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话“群众” -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进行中，这项活动进展的深度如何、成效怎样，关键在于“群众”二字。这么讲的原因在于：第一，活动的结果与成效如何不能由也不应该由政府以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们的自我评价说了算，而是应该由群众的感受和评价来做裁断。第二，这项活动的进展程度与成效如何，决定于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党的干部们树立和践行一个什么样的“群众观”。

“群众”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口中经常使用和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树立和践行什么样的“群众观”，可以说是事关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不可回避和绕不开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正如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群众观”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社会建设各项事业的一个基点，是反映党和政府世界观、价值观以、社会历史观及各级干部人生观的一个基本点和出发点。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因为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政府以及执政的官员对待“群众”的含义和态度有着截然的不同。可以说对待“群众”内涵的理解不同、态度不同，既“群众观”的不同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根本的政治分歧，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分野。人类社会的进步最本质的反映就是对待“群众”含义的理解和态度的进步，可以说“群众观”的进步就是一条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进步的主线。因为，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人际关系”，只有人际关系的文明，才有人类社会的文明，而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群众观”。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不同的政治文明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群众观”的不同。从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就是一个统治者对待“群众观”的文明进程；一个社会制度、一种社会形态，一个统治政权的反动与进步，落后与先进无不反映在它对“群众观”的认知与实践上。

我们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理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彻底颠覆和抛弃了所有过往的一切旧统治、旧政权的“群众观”，倡导和实行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进而追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也正是共产党政权和所有旧政权主张的区别与不同，是共产党及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所在。能否认识到这一点，能否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不仅是唯物主义彻底性的表现，也无疑对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党的干部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使“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应有成效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

奴隶社会的“群众观”

甲骨文“群”字 ，甲骨文“众”字
在甲骨文中，“群”写作。其中的含义是众多只羊，也就是羊群的意思；而既是口，指的是赶羊的人以及赶羊人的吆喝声；则是指赶羊人手执鞭子，用鞭子把羊聚拢到一起，既聚拢成“群”。可见“群”的本意是，牧羊人举着鞭子，并呟喝着将四散的羊只聚拢到一起。

再说“众”。“众”字与群字不同的是，“群”字因羊而生，而“众”字是因人而造。甲骨文“众”字写作

或

，说文解字中解释，

或

（囗，日）表示的是日头或烈日，

或

表示的是三个人，含义是成群的奴隶。可见，“众”字的本意就是在烈日下劳作的奴隶们。

可见，在奴隶社会，“群众”就是被聚拢起来驱使的奴隶。这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群众观”。

封建社会的“群众观”

在从奴隶向封建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虽然“群”字中“羊”的含义越来越少，人的成分越来越多，“群”字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含义。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不论是奴隶社会的“群”还是封建社会的“群”，作为被聚拢起来的“人”始终都没能摆脱受驱使以至于任意宰割的命运。因此，不论在文字的形式上，还是在实际的含义中，构成“群”之主体的“人”也就没有也不可能能从“羊”转变成“人”。

篆书的“群”字由

和

组成，且是“君”在上，“羊”在下。虽然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含义，但是这里面的“人”却被人为的分成了“君”和“羊”。同奴隶社会所不同的只不过是

多取代了手执鞭子发号施令的赶羊人，而被赶的不是羊，依旧是“人”而已。

指的是主宰者、统治者或曰王者。事实上，

也好，王也罢，都是不会直接持鞭子去赶“羊”的，直接持鞭子去赶“羊”的人被称为

，官吏的“吏”。“吏”字在甲骨文写作

，由

（口，意思为传令）、

（卜，意思为占卜、决定，到篆书里则演变为了权杖，表示受君或王的旨意在一定范围内来行使管治权的人）、

（或

既手，指抓持、把持）组成。

的完整含义就是，秉承君意管治百姓的人。

再看“众”字，篆文的“众”字写作

，有人说这是误将甲骨文中

头上的

（日）写成了

（目），其实不然。汉字的演化沿袭是十分严格的，一点变化都有它背后的历史或文化的含义，与其说是误写，倒不如从文字内涵的演变和实际的历史演变中去寻找更为合理的逻辑。与“群”字从

到

的演变相对应，“众”字从

演变成

，与其说是误写，倒不如说是“有含义的文字改革”更合逻辑，更能深切的表达文字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因为，这时的

的确不再是烈日或太阳，而千真万确的是

与

们威严而且灼热的眼睛，这是他们“群众观”真实写照。当然，伴随着“众”的规模不断增多和“众”的不断反抗，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君”与“吏”对待“众”的态度与认知也是要发生一些改变，这种改变的总趋势、总要求就是要不断地把“人”更当“人”看。因此，隶书的“众”才又有了从

