“国际接轨”，千方百计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从中国榨取惊人的利润──向中国转嫁外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速中国社会矛盾激化。
简单打个比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象个化工厂，一运转起来就产生大量产品──利润，同时也大量产生有毒垃圾──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采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厂，得到了产品的同时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凭毒垃圾在家里积累，那就是把自己家变成了毒气室，自己消灭自己。起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别处找块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里去。产品归自己，毒品送别人;利润留给自己，社会矛盾转嫁它人。只要世界上还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这套体系就还能运转自如。但到后来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满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没地方转移内部矛盾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再照旧运转就毒着自己了。于是化工厂的主人们就要求别人的化工厂停产，把自己生产的毒垃圾倾倒到人家的地盘去。别人当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邻为壑”，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结果大打出手。打到后来参与打斗的方方面面总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办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艺，考虑如何避免产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抢夺垃圾场。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不再“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对工艺流程实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会矛盾的积累激化。世界便这样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呢?硬逼着中国采取人家已经淘汰的旧工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照老样子制造毒垃圾。他们明明知道这种做法早已被证明是自取灭亡，别人早已认识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国连象别人那样对外堆放毒垃圾的场地都没有(无法靠向殖民地转移内部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却仍然告诉中国人说这是唯一取得产品(利润)的办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内积累不要紧，不过是“改革代价”。他们一方面把别人不要的有毒工艺硬塞给中国，一方面要消灭中国仅有的一切减缓毒剂的设施(福利制度)，同时还想方设法把别人产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国这所屋子来(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的理论误导，预谋的战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毁灭中国社会。
第三乱：颠倒历史“去中国化”，意识形态反攻倒算
“主流精英”们系统地否定了中国的一切，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不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还是建立新中国，不管是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一律冷嘲热讽，统统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英雄们也个个在劫难逃：“中国文化太软弱，应该否定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导致汉奸多”、“中国人窝里反是文化劣根性”、“岳飞倒下去，秦桧站起来”、“客观公正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和汪精卫”、“孔子不如章子怡”、“儒学是伪宗教”、“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医是伪科学”、“专家建议重构中国形象标志，称龙在西方形象不好”……叫他们一形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外国人面前简直一无可取之处：没有一个堪与外国匹敌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民族英雄，没有任何值得中国人骄傲自豪的东西，只有民族劣等、文化劣等：“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唯一的光明”：“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总之他们彻底颠倒了中国的一切，就差公然宣布中国不配存在、应该给人家当殖民地了。
要问这种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国的一切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且看下列新闻标题：
──上海三成中学生想做外国人──专家主张让上海成新特别行政区
──上海人不说中文说英语──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中路品牌进行调整只要洋品牌，不要中国品牌。
──汉语知识竞赛，洋人胜过了中国人!!──清华给美国培养工程师，北大给美国培养老婆
──许多上海女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
──上海精神病发病率二十年翻了五倍──上海指定从小学圣经
──西方宗教节日在中国越来越流行──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一亿
──二十年内，中国有可能变成基督教国家……
在中国，西方文化影响日盛，中国文化影响日微。在这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大国崛起”，滑稽不滑稽?世界上有不认同本民族科技文化只盲目崇拜别人文化、一边“文化沉沦”、“道德沉论”一边真正崛起的大国吗?
30%的上海青年人不想当中国人，便出现了成立“上海特区”的要求。照此发展趋势，再过若干年，不想当中国人的上海青年人会不会过半?那时上海“精英”会不会要求“上海独立”?那时是允许国土分裂还是动用武力镇压?那时能避免动乱吗?
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共产党不下台也得下台了吧?不管下台不下台，中国政治舞台要大乱了吧?政治舞台一旦大乱，社会呢?
在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中国成了基督教国家，那象在黎巴嫩、巴尔干等地基督徒和穆斯林冲突不断的局面会不会在中国的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也出现?如果在中国领土上也来上个黎巴嫩、巴尔干，中国即便想不动乱，岂可得乎?
未来是青年的。在青年心目中颠倒了今天，就是颠覆了二十年之后的社会。在教科书上颠倒历史，就是安放了延期二十年爆炸的“动乱定时炸弹”。“台独”不就是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争夺了青年一代而成的气候吗?
