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它辛劳为民族。共产党，它一心救中国。”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直到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还耳都能详，几乎还都能随口吟唱。

　　确实如此，当年深陷于亡国灭种危机之中的我们中国，的确是中国共产党所拯救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带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这才拯救了我们中国。

　　救亡，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项最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题。而给为我们中华民族造成这场险些亡国灭种危机的，主要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

　　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本是不需要争论的事实。然而由于受“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种劣根性的驱使，所以我们中国在走了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却由于非要补上资本主义的这一课，于是以承包单干为起点，我们中国便开始了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狂奔。

　　一九八九年，东欧各国由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而引发了剧变，尤其是当苏联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而造成解体之后，同样也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并曾经引发了“六•四风波”的我们中国立刻惊慌失措。然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却给那些对反对承包单干搞私有化而始终坚持要搞社会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带来了机遇。为了能够促使我们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回归，于是在借鉴苏联和东欧各国亡党亡国教训的名义下，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便大声地疾呼起“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来。

　　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我们中国，而是社会主义才挽救了当年深陷于民族生存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然而“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种疾呼尽管声音不小，所列举的现象也很多，但只是由于道理太少，因而才没有能够把那些对资本主义极度痴迷的中国人唤醒，才没有能够阻挡住中国向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狂奔。对于那些由于在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故而只注重事物的结果而却不注重事物的起因和过程的中国人，用现象论现象，是很难唤醒他们的。许多大声疾呼“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在他们的一句“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救得了日本”的诘问面前，马上就只有哑口无言了。

　　确实，资本主义道路拯救了日本，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了日本，这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当年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却救不了我们中国?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就发展不了我们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难时期的一九四三年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连续遭到日本几十年的侵略、压迫、侮辱和蹂躏而实在是忍无可忍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竭力推动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日本的侵华战争，最早始于一八九四年。一八九四年发生的中日甲午一役，日本在陆地和海上全面打败了物质力量远远胜过于它的我国，从而迫使我国与之签订了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的资本进入我国进行投资办厂的《马关条约》。由于当年列强对我国所实行并为我国所接受了的是“利益均沾”的做法，因而允许日资进入我国，也就等于是允许了所有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因此《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我国更加堕入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尽管一九○五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国在我国山东地区租借的作战不是直接侵略了我国，但是由于日本从俄国和德国的手里抢去了俄国在我国的东北与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所以不仅给我国造成了雪上加霜一样的伤害，而且还更是给自己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条件。日俄战争后，为了保护旅顺、大连的租借和南满铁路，日本组建了关东军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南半部。就是这支关东军，日后发动了肢解我国的“九•一八事变”。

　　一九○○年，日本不仅参加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而且更是八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战后，为了保护从大沽口到北京的铁路以加强对我国的控制，日本又组建了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大沽口至北京一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又发动了全面侵略我国的“七•七事变”。

　　一九二八年，当蒋介石领导的第二次北伐打到山东时。为了阻扰我国的统一，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并进驻了济南。五月三日，日军不仅突然袭击了蒋介石的北伐军，而且还更是残杀了我国的外交人员蔡公时，从而制造了共残杀我国军民一万七千多人的济南“五•三惨案”。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为了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抗，日本侵略军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一次就集中屠杀了我国无辜的平民三千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抚顺“平顶山惨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了当时我国的首都南京。在攻陷南京之后的六个星期内，日军共屠杀我国平民三十万人，强奸了妇女两万多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一，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能拯救日本但却救不了我们中国。

　　近代的日本和我们中国都曾经遭受过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又差不多同时是由于开展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几十年之后，日本就不仅逐渐挣脱了被欺压的命运，而且还更是跻身于了世界上的八大列强之列。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日本便超越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法国而成为了全世界的第三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战败，但是仅仅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日本又再次崛起，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强国。然而反观我国，在走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却由于被日本所打败，因而这才进一步地跌落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特别是在第二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尽管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两弹一星”和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与科研体系这样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中国还是再次挨了打。不仅驻美国的外交官被打了，不仅驻外的大使馆被炸了，而且有的中国人还被打怕了。因此这才会出现中美两国关系的“兄弟说”，“夫妻论”和无耻之极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这种典型的汉奸理论。当年就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救不了我们中国，所以才迫使我们中华民族不得不跨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争取到了民族的独立之后，直接就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发展强盛了我们中华民族。

　　历史上，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我国的学生。虽然日本有自己的语言，但日本所使用的文字，却是直接从我国借用过去的。尽管古代的日本不仅从来都没有臣服过我国，而且还更是因为朝鲜问题与我国发生过两场间接的战争，但是某些意淫成癖的中国人却仍然认为古代的日本不仅长时间都是我国的藩属，而且还更是属于中华文明圈。而日本在侵略我国期间，为了使我国人民减少抵抗，也大肆宣扬什么日本和我们是同文同种。

　　近代以来，我国和日本在差不过的时间里都曾经遭到过欧美列强的侵略与欺压。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于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我们中国逐步沦落为了半殖民地。

　　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闯入日本的江户湾，用武力威慑强迫日本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英国、俄国与荷兰等几个欧洲列强也闻风而至并援引美国的做法，各自强迫日本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因此，日本也即将迎来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一八六三年，日本的一大批以中下级武士为主的有识和有志之士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拉开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序幕。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打败了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从此日本正式开始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明治维新”。

　　以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为标志，我国在恭亲王奕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与崇厚等人的推动下，也开始了近现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洋务运动”。

　　一八九四年甲午一役，由于我国在陆地和海上全面被日本所打败，因此也宣告了把目标从自强已经改为了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

　　“洋务运动”，本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挨打的惨痛刺激下，才产生的。因此“洋务运动”的最初目标自然而然地也就确立为了自强。然而当“洋务运动”开展了十几年之后，当挨打的惨痛刚刚过去十几年之后，中国人在极度追求个人享乐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而养成的“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于是，“洋务运动”的目标，也就从自强改为了求富。

