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讲过：“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们党来说，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发展进步、保持和建设先进性的灵魂。那么，怎样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呢?理论创新没有现成答案，但可以从我们党几代领导核心进行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得以经验式的借签，典型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起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他之所以伟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概括新经验，并把新经验理论化，形成新理论指导实践。如此循环往复。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理论创新。毛泽东既有理论创新的丰富经验，也有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所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就应该向毛泽东学习。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并且要坚定不移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为我们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觉得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这一条思想路线是他老人家为我们党做出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亚于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条思想路线是完整的，很有特点的。究竟如何把握和贯彻这条思想路线。我把这条思想路线概括为三个特点，同时也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特点，把思想方法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其内容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主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列宁写了那么厚一本《唯批》，讲了许多，实际上就是讲一个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许多党内还讨论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物质和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太尖锐了，要革命，就要承认唯物论，承认马克思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到我们党内来。所以，我们党内没有这个争论。当时我们党内在如何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思想上来说，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王明为主要人物的左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认为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自己就不说了，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研究问题不是从书本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研究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实际。如果带着原则来研究问题是得不出真知来的。只有将材料经过去粗取经，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才能得到真实情况，才能成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毛泽东的想法是：马克思说了，列宁说了，要当指导，我们自己也得说;只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是唯心论。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反对唯心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毛泽东进而做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唯心论。什么叫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就是口头上承认唯物论，实际上还是从本本出发。所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把思想方法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阐述和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个特点：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二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其实就是坚持、结合、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坚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结合就是从实际出发，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发展就是在新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赋予新的内涵。理论指导实际向前发展，实际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依据。我们现在只讲结合，讲发展，而忽略了坚持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忠诚执行者。他一生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断地领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一生都在学习。他与人交谈，都能背诵出这个人当地的诗句。毛泽东的学习意志真是了不起。毛泽东曾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二百人真正懂得马列，中国革命就有了保证。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提出如果我们党多年不懂马列就会上当。
我们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是主要的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思想文化理论，我们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要被西方理论所迷惑。我们既要反对东教条，也要反对西教条。用西教条来误导我们的事业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危险。
第三个特点，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问题。我们天天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是很少讲怎样结合。不讲怎样结合，结合是一句空话。毛泽东不但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且还指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这个中间环节和桥梁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连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了，都剥夺了。虽然很霸道，但是对的。毛泽东一生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正确，这么大成就，得益于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都在调查研究。他对农村调查研究，用了6、7年才弄明白，明白了就了不得，发动农民进行革命得心应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搞了好长的时间的调查研究，写出《论十大关系》，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章，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要善于总结经验。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和一贯的作法。我们党保持正确、保持先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样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总结经验，使我们党对客观事物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主张总结经验，而且主张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毛泽东一贯认为仅仅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反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就是指失败的教训。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没有说绝对不犯错误的，不允许犯错误也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通过总结，改正错误，走向正确的轨道。
毛泽东对错误也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错误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避免的，不应该犯的错误，甚至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错误。如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等就属于这类错误。任何一个人、一个干部，那一个不知道贪污国家财物是犯罪呢?那一个不知道受贿是犯罪呢?为什么贪污，为什么受贿。这一类是明知故犯的，是绝对不应该犯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犯的错误。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守住第一步，第一步迈出去了，后面就很难再收住了。我们有些犯错误的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有的是很好的同志。但是没有守住第一步，就象吸毒一样，吸了第一口就不可遏制了，就要走上吸毒之路。所以这类错误，千万要守住第一步。犯了这类错误的干部，没有改正的必要，纠出去了事。毛主席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党性错误。对这样的干部毛泽东是最瞧不起的，也是不留一点情面的。
另一种是由于认识原因造成的，难以避免的错误。由于没有认识到，思想落后，知识不够而犯一些错误，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说，我们党在之所以在七大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规律性的统一认识，就是因为我们有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有了比较，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总结经验要总结两个方面的经验，不但要重视正面的经验，更要重视反面的教训。这样才能使我们党不断地聪明起来，就会避免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会得到及时的纠正。犯了这类错误的干部，要帮助他们及时改正错误，走向正确。这一类是属于非原则错误。