二十年后的“看得见的动乱”已经被“精英”们在今天的教科书上、各种宣传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看不见的动乱”决定了。
第四乱：处心积虑耍权术，逃避责任打混战“汉芯造假”该谁负责?“齐二药”毒药事件呢?国有资产流失呢?当年的“运十”下马呢?该负责的都有哪些人?谁拍的板?谁起草的文件?谁提出的建议?谁拒绝拨款导致“运十”最后下马?应由谁来面对历史?改革以来的种种具体措施都是谁负的责任?从“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国有企业改制”、“出卖国有企业”、“市场换技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决策到出卖“徐工”、“西轴”等等一个个的具体项目，都是哪些人决定的?都有哪些文件?都有哪些人提建议?都有哪些人起草文件?都有哪些人拍板?谁最后签发的?都有哪些人经手?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如果出了问题，究竟该由谁来负责?怎么负责?“出没出问题”如何判断?还是根本就不判断，根本就不负责?出卖国有资产的收入都进了哪些人的帐户?有帐没有?中国外汇储备上万亿美元，人民币每升值1%就意味着中国仅外汇储备一项就遭受了百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拍板报销?这又是谁的主意?提出这样的主张的根据是什么?这样的损失靠什么来补偿?补偿不了，该谁负责?……
不用问，所有这些全是无头案，真正具体该负责的人保险一个也找不到。这正是充满“中国特色”的当代最罕见的荒唐事。几千万工人说下班岗就下岗了;几万亿国有资产说没就没了。那么多人的命运，那么多家庭的痛苦，那么巨额的财富，随随便便就支配了，而且这一切发生之后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负责!甚至连相关负责的人名都不敢公开，让你想骂人都不知道该骂谁，当然更无从追究责任。
环顾历史，凡成大事者必赏罚分明。而要赏罚分明必责任分明。责任不清，如何赏罚?赏罚不明，焉得不败?
──毛泽东审批文件，同意就是同意：“照办”、“照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要敢于反潮流”──一句话，敢作敢当，绝不推卸责任。
──美国国会的“决策责任制”：谁的提案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投赞成票的、投反对票的全部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这一切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你的主张，别想赖账。议员竞选时往往要给选民一份清单：我投票赞成过哪些法案，反对哪些法案，如何捍卫了你的利益，请你投我一票，云云。不过即使没这样的信，该议员的投票记录照样有账可查，赞成了什么、反对了什么都休想隐瞒，任凭选民“秋后算帐”。
──前苏联总参谋长谢.马.什捷缅科的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我记得曾经有人把附有很多签名的文件送到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单一首长或军事委员会不愿意对所作的决定承担责任，更坏一点说，是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缺乏信心。他说：‘他们搜集了签名，为的是说服他们自己和我们。’”
“最高统帅要求所有送到最高统帅部的文件都有司令员和参谋长签名，特别重要的文件(例如，每日总结汇报和战役计划)应由三人签名，即除前两人外，再加上军事委员。”
斯大林严格执行“决策责任制”是有道理的。国家命运，无数人的生死，容不得视同儿戏，容不得推卸责任，容不得责任不清。胜了，必须有人获得勋章;败了，必须有人上军事法庭。不如此，不能赢得战争。
“主流精英”们对改革那么虔诚，把改革说得那么崇高，那么重要，那么希望改革成功，那么他们对改革起码该有点严肃认真的态度吧?起码得有点责任心吧?起码得有个责任制吧担点责任吧?那么改革的责任制何在?改革以来的一切具体措施的责任人究竟都是谁?为什么改革改了几十年，连个起码的责任制都没有?对这几十年的那么多重大措施，为什么连个责任人的名单都不敢公布?这就叫“严肃认真”?这就叫“负责任”?
