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前这场日趋加深的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人们普遍对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充满信心。媒体和学者几乎每天都在宣传，中国农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城市化，而城市化至今尚未实现，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因此，媒体和学者不断从理念上呼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废除现有的户籍制度，给农民工以市民权；并主张在此基础上，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甚至是私有化），让农业实现规模化经营。这样，农民不但可以顺利城市化，农业生产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
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奇怪的是，媒体和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这么简单。客观而言，即使按照最乐观的速度，每年有1%左右的农民顺利转移进入城市，中国农村至少还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彻底实现城市化。然而，1%左右的转移速度显然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城市面积不断扩张发展，城市人口稳步增长，然而，由于人口增长的因素，农村人口并没有减少多少。按照户籍统计，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有9.4亿；按照居住地统计，农村人口有7.4亿。2亿的人口差额正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即使我们丝毫不考虑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的不安定状态，将2亿多农民工完全当作已经城市化的城市人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速度，也难以让我们相信农民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城市化。
事实上，2亿农民工中只有绝少数可以成功实现城市化，其他人最终将不得不回到家乡。这场日趋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以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诉人们这一简单的现实。仅湖北一省，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回到家乡的农民工，在2008年11月初就有30万，而到11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0万。据说，农民工失业的高峰尚没有到来。似乎在一夜间，农民城市化的梦想，就像穿孔的经济泡沫一样，从云端回到了地面。显然，人们对接受现实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有媒体和政府官员开始宣传：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场信心危机，因为人们对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信心不足。这种宣传只能让人发笑。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难道不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产物？不去揭露危机的规律性，却用唯心主义的“信心危机”来掩盖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掩饰危机的本质，实在是可叹！
其实，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不只是媒体和学者有着农民城市化的宏伟梦想，在媒体的裹胁下，农民自己也有了这样的梦想。甚至连家境贫穷，在农村娶媳妇都困难的年轻人，也在做这样的城市梦。我童年的一个伙伴，是家中长子，因父亲早亡，需要承担支持弟妹上学的重任，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得他成为在传统通婚圈中难以娶到媳妇的农村人。1990年代末，他去南方打工，村里人都劝他赶紧找个打工妹结婚，但是他执着于挣钱买房，想在城市立足。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常年累月的打工使他视力急剧下降，打工无法再继续，去年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婚事一拖就到了而立之年，现在在农村他已是大龄青年，家境贫寒，结婚也就成了遥远的梦想。村里人都估计他这辈子只有打光棍的命了。
我见过很多农民工，在南方打工挣钱后，回到家乡便在城镇里买一套房子，感觉自己成了城里人。他们打工时，每年春节回家都要在城镇的新房子里住上几天，俨然是个城里人。然而，城市里需要的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打工生活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当他们过了四十或五十岁，就必须考虑“退休”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再坚持下去。于是，进城的农民工只好回到家乡，一旦无法继续打工生活，他们在家乡也做不了城里人。尽管他们在城里有房子，但没有固定的收入，城里的日子是无法继续的。城里的生活开门就要钱，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煤火和出行，样样都要钱，一样也缺不了。他们只好又回到农村，重新做起农民。做城里人，是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二
显然，农民进城的道路并不像媒体宣扬的那么轻松，也不像学者说的那样乐观。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存在。进一步说，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少数人占有资源意味着多数人没有保障，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恰恰建立在对公共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对底层严重剥夺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只对少部分人有利，广大底层人民无法受惠。这样，除非实行贫民窟式的城市化战略，否则广大农民的城市化根本不可能。这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必将长期存在。
人口过剩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过剩，城市化不可能快速实现。由于经济发展无法让农民普遍受惠，他们因此无法快速实现城市化；不仅如此，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方式甚至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民的城市化。
