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注：本文(下文——孙立平所作)有诸多模糊认识是相当错误的，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是从打破闭关锁国状态走向世界开始的。”再如“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顶层具有设计并推进改革的能力，如何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绑架。用周瑞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公权力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那时不是锁国，而是被封锁。官僚资产阶级怎么可能会与自己利益集团进行切割?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辞只能欺骗自己。人民不会听信的。
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进行真正回归毛泽东思想，真正给予人民批判私有制、官僚资产阶级和腐败的政治民主权利，就是建立人民自己的组织，抵制改革既得利益“苏丹化”。真正的发展是人民的政治民主和权力自新的结合，也就是毛泽东与青年革命队伍的结合，人民组织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理论、实践这一课，是必须要过的，这就是人类真正进步的阶梯，公有制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换私有观念为互惠互利的共产主义良性循环。】
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①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三十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也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来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改革或转型的途中，也不是处在某种中间性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因素的“混合型体制”定型的过程中。对这种新的体制最理论化的概括也许就是“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究竟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仅仅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现有状态。更严重者，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旧体制的拥护者与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今天种种令人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维稳会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的措施会常规化、体制化?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取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或者说，被利用为形成“转型陷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现在中国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过多将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应有的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正在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二、“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对于近年来社会氛围的沉闷，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议论和研究。如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与上述所谓“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转型陷阱”的典型特征是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和畸形发展相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所谓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还是要防止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不错，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三十多年后，确实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制约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许确实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在中国，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由于政府具有的超强行政能力，则可能会将停滞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亢奋的畸形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危机不危机，该放缓不放缓的现象我们不是经常见到吗?在前两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上述制约因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主导的反应方式决定的。概括地说，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
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其原因，则正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实，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由“转型陷阱”造成的，更重要的含义是，“转型陷阱”形成的脆弱社会基础使得我们只有通过经济的畸形扩张，才能缓解社会中的张力，满足维护现有格局的需求。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的。在“文革”后期，这种资源基本耗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体制基础实现了一次成功转换，即将意识形态基础转换为绩效即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这样的一个基础，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农民、城市底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体制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这意味着需要对体制基础进行又一次转型，需要将体制的基础从绩效转到公平正义(更准确地说，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应当说，中央是敏感的，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但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这次遇到的不是上一次基础转换时遇到的意识形态阻力，而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因为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续依赖并尽量消耗第一种基础。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已经饥肠辘辘，但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的一点汤都喝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的真正原因。
(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孙立平在2005年就提出过一个判断：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②实际上，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改革已经由一个实质性的过程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口号。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因为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冲破“转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滞性僵局，冲破产生了“转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
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其实，现在改革困境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已经改不动了。改革处于停滞状态也不仅仅是因为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遇到了阻力。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改革，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尽管这样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实际的情况还要更加复杂。问题在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阻挠实质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则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从而使得改革走样变形，并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甚至维护“转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做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础。也就是说，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制度转型的陷阱是从改革走样变形开始的。