“主流精英”们狡辩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改，摸索和失误难免。
又是撒谎。既然“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是承认自己也心中无数。既然心中无数，那就该群策群力，发动群众拿主意。即使错，也是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涉及多数人生存权的事，尤其应该慎之又慎，充分论证，充分论证，充分辩论，要听取当事工人的意见，要先在小范围实验。没试验定型的客机能卖票运客吗?没经过充分验证的改革措施能贸然大规模推行吗?然而实际上哪项措施是经过群众充分讨论的?“下岗”?“出卖国企”?“买断工龄”?“房地产投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么多如此重大的措施，什么充分论证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也不听，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哗拉一下子就全面铺开了，处理过程有如军事行动，根本不经过人代会辩论，少数人神神秘秘一纸文件就决定了一切。既然如此专断，那就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起码应该把有关责任人的名字公布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干的。但实际情况是既要专断，又不敢负责，连名字都不敢露。这说明“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眼，如同诈骗犯罪，从一开始就蓄意坑人，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逃避责任，所以从一开始就把一切具体措施都搞得鬼鬼祟祟，决不露出真名。“改革”被他们搞成了充满阴谋诡计见不得人的勾当，搞了几十年连个负责的都没有，把天捅塌了也没人担当。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存心制造动乱的“捣浆糊”。
吴敬琏当了几十年的“吴市场”，到头来却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这个“市场权威”对市场经济原来一窍不通：“有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以前没认识到”。轻轻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赖了个精光，而且还要精神抖擞继续赖下去。古人云：“老而不死谓之贼”。吴敬琏、厉以宁这群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把持改革几十年，却还厚着脸皮不让位，难道他们比国家领袖还特殊?改革改了几十年，党的主席换了，政府首脑换了，政府官员换了，什么人都换了，唯独这一群“主流经济学家”照样死皮赖脸霸住自己的高位不放，仍然整天指手画脚喋喋不休。什么都管，但又什么负责都不肯负。就凭这群蓄意制造混乱推卸责任的学术无赖把持改革，中国社会岂能不乱?
第五乱：“打左灯向右转”，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主流精英”们在这点上倒是老实得可爱，直言不讳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讳要两面三刀，直言不讳要当流氓。茅于轼专门“介绍经验”，如何用“鬼画符”蒙混过关：“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贺卫方“谆谆教导”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张维迎就更肆无忌惮了：“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这些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主流精英”们本性，给出了一面“照妖镜”：对“主流精英”，不能看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特别还要再加上一条：看他们“从来不说什么”。
“主流精英”们“从来不说”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说”老百姓的生存权。
──他们“从来不说”国家的经济安全。(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他们“从来不说”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从来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欢他创建的这个国家吗?喜欢一个国家的人，能对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人咬牙切齿吗?仇恨这个国家的人，能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吗?不为这个国家利益着想、念念不忘毁灭这个国家的人，可信吗?可靠吗?可用吗?
事例一：从“民主”问题看“主流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主流精英”们最喜欢的口号一是“民主”二是“学术”，听起来似乎沁人心脾。但实际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学术”早就成了“权术”，成了他们专门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个社会，涉及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就属于政治，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事。而“主流精英”们硬说改革是“学术问题”，是只有他们这些“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的问题。就这一下子，不仅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发言权给枪毙了，而且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把他们变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鱼肉，而且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轻轻松松一句“学术问题”，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精英专制”。明明是极端的“精英”独裁，还要号称“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民主”与“学术”都是“主流精英”的权术工具。“民主”是他们夺权的工具;“学术”是他们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讲“学术”。只要一看“主流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吆喝“民主”，那就是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手了，正急着独裁。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们的种种作为了：平时口口声声喊“民主”，一碰上具体问题，“民主”就变成了“不争论”、“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许上访”、“不许告状”、“不许恶意讨薪”、“不许以自杀要挟”……一边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为“民主”，实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见发表得了吗?半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主流精英”们的“民主”如同那个怕老婆的笑话中的泼妇：意见一致时听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听自己的。
“主流精英”们开口闭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但就是那个“不民主”的时代，司空见惯的普遍实践是“发动群众”、“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群策群力”、“发扬军事民主”、“发扬民主”、开“诸葛亮会”……而如今大讲“民主”的“主流精英”们当道的地方，这一切还有丝毫踪影吗?
