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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06--108章

东方直心 · 2013-08-28 · 来源:
《毛泽东大传》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话说1936年1月16日,回到陕北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又说:“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第106章

  “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

  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

  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话说1936年1月16日,回到陕北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曾经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邓发 刘少奇 凯丰 李维汉 林伯渠 吴亮平 郭洪涛 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不公布。

  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1月25日,因为彭德怀此时仍主张向北而不是向东发展,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说: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1月25日,毛泽东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21位红军指挥员的名义,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他针对东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写道:

  “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踏上东征之路。

  1月28日,毛泽东到达延长县城。彭德怀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考察,已经忙了1个多月,他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批准了彭德怀的渡河计划。

  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主持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东征形势与任务的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征的任务是:

  “1、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苏区新的‘围剿’。2、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3、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会议宣布: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领导成员有: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敌军部长李涛,民主部长刘晓。

  参加东征的红军主力部队是: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红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红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红75、78、81师。

  红28军:军长刘志丹(兼),政委宋任穷。

  总兵力共约20000余人。

  会议部署了兵力,确定统一渡河时间为2月20日20时,还确定了东征路线。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渡河先锋师师长刘亚楼,向彭德怀提出红1军团渡河时间问题,他说:

  “司令员,统一时间这很重要,可是我们师部的几块表总走不到一起,其他几个团长的表也快慢不一。我们常常为确定一个人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刘亚楼一句话点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大问题。因为此时部队负责人所戴的表,都是缴获的旧表,没有几个走时准确的。彭德怀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也一时无法表态。彭德怀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商量,就向红1军团发出一个特别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从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命令一传达,部队里立时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因为林彪不戴表,在红1军团除了林彪,那就是聂荣臻政委官最大,他那只忽快忽慢的旧表居然成了掌握渡河时间的标准表。

  1月28日这一天下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会后各部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组织编制,进行整顿训练。

  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即后来的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谈话称:

  “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1936年2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西北的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

  “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注意保密;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月7日,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铺子洼村黄河岸边考察地形,适逢一场大雪。他面对雪花纷飞的壮丽山河,心情格外愉快,诗思泉涌。

  毛泽东回到袁家沟一个地方干部家里,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2日,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拟调红28军第1团由刘志丹、宋任穷2人中1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阐明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出了“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黄河西岸的袁家沟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说: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正式公布在1月19日签署的讨伐令。这是毛泽东以其在1920年为文化书社售书起草广告那种特有的极通俗的笔调,书写的一篇文告。敬录全文如下,供读者诸君欣赏: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现在是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四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机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四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24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的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山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要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三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军委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这一天,毛泽东为红1军团的指挥员们送行,他随口吟出一句诗:“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

  众人不知毛泽东所云何意,面面相觑。有一个指挥员询问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略思片刻,说:

  “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说罢便背诵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冷放乡水,万里送行舟。”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3代书香世家,原名多华,字秋实。邓华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与他人儿戏时,常持扁担作长矛,口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928年初春,邓华随工农革命军第7师2团进郴县做宣传工作,已经初显其文才。他书写标语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如今世界太不公,富的福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邓华在长征途中,率部突破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歼敌一部,缴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5箱。一天,邓华到陕北延长县临真镇参加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见到邓华,问:

  “你那个‘白金龙’还有没有?”

  邓华从军衣右上口袋里摸出一支,递给毛泽东。他见聂荣臻、朱瑞也站在一旁,就又摸出了两支。毛泽东笑着说:

  “邓华同志,财不露白呢。”

  邓华说:

  “否也,是细水长流嘛!”