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孙立平当时就曾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过程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却久削不去。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出发点良好的改革，往往以损害民众利益告终。这意味着，在“转型陷阱”中，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在2005年的时候，孙立平还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改革陷阱”③。“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当人们还在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市场化改革过头争论不休的时候，要素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如用行政的方式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将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出售。还有比这更有效率的牟利方式吗?当人们还在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争论不休的时候，“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相衔接，已经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用社会主义或国家经济安全的名义将民间财富聚敛到政府手里形成“国有资产”，过一段时间，再用产权改革的名义将其私有化到少数个人的手里，或是利用国有资产和个人控制的民营企业相衔接实现利益输送。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财富聚敛的吗?“转型陷阱”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新旧体制的这种组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左右为难”，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国进民退”的过程，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利用垄断优势聚敛财富，对国有企业中的腐败，进行了许多批评。在此基础上，有人重提国有企业改革甚至私有化。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谁能够保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不会演变为前些年那种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其实，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这种不足至少有两点是致命的。一是为改革设定的实用主义目标，即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但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错失良机，做这些事情的条件已经一去不返。
(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贫富的问题就逐步凸显出来。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贫富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不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辈子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了再生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的。1998年孙立平、李强、沈原发表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三个概念或判断。第一个概念叫“长不大的个体户”。也就是说，改革初期在民间形成的草根式的个体户，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概念叫“不落空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掌握着总体性资本的阶层。无论社会中出现什么样的机会，几乎总是这个阶层捷足先登，而且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垄断这些机会，已经开始构筑垄断边界。第三个是明确提出了“精英联盟”的概念，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开始结成联盟。④在进入21世纪之后，孙立平又正式提出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概念。当时从四个方面对该过程进行了界定：第一，阶层和阶层之间有了边界，不同的阶层之间开始形成布迪厄所说的“区隔”;第二，阶层内部有了认同，即形成了一种“我们”、“你们”、“他们”的集体意识;第三，社会流动的机会在开始减少，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门槛都在加高;第四，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传承，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程开始。⑤2011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实验班2010级的几位本科生，以清华和北大两个高校为个案，进行了一项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他们通过抽样调查，发现这两所顶级高校的招生中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等。2010年高考，全国六成考生来自农村，而这一年清华的农村生源只占17%，北大也不足两成。两校农村生源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为下降。⑥一些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这表明，经济社会地位在世代间传承的过程已经开始。
由此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原来称之为“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条主要的断裂带。这条主要断裂带是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形成的。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⑦。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但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四)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确实还是相当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判断这些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幻象”。所谓“不稳定幻象”，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象”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维稳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往往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与“转型陷阱”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来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安全感。“转型陷阱”中固化下来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格局中，财富掠夺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同时，为了维持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损害民众利益的“发展措施”越来越普遍。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多发甚至激化。而近些年来形成的“大维稳”模式，不是着力解决造成这些社会矛盾的因素，而是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满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防止和压制。其结果是，不但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反而由于固化甚至强化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这当中，最大误区之一，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⑧
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维稳”模式，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缺乏明确的思路;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比之上世纪80年代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所倒退，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而维权行动的组织者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政府“反应过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而维稳则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这种维稳模式的形成，是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社会的一种表现。由此，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社会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强硬的维稳措施。如果有一天这种模式不能维持下去，其结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可以发现，社会溃败现象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溃败，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失控和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某些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