最爱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事例二：从改革指导思想上看“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打左灯”：“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向右转”：
厉以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萧灼基：“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轼：“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林毅夫：“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事例三：其他“打左灯向右转”的典型例子：
──口口声声讲人权，急急忙忙闹物权：讲人权却不讲老百姓的生存权。讲人权却公然主张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当成“改革代价”。讲人权却“见物不见人”，不急着为保护多数人的生存权立法，却急着为保护少数人的物权立法。人代会还没开，就宣布要“确保通过《物权法》”。还没付诸表决，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三月份开会，一月底了还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权法》新草案，明摆着在耍弄权术，不让公众有时间发现问题，不让与会代表有机会熟悉了解，以便强行通过《物权法》。
──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遵守“程序正义”是照章办事，“宽容不规范”是不按章程办事。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把制造看不见的动乱说成“改革”，把抵制这种动乱说成“破坏安定团结”。
──“人代会”变“官代会”，“共产党”变“物权党”。
……“主流精英”们的目标见不得人，理论不成体系，哲学庸俗肤浅，办事不择手段，手法卑鄙无耻，说话语无伦次。让这样一伙学术流氓、权术“精英”、政治骗子把持改革决策权，社会岂有不乱之理?
六、以房地产投机为例看“看不见的动乱”如何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先看看这三则报道：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净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了1.2亿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我们只有3000万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1.5，一家伙已经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2006年09月11日。国土资源部：我国耕地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1.4亩。
2007年01月26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薛亮25日表示，2007年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对粮食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给予清醒的认识，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13亿人口。国土虽大，可耕地面积和适宜生存的可居住地面积比例并不大。而且“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些现实决定了一个根本原则：既然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既然“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那么要保护全体中国人的生存权，就必须保护农业，就必须保护起码的可耕地面积。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房地产GDP理论，煽动房地产投机狂潮，结果是房屋价格一路攀升，大规模毁地盖房。
如果房地产投机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只发生在中国最缺乏的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专抢可耕地和风景秀丽的好地方的土地，专抢农民的饭碗。
房地产每征用一块耕地就意味着伤害了三部分人的生存权：靠耕地生存的农民的生存权，这些农民后代的生存权，以及全体中国人的长远生存权。
大城市附近的农田基本是菜地，收入一般不低。这意味着居住其上的农民及其后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生存权。一旦地被征，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链条从此就打住，农民的后代将不能再指望靠地生存了。这一代的农民呢?本来的谋生手段没了，换来的是不知经过多少道折扣的“土地补偿”，一则极其有限，二则不断贬值。不断增值的土地变成了不断贬值的钞票，对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农民靠它能苟延残喘几年?从此必须另觅生路。找不到，就意味着生存权就受到了伤害。而目前中国就业市场的形势使大多数失地农民只能靠卖苦力卖血汗为生，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有机会，老弱病残者几乎没有机会。下岗工人好歹有低保维持“苟活”，失地农民连这点救命稻草都没有，失去了土地就一无所有：“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成为新的社会难民。下岗工人几千万，农民则有好几亿。房地产扩张的地盘越大，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越多，生存权受到危害的人越多，“贡献”出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越多。
中国可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却鼓吹消灭农业：“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许多人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还在为粮食问题和保护耕地过分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
农业，保障十三亿人口生存权的生命线，在“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眼里竟然如此无足轻重，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消灭，就要拿去换房地产的暴利。十三亿人的生存权在他眼里算回事吗?如果有点起码的严谨，起码的常识，怎么敢如此轻率照搬照抄日本的例子?1亿人口的日本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行得通，因为有人养，也养得起;13亿人口的中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就行不通，因为不会有人养，也养不起。否则何来“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威胁论”?拿整个民族的生存如此不当回事，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至于鼓吹土地私有就更是存心制造动乱了。说私有，该归谁所有?中国历史五千年，每寸土地都不知转过多少次手了，“物归原主”，谁是真正“合法”的“主”?就凭这条就能打得你死我活。当真搞土地私有化，立竿见影就是社会大动乱。现在全国人均可耕地才1.4亩，强势集团凭借财力势力一下子就能制造高度土地集中。而中国历史上土地高度集中的时候就是社会动乱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出这种馊主意，明摆着就是要制造动乱。)
房地产投机导致房屋价格一路攀升，直接危害了城市中低收入的居民的生存权──衣食住行之“住”难道不属于人的基本生存权吗?