　　自从“洋务运动”的发展目标从自强转为求富之后，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经济建设上，自一八八八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六年多的时间里，北洋舰队没有添置一艘新舰，舰队的军事训练强度和官兵的个人战斗素质也急剧下降，尤其是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上至朝廷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包括担负保国卫民重任的大清官兵以及躲在幕后操纵国家实际权力的慈禧老太后，都喜滋滋走在求富的路上，忘记了曾经多次挨过的打，对随时有再次挨打的可能，更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在求富的路上，李鸿章利用特权，办起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从中牟取暴利。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北洋舰队司令部驻地刘公岛大搞房地产开发，建起了大量的别墅，出租给北洋舰队的军官，从中捞取外快;一些军官动用军舰经营客货运输，甚至参与走私，从中赚钱。军工厂为了增加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开源节流，用沙子代替炸药装入炮弹。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普通士兵疏于训练，违章违纪日益严重，酗酒赌博渐成习惯。为加强经费管理，降低成本，节约开支，北洋舰队在日常经费管理方式上，采取与企业管理方式一致的措施，实行各舰日常训练、生活经费由管带包干，节余归己的做法。由于实行了这一“先进”的经费管理办法，整个舰队的日常管理费用极大的降低。各级管理干部，为了得到更多的节余，便拼命地减少训练安排，造成了日常训练强度的极大降低，从而造成了官兵的战斗素质极大下降。由于腐败之风逐渐形成并日益蔓延，造成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也日益下滑，从而造成了整个舰队战斗力的极大减弱。在求富这个目标的引领下，一时间，全国上下、全军上下都忘了国家仍处在群狼环视的恶境中，再也无人去关心中国的自强，再也无人去想着如何防止挨打，再也无人去想着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了。全国人民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建设之中，全力以赴地奔“小康”去了。

　　以求富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效果如何?因为找不到完全详细的资料，具体准确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从以后发生的事去推测，应该说这场以求富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李鸿章伸手在中国的渤海湾画了一个圈，神奇地般崛起旅顺、威海城，渤海湾扬起浩浩风帆。仅李鸿章经办的轮船招商局，从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三年的二十年里就获利白银六百多万两，这些利润虽然都进了李鸿章个人的腰包，但也符合“藏富于民”的现代经济学逻辑。但是没过多久，期待中的唤醒东方神州的滚滚春雷没有出现，渤海湾里却响起了日本兵船发出的隆隆炮声，中华民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苦难。从当年李鸿章经办的轮船招商局这一家国有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上就能看出，自从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转为求富之后，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快速增长，人口是大量增加。否则的话，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帝国拿什么去支付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白银的赎款呢?为什么日军将旅顺全城的中国人杀得只剩下三十六人，而后来的中国人也没见少呢?

　　甲午战争，中国遭到了惨败，整个民族求富的梦想破灭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少数人先富起来”。一九○一年，把“洋务运动”从自强领到求富路上的李鸿章死了。正如当时人们说的“宰相合肥天下瘦”那样，李鸿章死时给家人留下了四千多万两白银的遗产。李鸿章个人的“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求富梦的确是实现了，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求富梦却不但破灭了，而且还陷入了更加苦难的危机中。从李鸿章的本身就能让人明白，无论国家的命运如何?无论民族的命运如何?即使像大清帝国那样灭亡了，少数人的“先富起来”的道路，也还是能够走通的。

　　甲午一役，日本由于从我国掠夺去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因此不仅富裕起来了，而且更是强大起来了。于是日本不仅废除了以前与欧美列强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更是跻身于了世界上的列强之列。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救了日本，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更是凭借由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后才形成的强大，又拼命来祸害我们中国，来掠夺我们中国以再度发展自己。

　　不管是同属于中华文明圈也好，还是同文同种也罢，总之我国与日本近在咫尺，不过就是一衣带水而已。然而资本主义既然能够拯救日本，但却为什么救不了我们中国?这其中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我国与日本的巨大不同所决定的。

　　我国与日本相比的不同之一，是日本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真正神性化的天皇，而我国却只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这种典型世俗化与权力化的皇帝。在古代人类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而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来统领全体人民的信仰的时候，类似于宗教的神性化东西，是很容易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的。因此以天皇为凝聚核心，全体日本人很容易凝聚起来并形成强烈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而古代的我国由于既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又没有产生能够成为全民族精神信仰的一种思想理论，因此皇权的统治只能是依靠由强大暴力作支撑而产生的权力。对没有道理作支撑的权力，人们尽管不敢轻易地去反抗，但绝不可能不产生逆反心理。尤其是对绝对权力化的皇权的觊觎，更是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的内乱不断。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不仅长期以来始终是呈现出的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且每当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又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汉奸。

　　我国与日本相比的不同之二，是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而我国却长期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度的实行，能够使家庭的财产始终保持一定的规模，从而形成规模性的经营。所以当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被引入到日本之后，许多原来的大地主便迅速地转化为了经营近现代工商业的资本家。所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还更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集团。而我国却由于长期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继承制，因而导致家庭的财产规模越来越小，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而从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向资本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其过程只能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

　　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尽管人口不多，国土尤为狭小。但是由于这两个民族不仅都嗜血，而且还更是都实行了长子继承制。所以一个最早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并最先开展并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另一个，则是借助资本主义这种制度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长子继承制除了能够使家庭的财产始终保持一定的规模，从而形成规模性的经营这个优点外。另一个优点，就是由于家庭的财产只能由长子来继承，从而迫使次子、三子等人不得不从家庭中溢出并去学习一种本领以作为自己今后的谋生手段。所以在客观上，长子继承制一方面也刺激了这种社会制度下文化与科技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是英国和日本为数众多的海盗与下层武士的主要来源。

　　有明一代，倭寇为害我国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人数不多的倭寇之所以能给我国造成如此之大的惨祸，这其中除了由于日本人的凶狠残暴而带来的战斗力极强的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而日本刀的质量上乘，远远地超过了当时明军所使用的武器，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戚继光在抗倭过程中，为了对抗日本刀，只能以柔克刚，于是便发明了一种由竹子制成的名曰狼筅的兵器。

　　日本刀的样式不仅是模仿我国的“唐代大刀”，而且日本的金属冶炼及锻造技术也是源自于我国。然而由于日本在金属冶炼和锻造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而我国却固步自封，所以到了北宋时代，日本的金属冶炼和锻造技术就已经超过了我国，北宋时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曾经作过一首《日本刀歌》。武器装备上的超越，不仅更加增添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血腥，而且也更加刺激了日本侵略、甚至是吞并我国的野心。

　　我国与日本相比的不同之三，是文化上不同。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观念，是崇尚坐而论道的儒家文化和“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而日本的主体文化和精神价值追求，却是以杀伐为荣并极其重视死后名誉的武士文化和对天皇及自己主人的忠。传承儒家文化的那些儒士的性格特征主要就是引经据典、坐而论道、不求甚解、胆小如鼠、只说不做、奸懒馋滑、荣辱淡漠、鼠目寸光、胸无大志、不敢负责、不具备长远的战略思维。由于这种人的人生信条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而也就更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日本武士文化所培养的那些武士的性格特点却是细致入微、亲力亲为、冲锋陷阵，胆大妄为、敢于冒险、冷静残酷、虽死犹荣、视死如归，志向远大，责任意识强烈。由于极其重视死后名誉和对天皇及自己主人的忠，所以日本武士的社会责任意识都非常强烈，非常勇于责任担当。