人口过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基本国情，从建国之初的4亿人到今天的13亿人，人口过剩问题更加凸显。人口过剩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传统的小农经济通过过密化的生产，使得有限的土地得以承载过多的人口。建国之初，通过制度化的强制性体制，过剩的劳动力被低报偿地投入到国家基本建设中。在当时亟需实现工业化的情景下，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有效利用了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时，国家基本建设已基本完成，这时中国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劳动力剩余很自然地就变成了国际市场中的劳动力优势，国家政策又赋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中国于是快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就在于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劳动力过剩并没有如西方国家那样，表现为工人失业，而是表现为隐性失业。这种隐性失业的特征不是农民没有工作可做，而是表现为农民在土地上过密化投入。农民最初投入土地劳作的收益较好，投入土地的劳动日多，收益会相应增长；但随着农民对土地的继续投入，单位劳动日的收益却不断减少，甚至最后的投入几乎没有收益。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日投入，超过限度后，就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农民土地有限，又没有其它工作可做，他们只好在土地上进行过密化投入。在无事可做、没有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他们抱着“有一点是一点”的态度，挣扎的生存线上。这样，他们并没有失业，但劳动力却大大浪费。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农民有了外出打工的机会，这时他们如果继续在土地上过密化投入，付出的机会成本就相当大。因为他们可以将这些过密投入在土地上的劳动日，投入到城市打工经济中。与过密化投入在农业上的收益相比，投入到打工经济中的劳动收益显然要大得多。不过，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和无组织性，他们的工资大大低于国际劳工的一般工资。高度廉价的劳动力正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所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雇佣劳动的最低工资是维持工人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但中国的现实，已经突破这一界限。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身份为农民的农民工在出卖劳动力时，比较的并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是过密化投入土地的农业收入。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再低，只要比过密化投入土地的收益高，农民就愿意进城打工。这样，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国内外的资本家就可以用比雇佣劳动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来剥削农民工。
如此一来，农民工就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中，他们既无法离开农村在城市立足，也无法离开城市在农村立足。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立足，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里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养老扶小。事实上，农民工不但在城市里生活艰苦，没有立锥之地，无法按照城市的最低标准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他们更无法在城市里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抚育小孩。他们在城市里只是过客，没有住所；他们年轻时在城里打工，年纪稍大就要回到村里养老；他们自己在城里打工生活，却需要在农村赡养老人、抚育小孩；他们在城里打工，在乡下消费，以城市收入输入农村维持生活。而由于农村土地资源大大不足，他们也不可能通过回到村里种地来获得幸福生活，因为土地有限使得种田的农民无法摆脱过密化生产的命运。
如果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家刻意制造城乡二元结构的目的，在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以制度强制的方式从农村提取资源，从而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为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则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特有的工资制度，强制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同时使他们深陷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难以跳出。这已不再是中国农村的问题，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就中国农业来说，如果要告别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就必须让农民找到新的出路，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指给农民的出路却是一条无法跳离农村的道路。时刻面临必须回到农村的风险，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倘若城市经济景气，农民工还能维系城市生活的幻影；一旦城市经济不景气，他们便不得不结束打工生活，城市生活的幻影也不复存在。
三
媒体和学者简单地将城市化不能实现，归咎为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存在，而看不到中国农民工的命运深嵌在中国的国情之中。他们根据美国化的中国道路，对农民的城市化充满信心，看不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式道路上走向现代化。中国必须走中国式道路，而寻找中国式道路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
社会科学不是没有寻找中国道路，找来的却是美国化的中国道路，这种道路很可能将中国引向歧途。我们对农民的城市化的信心，来自美国梦的蛊惑，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才发现这种信心是多么脆弱，多么虚无缥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当前社会科学界是个巨大的悖论，但是当前的社会科学不承认这一点，而试图按照西方理论去纠正中国实践的逻辑，从而造成巨大的张力。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现况堪忧。
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不过跨越了邯郸学步阶段，进步到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了。然而，如他所说，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学会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的石头只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而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十年前就提出了，但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困惑。