第三重视理论创新，善于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毛泽东在1930年最早提出思想路线这个命题是时，写的题目就是《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来把主要内容扩进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中。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善于回答新问题，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要开创新局面。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在新的任务面前写出新文章、新著作。1956年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也就是说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当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一条新路。这个命题提的非常好，这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所探索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作的工作。第一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提法本身就是来源于毛泽东。
理论创新正象江泽民所说的那样，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党前进的灵魂。但是现在也有把理论创新庸俗化的倾向。整天讲理论创新，什么都理论创新，那里来的那么多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那有那么容易?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就两个：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斯大林说列宁的贡献也是两个：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一生多么伟大，理论创新无非也是两个：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矛盾论;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改革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他自己也没有完成;江泽民的理论创新，一是完成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个理论起于邓小平，而成于江泽民，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江泽民各一个半理论创新。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党的理论等等方面，一个伟大人物有一、两个贡献就了不起了。比如，说天体物理学，就会想到牛顿的万有引力。但牛顿之后的300年间，站在牛顿肩膀上发展了天体物理学的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理论创新不是做文字游戏。胡锦涛同志对理论创新加了三个定语，我认为加的恰到好处：一个是要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一个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样限定就比较好。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创新方面的确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胡绳同志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取得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胡绳同志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两条路子可走：一条是照苏联的模式走，这一条路是没有风险的，至少可以说当时风险比较小。因为苏联的模式比较典型，而且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二条道路是另辟蹊径，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会犯错误。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胡绳同志进而认为，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虽然犯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们正是另辟蹊径，所以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期，苏东巨变时，我们没有象东欧国家那样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胡绳同志这个观点是很好的，很正确的。但是说的不够，没有说到位，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说另辟蹊径就能够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另辟蹊径的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另辟蹊径。比如，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存在三种形式：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如苏联、中国以及其它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二个是自治经济体制，如南斯拉夫，除了军队和机关外，全是自治;第三种是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以匈牙利为代表。但是这些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都无一例外的在苏联巨变面前垮台了。怎么解释?另辟蹊径也没有行。
要解释这个问题还要引申一步，毛泽东不仅仅敢于另辟蹊径，而且更善于从实践中研究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能概括新经验，形成新理论武装全党。理论创新，并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工作。这才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大特点。比如说大革命失败，当时很多同志走了城市中心的道路。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当时我们所处时代，世界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所能提供的经验和理论都是城市中心。而且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城市中心论思想。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地方，不是他天生不犯错误，而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通过实践证明再搞城市中心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走农村道路的革命路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一是国际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证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问题，这就给我们很大的震动;第二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逐步发现了问题，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等等。这些问题怎么看?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代表我们党写出的一篇新作，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最早的理论回答，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高潮和高峰。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理论发展在于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
虽然如此，但是不能说这两种矛盾是毛泽东发现的。这两种矛盾是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石。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两种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恩格斯比马克思多走了一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后来列宁也是这样概括的。这种概括是不能涵盖全部社会现象的。所谓基本矛盾就是指一切矛盾都是从这里派生的，根源于这里。而社会生活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之外，还有许多社会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产生的。毛泽东在前人的基础上比前人多走的第一步，就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使基本矛盾由一变二。
毛泽东的这个概括很有意义，首先在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和其它社会一样也是这两种矛盾。这说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中前进。
仅仅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仅此而已的话，也是没有多么大的实际意义。这不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既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基本适应的，不象旧社会那样基本上不适应，这样可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的表现是还有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官僚主义的作风，缺乏经验等等。因为我们的基本方面是适应的，适应是主流，这个不适应的方面就不需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来解决了，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革来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比前人多走的第二步。
承认这两种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基本适应和还有不适应的方面。那么，这个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认为，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这是局部的、次要的、居于第二位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全局的、主要的、居于第一位的。由此得出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主题。治理一个国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性质，决定解决方法，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分主次，决定注意力和着眼点的不同，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解决的重点、是主题，而少量的敌我矛盾是非重点。所以要用很大的力气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确定正确的方式方法。这样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毛泽东比前人多走的第三步。这才是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虽然还需要完善。但这个理论的确是发展的、创新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克服各种错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地向前发展。正确理论的力量就在这里。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即使我们一旦犯了错误，也能比较容易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要善于理论创新，要敢于在工作中创造新局面。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一个特点、一个艺术，也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全党的一个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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