“主流经济学家”们于是幸灾乐祸了：房屋价格高涨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是因为供不应求。要想抑制房价，就必须大量盖房，就必须大量征地，就必须牺牲农业，就必须牺牲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否则就必须承受高房价，就必须牺牲城市居民的生存权。也就是说你反正得牺牲掉一个：失地农民，或者城市居民。难怪张维迎对中国政府抑制房价的举措冷嘲热讽：“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订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订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以致于漏洞百出，南辕北辙。”
房价问题当真走进了死胡同，当真无可奈何了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冲破“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理论”的思想牢笼，症结立刻迎刃而解。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理论”，房价暴涨是因为供需不平衡，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放开政府管制，放弃土地管制，让市场自己调节供求，靠高房价、高利润刺激房地产投机，大量盖房，造成供过于求，价格就自然下降了。这听起来似乎天衣无缝，然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却是不折不扣生搬硬套，彻头彻尾的脱离实际。
第一，“供求规律”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而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具体制约的。只适用于有限的产品、有限的幅度、有限的条件;只适用于供求能够达到平衡的产品，不适用于供求不可能达到平衡的产品。具体到中国的条件，可耕地的供应就不是无限的，而房产需求相对于可耕地的潜力而言却可以是无限的。这样的“供求平衡”如何实现?实现不了，按照“供求规律”，房价只能涨破天，只能靠高价格抑制需求，让不够有钱的人没地方住。(按这个逻辑，中国真是前途渺茫：谁让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呢?只好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生存权，牺牲城市中低收入的生存权来苟延一时了。)
第二，“价值规律”不是万能的。社会不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与人民基本生存息息相关的产品就不能全靠“供求规律”自动调整一切。生存需要片刻也离不开的产品，如果盲目照搬照抄“供求规律”公式，机械地按照价格暴涨──刺激供应增长──抑制价格回落的自然循环来调整，非造成社会动乱不可。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还少吗?荒年造成粮食短缺，价格飞涨，有钱人囤积居奇，穷人无钱买粮──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供求规律”公式，解决办法就是等──粮食价格高涨，自然刺激种田的多种粮，刺激供应上升，粮价自然会回落──理论上确是无懈可击，实际上呢?粮价高，买不起，穷人等得起吗?等，就是死。结果呢?──抢：“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哎呀呀，这不是违犯《物权法》吗?这不是动乱吗?这不是造反吗?这不是……对不起，这就是历史规律：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高于你那个“靠价值规律自动调整一切”，高于你那个《物权法》。不懂这个，就叫“脱离实际”，就叫“纸上谈兵”，就叫“想当然”。
第三，“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胡说八道。一旦涉及民生必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决不敢置之不理。天旱缺水，美国洛杉矶规定在家里洗车违法，要洗车必须到到洗车店(使用循环水);波士顿规定不准用水管浇花园，只准用手一桶一桶提水(人为压缩需求)。再紧张则宣布“紧急状态”，实行配给制，全面干涉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在人民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市场供求规律”必须让位。
根据这三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必须正确认识房屋这种商品的性质。它有两重性：一部分属于生活必需，属于生存权这个基本权利。而超出的部分则属于奢侈品，因为那部分并非生存必需。问题的性质是是否允许为富人的奢侈空间牺牲掉穷人的生存空间。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供求规律”的适用范围。当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矛盾时，必须让位。当生存必需品的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时就必须跳出“靠价值规律自我调节”来解决问题供求矛盾的公式。
第三，不存在“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原则。当涉及老百姓的生存权时，涉及国家利益时，政府必须管制。
就凭这三条，要彻底解决中国房价暴涨问题一点不难。方法一：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个人居住空间配额”。实际占有(拥有、租赁)的居住空间符合标准的，免税。超过部分实行高额累进征税：超标一倍，按一次方收税;两倍，按平方收税;三倍，按立方收税;四倍，按四次方收税，依此类推。同样，对机关和公司实行“办公空间配额制”，控制滥用空间。
实际居住空间低于配额的，根据情况适当给予某种优惠补偿。房地产商占有的未出售空间(不管建成与否)超过允许的周转期即不得免税，惩罚其囤积居奇。必要时予以征收，廉价出租穷人。