  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1、红15军团指战员,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50余公里的各个渡口,用小船、羊皮筏子同时渡河。

  红15军团渡河先头部队在东岸登岸后,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阎锡山在义牒的守军望风而逃。

  红1军团从沟口下面的牛锦钵渡河,由红2师第5团的24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三交镇的坪上村首先登岸。拂晓时分,5团进占三交镇,全歼阎锡山军1个营,乘胜进占留誉镇。

  2月21日凌晨,毛泽东随红15军团出发,赶往渡口。他在7时、8时20分、12时、20时先后对前线部队发出电示:

  “截敌追敌”;“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征军并分3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

  “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3日这一天,东征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个渡口,毛泽东随刘志丹、徐海东的15军团到石楼,彭德怀随1军团到留誉镇。

  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

  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1路至2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2月27日,红1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2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2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1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2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1军团俘虏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此时,还有3个消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

  第1个消息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于2月25日抵达洛川,与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2、建立交通和通商;3、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与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第2个让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董健吾作为南京的密使,于2月27日这一天到达了瓦窑堡。

  原来,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的联系,他找到宋子文,要宋子文找一合适人选为密使,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子文又去找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他不仅是中共秘密党员,而且还是中共特科成员。此人既与蒋介石有交情,也与毛泽东有交往,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又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这样,他这位中共特科成员,竟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密使。

  国共双方在协商派遣董健吾为密使一事上,特别慎重,所以双方各自的出面人员,都自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都是CC系,如陈立夫、张冲等人,共产党派出的大都是特科的人,如李克农、刘鼎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专门接见了他,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1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就托董健吾将此药带给中共中央,还要他将关于国共合作的一封重要信件,面交给毛泽东。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毛泽东和宋庆龄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认识的,此后,他们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中,有许多意见是一致的。

  董健吾是在1月份与一位22岁的小伙子张子华一同赴陕北的,到了西安,董健吾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求见张学良。他见到了张学良后,出示了一份重要证件,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他对张学良说:“希望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见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答应他。送走董健吾后,张学良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方面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中共方面联络,瓦窑堡回电说,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他前往瓦窑堡。

  2月19日,董健吾与张子华2人乘坐1架“波鹰”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驻延安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1个骑兵连,护送董健吾2人前往瓦窑堡。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2月27日,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在窑洞设宴,为董健吾2人洗尘。董健吾急于要见毛泽东,可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和刘志丹也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一人在瓦窑堡。

  当晚,董健吾2人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将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告诉了博古。博古于深夜将南京来人及谈话结果,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他说:

  “董系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10余人。”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向他汇报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这就是令毛泽东高兴的第3个消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与林彪同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派汪锋去做杨虎城的工作,王世英是有北方局南汉宸派往杨虎城部的。汪锋与王世英在2月一起回到了陕北苏区。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电召他到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王世英的汇报,完全同意他和汪锋与杨虎城商定的与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红军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毛泽东派王世英返回华北,要求他在路过西安时,将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请杨虎城提前建立交通站,愈快愈好。毛泽东还特别指示王世英,要转告杨虎城,请他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这正是:覆巢无完卵,统战当为先。

  毛公识大义,群贤着先鞭。

  欲知中共与张、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请看后边详述。

 

 

 

 

  第107章

  “既然象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

  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话说红1军团在关上村一战,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他急忙调动7个师的兵力,要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灵石、蒲县一带组成第2道防线,阻止东征军继续东进。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说:

  “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处,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东南西北4方面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1936年3月2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周恩来,要他们和董健吾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回南京复命,表示不能去石楼。张子华说,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张子华其实也是一名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却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

  在3月2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在晋西组建,由阎红彦任军长,由蔡树藩任政委,全军有600人左右。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褒扬2局的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大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

  原来曾希圣领导的2局在东征战役开始后,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技术侦查,控制了晋军的各部电台密码,及时掌握了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动态,为毛泽东的决策及时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特地从缴获的物资里,选了一批斜纹布送给2局作为奖励,让他们每人做了一套制服。

  3月4日中午,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

  4日12时

  博古将毛泽东3人的复电转交给董健吾,又交给他3枚苏区银币和一套布币,作为回赠宋庆龄的礼物。

  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她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

  至此,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共两党终于打通了已经中断将近10年的联系。

  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张学良除了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双方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商谈,地点以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