　　我国与日本相比的不同之四，是民族的中坚力量不同。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儒家读书人，也就是儒士便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坚力量。而日本的民族中坚力量，却是武士。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文化。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民族中坚力量，又导致中日两个民族形成了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民族性格。而资本主义制度和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督教文化的那种赤裸裸的直接血腥，对于尚慕虚荣并胆小如鼠、只说不做并极度缺少社会责任意识的我国儒家读书人来说，显然是极不适应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民族中间力量。民族中坚力量，就是民族的支撑力量，与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样。家中的男人如果不行，那么在与外人发生冲突时，也就只有老婆孩子一齐上了。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在像范仲淹的“儒者自由明教可乐，何事言兵”这种思想的毒害下，曾经普遍形成了“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样的习惯性恶劣认识。就是由于我们中国的兵不行，因此在由于日本的侵略而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时候，才只能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选择哪种社会制度，不仅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的实际环境，而且更要根据由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导致的国民性格这个内在的心理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那样，赤裸裸地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制度，非常适合日本这个以杀伐为荣，梦寐以求地想要对外进行扩张的民族。日本与我国相比，尽管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更是少得多。但是日本却不仅在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之后，立即就要以朝鲜做跳板征服大明王朝。而且即使是在分裂的时期，几千、几百，甚至仅仅几十个倭寇，就敢到大明王朝来打家劫舍。而也就是只不过出色地完成了剿灭倭寇的这一刑警队长，充其量也就是特警队长的份内工作，可却成就了戚继光的民族英雄和中华名将的赫赫声名。尽管同是土生土长在东亚，但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国民性与我国和朝鲜却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于日本的文化是崇尚征战杀伐并社会责任意识非常强烈的武士文化，所以当闻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之后，日本就像嗜血的鲨鱼闻到了血腥味一样立刻全力以赴地那样扑了上去。而我国的儒家读书人由于特别的固步自封，因此明知道在当时的那个虎狼横行的世界上，我国如果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上就会死掉的情况下，也仍然还扭捏作态地表示什么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英国的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是由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文化理念，就是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这一点，与日本的武士文化极其相似。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仅当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提升了征服高山大海的能力，故而不惜漂洋过海来侵略我们。而且即使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古代，也总是日本人扛着刀枪到我国来打打杀杀。而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我国无论如何强盛，却从来都没有拎着棍棒到日本去上门报仇。只有建立了元朝并规定了“八娼九儒十丐”这样社会等级的蒙古人，曾经两次侵略过日本。但却不是全军覆没，便是大败而归。

　　一五九○年，刚刚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不仅就把对外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我们中国，而且还更是觊觎着更为遥远的印度。一五九○年冬天，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假到朝鲜而“长驱直入大明国”。一五九二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出二十万大军侵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而入侵我国。侵入朝鲜之后，日军两个月之内便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这朝鲜的三大城市。而朝鲜由于无力单独抵御日本的侵略，于是只得向明朝求援。在接到朝鲜的求援后，明朝当即于当年六月派出了援军，开始了抗倭援朝作战并最终取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前些天，互联网上盛传着一篇据说是曾经担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洪光所写的题为《朝鲜半岛历史上就“拖累”中国》的网文。该文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并进行了严密的纸面逻辑论证，最后在得出了“朝鲜在历史上就拖累中国”这一结论的同时，又提醒要“对朝鲜劳动党提出的‘核武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的党的总路线加以警惕，并应当明确告知朝鲜不许核污染中国”。

　　地球上不可是只有我们中国这一家，与谁做邻居尽管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够选择的，但是如何认识与处理由邻居关系发展变化而来的地缘战略关系，却是今天的我们必须要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的。朝鲜半岛不仅与我国大陆山水相连，而且更是从我国大陆跨越海洋而踏上日本列岛的一块绝佳跳板。然而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仅从来没有经过朝鲜半岛这块跳板踏上过日本列岛，而且由于从来没有拥有过朝鲜半岛这块跳板，反而还使朝鲜半岛先是成为了日本，后来又成为了美国妄图侵略我国的跳板。

　　唇亡齿寒的道理，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中国古人都懂。然而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的儒家文化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文化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导致认识问题的能力下降，于是我们中国不仅立即就丧失了开拓进取的精神，而且还更是只剩下干挨打的份了。所以只要抛弃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和迄今为止人类世界的最为强大的方法论，中国立刻就会出现像只具有“朝鲜在历史上就拖累中国”这种认识的傻瓜与“共同开发”这种理念的活王八;而一旦重拾腐朽无能的儒家文化，中国人就只能再次万众一心地去抗日。到二○一二年，全部由我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在全世界的一百零六个国家已经设立了多达五百多所，然而同样也是在二○一二年，我国全国的八十三座大中城市却为了保卫钓鱼岛，而不得不进行了民众抗日大示威。

　　二，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挽救了我们中国?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不仅是一条道路，而且也更是一种完整而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因此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就是对一种崇高信仰的追求，就是为了树立起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创立并开创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武装革命的道路，不仅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崇高的精神信仰的这个空白，唤醒了沉睡之中的中国人，从而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并迸发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更是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下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我们中华民族，指明了如何进行自我拯救的方向。中国人民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经过长达二十八年时间的浴血奋战，才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自我拯救。

　　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靠崇高的理想主义去引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不仅无法将民族引领到未来，反而还只能导致民族陷入混乱、淫乱而死亡。李银河之流的色男色女，当初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个人的目的出发，高喊着什么“人性解放”，可是喊着喊着，这些人就忘了自己还是人了，于是“人性解放”也就变成了猪狗一样的“性解放”了。

　　“十月革命”的炮声，不仅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更给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我们中国注入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我国，到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千多年来只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泛滥的我们中国，终于燃起了理想主义的崇高之火。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不仅有效地限制、克服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强烈的私有意识，而且还更是大力地弘扬了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可是随着“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运动”的深入进行，中华大地上燃烧的理想主义崇高之火熄灭了。特别是“六•四”的枪声，更是将我国理想主义的血脉打得只剩下奄奄一息了。如果不是毛泽东主义者的苦苦坚持，我国的理想主义血脉将早就断绝了。那时中华大地上，也就只能剩下群猫和群魔乱舞了。

　　以消灭阶级剥削，推翻阶级压迫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以消灭阶级剥削，推翻阶级压迫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只能依靠那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来进行。在我国这个不仅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要遭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且整个民族还要遭受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不仅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而且也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新的中坚力量。