社会溃败意味着社会的细胞和肌体出了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力图灌输给民众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有许多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如果社会动荡，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此，我们一定要防止社会动荡的发生。但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并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一些西方学者曾经多次预言中国的动荡和崩溃，但事实上这种动荡和崩溃并没有发生，而且可以预期，短期内发生这种动荡和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小。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得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在当今的中国，真正需要警惕和制止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前一段时间人们都在反思小悦悦事件，反思人们为什么这么冷漠。但如果反思的就是个人的冷漠，就反思错了。我们很难相信当时路过的18个人都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内心里是会有挣扎的：伸不伸这把手。挣扎的结果是没有伸这把手，因为怕遇到麻烦。如果就是个人的冷漠，那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挣扎的结果是怕惹上麻烦而没有伸这把手，那就是社会出了问题。其实，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社会向心力的丧失。
仔细观察，近些年来我们社会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可以将其称之为“牵出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地方，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这种社会溃败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学校的教师和领导用学生来敛财，医护人员靠病人来致富，垄断企业在一片骂声获取垄断利润;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坑蒙拐骗泛滥，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到残害的儿童被利用作为乞讨的工具。由此，社会形成一个怪圈，正如有人所说的：教师们拿着学生上缴的钱，出门后却又要送到医院和电信等部门去挨宰。垄断部门员工不得不花大价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医院和学校。生产者把超标或有毒的产品卖到市场，拿换回的钱来去供养官员和教师医生。而贪官和老板则用巨额财富来挥霍，实际上吃到嘴里的却是不干净的食物，还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气。前些年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又有人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撕裂。据说，北大的一个领导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一个社会连和尚与老师都在堕落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
这种社会溃败现象与“转型陷阱”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用体制固化了一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如果一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利益结构时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对正义的呼唤不能作出积极而明确的回应，如果一个社会对于现状不能提出一种在道义上能够服人的理由和解释，如果一个社会要用很不体面的方式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与人类的核心价值相对立，这个社会的溃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三、“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提出“转型陷阱”的真正意义是要明确我们现在究竟身在何处?我们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呢?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一)在渐进式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壮大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主导了中国转型进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育和演进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80年代大体可以说是一个分化的年代。在资源配置出现多元化的背景下，依托于不同的资源，不同类型的精英开始逐步发育起来。这时最令人瞩目的是所谓体制外精英的出现。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精英形成时期”。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精英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关系组合。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因各种原因加入了这个联盟。不过在这个时期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大体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在地方的层面上，经济精英有时还处于强势，当时流行的“官员傍大款”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的一种写照。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精英联盟时期”。在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随着国企的坐大，过去似乎已经是平起平坐的精英联盟发生了倾斜。权力开始独大，而经济精英越来越成为附庸。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精英在发生明显的分化。一些人更加依靠权力，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而一些纯粹的民间经济精英则由于缺少权力的庇护而处境艰难。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得不到政府扶持的民间企业有相当一部分破产倒闭。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权力主导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时期”。
在这最终形成的权力主导的利益共同体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权贵集团。新华社《半月谈》的一篇文章指出，红色家族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⑨二是国有垄断集团。近些年来，经济垄断的程度不断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居于特殊地位，绝大多数分布在要素市场，高管和政府官员可以互换，在获得资金、资源支持方面享受各种优先照顾，并通过设置准入壁垒，排斥、吞并非国有经济，形成不平等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多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利润高速增长，与享受的各种优惠补贴有关。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少计算或者少缴纳成本总额加上补贴，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万亿元，地租3万多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总计是6万多亿元，这一数字远远大于4万多亿元的企业利润总额。⑩三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强势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垄断资本市场的融资权，通过高市盈率、高价核定发行价和上市开盘价的资本游戏，“合法”吸纳社会财富。一部分特权者则利用监管漏洞、信息不对称等进行内幕交易，造成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上的普遍损失。
在不同阶段上，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财富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最初的时候，主要手段是“寻租”，即利用政策和体制上的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利用双轨制，赚取商品、资金、外汇的差价。进一步的则是“设租”，即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垄断性资源，设置关卡与障碍，并从中牟利。更进一步的，就是攫取或掠夺。这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瓜分，包括对矿山等重要资源的攫取和垄断。而利益集团获取社会财富的最高级形式就是绑架国家与社会。对此，人们已经有许多议论。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许多诸如此类的说法，“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11、“专家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益集团绑架房地产业”、“利益集团绑架行业标准”、“计划生育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等等。绑架的实质是使整个经济的逻辑和社会逻辑服从于利益集团获取财富的逻辑。前述“大维稳”模式的形成，就与利益集团的绑架不无关系。既得利益集团掠夺财富引起民众的不满，反对掠夺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连能够制约既得利益集团的措施都被视为会影响社会稳定。于是，整个社会从“社会不能乱”的角度考虑，只能对既得利益集团抱一种默认的态度。
总起来说，这个群体诞生于改革之中，利用改革中某些“过渡性”的制度因素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了维护这种利益格局，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这个集团由于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形成“转型陷阱”的重要因素。