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一定范围内的居住空间属于生活必需，属于老百姓的生存权。政府必须保证老百姓享受得起最基本的居住空间。房地产投机是有钱人利用自己的优势，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哄抬物价。高房价伤及普通市民的生存权。毁地搞房地产伤及农民的生存权。中国的可耕地必须保护，不可能靠无限制牺牲可耕地来满足房地产，不可能靠供求规律自动调节房屋价格。结论：必须加强政府管制，压缩被少数人炒做人为制造的虚假的、非生存必须的居住空间的需求，确保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当生活必需品价格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时仍然置之不理，仍然靠价值规律自我调节一切就等于用价格剥夺老百姓获得这些必需品的权利，就等于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根据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此时必须打破“价值规律”的框框，对这些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即使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战争年代照样实行配额制，照样不拘泥于“市场规则”。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既然不能靠无限供应可耕地来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那就必须利用配额制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就不能容许强势集团为自己的奢侈挤占老百姓的生存权而不付代价。这样做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存权，只抑制了“强势集团”持强凌弱、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牟取暴利。
要实行居住空间配额制，就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居住空间数据库，把全国所有人的实际房地产占有资料及变动情况及时全部记录在案，一个死角不留。凡用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出立即没收房产，廉价租给穷人。
嫌配额低吗?嫌挤吗?嫌钱多了烧得慌吗?想学石崇王恺斗富摆阔吗?好办。到台湾海峡填海造地去。有钱尽管往里填。保你填多少归你用多少，盖“阿房宫”都没问题。有能耐把整个台湾海峡都填平了才好呢，那就为解决台湾问题立大功了，名利双收。要不就到戈壁滩或腾格里大沙漠盖房子去，那儿占地不算配额。如此这般才算真有钱，才算跟“土财主”划清了界限，才算有真本事。
方法二：房价与地租分离。严格讲，中国只有租房，没有买房，因为土地归国家所有，卖房不卖土地。既然土地所有权不变，那房价实际是两部分：建筑成本加土地租金。建筑本身在不断折旧贬值，房价上涨，涨的是土地租金。土地既然归国家所有，租金上涨也应该是国家得益，用以补偿失地农民和社会福利。而实际情况呢?房屋买卖时“土地使用费”一次性付清，等于一次付了几十年的租金。几十年的租金一次交齐，几十年的饭一顿吃光。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而交的钱国家能拿到多少?全变成了房地产商的利润，老百姓的负担。这样做只有利于投机倒把，有利于贪污受贿：如果由房屋的最终用户按通常交租方式逐年逐月直接交给国家，那当初负责审批土地的官员想贪污就没那么方便了，也没法一个人独吞。房地产商投机倒把就不那么容易了。既然土地使用费不包括在房价里，真正的房屋建筑本身是随着时间而贬值，再想炒做借口就不那么足了：你说卖出的辆汽车的价格会随着时间而越来越高，人们信吗?即使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好处也归国家所得，让国家源源不断从土地得利，足以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
方法三：如果仍不能抑制房地产投机，则当机立断，取缔房地产投机。房地产投机本来就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纯粹是少数人“牺牲老百姓生存权牟取暴利”的“人命买卖”，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危急社会安定，当然应该取缔。事关国家命运之际任何政府都有权采取断然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政府干得更绝：公司利润税：100%，即全部没收。富人所得税：97.5%，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尚能如此，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
采取这些法子，除非中国人多得象进了高峰期的地铁，人人挤成了照片，连女人大肚子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否则只要生得出来，就不怕没地方住。“房价伤民”的问题必迎刃而解，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如果按照“主流精英”的“理论”，“不折不扣”遵照“市场规律”“价值法则”办事，“在价格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只能要么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牺牲中国人生存权，要么牺牲城市市民的居住生存权。非此即彼，除走向动乱别无出路。“看得见的动乱”就是这样被“看不见的动乱”制造出来的。
七、认识论的混乱掩护“看不见的动乱”
回顾回顾“精英”们的“改革轨迹”：
“改革”、“搞活”、“先富起来”──“全民经商”(来钱最快最容易)──后果：走私、假冒伪劣、房地产投机，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成风。──“精英”对策：不闻不问，拍手叫好：“松绑”、“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后果：“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规规矩矩、不能造假、不能漏税、不能给回扣的国有企业吃不消了：产品卖不掉，人才被挖墙角，资金周转困难，无钱更新设备研发新品、企业全面亏损。──“精英”对策：消灭国企，卖光了事：“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后果：大批工人“下岗”，生存权被剥夺。──精英对策：活该!“改革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谁让你们生在中国?”──房地产投机导致导致房价狂涨、大批失地农民生存权受损害──“精英”对策：牺牲农业，保房地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精英”对策：“政府缩权”。“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私有化”。“政治改革”。“民主化”。“多党制”。共产党下台了事。
……毛泽东曾说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大意)。