　　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那样，每次将中华民族从民族劫难中拯救出来的，都是那些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放牛娃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而恢复了中华，可才华横溢且又是赵宋皇室后裔的赵孟頫却在蒙古人把儒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确定得比妓女还低一等的情况下，竟然出任了蒙古朝廷的一品高官。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等不仅多次利用江湖黑社会进行造反，，而且还更是借用八国联军侵华的良机，发动了试图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可是尽管孙中山等呜呜喳喳地闹腾了十几年，但满清王朝却毫发未损。然而四川和湖南等地民众掀起的“保路运动”，尤其是武昌新军中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动的武昌首义，却使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时间的满清王朝轰然崩塌。一九三七年，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不管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还是儒家读书人中的精英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却都像惊了枪的兔子似的，一个比一个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了四川。然而面对凶残的日寇，农家子弟毛泽东却率领着由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弟所组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穿着破衣烂衫，拿着钝刀土枪，毫无畏惧地迎击了上去。就连不仅大字不识，而且还年仅十三岁的王二小，为了掩护后方机关和几千的老乡，都不顾个人生死地而“把敌人带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因而这才不仅使得四川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而且还更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长期的惨痛历史证明了，在强者如林并且虎狼横行的世界上，中华民族只有以工农劳苦大众为自己的民族中坚力量，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也是一条道路一样。资本主义不仅同样也是一种制度，而且也更是一条道路。在目前全世界的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保持着原有社会主义面貌的国家，也就只剩下了朝鲜和古巴两个国家。我国的社会形态虽然还号称是社会主义，但却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所以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前面加上了“有特色”的这个定冠词。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哪条道路能够走得通，都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文化作为支撑。

　　从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看，由于社会主义拯救了我们中国，而资本主义拯救了日本。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都能拯救一个国家或民族，关键就在于被拯救了的那个民族或国家拥有怎样的一种文化。就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因此就在我国的周边，资本主义不仅拯救了日本，而且同样也拯救了南朝鲜。

　　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地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我国和南朝鲜。真真的国家工业化，必须是基本上实现了科技、工业和国防的自主化。而目前全世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除了我国之外，其余全都是以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的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今天的韩国，不仅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已经达到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还更是全世界第二大传教国家。目前我国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就与韩国向我国大力传播基督教有绝大的关系。据前几天播出的电视片《较量无声》披露，目前我国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也已经多达了一亿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一度把南朝鲜和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并列称为是亚洲“四小龙”并当作了是模仿的榜样。其实把南朝鲜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并列，实在是对南朝鲜的侮辱。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富裕程度虽然与南朝鲜不相上下，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像南朝鲜那样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不具有像南朝鲜那样的科研体系。因此它们的经济结构，与南朝鲜是无法相比的。而南朝鲜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的大力扶植。二是基督教文化的大力发展。三是全体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四是军人政权的铁腕独裁。

　　著名的学者张文木曾经说，“希特勒的焚尸炉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同样，日本殖民统治者四十年的残暴统治也不仅进一步强悍了高丽民族的性格，而且也更炼就了高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所以南北两个朝鲜尽管势同水火，但是南北两个朝鲜的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激情却是不分上下，你追我赶。当年的南朝鲜人砸了邻居的日本车，不仅会被更多的邻居赞扬是爱国行为，甚至还会得到政府的宽容或怂恿。而今的中国人如果砸了谁的日本车，不仅肯定会被文人精英们骂作是爱国者，而且肯定还会被公安绳之以法。

　　自一九四八年建国到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由于文官政府的极度腐败和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尽管有美国的大力扶植，但是南朝鲜的经济发展，还是被北朝鲜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而上台执政。为了发展经济，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专门成立了主管经济发展的经济企划院并先后制定了三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从而在经济发展上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体制。在具体措施上，朴正熙采用了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大力发展钢铁、机械(包括汽车制造)、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电子等六大重化工产业，并在每一产业中选择一两家企业作为国家扶植的重点，明确规定金融行业必须把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向这些企业，从而迅速地将这些企业做大做强，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为了大力地发展本国的企业，朴正熙的军人政府在采取严格限制进口，严厉打击走私和腐败等措施的同时，还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大力倡导全体国民要以使用国货的行为来支持本国的企业，要以本国的市场，来培育本国的企业。就是在朴正熙的军人政府的铁腕统治下，仅仅到一九六九年，南朝鲜的经济总量，就赶上了北朝鲜。而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南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一百零六美元，仅为菲律宾的一半。而到一九七九年时，南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四十五美元，是菲律宾的三倍。

　　自一九八七年“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南朝鲜逐渐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民主后的南朝鲜民众在打开国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之后，通过内外对比，认识到了朴正熙式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理解了朴正熙用军人铁腕统治来进行国家建设的苦衷，感受到了朴正熙经济发展的恩德，于是不忘旧恩的南朝鲜民众怀着感恩戴德之心，在二○一二年选举了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为南朝鲜的第十八任总统。而当年朴正熙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我国相比，除了分配方式截然不同之外，其他方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极其重要，就是由于早在全会召开之前的十几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制定出了一个准备提交给全会讨论的“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的领域，三个关联性的改革组合”的简称为是“383方案”的改革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由于这个“383方案”的核心是“国企拆分外卖”、“土地流转”和“银行破产”，所以几乎就是二○一二年出笼的那个《佐利克报告》的翻版，

　　二○一二年二月，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的前夕，正担任着世界银行行长的美国人佐利克带着一份被称为是《佐利克报告》的如何将我国的铁路、银行和石化等超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详尽方案，来到我国“传经布道”。尽管佐利克的这次“传经布道”由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击，特别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公开召开的“传经布道”会上由于遭到了我国民间独立学者杜建国的公开揭露而没有能够得逞，然而好像正是应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那句老话，虽然《佐利克报告》在二○一二年由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击而没有得到落实。可是在二一三年三月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道部却首当其冲地就被拆分了。

　　南朝鲜这个资本主义的蕞尔小国和我们堂堂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拼命要做大做强本国的企业，一个却要想方设法，甚至是不惜采用引入外力来倒逼内政改革的做法来拆分原有的国有企业从而以利于外资的瓜分。这其中的差别，同样也是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导致的人性与民族性的不同所造成的。而不同的人性和民族性给不同国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虽小但强悍不屈的朝鲜至今还令强大的美国束手无策，发达富裕的南朝鲜令全世界羡慕不已，日本更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好榜样。而反观我国，不到四十年的短短时间，就从一个敢于公开喊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号召，敢于用这样的标语来迎接美国总统来访的国家。变成了驻外大使馆被美军炸毁而国家领导人却在电视里失踪了，驻美国的外交官被美国警察殴打了可外交部的发言人竟然失声了，日本军舰闯入我国海军的实弹演习海域并滞留三天而不吭一声，而当日本的军舰离去后却强烈抗议从而成为了全世界笑柄的国家。