(二)“转型陷阱”中定型下来的是一种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
“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一种貌似“过渡中形态”而实际上则是不断在定型下来的体制。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王宁教授认为，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种“制度漏洞”的现象。或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或是由于认知的局限，或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会形成制度漏洞。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制度漏洞会导致奥尔森所说的“制度硬化症”，从制度漏洞中获得既得利益的集团捍卫、强化甚至利用制度漏洞，使得社会的整个制度系统应变能力丧失，制度由此变得僵化。王宁教授指出，既然存在制度漏洞，就应当去修补它，使制度体系完善化。但诡异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养了反对修补制度漏洞的势力。一旦这种势力坐大，就会导致“制度惰性”，因为这股势力不愿意改变有利于自身的现状，或者担心制度变革带来不可掌控的风险。12
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在这种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制：第一，金融控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复建了股票市场，三十年来逐渐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先后建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配合银行体系，以及国地分开的基本财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行政层次分明、国内外区别对待的金融网络。在地方层次上，政府能够轻易地干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荐银行的管理层。第二，公司治理结构控制。随着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政府寻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来治理和设立组织化标准。但是，行政权力并没有放松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有党员身份和从政经历，一些外资企业、非国有的中小企业也先后成立党员小组或者党委。第三，市场控制。在对市场采取控制的具体机制方面，权力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控制。一种是区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市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种是强化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环境。第四，经营环境控制。例如，企业创办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审批、监管和评审环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完成各种政府硬性指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具体条件的协商，以及当地的治安环境和企业生产安全等等都需要权力参与其中。13
对于这种不断定型下来的、以权力和市场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吴敬琏先生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钟伟教授则更温和地称其为“新双轨制”。按照钟伟教授的定义，所谓“新双轨制”，其特点在于：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他具体将“新双轨制”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并由此形成建立在廉价资金之上的利益输送。第二，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即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并在市场上高价出让出去。第三，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其中以进城务工者遭受的盘剥最为严重。第四，国有企业作为“要素组合”，其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的问题。概括地说，由于商品价格是市场决定和配置的，而要素价格却大体是行政决定和配置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租金就成为维持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就是将权力和市场结合起来获取社会财富的手段。14“新双轨制”的概念揭示了“混合型体制”中的利益输送机制。
(三)误判与反应：“左”与“右”的争论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
打个比方来说，在目前中国发生的情况就仿佛是这样一种情形，原来人们眼睛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但在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开始争论。一边说，这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老婆是个坏老婆;另一边说，这家的老婆才是好老婆，丈夫才是坏丈夫。双方为此打得不可开交。但殊不知，人家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自由主义抨击的目标是权力，新左派抨击的目标是资本和市场。但问题是，形成了中国目前这种状况的，既不单单是权力，也不单单是市场，而是两者的奇异结合。
如前所述，“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体制的手段。
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表达的都是对中国目前存在的弊端以及在这些弊端后面的混合型体制的不满。就此而言，双方是具有共同点的。甚至可以说，双方在气质上的共同性远多于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左右之间能不能就中国现在面对的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会影响整个社会对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的认知。
四、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在这里将“转型陷阱”作为解释当前中国所处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来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是，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不仅在于要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大量资源，同时也在于这种既得利益绑架了社会与历史进程，窒息了社会变革的动力。人们经常说，现在是改革在和革命赛跑。但“转型陷阱”不仅阻滞了改革与转型的步伐，使得在目前的阶段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维护和扩张既得利益的做法在加剧着社会的不满与“革命”的可能性。这是真正值得人们忧虑的问题。
在此种背景之下，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解决的。
(一)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
发展与进步，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上利益争端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体的发展道路和特点并不一样，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和方向是共同的，期间形成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是整个人类的共同遗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是从打破闭关锁国状态走向世界开始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过程。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不仅受益于国际性合作和全球化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人类积累的共同遗产作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基础。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这里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秦晓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尤其要特别警惕所谓“中国模式”会产生的误导。近些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即处处将自己与世界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甚至将一些暂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条件成熟时应当加以摒弃的东西升华为中国模式。尹保云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陷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的情况是正处于陷阱中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受被充分认识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观念上把政府看作是万能的，而政府则习惯于大包大揽，涉足各个领域，结果是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赖政府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它与“大政府”联系一起，常被当作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动之下不知不觉地国有企业就膨胀起来了。