“主流精英”们呢?似乎根本不知道人是要生存的，人的生存权是等不起的。工人下了岗，农民失了地，仍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天都中断不得，更不可能等个十年八载，等着“精英”们兑现“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许诺。然而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人命关天的东西，在“精英”们的心目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的生存权，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抹杀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农业这么重要的整整一个行业，随随便便就一刀砍了：“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中国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功能，满不在乎就给端掉了：“政府缩权”“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鞋不合适，就剁掉脚趾头。吃饭噎着了，就禁止吃饭。头疼脑热，就砍掉脑袋。人病了，拉出去烧死(当年日本鬼子的行径)。总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管眼前，不计后果，草菅人命，拿国事当儿戏。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能如此狂妄，敢如此胡作非为?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把持了改革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为什么他们能身居高位?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专家”、“学者”、“内行”、“精英”。为什么人们认为他们是“精英”?因为人家有文凭，有论文，有洋人的赏识，有“精英”们的认同。
翻翻“主流精英”们的履历可以发现：第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学文的出身，没有理工背景，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严格培训，没有严密的数理逻辑思维训练。让这样的人接受“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现代社会是个大系统工程、是个复杂有机的整体、必须从全局角度看问题”等等常识就比较费劲。第二，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典型的“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研究所门)”的“三门人物”，长期生活在脱离社会实际的环境中，几乎没有长期基层工作的经历，几乎没有跟各种不同类型社会阶层人物长期、平等打交道的经历。这样的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文字上、文件上、报告上、论文上、新闻报道上和道听途说上，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只有间接认识，缺乏直接认识;只有抽象认识，缺乏感性认识。要让他们对社会实际、对人间疾苦有真实的感受就非常不容易。第三，他们的成功都是个人的成功，靠的是文凭、论文和某某权威人士的欣赏，尤其是洋人的赏识，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没有一个人是靠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具体的实际社会问题出的名。要问他们究竟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哪些社会问题在他们没来之前总也解决不了，而他们一来便药到病除，保险一个也找不出来。换句话说，他们的成功靠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通过实践证明自己，而是利用“理论”“装扮”自己。对他们来说，没有实践可以，没有“理论”不行。
中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此脱离实际的人物大权在握最可怕。想想中国历代玩弄宫廷政治篡位弄权的宦官奸佞，无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客观规律一窍不通却偏要独断一切，无知而权重，量小而心毒，办事无能，害人有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理论家”，当其“理论”与实际脱节时不是修正自己的“理论”以符合实际，而是硬逼着现实世界去“迎凑”其“理论”，即使牺牲整个世界都在所不惜。
“主流精英”亦不例外。他们的个人的经历、教育背景和功成名就都与实践没什么关系，全靠个人奋斗和少数“精英”的赏识，与集体协作无关，与互相配合无关，与科学作风无关，与客观实践无关，与群众认同无关，与社会效果无关，所以他们心目中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书本，来自教条，来自“精英”，不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他们主张“文凭决定一切”，“‘理论’决定一切”，“‘精英’决定一切”，“‘精英’统治世界”。所以他们轻视实际、脱离实际、不切实际;搞改革来只认理论、不顾实际。在他们心目中，什么实践，什么人民生存权，什么国家利益，都不过是自己论文中的一个符号，只要自己需要，可以一笔勾销。在他们看来，抹掉几千万几亿人的性命没什么了不起，那才是“理性人”“经济人”的本色。因为他们是“精英”，是高人一等的活神仙，由他们统治中国理所当然。而他们要保住自己的高位和权力继续混下去，就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真理，就必须建立并维持这样的神话：真理来自文凭，来自论文，来自其他“精英”的认可，而与客观实践无关。