　　在今天的我们中国，总有那么一些只要闲暇无事就要意淫一下儒家文化并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丑化毛泽东时代的人。而这些人在意淫儒家文化与丑化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又总是会用日本和南北朝鲜来说事。认为我国、日本和南北朝鲜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如今资本主义的日本和南朝鲜都早就步入了世界上发达富裕国家的行列，可我国和北朝鲜却仍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我国的贫穷落后，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现实原因，也更有满清统治的这个历史因素。是儒家文化，才使得日本和南朝鲜获得了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我国却由于满清曲解、甚至是篡改了儒家文化，所以这才导致了我国近代的落后与挨打。互联网上就有篇一文章就这样讲到：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最愚昧、最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管你说一千道一万，可事实胜过诡辩：满清就手中国时，中国在世界上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满清完蛋时，中国几乎沦为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境地，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人民充满奴性。直到现在我们都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而付出艰苦努力。”

　　这话讲得已经不是满嘴跑火车，而绝对是满嘴喷粪了;这样的认识的确不是逻辑混乱，而绝对属于是智力低下了。大明王朝，也就是所认为的满清接手时的中国，如果真的“在世界上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那么如何会被比自己的人口少得多的满清所接手?一个被“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最愚昧、最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所接手的朝代，是不是应该比接手它的那个朝代更腐败、更无能、更愚昧、更窝囊、更不是东西?

　　大明王朝与历史上的许多汉族王朝一样，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满清王朝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同样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前，却还保留着自己的那种极其落后的游牧渔猎文化。因此说，从文化的角度看，满清战胜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政权而入主中原，就是游牧渔猎文化战胜了儒家文化。无论在东西两个半球，还是在欧亚非三大洲，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都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如果是“文明”被野蛮所战胜，那就只能是这种“文明”比野蛮还野蛮，比野蛮还窝囊，比野蛮还无能，比野蛮还无用。而儒家思想，就是这种无用的文明。有的中国人就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因此才会如此的无用和低能。所以这才会出现日本和南朝鲜拼命地做大做强本国的企业，而我们中国却不仅拆分国有企业，而且还更是要向外资出售的这种反差极其强烈的奇怪现象。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和朝鲜的确是从我国借鉴和吸取了许多东西。但是在借鉴和吸取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却不仅做到了吸取了精华却抛弃了糟粕，而且还更是创造出来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文化，因此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至今。

　　满清入关之前，曾经两次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称臣纳贡。然而朝鲜尽管不得不向满清称臣纳贡，但却宁死也守住了自己的以民族服饰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这条底线。然而将近一亿人口的汉人却由于长期遭受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没有形成整体的荣誉感，因此以剃发易服为标志，而彻底臣服于了满清的残暴统治。

　　在我国的民间，大多数的地方都把对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或是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称之为是“二把刀”。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把对某项工作知识充沛，技术高超或是某项工作知识充沛，技术高超的人，称之为是“三把刀”。而“二把刀”和“三把刀”这两个方言词汇的来历，则是源于“扬州三把刀”。

　　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扬州的经济和文化不仅都异常发达，而且还更是在古代就曾经产生过高僧鉴真和郑板桥等“扬州八怪”。“扬州三把刀”的含义，既是指扬州地区出产的质量上乘的厨刀、修脚刀和剃头刀这三种手工产品，也是指以这三种刀为主要使用工具的扬州人的厨艺、修脚和剃头这三种技能。经过多少代人的勤学苦练和传承，如今“三把刀”在扬州人的手中已经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更是一门艺术，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扬州文化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早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满清杀尽了汉族人的骨气”。然而如果回顾真正的历史，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却只说对了一半。满清不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而且没有骨气的汉人险些就被满清所杀尽。

　　一六四五年，在消灭了故明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李自成所部之后，满清八旗的铁蹄不仅立刻踏向了江南。而且为了从心理上彻底征服汉人，满清朝廷还颁布并实行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残暴异常的《剃发令》。为了保住自己的衣冠从而守护住自己的民族传统，一部分江南的汉人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为此，在攻陷了扬州之后，满清八旗兵在扬州实施了接连十日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在扬州大屠杀中劫后余生的明朝遗民王秀楚所写的《扬州十日记》一书记载：十天之内，共有大约八十万的扬州人惨死在了满清八旗兵和汉奸兵的屠刀之下。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劫后余生的那部分扬州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之后，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胞的尸体，但是却没有去图谋复仇，反而却打造出了精良的剃头刀，练就了精湛的剃头技艺，然后便“挑着担子满街跑”，追着赶着给那些还正在满清八旗兵的铁蹄下呻吟的汉人同胞剃发去了。

　　古代的汉族人由于严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孝道，所以是不曾剃发的。一个不曾剃发的民族，当然也就不可能去制造剃头刀和练就精湛的剃头技艺。因此“扬州三把刀”之一的剃头刀和扬州人练就了精湛的剃头技艺，只能是在“扬州十日”后才出现的事。因为抗拒剃头而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民族，与剃头和剃头刀本应是有着血海深仇的，然而劫后余生后，扬州人却为何要对剃头及剃头刀情有独钟，这岂不是咄咄的怪事?因此每当在视频上看到那个身材蠢胖的女演员边扭捏作态边用扬州方言淫声浪气地唱着《扬州三把刀》时，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产生比吃了苍蝇都恶心的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民族性格?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文化?

　　由于受没有形式逻辑知识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那种只注重事物的变化结果而却忽视事物的变化过程的实用主义毒素的毒害，有的中国人形成了极难理喻却又非常易于利诱并非常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这种性格。因为理喻的结果，一般是不会即时出现的。而权力、尤其是暴力的惩处。却是马上就可以加身的。就是由于受腐朽无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养成的胆小懦弱的这种性格，所以有的中国人在崇尚权力，甚至是崇尚暴力的同时，又非常惧怕权力，特别是非常惧怕暴力。因而从古至今，我国始终是只有权力或暴力崇拜，而却从来没有产生真正的个人崇拜。