社会科学恢复至今已有三十年，但在经世致用、寻找中国式道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上，功绩寥寥。由于社会科学的无所作为，政府和民众只能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不停地“交学费”，还美其名曰“试错”或“成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是说社会科学不是所谓“爱智慧”的游戏，它决不是用来供研究者自娱自乐，以证明他们的个人智慧，并为他们提供饭碗的岗位。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并不是说要研究者为政府或资本家卖命，按照既定思路完成某种论证。那是玩弄政治阴谋，不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过，今天的社会科学中，玩弄政治阴谋的现象还颇为常见。“改革教”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日益服务于新生资产阶级，甚至服务于买办资产阶级；新法治理论体系也日益服务于各路权贵和资本。房地产市场价格论、土地私有化论、反民主的司法独立理论等，都是明证。这些理论和“研究”不过是政治图谋的精致包装。归属于不同政治派别、依附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都只是代表他们各自依附的利益集团说话，去影响决策，那谁来从全局出发寻找中国式道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只服务于利益集团，从自己依附的利益出发，那谁来保证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今天，很多学者听说社会科学要经世致用、为现代化服务，就本能地拒绝，似乎这样他们就丧失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主性，就陷入了政府的学术控制之中。这真是莫大的误解，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还没有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之一也许是，当前势力最大的“改革教”市场经济理论和新法治理论体系，不断地将自己的理论霸权建立在对“文革”的批判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他们用对“文革”的批判来激起人们对社会控制的恐惧，从而掩饰自身理论的贫困，进而维系“改革教”理论。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最大的挑战，诚如冯象先生所言，既不在于学术体制内的腐败，也不在于政府对学术的控制，而是在全球化即美国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由于理论译介来自西方，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上处于寄生状态，依靠消费西方理论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说、视角和立场。于是，与经济领域的世界规则一样，社会科学主流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典型如中国基层司法理论的建构，很多学者不但以美国司法为标准，甚至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为标准。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中国，中国似乎处在“文明”、“理论”和“普世价值”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理论”日渐在中国通行。
社会科学进入中国，本来是出于在新的历史和世界格局下，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因为当中国遇到西方，当中国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传统通过解释儒家经典适应社会需求、经世致用的方式再难奏效。现代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社会问题日益复杂，这越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科学去应对。但社会科学一旦被引入，便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场域和运作逻辑，研究的进展需要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参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甚至以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话为目标，这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以中国农村研究为例。当前的中国农村研究早已成为“显学”，但尚未能成就普遍解释力的理论，遑论成就伟大的学术传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研究领域要么只是单纯关注政策，缺乏理论关怀；要么过快地进入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从而日渐沦为西方理论的消费场。正因此，当前农村研究的水平相当低。这与其显赫的学术热点地位极不相称。
无疑，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农村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在目前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较高的地位，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准也普遍比我们国内的研究水准高。然而，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本身具有建构的特征，它要解决的问题与中国真正需要关注的截然不同；同时，西方的研究也有诸多未言明的前提和预设，它们在西方语境下无需言明，甚至这种语境与研究的具体问题之间无法分割。比如中国乡村调解，海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中国法律政策及其对现代性挑战的应对；而中国社会科学则更需要研究，调解制度的供给与乡村法律实践之间复杂关系。如果我们对此不加以分辨并失去应有的警惕，就会不自觉地与西方进行对话，从而丧失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忘却了中国社会科学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尤其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成果时，我们就不能只在技术性细节展开讨论，而首先应讨论细节研究所蕴含的前提；尤其应当反对在具体细节问题上进行对话式、甚至“填空”式研究，而应该学习其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社会科学的精髓，且不被其具体研究所左右，真正做到中国社会科学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为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服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诸如农民城市化的问题有务实的看法。
四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和学术控制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应当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并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和经验，而非任何西方“理论”，让中国社会科学经世致用，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为探索中国式发展道路服务。如此，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解释中国经验，承载民族精神，成就伟大的学术传统。
