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天下事单看一面常常令人迷惑，但比照而观就清晰多了。2013年12月29日，都市媒体《东方早报》的副刊《上海书评》，以头版导读的形式发表了杨奎松批评汪晖的《以论带史的尴尬》(以下简称杨批汪文)。事有凑巧，2013年7月，网络出现化名“史清”的文章《忍不住的质疑——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的百处硬伤》(以下简称史文)，杨奎松对此进行了公开回应(以下简称杨回应文)。这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同一个人的两张面皮，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如何展示和表现的，其绝妙之处，或不免令人有观止之叹。
一、“百处硬伤”和“与人为善”
史文号称质疑杨著的“百处硬伤”，他还真是硬生生找出了“百处硬伤”，不多不少，刚好一百处。对这些“硬伤”的大部分，杨奎松承认“我口服心服，不想做任何辩解”。但杨对史文也有不满处，因为史文“满篇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诸如“改动引文”、“颠倒原义”、“随意杜撰”、“乱编注释”、“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换主语”、“偷梁换柱”、“糊弄读者”、“张冠李戴”……等等。杨奎松认为，“借机恶言恶语地指责批判同行的作品和为人”，是“极不可取”的，这种歪风邪气是必须刹住的。在回应文的结尾部分，杨奎松极为诚恳地表示：
“毕竟我们都是学者。再有道理的学术批评，真正能够让自己获益的方法，也必须在严守学术标准，和与人为善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学术观点和史实解读可以争论，但不能上纲上线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错讹理当指正，惟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因此，无论史文有怎样的不满，我还是希望有关这类批评能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上来。这样才能对改善大陆今天已经不那么健康的学术风气，使之不致进一步恶化有好处。”
杨奎松的这种诚恳表示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也觉得杨奎松先生说得真是太好了，太有学人风范了，“对改善大陆今天已经不那么健康的学术风气”起到了某种标本的作用。但时过5个月，杨奎松似乎彻底忘记自己先前说的话了，在批评汪晖的大作中，展示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皮来了。
二、谁的“语病”、“无知”与“错误”？
史清核查了杨著的40%，找出了“百处硬伤”，杨基本无可抵赖。那么，杨批汪文又做了什么呢?首先，杨批汪文的核心部分是，针对汪晖一篇文章中第二部分中的第一小节进行了“纠谬”。“纠谬”的方法之一是查找“语病”。但非常可惜，正如王维佳在博客文章《都市媒体为何热心“学术争论”》指出的那样，杨刚开始引用和解读汪文的一段话，就完全误读了。(为免繁冗，文不具引，可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b4ffcc0101fwil.html)王维佳表示：“这不免让人对杨先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后续讨论质量心生疑窦。”这或许不奇怪。奇怪的是，杨批汪文从一开头就表现出极为不满汪晖的“跨界”，因为汪晖是文学出身的，“跨界游走”于史学领域，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何以史学出身的杨本人却偏偏要去挑“语病”呢，这岂不是以短攻长的“跨界”么?令人费解。
其次，汪文在这个小节的开头，明确说了，这是“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这个小节合计才2842字，根本不是对人民战争的实证研究，而只是一种思想性的勾勒，为进一步的历史解读提供理论视野。但杨批汪文的重点所在其实是史料考证，因为“人民战争”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领域，杨奎松则是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强调汪晖“跨界”的原因：从史料实证上挑出汪晖的错误，也就意味着汪晖的思考和“理论解释”不值得重视。那么，杨的史料考证又如何呢?仍然非常可惜，因为杨刻意要挑错的对象是属于概括性的论述，他实际上无法证明汪晖的错误，只能猜度汪晖可能不知道更多的相关情况，因而就补充了许多知识乃至常识。季剑青对此的考察可谓一针见血：
“将没有叙述的内容，一概称之为无知，甚至说不知道‘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样的教科书常识，这如果不是一种粗暴的判断，至少也是非常不严肃的。”
(为免繁冗，具体考证不详引，可参看季剑青：《令人失望的“学术批评”——评杨奎松<以论带史的尴尬>》，http://www.guancha.cn/Ji-Jianqing/2013_12_31_196398_2.shtml)
不仅如此，杨奎松也有几处涉及实质细节的考证，但根据杨的考证，细心的读者只要稍加比照，也能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有关“边区政府”的考证，杨奎松铁板钉钉指责汪晖的错误，我们不妨加以比照研究。由于此处尚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无法避免繁冗了，只好详引一段杨的批判，恳求大家多点耐心了：
汪文写道：“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凡是读过中学、大学相关近现代史课程的读者，相信读到这些文字时都会感到有点别扭。因为，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