　　排除人类社会处于早期蒙昧状态时的那种浑然无知的神性崇拜，其余的无论是个人崇拜，还是权力、金钱崇拜，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除了世袭制度的时代，任何人的权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即使是真正有谁具有无限的权力，那么他的权力，也是靠他个人的能力获得的。而他获得个人权力的能力，往往就代表了真理和道义。所以真正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真理崇拜，就是对道义崇拜。因此崇拜某位个人，实际上就是在追求真理，就是在追求道义。只有这样的崇拜，才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才是精神上的崇拜，才是崇高的崇拜。而权力崇拜不同于真正的个人崇拜，崇拜权力，或是由于惧怕权力，或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所以权力崇拜，是属于低级趣味的物质崇拜。因而权力与权利这两个词的含义，才会是有些接近的。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为了推倒毛泽东这尊中华民族的守护神，为了否定文革从而使中国人整体认识问题的能力再次回归为零，于是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便开始了。而个人崇拜，也成了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的一项突出的罪名。

　　在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的过程中，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文革的那些人紧紧地抓住了中国人只看重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不注重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的这一实用主义心理因素，很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时代首先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的安全问题而全力以赴搞“两弹一星”，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改善幅度不大的事实，顺势编造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这个弥天大谎。从此开始，什么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闭关锁国，毛泽东专制独裁，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不搞建设而专搞运动，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年和“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等等的谣言和谎言，就纷纷出笼了。而不少的中国人也的确是从个人生活改善的幅度不大的这个事实，不加分析地就相信了这些谣言和谎言。于是，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迅速地消解了。从此，毛泽东不仅被拉下了“神坛”，而且还同文革一道，遭受了极其无耻的丑化、甚至是妖魔化。

　　在消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方面，陈云提出的那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主张，更是引起了极其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的共鸣。而陈云的这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主张，实际上是比“猫论”更加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事实当然是检验理论的最好方法，然而由于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棱体，由于人的观察、分析能力的不同，由于在认识问题时所站的角度与高度的不同，所以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

　　我国有这样一句俗话，叫作“人有脸，树有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人要有尊严。做人如果没有尊严意识，那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然而人们虽然对尊严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什么是尊严的标准却是不同的。

　　自从人类产生了羞耻感，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还产生了强烈贞操观念的国家，每个人做人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裤子来维护。一个人需要尊严，一个民族同样也更需要尊严。而只要民族之间还存在着竞争，那么民族的尊严，就只能靠强大的国防来维护。所以强大的国防，就是中华民族的“裤子”。但是只要立场和认识是不同的，那么尊严的标准也肯定是不同的。在反映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的大饥荒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之后，在影片中饰演男一号“老东家”这一重要角色的著名影视演员张国立在谈及拍摄这部影片的感受时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到：“人的尊严是从肚子开始的”。尽管张国立的这种认识纯粹就是像“老东家”那样的土鳖地主的土鳖认识，然而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下，这种认识却几乎就成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共识，因此我国这才会长期存在着“笑贫不笑娼”的这种极其丑恶的社会现象，才会“饿死运十”奔小康。就是由于有的中国人只把吃饱肚子看作是做人的尊严，只把富裕看作是民族的尊严，所以每当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我国就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汉奸。长期饱受异族侵略和奴役但又不干受辱的中国人民，无不把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看作是民族的尊严，而只有在那些“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色狼色鬼都进来”和“共同开发”的活王八看来，人的尊严才是从肚子开始的，富裕才是民族的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安全和尊严，毛泽东的确是宁可暂缓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加快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为了加强国防建设，毛泽东确实是宁可让人民少穿两条裤子，也要搞出“两弹一星”这件中华民族的“裤子”，以便使中国人不再终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也不是完全没有得到改善。只不过就是由于新中国的家底太薄，故而改善的速度稍慢一些而已。特别是当毛泽东将中华民族的生存安全问题解决了之后，立刻就开始加强了对人民生活的改善。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过早地逝世，从而使毛泽东为了加强人民生活的改善而进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被当做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被人窃取了。

　　根据叶剑英在一九七九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数据显示，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这个速度不仅高居当时全球第一位，而且也更是高于改革开放后的年平均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的这个增长速度。特别是这其中还不包括根本就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两弹一星”和根本就无法用经济数据来进行统计的大多都是由人民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成的像红旗渠那样的人间奇迹和多达八万六千多座的大中型水库以及其他大江大河的治理等。

　　一九七二年，由于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抗美援越战争，从而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到北京来拜晤毛泽东。而尼克松到北京拜唔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之一，就是美国部分解除了对我国民用技术出口的限制。从此，由于有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的带头，于是英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和意大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找上门来，主动开始了与我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批准了由于总投资为四十三亿美元而简称为“四三方案”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生产设备的大型计划。“四三方案”共计从美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包括包括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在内成套的先进工业生产设备。“四三方案”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又追加了一些项目，因而使总投资共计高达五十一点四亿美元。然而即便如此，在与“四三方案”实施同时的一九七三年，为了增强国家外汇资产的抗御风险能力，毛泽东批准了陈云的建议，国家又花费了大笔的美元而购买了二百多吨黄金。仅从以上的事实就不难看出，毛泽东闭关锁国，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不搞建设而专搞运动，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等这些谎言，是多么的无耻与恶劣。文革如果真的导致国民经济濒临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实施“四三方案”和购买二百多吨黄金的美元从何而来?

　　“四三方案”的项目，大多于一九七四开始动工兴建。一九七八年第一个项目建成投产，一九八二年最后一个项目安装完成。然而这时不仅毛泽东已经逝世几年了，而且中国也更是进入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因此“四三方案”的成果，也就被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误认为了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由于重工业的建设不仅投资巨大，而且还周期长。因此从动工兴建到建成投产，这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而骗子正是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从而成功地将“四三方案”的成果据为了己有并欺骗了不少的中国人。

　　全世界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或民族，即使没有对神的崇拜，那么也有对人的崇拜。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英雄的崇拜。我国的著名诗人郁达夫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过这样一段不仅非常富有哲理，而且也更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事实的话：“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英雄出现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的确如此，自从我们中国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崇拜之后，也就消除了对英雄的崇拜，消除了对真理和道义的崇拜。而在消除了对英雄和真理及道义的崇拜之后，今天的中国不仅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一贯慈祥善良的母亲都成了讹诈那些尚还保留着一些人性善良的人的主力，而且就连有的男人，都渴望能给美国“当二奶”。

　　无论是对神的崇拜，还是对人的崇拜，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够统一全体人民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共识。而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共识就是真理。当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形成了一种共识之后，哪怕这种共识即使是向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进行反动，那么也一定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对此，我国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那就是“人心齐，泰山移”。可是我国古人尽管早就发现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却没有能够找到如何才能使人心齐的办法。所以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人心齐，而且反倒成为了一盘散沙并导致总是挨打。