  李克农在会见结束后,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

  此时,毛泽东和东征军总部随红15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的大麦郊;1军团也向这一带靠拢。而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也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于同蒲路以西。

  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郭家掌对面左前方就是晋军据守的兑九峪,晋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部的后面。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下午3点多钟,一科的余参谋忽然发现前面山沟里出现了一股晋军,他们正利用死角极端隐蔽地朝郭家掌山上偷偷地摸过来。毛泽东身边什么部队也没有,情况十分危急。余参谋急忙组织几个警卫人员,到前面山坡上进行阻击;他又劝说毛泽东到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土洞子里暂时避一下。

  不一会儿,山坡下响起了枪声,子弹哗哗哗地打到山顶上。山沟里的晋军突然受到打击,回头就跑了。

  兑九峪战斗,东征军击溃了晋军第2、第3两个纵队,阎锡山怕蚀老本,急忙命令他的部队缩回汾阳、孝义、介休几个县城,一面组织地方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设防,一面致电蒋介石火速增援。

  3月10日晚,毛泽东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布告中说:

  “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

  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

  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

  几天以后,东征军总部转移到双池镇。毛泽东与彭德怀根据晋军的部署,决定东征部队展开北上南下作战: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15军团北上作战;由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沿着同蒲路南下作战;打乱阎锡山的防御部署,使晋军首尾不能相顾。

  而由叶剑英率领的只有两个连兵力的特务团,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一共不到500人,准备跟着毛泽东离开东征军主力部队,向晋西一带转移。毛泽东召集特务团和电台的干部开了一个动员会,他说:

  “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地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微笑着说:

  “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几个团,将来要‘扫荡’我们,要把我们晋西的红军赶回陕北。好!就让他来扫荡!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而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我们要准备多跑些路。”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情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认真研究,商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道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此后,毛泽东带着特务团几乎天天行军,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孝义、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范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筹款。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刚要在拂晓出发时,晋军突然打起炮来,小山村内外尘土飞扬,炮弹震得人们耳朵嗡嗡直响。一位负责人跑来催促毛泽东说:

  “主席,敌人朝我们打炮了,快走吧!”

  毛泽东却镇定地说:

  “慌什么!过一会儿再走,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果不其然,晋军打了一阵就停下了。毛泽东这才从容地起身上路。

  此后,敌我双方像捉迷藏一样,晋军追得紧,毛泽东率特务团就走得快;晋军追得慢,毛泽东他们就走得慢;晋军停下来,毛泽东他们就休息。双方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过七八公里。

  一天宿营后,毛泽东专门去看望电台的工作人员,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之后,笑着对大家说:

  “这些天,你们有点提心吊胆吧?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敌人4个团,被我们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带领的一个小团围住,就不敢出来。他的‘满天飞’部队跟我们1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

  只要你们电台的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能及时地收进来发出去,使我能够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就不会出问题。”

  后来,有一个新战士掉了队,被晋军俘了去。由此,晋军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第二天,太原和南京电台便广播说:“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溃,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晋军对毛泽东率领的这一支小部队追的是越发的紧了。毛泽东给红15军团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徐海东等人晋军的活动情况。不久,就听到了红15军团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了晋军1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消息,连晋军的团长也活捉了。

  毛泽东了解了红15军团的情况后,致电南线的林彪说:北线红15军团伤亡大,扩军困难,兵员缺乏,希望1军团拨一部分兵力给15军团。

  林彪看了电报,对聂荣臻说:

  “1军团也缺员,没有多的几个兵!”

