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奎松变脸了：态度从高烧回归了正常
2013年12月29日，杨奎松发表纠谬汪晖一文，但可惜他对汪晖没有“纠谬”了多少，结果是他本人倒被很多人“纠谬”了很多。其中最普遍的一项指证是，在2013年7月份的时候，当面对史清的质疑时，他强烈不满史清对他的恶言恶语和上纲上线，因此他强烈要求“严守学术标准”，强烈呼唤“与人为善”，强烈期待“改善学术风气”;但是，到了他纠谬汪晖的时候，通篇布满了高强度的主观色彩，充满了剧烈的大批判气味，其恶言恶语和上纲上线完全是史清望尘莫及的。
这项最普遍也最有效的指证无疑提醒了杨奎松，因为杨奎松终归不是地痞无赖小瘪三，究竟是有头有脸的党史专家、究竟是有名有姓的社科院教授、究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博士生导师，对自己说过的那些铁板钉钉的话和留下的白纸黑字，总不能矢口抵赖吧，总不能全当不存在吧，总不能公开宣告此前自己只是说了些胡话吧。2014年1月19日，也就是昨天，杨奎松再次在《东方早报》的副刊《上海书评》发表《也谈“去政治化”问题》，虽然同样是批评汪晖，但时过21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态度老实多了、乖巧多了。我们先不论其见解的高下对错，就冲他态度端正这一条，确实有必要给个赞啊。不过，杨奎松到底不诚恳，虽然对照这间隔21天的两篇文章，杨奎松完全换了副脸，但他没有一点说明，没有一点提示，没有一点歉意。其实，虽说是前后变脸，但这终归是他的进步啊，是从坏的变成了好的，是从恶的变向了善的，是从流氓变回了书生。有人说得好：“君子爱人以德。”这是杨奎松的德行写照，无论是敌是友，有谁不会为此高兴呢?来一点说明，来一点提示，来一点歉意，效果明显会更佳嘛。
2、杨奎松不变心：政治卖萌升级为政治献媚
杨奎松变脸了，态度端正了，这是好事。但杨奎松完全不变心，针对汪晖的本来都是学术批评，但是，无论是2013年12月29日的文章，还是2014年1月19日的文章，他都故意设计了政治陷阱，意图将汪晖引到政治雷区，其用心之巧、之险、之萌、之媚，真令人可惊、可叹、可笑、可鄙。
我们先来看2013年12月29日的文章。由于汪晖说了一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杨奎松就指责说：
“首先是不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随便翻开一本官方党史著述或中学、大学相关教科书，都能看到那里的说法是，1921年诞生的中共是建立在思想、组织、阶级三个条件基础上的。即所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现代史》(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4-125页)。按照(1)(6)的说法，这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存在。而且直到所强调的“江西苏区时期”之前，认为中共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成员也不是什么‘先进分子’，只是一些如马林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的阶级基础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自建党之初至江西苏区建立，党‘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还不如国民党。”
一般人读到此段，基本都要笑喷了。一个党史专家，一个社科院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竟然拿“政治正确的标准”及“教科书”的水平在这里卖弄，这真是太萌了，太逗了，太乐了。但是，再要深思一下，可笑即将变成可惊了。一个党史专家，一个社科院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他会不知道学术研究和“政治正确的标准”及“教科书”的水平之间的差距么?大家若有兴趣，不必读他的专著，只要看看他在各大门户网站(特别是凤凰网)的几次发言，只要了解他对高华等人的高度评价，就知道他们这些人一向不以“政治正确的标准”及“教科书”的水平来要求自己，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表现得与“政治正确的标准”不一样，总是表现得比“教科书”的水平高很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来媒体的关注和公知的喝彩。作为媒体的宠儿和公知的标杆，他们这些吃党史饭的，在党校里混的，顶着个党员头衔的，有几个对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的神圣性怀抱真正的敬意呢?
没有敬意无所谓。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没有幻想过所有人的同意。总有人不高兴，总有人忌恨，总有人苦大仇深。在当下中国，以学术的形式刨根的，以谩骂的姿态泼污水的，我们见得多了。我们也见过反对一方的学术形式和谩骂姿态。只要不冲垮法律边界，刨吧，骂吧，这或者本来就是当代中国舆论生态尚存在自由张力的真实反映。但是，一个党史专家，一个社科院教授，一个博士生导师，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竟然拿“政治正确的标准”及“教科书”的水平去指责被敌人攻击为“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有谁见过如此的天方夜谭?这样的政治卖萌究竟意欲何为?