从上述立场出发，我们需要对过往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加以深刻的学术反省，进而开辟通往社会科学理论的大道。因此，我们要对“普适”面孔的西方理论怀有警惕，警惕它们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霸权。曼海姆区分过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建立在事实真相基础之上的“全面”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扭曲事实真相的“特殊”意识形态。后者通过对事实和真相进行掩饰和扭曲来保有自身利益，通过不断重复而为大多数人接受，进而成为“真理”，并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中的“霸权”。这种意识形态霸权有着特定的利益基础和利益诉求，但在生活中却以中立的姿态出现，因为它不需要挑战任何权威，而只需要通过欺骗来保有地位，这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自己建构成一种“中立”的“理论”和“真理”。而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接受这个“真理”时，全社会就丧失了想象力，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意识不到另外选择的可能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之前，根据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人阶级并不清楚是自己养活了资本家，却误以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阶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中有两种意识形态霸权，一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普世价值”，二是利益群体的所谓中立“理论”，而这两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迷住了世人的眼睛。“普世价值”本来只是欧美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但越来越被包装成普世真理。欧美文明的演进以及欧美国家立国本来是一部弱肉强食的肮脏历史，却日益被“普世价值”包装成上帝莅临、光明普及的文明发达史。隐藏在文明史的幻象背后，“普世价值”俨然成为替代船坚炮利的新殖民武器。保障特定利益集团利益的所谓“理论”却以中立的面目出现，甚至以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面目出现，从而保有弥合社会不平等的幻象。凡此种种，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一旦社会弥漫着意识形态的霸权，既有的制度无论如何翻新，公平正义都只会是水中月、镜中花。正因此，诚如葛兰西所言，工人阶级要把握文化领导权。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阶级自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实践表明，没有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也难免被意识形态霸权所左右，从而像农民一样一盘散沙。
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非常复杂的社会，让芸芸众生以自己的慧眼去看穿这个社会，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因此，接受意识形态是他们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而慧眼看社会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肩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并揭穿那些虚假的意识形态，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在工农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概括，是建基于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一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现实的基础上，建构了符合工农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意识形态，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民众和政府官员，自然就会在社会实践中少犯错误，少付“学费”。倘若中国社会科学能够摆脱普世价值的束缚，摆脱利益群体的政治图谋，在呼应中华民族崛起的高度上，建构出社会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体系，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幸事。
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强度和烈度在中国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固化的，传统社会的因子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积累着现代性的势能。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是在传统社会因子得以保留的状态下，快速进入现代工业社会，遭遇现代性的猛烈冲击。
中国所经历的如此之大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三十年的变迁可与欧美国家二百年的变迁相当。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让一代中国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经历见证。中国三十年的经验现实，给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发展机遇。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引进、套用、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经验、创造追求日益凸显。经过1980年代的激越蹈厉、1990年代的沉潜蕴积，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正在深入精进，我们理应有信心也有决心，以建立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为念。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以“中国经验”、“本土问题意识”、“学术原创”为原则，在意识形态霸权上拨乱反正，告别充斥坊间的材料整理类研究、中西比附类研究，超越重复堆垛而毫无创新的学术泡沫。
中国社会科学应当从具体问题切入，寻求具体问题在三十年来中国经验中的准确定位，进而搭建经验与理论的有效桥梁。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当代中国后革命时代的开端，其发展之隐晦、影响之复杂，其治理的困境，连同政治伦理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化，实在是一流社会科学理论的经验材料和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能够对三十年来之中国经验有着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洞见，如果它们目前还难以成就一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倘若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在政治意识的高度上，把握三十年来之中国经验，不为社会现象的纷扰复杂所困惑，不为意识形态霸权所捉弄，辨伪存真，才可能无愧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既伟大又充满凶险和挑战的时代。否则，当中国社会科学建成异化之日，必是“普世价值”和所谓中立“理论”凌驾一切之始，这一代学术人注定遭后人嘲笑。
本文原载《天涯》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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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利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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