杨批汪文在此处犯了多处错误。1、杨说：“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这是曲解，汪文提及此篇，但完全没有说“边区”概念出自《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杨说：“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这是杨自己的判断。假如根据杨自己那种吹毛求疵的标准，只能说，杨这是胡扯，因为《毛选》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根本没有出现“边区”概念。但假如不降格到杨本人那种标准，平实而论，我个人并不认为杨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因为《毛选》此文中出现“边界”概念总计20次。“边界”和“边区”是否有差异?当然有语词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完全无关紧要。事实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及“边区”概念，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有过“边界区域”的提法，所谓“边区”无非就是“边界区域”的略称而已。
杨说：“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以哲思为主的学者多半是根据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进行阐释和论述，确实不像一般考证学者那样一条材料一条材料地说话，由于学术习惯的差异，考证学者有时倾向于指责哲思学者“未免太过粗心”，这实际上是门户之见。我们都知道，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在实证性的材料上面有不少错误，但这完全不妨碍此书成为世界学术名著。不过，杨虽以考证为主，在批判别人的时候，竟也“未免太过粗心”，殊令人浩叹。何发此言?因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摆明就提及“边界政权”2处，《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及“边界政府”1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及“边界政权”1处。在如今的电子时代，要查实“边区”(与“边界”无异，杨本人也承认此点)与“政府”或“政权”是否合在一起用过，其实很简单，但杨以考证为傲，批判之时也咄咄逼人，却就是不肯稍加细工夫(否则何至于被史清一查即查出“百处硬伤”)，其“未免太过粗心”实在令人“未免太过无语”了。
当然杨批汪文也有一部分涉及某些概念的历史和理论的探讨，诸如“政党”、“阶级”、“人民”、“农民”等。堂堂正正在这些高层次上挑战汪晖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谋求以挑“语病”和挑“史料”来证明别人“跨界”的无能，这本来是一件学术界的大好事。因此，本文不拟插入这部分的探讨，反而欢迎这部分的挑战和再深入讨论，因为我个人与杨奎松回应史清时其实抱着同一个目的，即“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
三、“大批判”的升级：从“主观色彩”走向攻击诋毁
杨奎松指责史文“满篇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诸如“改动引文”、“颠倒原义”、“随意杜撰”、“乱编注释”、“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换主语”、“偷梁换柱”、“糊弄读者”、“张冠李戴”……等等。查史文字数总计12461，“改动引文”23处，“颠倒原义”2处，“移花接木”4处，“断章取义”3处，“张冠李戴”3处，“随意杜撰”1处，“乱编注释”3处，“混淆史实”2处，“偷换主语”4处，“偷梁换柱”1处，“糊弄读者”1处，这些“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数字共计180字。即此而言，其实很难说得上是“满篇使用”了，因为这些“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总共才占史文0.01%多一点点。且平实而论，“改动引文”一词全无“主观色彩”，而单此词即高达180字中的92字，除去它，则那些“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就剩下88字了，共占史文0.007%多一点点了，这离“满篇使用”更是差得太远了。
现在来看杨批汪文是个什么情况。查杨批汪文字数总计24997，但那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语句儿(而不是“字眼儿”)有多少呢?先看开头第四段：
其实并不具备历史解读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他不仅自己就深受“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的困扰，常常深陷于国家利益的局限之中，并且连像历史学家那样基于历史内部来理解政治的能力都不具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也许是对举证底气不足，硬写强辩的原因，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当然，如此错误百出，杂志社竟能够一字不改让其发表，也着实让人颇多感慨。
(在毫无论证的情况下，劈头就如此充满“主观色彩”，“大批判”横行无忌，而字数已计271了。)
类似的段落还有不少，随手摘录几段：
这其实反映出对这段历史情况实在太不了解了。
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汪文对历史甚少知识，理当擅长于论说，可是，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如（5）（8）两句谈的就不是历史史实，而是在谈的论点，读起来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串联在一起的三段，合计数字207)