我们再看看2014年1月19日的文章吧。此文态度端正，也集中批评了汪晖的历史观，这都是学术领域的分内事，也是必须先予称赞的地方。至于高下对错，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放开来互争互论，都没有关系，都无所谓，都是各方需要力取的。但如下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一个只能形成民族国家而非大同世界的历史时代，任何阶级都必定是民族的，并不得不服从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利益的需要。这种集体主义的政治特色，是这个时代的条件和环境所决定的，并且不以个别人或个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自一战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的蔓延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即已开始空壳化，大量民族国家的诞生不仅使所有阶级都民族化、国家化了，而且导致同一阶级也因地域、行业、技术和收入等差距而日渐分化。……从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包括‘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和阐发，都明显地超越了旧式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是适合于这一转变的需要，并且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而且还应该得到肯定(汪晖的批评见《“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再标准不过的五毛表态。向“民族国家利益”效忠，向“集体主义”效忠，向“三个代表”效忠，向“以人为本”效忠。奇怪的是，他为何不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更旗帜鲜明、更政治正确么?不是更能反对“阶级斗争”么?
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党史专家和体制内的教授，做出这样的五毛表态，一点也不招人嫌，一点也不惹人厌，相反，这倒是很契合的一件事。因为这总比党员反d、官员反体制的那副公知嘴脸，显得更本分一点吧。但问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效忠未必是假，令汪晖引火烧身更是真。他莫名其妙地暗示，汪晖是反对时代潮流的，对于“民族国家利益”、“集体主义”、“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等代表的“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汪晖批评了什么?是怎么批评的?则语焉不详，只告诉我们：“汪晖的批评见《“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在一场学术批评里，忽然展示对政治正确的高调效忠姿态，暗示对方已经背离了当下的政治正确，这到底是想干什么?看来卫道士林纾的阴魂未散，对荆生操刀学术的英雄膜拜仍然意淫不止啊。
3、题外话：论公知与五毛的辩证法
大家或许注意到了，杨奎松一身兼两任，既常常在媒体上表现得像一个公知，可是在学术批评的时候又会高调表态为五毛。这当然是极为悖谬的一个奇特现象。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大家只要回想2013年3月15日，何润东引爆的820事件，就能恍然大悟，许多公知本质上属于五毛的真相。但这个转化是有条件的，这里存在着公知与五毛的辩证法。
首先必须承认，公知的存在本身代表了一种很强的意向。他们对人民革命时期存在的暴力现象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人民共和国前几十年的教科书灌输也有一种普遍的不满;他们不断反刍和灌输新的历史记忆，其中存留太多革命、肃反、整风、土改、镇反、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和文革的暴力痕迹及其遗恨;他们几乎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另一套意识形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作普世价值的万国楷模，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间天国，最恨毛泽东拖延了30年才令中国投入西方的怀抱。此外，由于当代中国仍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宪法规定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的头像仍然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因此，他们对当代中国仍然极为不满。他们把普遍存在的腐败和不公平，归罪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要素，归罪于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归罪于政府的管制太多，归罪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归罪于土地集体制的遗存。所以他们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骂这骂那，就恨不得中国赶紧美国化，甚至恨不得王师征伐，中国再被西方殖民上百年，就彻底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权化了。
但是，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表现为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派，只有公知中的草根阶层特别是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之中，才可能是真实的，大多数草根不是因为利益问题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而是出于本能、出于信念、出于真诚。这些人实质上是群众中的一部分，但他们都被被当代最强劲的大众媒体所包围着，因此他们也就被当代世界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所俘获了。
在公知中，还存在另一部分人。他们未必是人数最多的，但他们是实力最强的。他们也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表现为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派，但他们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在这种姿态背后，他们的本质是去革命，反社会主义。他们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表现为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未深入党国、政府和体制，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党国、政府和体制内的人，他们原来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痛恨权力尚不驯服，痛恨党国政治还具有独立性，痛恨党国政治的官僚机器还存有威胁他们的可能性。因此，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那只是因为他们企图将权力彻底驯服(所谓关进笼子里)，消灭党国政治的独立性而附庸于资本，仅仅用被阉割的政治代理人去掌管官僚机器。他们也常常用“人民革命”的招牌话恫吓党国、政府和权力的糊涂虫，恫吓也只是为了降服权力乖乖听他们的命令，但实际上，只要他们略微察觉到“人民革命”的蛛丝马迹，感受到“人民革命”的丁点风声，他们就会比任何人更迫切寻求党国、政府和体制的保护，他们甚至会教唆、引诱和督促党国、政府和权力去主动扼杀任何带有“人民革命”的星火。说穿了，他们既是公知，他们也是五毛。他们是公知的中上层，他们也是五毛的收款者和发款者。他们坐镇游戏规则的背后，吆喝着公知和五毛中的草根阶层互相厮杀，然后他们抹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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