　　三，中国人的整体性格懦弱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的一个悖论。

　　在我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这样一个悖论。而我国长期以来的许多社会矛盾，其实就是由于“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这个悖论带来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从来都是通过相互对外转嫁危机来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而只有我国却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任由别人向自己转嫁危机以解决他人国内矛盾的发泄地。而“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这个悖论，实际上就是由孔子所开创的。对外，孔子的主张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既来之，则安之”;而对内，孔子的做法则是杀无赦。孔子在以大司寇之职摄相事之后仅仅第七天，便利用权力杀掉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孔子为什么要杀少正卯，就是因为孔子没有道理。尤其是孔子的儒家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形式逻辑知识的内容。用没有形式逻辑的东西去与人争论，那是无论如何也争论不过人家的，于是也就只有以杀人来取胜或是制止争论了。所以，凡是不懂道理、没有道理、不讲道理的人，都必然对内要搞“不争论”，而对外，则是一百年也不动摇地坚持“则修文德以待之”这样的韬光养晦。因此，中国人的这种“耗子扛枪窝里横”劣根性的产生，一是源自于儒家文化所意淫出来的那个内外不分的“天下观”，二是由于受孔子的影响。而在孔子的身上之所以会最早产生“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的劣根性，是源自于孔子的胆小与谨慎。《论语•述而第七》中的这样一段话，就充分暴露了孔子性格中的胆小与谨慎。当子路询问孔子时，孔子这样回答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正是由于不敢暴虎冯河，所以对不知底细的“远人”，不管其来意如何，孔子都绝不敢以力相拒，而是念念不忘要以礼相待，从而争取个好态度。而对内，由于知彼知己，所以对对手采取何种的对待方式或手段，孔子那可就一贯是随心所欲了。能杀就杀，绝不手软。可见孔子的胆小谨慎，绝不是无稽之谈。而如果再往前推，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易经•需卦》中则更是这样讲述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敬之，无咎”。凡面对强敌，只要放弃抵抗并毕恭毕敬，便能安然无恙。就是在这种理论的支撑下，因此汪精卫才放弃了抵抗并投敌叛国而当了汉奸。可是尽管个人投敌叛国当汉奸就可以无恙了，但是整个民族可却有恙了。然而由于儒家文化却自创立的那天起，不仅根本就没有产生民族的这一概念而只有个人的概念，而且还更是意淫出了一个内外不分的“天下观”，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形成在内外利益发生矛盾时的一个判断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所以自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自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以来，每当强敌入侵的时候，为了个人利益而纷纷叛国投敌当汉奸的中国人，从来都不在少数。故而在我们中国，汉奸这一概念的产生，要远远地早于汉族这一概念的形成。

　　流氓皇帝刘邦所开创的汉朝，完全是以武功的方式立国的。刘邦参加反秦起义之后，首入咸阳，推翻了暴秦。之后楚汉相争，又逼死了霸王。然而汉朝在建立了之后不久，便遭到了匈奴的入侵。对此，流氓成性的刘邦当然不会示弱，于是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出征，前去反击匈奴。然而白登之战，刘邦的三十二万大军却不仅被匈奴击败，而且就连刘邦在内，竟然还被匈奴围困在了白登而未能马上逃脱。危急关头，幸亏谋臣陈平和儒士娄敬分别献上了财帛贿赂和公主和亲之策并得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首肯，这才换得匈奴的罢兵撤围，刘邦这才因此而得以脱险。汉族立国后的对外第一战，就竟然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的。白登之战的失败，特别是采取和亲之策以保政权的做法，对民族性格的伤害是极大的。流氓皇帝刘邦就是用这种出卖本民族女性的极端无耻做法，阉割掉了中华男儿的血性。由刘邦开启了先河的和亲之策，后来的汉族皇帝不时地也会采用一下。而采用这一做法最多的王朝，就是堪比强汉的盛唐。在我国的历史上，唐朝不仅采用和亲之策最多，而且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向回鹘借兵时，还更是曾经开出了在回鹘帮助大唐王朝收复东西两京之后，东西两京的子女玉帛可任由回鹘兵掠取的这样优厚条件。

　　对刘邦所首创的和亲之策，后世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是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为此，唐朝诗人李山甫曾经写下了这样痛彻心扉的诗句：“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而中华民族直到进入到了毛泽东的时代，直到在毛泽东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与“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种教导的激励下，这才恢复了中华男儿的血性与豪情，这才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强悍。

　　有史以来，我国社会的草根阶级就是一个特别讲究道义的阶级。而由于特别讲究道义，所以每当一个政权、尤其还是一个以武功开国的政权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外来侵略、特别是不能保护民族尊严的时候，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道义合理性。而一个政权一旦失去了其存在的道义合理性，也就等于失去人民的自觉认同，于是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靠道义维护其统治的能力。而在失去了靠道义维护其统治的能力之后，那些“耗子扛枪窝里横”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并强迫人民接受它的统治，也就只能对内进行严厉的镇压了。正是由于对外的退让妥协和对内的严厉镇压，因此这才导致对内的维稳的费用，要远远地高于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军费费用。自汉朝以后，除了毛泽东的时代，两千多年的中国，大体上也就是这么过来的。

　　两千多年来，由于儒家读书人的胡编乱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无不相信秦朝的覆亡是由于秦始皇不行仁政。秦始皇的确是没有行仁政并为了修长城、修驰道、修直道、修皇陵、修皇宫而横征暴敛。然而秦始皇横征暴敛所得的大部分，却是用来修成长、修驰道、修直道等这些用来保护本民族免遭外来侵略的军事作用上了。保护本民族免遭外来侵略，不仅是任何的一个统治者，而且也是一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男儿义不容辞的天职。然而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整体意识的概念，因而这才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不仅只有个人与个人利益的观念，而且还更是纷纷做着“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和“苟富贵，莫相忘”这样“低档次”的耕读梦、致富梦或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高档次”的王侯梦，而就是没有人去做强国梦和爱国梦。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在匈奴这一强敌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前往渔阳戍边的陈胜和吴广等九百多戍卒也才会在保家卫国的征程中揭竿而起，率先发动了反秦大起义。

