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之众的国家来说,确实太渺小与微不足道;再譬如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倘若是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考量,也不过极其短暂一瞬间。但更多时候,一个人的生命现象,因其特殊意义与特定象征,又可以作为特定社会时期的一种特殊符号,从而反映了因其自身命运遭际而显现出的特定时代政权性质,也能一定程度预知其所属社会兴替步伐。
古人曾言:“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决定一个政权兴替的最关键原因是人心向背!但它又与统治者选人之能、用人之道不无关系。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先秦诸子百家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地位。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能称为“显学”的又是儒、墨两家。可以说墨子在当时与孔子的声望差不多。由于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因此,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
墨子在《亲士》篇说道:
治理一个国家而不关心贤士,那么这个国家竟会灭亡。见到贤德的人而不立即任用,他们就不会尽心尽力辅佐君主。没有贤德的人才,就没有人与国君一起谋划天下大事。怠慢贤才,忘记贤士,而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事,那是从未有过的。
那么,有贤士而不用,或是发现不了贤士,又或者非但不用贤士,更还因其妨碍自身所属小圈子利益之故,以无中生有、别有用心之名目打击贤士,又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墨子还说: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而这一把必定最先用坏。有五把刀,这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水最甜的井将最先被吸干;高大结实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神灵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暴晒求雨。同样,比干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刚正不屈;孟贲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勇力过人;西施之所以被沉江中,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丽;吴起之所以被车裂,是因为他的才能太过杰出。这些人没有不是死于他们的特长。所以说:太强盛了就难以保全自己。
而无论是比干、孟焚还是吴起,他们由于其所拥有特长而最终难以保全自己的原因,是他们都拥有一个昏聩残暴的君主。而他们之死,也很大程度而言能起到其所处历史朝代覆亡的显示器作用。然对于那些君主来说,能否避免王朝兴替规律来到,对于上述这些特殊生命个体的处置就很具否定意义了。
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却可以射得很高很远;千里马不容易驾驭,但可以负重致远;同样是,好的人才也可能不容易驾驭,但可以帮助国君并使其受到尊重。因此,江河不弃小溪的水来充实自己,因而能够成为大江大河;圣人遇到事情不推辞,办事合乎规律,所以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因此,江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的腋下集成的。哪有只听从与自己想同的意见,而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完全不采纳的道理呢?
由此即知,以挖地三尺、无中生有而得所谓贪腐证据来企图治一个人的罪行,以路线之争而起的政见不同与发展道路相歧,却被认为是绝不能容许,又以所谓的刑事案件,以所谓贪腐名目来而欲收排除政治异见者之目的。难道不是悖“亲士”之道,开弃天下民心与治乱之先的庸政与祸源吗?
是可以说,由于特殊事例,由于关键抉择,特别是又被置于一次选择自身命运所属的十字路口了。而对于很明瞭的事态,对于天下众心所归,如果还依旧掩耳盗铃般作无视状,那么,只能得出两种结果:一是其实心知肚明,但为了某种目的之因,还依然坚持已被广泛遭遇质疑与反对的公权力肆无忌惮;或者是,通过对这个特定个体的所谓依法处置,表面看来是彻底堵住一条发展道路的延续,其实,蓄意由此引发社会矛盾的爆发,最终达到一个政档彻底抛除伪装,再从而颠覆一个政权的司马昭之心。
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可以从上海自贸区设定来看。
而对于所谓自贸区,它的实质与潜在风险如下:
“自贸区与非自贸区的最大区别,除了进出口关税的待遇差距极大,再就是在区内从事生产与经营比在区外自由得多。”——鲁宁
“问题在于,开放与自由从来与风险相生相伴,金融越‘自由’,国内资本尤其是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国际游资,很可能利用‘上海自贸区’作为平台,实施资本快进快出疯狂套利。轻则扰乱中国金融市场,重则冲击中国的金融秩序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所以,打造金融新‘自由’对上海决非一宗轻松事。”——鲁宁
对此,已有先例或是前鉴:
1971年南斯拉夫设立里耶卡、科佩尔、普拉和贝尔格莱德4个自由贸易区。20年后南斯拉夫解体。
1978年罗马尼亚设立苏利纳自由贸易区。11年后罗马尼亚垮台,齐奥塞斯库被处死。
1988年苏联开始计划设立远东自由贸易区。3年后苏联解体。
……
即如一个病体缠身的人,如果拒绝医生治疗,更还轰走良医,顽固坚持认为“寡人无疾”,更还对照已经死去的邻人,怎样快捷死法就自己怎样去模仿,那么,除过他不想活了,又还能得出什么结论?
——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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