皇帝为了能当得成皇帝，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主流精英”为了实现“‘精英’统治一切”，必须证明“‘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那么恨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主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真理只能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人民认同的东西来。按照这样的标准，那些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什么实的东西都没有，光靠文凭、“理论”教条和权威的赏识等等“虚”玩艺的“主流精英”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学者”、“专家”、“经济学家”、“精英”，更没有资格把持“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他们的一切主张都拿到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群众的鉴定，那他们玩弄的一切阴谋诡计必定立刻暴露无遗，他们立刻就会身败名裂。所以他们才如此仇恨毛泽东，如此拼命诋毁毛泽东。这并非仅仅因为旧怨，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私利。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毛泽东的一切?因为只要人们知道毛泽东的历史，就会知道“土包子”能战胜“洋包子”，就能知道“实践出真知”，就能知道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就能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能知道光靠文凭、理论文章和少数“精英”的认可不代表有真理，就不会盲目迷信“精英”的信口开河，“‘精英’代表真理”、“‘精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英’高于一切”的神话立刻不攻自破。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删掉雷锋、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要诋毁刘胡兰，要彻抹去历史书上一切非“精英”的英雄形象?因为那些人不是“精英”。承认他们就等于否认了“‘精英’创造历史”;尊重他们就等于否认了“‘精英’高于一切”。
──“主流精英”们为什么要彻底修改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历代王朝的兴亡，了解了历次农民起义，就可能承认“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那“精英高于一切”的主张就危险了。最保险的办法是彻底删除，让你从教科书上根本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看不到历次农民起义，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认同“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历史规律。
──为什么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最合乎“主流精英”的胃口?因为这是他们大显身手发挥“文明的冲突”的机会，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西方文明如何高级，中华文明如何“低劣”，“主流精英”们从西方文明照搬照抄来的“理论”如何伟大，垄断了如此“真理”的“主流精英”们如何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那套“改革措施”如何绝对正确，所以千万不能怀疑他们在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
──为什么“主流精英”们那么热衷于“合资”、“外资”，不管中国需要不需要，自己能干不能干，连牙膏肥皂洗衣粉之类也一古脑全甩给外资?因为他们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玩虚的头头是道，来实的一窍不通，碰到具体问题立刻出乖露丑，洋相百出。他们的诀窍是只说空话，不办实事。但实事总得有人做，如果让别人做好了，那对他们的地位又是威胁。对策：全包给外资，让外国人做去。宁可让外资占尽便宜，也决不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这样便能确保“精英”们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一贯正确”，永远高高在上。代价：中国经济“繁荣而不富裕”──中国的表面繁荣实际全靠外资撑着，利益大头全让外资拿了，“摩根士丹利说全球化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是这样根本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任何国家利益。
“主流精英”之所以横行一时，靠的是中国人在认识论的混乱，放弃了毛泽东的认识论，放弃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单凭文凭、论文和“精英”间的互相吹捧就认可了“精英”代表真理，认可了他们是“专家”、“学者”、“经济学家”，让他们篡夺了“话语权”和改革决策参与权，获得了制造“看不见的动乱”的机会。
认识论的混乱掩护了“看不见的动乱”。认识论决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哲学问题，而关系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八、结论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不妨再借用一次张维迎公式：“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如果……，那么……”地“因果关系”一番。
──“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垮台，“那么”就必须防止一切动乱。
──“如果”要防止一切动乱，“那么”就绝不能违反“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这一历史法则。
──“如果”要保护人民的生存权，“那么”就必须严厉镇压“看不见的动乱”，就必须明确：以任何名义剥夺人民生存权的言行均属于“看不见的动乱”。
──“如果”要镇压“看不见的动乱”，“那么”就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认识论：真理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又：赞同牺牲人民生存权的人可能是蓄意煽动“看不见的动乱”，也有可能属于无意。那么如何区分呢?容易。查经济来源。经济清白、偶尔为之的，是认识问题。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拿了利益集团的钱的，就是蓄意，就是制造“看不见的动乱”的罪魁祸首，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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