　　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早已习惯了把能够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誉为是钢铁长城。而且每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更是义无返顾地要“把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但是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都还不如秦始皇留下来的那道土长城。两千多年来，长城对我们中国起到了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那些不仅奸懒馋滑，而且更毫无民族责任意识的文人精英在编造历史的时候，却认定秦始皇是不行仁政修长城，毛泽东是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而搞“两弹一星”。在那些奸懒馋滑并毫无民族责任意识的文人精英的眼中，行仁政，就是政府要轻徭薄赋，不修长城养美女;懂经济，就是国家要多消费，少积累，吃光用光奔小康。我国历史上的刘邦和唐太宗，尤其是宋徽宗和宋钦宗等倒是很懂经济，可是他们却不仅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的一部分献给了侵略者，而且还要搭上一些美女。是用修长城和搞“两弹一星”的勇敢行为来捍卫民族的利益与尊严，还是用送金钱、送美女、当二奶的屈辱做法来维护国家的平安，相信每一个哪怕还只有那么一点男儿血性的中国男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这个正确的选择，相信在理论上任何人都不难做出。可是在实际过程中，对由于在没有形式逻辑而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而导致目光短浅且又胆小懦弱并缺少冒险精神的我们中国人来说，往往却是只有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能够做出的。就是由于往往直到事到临头的时候才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中国也才总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发动了肢解我国的“九•一八事变”。然而由于我国的当政者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所以没有抵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由于我国的当政者们还是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所以在十九路军稍事抵抗之后，最高当政者便屈服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日军发起了进攻热河之战。由于我国的当政者们更是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故而在进行一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就又屈服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军又策动了“冀东事变”，造成了通州、宝坻、香河等冀东地区的二十二个县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独立。由于我国的当政者们继续没有看透日本必欲灭亡我国的野心，因而对此事几乎就是置之不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又发动了“七•七事变”。而此时的中华民族由于已经到了无处可退的“最危险的时候”，于是这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一二年九月，面对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怂恿下欲图以国有化的方式来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猖狂行为，尽管政府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但三十年来被私有化几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而都没有敢发出任何怨言的我国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却愤怒了，像韩德强等这样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爱国学者们愤怒了，为了宣示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和坚决捍卫民族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决心，于是他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掀起了保卫钓鱼岛的民众大示威。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保卫钓鱼岛，不到七十年的时间，我们中国却又要开始“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了。

　　看看直到如今每逢“五•三”、“七•七”、“八•一三”和“九•一八”等日子全国各地仍然还纷纷涌到到纪念馆和遗骨馆或是殉难碑前血泪控诉或是咬牙切齿地痛骂当年日本鬼子暴行的那些同胞，想想前不久才离去的万爱花等当年的慰安妇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想到，尽管如今不可能再像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要替子孙后代把仗都打完，但至少也要努力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以便给子孙后代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从而绝不让某一代的中华子孙也像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这样，一年之中要对当年的日本鬼子进行多次的血泪控诉或是咬牙切齿地痛骂。然而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首先就应该正确地总结我们的历史并真正地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而反思与总结历史，既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更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的过程。

　　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历史以往几乎都是由当年的儒家读书人与如今的文人精英所记载并总结的。然而当年的儒家读书人与如今的文人精英却出自他们的那种奸懒馋滑的本性，不仅非常擅长意淫，而且还更是记吃不记打。所以他们才不仅要妖魔化修长城的秦始皇，而且还更要肆无忌惮地妖魔化搞出了“两弹一星”的毛泽东。因此我国的历史绝不能再由那些奸懒馋滑的文人精英来总结和书写了。劳动人民，必须要学会总结和书写我国的历史。

　　当年的儒家读书人与如今的文人精英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别的事不行，但是意淫历史那可绝对能排在全世界的前列。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当儒家文化再度得以复兴之后，当文人成为了经营之后，不仅什么开罗会议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蒋公的日记抗战和地图开疆等等都纷纷出笼了，而且就连朝鲜的民族英雄尹奉吉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行刺日本陆军大将之白川义则一事，也被如今我国的某些文人精英意淫成了是受号称是我国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所指使的。然而如果说尹奉吉刺杀白川义则是受王亚樵指使的。那么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又是受那个中国人指使的?

　　传统的儒家读书人与如今的文人精英之所以总是喜爱意淫，就是由于这些人性格懦弱而形成的那种典型的怨妇般的弱者心态。怨妇般的弱者心态，就是极其渴求能够获得他人的怜悯与同情。正是在这种怨妇般的弱者心态的主导下，所以无论是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评书体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还是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都不惜大量的笔墨，特地去刻画了武男义雄和玉旨一郎这样两个同情并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日本人。而也正是由于怨妇般的弱者心态太过强烈，所以这才会出现主动要去给美国当“二奶”的中国男人。

　　虚无民族的历史，会导致民族灭亡。而意淫民族的历史，同样也能导致民族灭亡。通过夜郎自大这句成语，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在我国古代还曾经有一个早就消失了的名叫夜郎的国家。而夜郎国之所以早就消失了，就是因为它太喜欢意淫，太喜欢自大。而在我们中国，由于受儒家读书人喜好意淫并经常意淫的影响，所以就连那个连个圆圈都画不圆，连姓赵都不配的阿Q，这才会也经常意淫自己有一代、甚至是几代曾经阔过的祖先。而到了阿Q这一代之所以会如此的穷困潦倒，可能是由于阿Q的祖太爷、太爷、爷爷、爸爸也都像阿Q一样太喜爱意淫而不接受教训，所以才把日子过倒了。而由于阿Q并没有和吴妈困成觉，因而也就没有了下一代。所以阿Q家族的意淫活动，也就只能到此为此了。

　　从“洋务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的这八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拯救不了我们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如今在国际上的困境，更证明了沿着资本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根本就走不到未来。在原本就虎狼成性的欧美日等国家由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更如虎添翼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中国人只有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继续生存下去。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能使“少数的中国人先富起来”，只是那些少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及他们的后代，大多数也早就不是中国人了。大清王朝时的那个“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标志性人物李鸿章的后代，不是中国人都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经过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积贫积弱的我们中国，终于成为了一个拥有“两弹一星”这样终极武器的强大国家。所以说中华民族上一次的百年挨打，还有由于有我们自己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等一些客观方面因素的话，那么如果真的还有下一次挨打的话，那可就完全是自找的了。

　　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情感因素，单就民族的情感而言，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绵延不绝五千年的中华民族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都要对中华民族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敢于负起最大的责任。对此，深明民族大义的我国底层社会的草根大众，是宁可自己含冤受辱，但绝不会忍受民族蒙垢受辱;是能够忍受本国资本的剥削压榨，但绝不会忍受外国资本的欺凌剥削;是会毫不犹豫地与任何外来侵略者血战到底，但终不愿与受外国人驱使的终究还是自己血肉同胞的汉奸一决生死，而总是期望着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今天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什么政治腐败和社会腐烂，而纯粹是汉奸、特别是文化汉奸极其猖獗的问题。而今天我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腐烂，也与汉奸、尤其是与文化汉奸的极其猖獗有着很大的关系。汉奸、特别是那些文化汉奸的基本表现，就是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与妖魔化。而对于如何处理否定与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已用“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做了最明确的回答。现在，就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如何选择了。

　　一息尚存写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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