到

的演变。即便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因畏惧“众”，尤其害怕“众”们会“众志成城”，而不得不承认“众怒难犯”，从而才深刻地领会和认识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而尽量地实行所谓“仁政”。可以说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人或者说“众”，更被当人看了许多。

那么，在封建社会到底什么人是“群众”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群众”更多的是指“君”与“吏”以外的人。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曾说：“群，辈也”。又说：“辈，若军发车，百辆为一辈”。可见，这里的“群”即是多的意思。而“众”，也是指人或动物很多的情形。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众”的释义就是，“众，多也”。但是，除了“多”以外，还有另外的含义。《后汉书.杨终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这里的“众”，指的就是平民、庶民。之所以称他们为“众庶”，是因为他们追求的只是“安土重居”，过平安日子；他们没有什么特权、权力追求或政治追求。这么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群众”就是人数众多且没有特权以及特权追求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政治自觉”的人们。将动物（羊）的含义以及对待动物（羊）的态度能够剔除出去，转而专门指人类自身，把人更当人看，这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群众观”的莫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是十分局限的。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尊孔，为什么呢？儒家主张既畏惧“群众”，深刻领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要求统治者尽量实行“仁政” ；同时，又主张“群众”就是供驱使之用，不可使其觉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便是儒家和孔子的“仁政”之“仁”。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要使“群众”保持在一种“群而不党”的自发存在状态，主张既不要对“群众”逼迫太紧，又要“不可使知之”，其目的就是使“群众”保持在“可使由之”的混沌状态。

资本主义的群众观

中国不曾经历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本人不懂外语，不知道、不了解现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观”到底如何。所以，只能沿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逻辑，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粗浅认知，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中国化的解读。姑且就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以仅有的一点政治经济学常识，主要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群众观”。

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他是以资本为主导为核心的，资本被看作社会运作和运转的轴心。当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理解为资本主导加人权保障的社会。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资本是主导、是核心。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劳动者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文明社会理应以人为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和劳动者再生产的生产者。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相对充分的人权保障，其目的也还不过是为了通过维持、维护劳动者再生产，来实现维持维护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尽管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越来越高的福利，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政府也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为着全体劳动人民的，本质上是为着资本主义国家和和国内资产阶级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们也在一方面“尽量多地实行'仁政’” ，给人民提供比较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害怕“群众”的觉醒。孔子的“仁政”之“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比我们更为充分的体现，他们通过引导“群众”充分自我，尽量引导着“群众”娱乐化、拜物化、去政治化，达到了缓解甚至是消解“群众”的对立与不满情绪的目的。通过提供比较充分的保障，通过引导“群众”充分自我，尽量引导着“群众”娱乐化、拜物化，使得“群众”去政治化，从而能够保持“群而不党”，接受甚至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

在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会表现得比我们稳定，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现在提供着并且还可以提供“安土重居”的保障，能够使得绝大多数的人们过得平安日子，不至于产生危机现政权的政治追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为本国国民提供比较充分的保障，其原因是把本国资本对“群众”的剥削转嫁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头上，也就是他们主导的世界范围的不公平贸易的结果。如果哪一天这种“转嫁”结束或者不能持续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为人们提供这样的保障了，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就到头了。

社会主义的群众观

19世纪40年代，因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全新的“群众观”产生了，从此“群众”被奉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过往的一切的社会历史中“群众”之所以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原因就在于一切统治阶级、统治者剽窃了“群众”的创造成果和“群众”的英雄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产生从此唤醒了“群众”，给“群众”觉醒、觉悟提供了依据，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伴随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从理论逻辑来看，可以说不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党”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的“群众观”；相反的是，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全新的“群众观”才会有“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党”。“共产党”只不过是使“群众”觉悟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则是“群众”觉悟的结果。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服务和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待“群众”的态度都是努力使其“群而不党”，这是因为它们害怕“群众”觉悟，害怕群众起来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他希望“群众”因他的学说而“觉悟”，“群而结党”，为赢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才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从理论逻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因，“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学说是果。没有因，就没有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就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以“君”为本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本的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以“大众”为本的社会，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而“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本，既以“群众”为本。以“群众”为本，不是资本主义所宣扬的以独立的、个体的、个人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的以“群众为本”和资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不仅在理论上的以“群众”为本，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上以“群众”为本，如果不在理论与实践上把社会主义的“以劳动群众为本”和资本主义宣扬的“以人为本”划清界限，那么社会主义及其执政党就很容易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引入了社会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奴隶主、封建帝王将相、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他们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剥夺者统治着被剥夺者。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一个“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没有剥夺者的社会，这就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细细想来，“历史周期律”问题，本质上是个“利益关系”问题。简单考察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不论是社会更替，还是政权更替，或者是朝代更替，无不是因为从利益关系的相对舒缓走到最终利益关系的高度紧张而致。这种更替与更迭最本质的推动力量都是最广大、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而在过往社会形态的改变或同一社会形态内的政权更替，都未曾避免再一次的利益关系从相对舒缓重新走到最终高度紧张的循环，一遍又一遍的演绎着“历史周期律”。如果说能有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有可能从本质上保证社会利益关系持久的基本平等和公平，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追求就是建立一个属于劳动大众的社会。