  聂荣臻到部队下边了解情况,下边反映说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于是,林彪、聂荣臻复电毛泽东说:1军团也严重缺员,请求免拨。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生气,他认为林彪是严重的本位主义。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过去提‘巩固向前发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在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

  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以此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3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晤。

  会议决定:张闻天等政治局成员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即回后方瓦窑堡。

  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代表刘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3月29日,毛泽东根据晋西会议精神以及蒋军入晋的情况,他以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中再次声明说: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迈进。

  如今最大卖国贼蒋介石,丧心病狂,不顾民族存亡,甘为日本帝国主义奴隶,不允红军抗日要求,竞以六七师之兵力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为了民族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红军愿争先驱,誓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1936年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说: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肤施,是延安的别称。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延安东北之川口。因风雨交加,张学良未能按时赶到,且电讯中断。

  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中共代表刘鼎飞抵延安。

  晚8时,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人入城,与张学良正式会淡,张学良说:

  “我自欧州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

  周恩来应允把张学良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汇报。

  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直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才结束。

  张学良在周恩来告别时,赠送给他一册《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他还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共同保卫中国!”

  周恩来立即将张学良的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汇报,经过对国内形势反复认真的分析研究,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他说:

  “既然象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4月9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建议说: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特务团转移到赵家沟,这是一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离大路比较远。他们在这里休息了1个星期。毛泽东在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到山西1个多月了,歼灭了阎锡山1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扩大了7000余名红军,筹款50余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么样呢?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地发展。”

  毛泽东一语道破了他于3月中旬在双池镇分兵的天机。

  原来,红15军团受命北上,威胁太原,调动晋军。阎锡山怕他的老巢被抄,就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红15军团就牵着这股晋军一直跑到岚县、兴县一带,而后与后来渡河的红28军会师,突然掉头南下,在康宁镇、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晋军。

  毛泽东率领的只有500人的“中路军”,一方面“办大事”,一方面吸引着一部分晋军主力兜圈子,打游击。

  北路军和中路军的行动,迷惑了阎老西,从而使他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兵力十分空虚。这就给林彪的南路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红1军团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一路上消灭民团,宣传抗日,打土豪,筹款,扩军。就这样,红军计划半年东征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达到了。

  毛泽东这一招,使阎锡山胆战心惊,他接二连三地向南京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救援。于是,蒋介石就派出10个师增援山西:5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5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4月15日,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这正是:军政事,抗日救国前锋东征,红军处处占先机;

  谈笑间,统一战线首倡大义,元戎每每筹良谋。

  欲知东征军回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第108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

  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

  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15日,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在陕北因伤势加重而不治身亡。他是不久前在东征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到了陕北治疗。

  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鲁迅在2月份听到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不顾重病缠身,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他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

  鲁迅在信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屈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

  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很密切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去工作,由他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毛泽东、周恩来在冯雪峰临行前,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飞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选派了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径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24日,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周恩来主持了大会。大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

  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

  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的大意是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他那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终于不敢再前进一步。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晚分批从山西省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于是,东征军各部于当晚开始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山炮3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毛泽东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1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政治局会议,于是,张闻天同在后方的政治局成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大相寺。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4中择1,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毛泽东又提到了干部的培养问题,他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鄜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红军大学的组成和教育方针等问题。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堂课,可以说是中共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17000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任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他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地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做‘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要离开延川县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自觉地形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一行告别了大相寺的老乡们,沿着沟川和蜿蜒崎岖的山路向瓦窑堡进发。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在毛泽东身前身后警卫着。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爬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还是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毛泽东身边,他看见毛泽东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他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向前赶路了。这一天,毛泽东一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毛泽东简单地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就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

  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走进枣树梁的时候,远远就看见骑兵列队在那里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后,就向山下走去。

  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也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部队指战员招手示意。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住在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一个巷子里,一排5孔窑洞。中间的一孔是他的卧室,挨着左边的一孔有门相通,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地下有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防空洞。

  欲知毛泽东在他的新家有何作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可谓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之佳作。其用词虽不华丽,行文也并不算特别优美,但就其内容及思想来说,却是在当时国共两方面任何一个大手笔都难以写出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精到的通电。毛泽东以这篇通电向全国昭示: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不得不打你!红军回师有因,因在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红军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为了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来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不得不以大义为先,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中的“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但就这种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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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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