汪文会如此叙述，仍然是对这段历史的无知造成的。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对这一切毫无概念，只是基于自己认定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一切的想象，想当然地以为，武装斗争、工农红军、红色政权既然在江西苏区结为一体，自然也就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全面展开。一个已经“人民战争”化并成长为“超级政党”的中共，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一定也变得十分成熟了。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回事！
汪文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这是串联在一起的两段，合计数字388)
汪文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所以会把农民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估计是太过浮皮潦草和太少阅读《毛选》得来的一种印象。
(这是某段的开头，合计130字)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杨奎松加重语气说：
今天任何想要发挥自己政论长才的学者，如果要拿历史做证据，还是请务必先去认认真真地读一点历史书为好；涉及中共党史，最起码的，也要把《毛选》里的文章读懂吧。
(此段合计76字，后来被《东方早报》拿来用为写微博的标题：【杨奎松批汪晖新作：《毛选》没读懂，谈什么党史】)
单这些段落加起来，总计数字已有1072，占杨批汪文的0.04%多一点点，比0.01%超出4倍还多，比0.007%则超出5倍有余。这还完全没有计算其中太多散落的“主观色彩的大批判”语句儿，诸如：
“造出中方深感突兀的情节，就违背学术研究的原则了。”
“在没有认真研读过史书的情况下即已主观认定。”
“汪晖擅长标新立异。”
“硬要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
“一句话写得如此别扭，……显示出不顾史实勉强‘硬写’的尴尬。”
“汪文的行文及逻辑却频出问题，这只能说明对自己所谈历史的史料和史实太过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识了。”
“却毫无意识，霸王硬上弓，这自然要弄出更多的错误来。”
“他缺乏基本的理论敏感。”
“汪文完全不了解读《毛选》也要历史地读。”
“汪文自己的表述常常表现得比较混乱。”
“显然，每当想要自圆其说的时候，他对历史的解读总是会自己和自己打起来。”
“对于这些历史情况，汪文几乎一无所知。”
“其对当时历史的了解却极其表面，常常似是非是，似是而非。”
“硬要和中共决议及官修史书对着干。”
…… …… …… …… …… …… ……
好了，太多了，我们打住吧，否则读者的耐心要磨没了。杨奎松愤愤不平于史文“满篇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虽然杨批汪文“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语句儿远超史文，但我仍不敢认为这是“满篇使用”。不过，史文之“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大批判字眼儿”，诸如“改动引文”、“颠倒原义”、“随意杜撰”、“乱编注释”、“混淆史实”、“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换主语”、“偷梁换柱”、“糊弄读者”、“张冠李戴”，这好歹没有带侮辱性的字眼儿吧;而杨批汪文，“不具备历史解读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硬写强辩”、“一无所知”、“错误百出”、“缺乏常识”，最后甚至讽刺连《毛选》也没读懂，这远不止于什么“带有主观色彩”了，而是极为严重的攻击和诋毁，辱人之深，莫此为甚了。这只要看看王维佳初读杨批汪文的第一印象，即可了然：
这位撰文的历史学家不仅凭学科归属质疑对方“跨界”的资质，而且不断批评对方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其言辞之激烈，堪比小学教员批评掉队的差生，如“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如此一说，被批评的文章简直不堪入目。
四、小结：如何安置学者的两张皮？
杨奎松回应史清：“毕竟我们都是学者。”期待学术批判应有学者风范。但杨奎松批判汪晖的时候，表现得又有多少学者风范呢?
杨奎松说：“再有道理的学术批评，真正能够让自己获益的方法，也必须在严守学术标准，和与人为善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可是杨奎松在没有多少证据甚至是错误证据的情况下，仍不肯与人为善，其“借机恶言恶语地指责批判同行的作品和为人”的恶劣程度远非史清可望其项背，这又是为什么呢?
杨奎松念兹在兹：“我还是希望有关这类批评能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上来。这样才能对改善大陆今天已经不那么健康的学术风气，使之不致进一步恶化有好处。”在回应史清的时候，杨奎松以挽救大陆学术风气而自任，令人感佩莫名，觉其道德情怀和智识眼光，真非一般屑屑者可比;然而，时不过5个月，杨奎松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道德情怀，在批判汪晖的过程中，其奋不顾身，竟根本不惜令自己的节操碎了一地。
我不认为杨奎松的第一张皮只是虚伪的面皮，第二张皮才是他真实的面皮。这不是杨奎松一个人的问题，他仅仅是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太过赤裸裸，太没有遮掩，太令人目惊口呆而已。其实，我们许多人都有两张皮。我不是道学家，不打算劝大家在隐微之处，也必须戒慎恐惧，攀神念圣，非要无时无刻都得敬儆静靖;我只是期待，公共空间特别是学术公器层面的批评，每一个学人尽量自我约束各自的私人情绪，从我做起，则学术风气之恶化，或许将不至于无可底止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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