从理论逻辑上说，虽然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主张，但并不是因为有共产党才有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适应了“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容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什么是共产党？儒家学说主张让劳动者“群而不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资本主义国家有多么害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有多么害怕“群众”的“觉悟”。而共产党不同，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使群众觉悟、“群而结党”，使“群众”从“不可使知之”变成“使知之”；并通过使群众“觉悟”、“觉醒”，把群众组织起来“解放自己”，这就是共产党的使命。从这样的逻辑关系来看利益关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说有，那么“群众”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其本质都是“结党营私”的，在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更替中，无一不是在重蹈“从一个新兴政权初建时利益关系的相对舒缓最终走到利益关系高度紧张而再次被推翻的历史循环”的覆辙，在这种循环中，那些带领“群众”起来推翻旧政权的政客们无一不是在利用群众，是剥削阶级内部的政治投机者、牟利者。

而共产党不同，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是以通过执政以达到“结党营私”，借以巩固和扩大劳动者阶级、阶层利益为目的；甚至共产党也不希望自己永远执政，他要通过实现“共产主义”来消灭自己。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就在于它必须从本质上是一个劳动者的政党，否则就不足以代表“群众”和给以“群众”以全新的诠释，就不足以通过“觉悟”群众、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脱离了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依靠群众”和“为了群众”。“群众”彻底解放之日，也就是共产党的使命完成之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如何坚持和实践群众观点

讲“群众”观点就离不开阶级意识。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出发，群众总是与阶级相联系，包含着阶级关系。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群众，资产阶级也有相应的群众。因此，在“群众”之前，有必要加上阶级的定语，于是才有了“无产阶级群众”、“工人阶级群众”、“劳动人民群众”的提法。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现阶段的任务来看，党的群众基础应当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劳动人民群众”。

党的“群众观”是党的阶级性质的体现，也是党的阶级性质的要求。从社会历史来看，群众不是统治者。“群众”不是达官，也不是显贵，“群众”本来就是指民、庶民。“群众”则只能是平民百姓，群众往往是追求“安土重居”，过平安日子，没有什么特权追求或政治追求的人们。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只有代表群众才可能成为群众的一部分，成为群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特权思想和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理应成为共产党干部的基本要求。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没有一点特权思想和特殊利益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树立和实践正确的“群众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对待和处理利益关系问题。党和政府代表“群众”，代表的如何，不能由也不应该由政府以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们的自我评价说了算，而是应该由群众的感受和评价来做裁断。这就要求务必给群众以充分的表达权力和表达途径，也就是要坚决的实行和落实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民主。

从既有的理论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主要表现在利益关系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利益关系从“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关系，主要转变为“国家（集体）、资本、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社会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受到挑战，同时如何处理好“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也是对党和政府严峻的考验。当然，影响社会利益关系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如果我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就不应该存在内需不足；再如，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的认识，如果我么还承认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出口依赖。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认知，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本质因素。从经济关系来看，当前落实“群众路线”不仅仅需要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干部的特权问题，还需要解决好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的“共同富裕”问题。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据悉，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核心议题之一。“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包含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也包含着“政府如何保障劳动者利益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在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之手的同时也能拿出更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与权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众观”至少应该有两各方面的最基本要求。一个是政治上的要求，一个是经济上的要求。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人民民主”，经济上的要求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与一切旧政治、旧政权彻底划清界限，而不被看成是“统治者”那么就必须在政治上充分实现“人民民主”，给人民充分的当家做主的权力。如果我们承认党和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完全彻底的代表群众利益，承认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就必须下决心彻底清除特权思想和一切特殊权益。而是一心一意的协调好、处理好“国家（集体、权力）、资本、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民主”是途径、是手段，是措施、是保障，有利于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有利于协调好“国家（集体）、资本、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共同富裕”是结果，是落实，是体现，是中国梦的追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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