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总是害怕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求安全感，因此，总是企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而构建折衷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抵制现代化的观念久久得不到改变。尹保云教授认为，这三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即不按照现代化规律搞发展的陷阱。15这种提醒对于我们明确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事情。对这样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是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至少要考虑这样几点：第一，不敏感。第二，上下有动力。第三，有潜力。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要看到，“转型陷阱”的实质是用制度固化下来的一种利益格局。这种利益格局是顽强而有力的。吴敬琏先生最近说，诺斯曾经分析过由于路径被锁定带来的危险，他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的危险。16依靠这种格局自身的力量打破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要打破这种格局，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事实上，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制度框架。这个框架能够将社会中的不满凝聚为一种变革的力量，能够容纳民众对改革的参与。民众的制度化参与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最现实的力量。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占领华尔街”运动，实质上是美国社会中解决利益格局的机制在起作用的过程。近些年来，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格局也在严重失衡，尤其是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上。金融资本越做越大，不但成为吸金的黑洞，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很难驾驭的力量。靠社会中原来那些办法，比如传统的金融监管，已经制约不了金融资本的力量。但是在美国的社会中还有一些非常规的办法，这就是来自民众和社会的力量，通过民众施加压力的方式来改变力量的对比。“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并由此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预期，随之有可能是一场社会变革，通过这个社会变革重新来驾驭金融资本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但是通过造就社会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僵局是必要的。
(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对于走出目前的僵局，许多人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在目前其他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顶层设计也许是可以寄希望的所在之一。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应当提出来了。在1998年的报告中，孙立平等人就提出过改革过程三个阶段的说法，即改革大体要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改革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侵蚀阶段主要是旧体制瓦解的时期，这个过程大多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在这个阶段上，我们所面对的基本障碍是旧的意识形态，是旧体制的惯性。所以，那时需要的是冲破旧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勇气，是冲破旧体制和旧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智慧。在那时提出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与其说是表明了探索的必要性，不如说是体现了避免无谓争论的推进改革的智慧。而转型和重建的过程则不然，因为这个时期需要体制的系统转型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更加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比如，大规模的立法行动等。这个时期无疑需要更明确的转型目标，需要更周密的体制设计。17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此前改革阶段上相关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形成，只有自上而下的过程才能避免改革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在2005年关于改革反思的讨论中，孙立平也曾更明确地指出，在需要改革策略进行转变的时候，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变，这是导致后来的改革乱象，导致改革部门化、利益集团化的重要原因。18
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现在人们经常批评改革的部门化、利益集团化。不错，这与许多改革往往是由部门或利益集团主导的有关系。但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即使是由部门或利益集团所主导的那些改革方案，哪一个又不是由当时的顶层批准的?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顶层具有设计并推进改革的能力，如何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绑架。用周瑞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公权力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19
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第二，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防止社会的“苏丹化”，是学者萧功秦在前几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谓政府的“苏丹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兹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模式非常类似于古代“苏丹王”的统治，常被用来表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时有出现的政治失控状态。按照萧功秦的归纳，地方政府“苏丹化”之后，往往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其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形成了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其实，“转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种“苏丹化”的特征。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20，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铁板一块的格局，而是一种建立在默契和妥协基础上的蜂窝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有各的边界，一般情况下不侵犯对方边界，是一种基本的默契。而在纵向关系中，则表现为权力的失控。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顶层设计，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贯彻顶层设计的行政系统。
（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
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和实施。
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温家宝指出，应当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前一段时间，不止一次社会调查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仅是社会中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有弱势感，就是那些往往被人们羡慕的阶层和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包括领导干部，也都自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也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可以说，形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新共识，可以正面面对现有体制的主要弊端，能够凝聚民众变革要求，而且，意识形态上无太大阻力，可以超越左右分歧。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而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如何以公平正义来凝聚人心?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这里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深奥而复杂的东西，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东西，这就是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就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就是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本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对本报告的撰写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来源: 《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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