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永远纪念焦裕禄、张钦礼同志

　　我今天有幸到兰考来，很激动，一是来实地学习纪念真正的共产党人好干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二是向培育两位英雄的伟大兰考人民致敬，为什么兰考出两位人民公仆?是因为兰考穷，穷者思变，要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和兰考人民共同培育了两位英雄;三是顺便讲点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永远纪念

　　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好干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我相信人民不但过去纪念他们，现在纪念他们，而且会像纪念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样永远纪念他们。

　　我想，对焦裕禄、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在座的比我更熟悉，我不多讲，简单重温一下。

　　1、焦裕禄简介

　　焦裕禄，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两年长工。从焦裕禄的出身可以看出，他走上革命道路是有阶级基础的。

　　但光有阶级立场是不能成为革命者的，还必须与先进的思想和组织引导才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当民兵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1946年1月焦裕禄于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在当地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在此期间，焦裕禄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他从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埋在郑州郊区，兰考的群众想念他的时候，三五结伴来到他的坟前，哭着扑了上去，两手抓住坟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抠出血来。焦裕禄对群众的饥饿苦难超出常人的同情，群众对他的怀念也如此刻骨铭心，体现了鱼水之情，焦裕禄在天有灵，应当笑慰。

　　2、张钦礼简介

　　张钦礼，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人。

　　1945年参加革命。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当过县长。

　　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张钦礼时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分工，由张钦礼抓兰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是个好干部，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文革爆发，兰考同样爆发政局动荡。期间张钦礼一度被批斗，但是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于九一三事件后，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表扬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中国政局大变。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当时已年近八旬地张钦礼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 生活费。患肺癌期间，兰考人民凡是知情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逾两千人。纷纷捐助医 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据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 回避事实，均被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地十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 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了下来。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这表明兰考人民始终与张钦礼心连心。

　　3、我心目中的张钦礼典型意义胜过焦裕禄

　　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在焦裕禄前就于兰考广为流

　　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保卫者，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典型，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早己在兰考广为流传。

　　差一点当右派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中央不承认补划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 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复杂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的风波。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成右派?赵文甫在县委会上一槌定音：全划。这并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单位在整风阶段，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转入反右时，凡是用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干部，几乎都打成右派。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被群众称为“新包公”。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赵文甫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俩人之间又一场激烈的争辩。张钦礼说，兰考的干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时期的;二是部队转业的;三是土改时期的。他们对党并无二心，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事实，怎么突然之间都成了敌人?张钦礼痛苦万分。赵文甫批评张钦礼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是为右派鸣冤叫屈。由于赵文甫坐镇兰考，全县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 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只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而他是县长，但也受到降级处分，从此“内部控制使用”。 张钦礼几乎划为右派，是他坚持真理的体现。

　　敢反潮流

　　大跃进时， “极左” 有个“三高”，即：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是潮流，张钦礼敢反这个潮流。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高，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他说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回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张钦礼到群众家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鸡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露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为民请命书。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问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固始县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这些信件都被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身陷绝境的张铁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己经停职反省，不久中央将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正确对待文革

　　如何对待文革，是当前左右斗争的焦点。事实证明，文化革命反俢、防修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我看来，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左派，同样，只承认马列主义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左派，同样，只承认马列毛主义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左派，只有承认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承认文化革命才是彻底的左派。张钦礼在文革中受冲击很严重，但他能正确对待。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请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

　　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有时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下起，为张钦礼喊冤，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知道了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地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来，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从到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总理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总理马上命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周总理对张钦礼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的文件。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亠丶毛主席、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纪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

　　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造反派组织。王新和王新所领导的支左部队，却不支持造反派。当时，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铁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号命令发布不久。张铁礼在信阳没有投入监狱，在一个单位挂了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后来，张铁礼才知道押送监管他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钦礼到信阳后，他在兰考的家数次被抄，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们还竟然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在山东的老家，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通过了种种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几个月。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林彪事件。

　　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铁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总理一见到他俩就哭了，旁边的工作人员立即递给总理一块手绢。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分子张钦礼。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带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峰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到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铁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张铁礼一案和“卫焦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河南省走资派反文革清查工作很猖獗，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有十三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十万零七千名。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申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

　　张欽礼问题产生和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关键是他沒有追随反文革走资派，拥护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文革思想路线，张欽礼是文革派的光荣。

　　二、全面纪念学习焦裕禄、张钦礼

　　我们纪念焦裕禄、张钦礼不是目的，目的是向他们学习。而全面纪念学习焦裕禄、张钦礼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旗帜鲜明地把纪念焦裕禄、张钦礼同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起来。

　　改革开放后，偶尔也提学雷锋、焦裕禄等，但不提毛泽东思想，很成问题。要防止离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来谈焦裕禄、张钦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焦裕禄、张钦礼先进性的灵魂，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文革思想，不可能出现焦裕禄、张钦礼好干部，只能出贪官污吏。

　　2、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受审后给他的老伴刘秀芝写的顺口溜表明了他革命的坚定性：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们今天提审我，编造谎言一大片，逼我签字，我不签，当场把脸翻，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残。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们提审我到中午十二点，牢房落了锁，我在门前站，一站站到一点半，我犯了饿伤症，冷汗湿衣衫，头昏眼花，栽倒在铁门前，几乎一裁要长眠”

　　张钦礼后来转到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狱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户晓、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尊容” 。提审张铁礼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站在这位上级面前，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张钦礼一生心里只有党，而修正主义的党心里没有他、不解决他的冤案是正常的，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不会忘记他，他的冤案是他的光荣!

　　在当前修正主义、卖国主义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革命的坚定性，我们要坚决同反人民的修正主义、卖国主义路线及其政策和代表人物进行坚决斗争!

　　3、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考察一个党是否是马列主义政党的标准是看其路线和政策是否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如果其路线和政策是为极少数人谋福利的党，肯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同样，考察一个党的干部也是如此，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必然是真正的共产党好干部，否则，是假党员、投机分子、坏干部。

　　4、相信利他主义价值观是人类最高尚的价值观

　　有两种价值观，一种是利己主义的低级价值观，一种是利他主义的高级价值观，焦裕禄、张钦礼的价值观就是利他主义的高级价值观，同样是当官，当为人民服务的官，深受人民热爱和拥护，人民永远记着他，相反，当为自己服务的官，纵有万千家财，终无好下场，遭到人民的唾弃。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最高尚的，焦裕禄、张钦礼永远活在百姓心中是利他主义价值观的价值的生动体现。

　　2004年4月7日张与世长辞，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沿途祭拜,万人空巷，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

　　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

　　信仰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利他主义价值观的焦裕禄、张钦礼是光荣和伟大的，相比之下，那些利己主义的贪官污吏们、亿万富翁们在焦裕禄、张钦礼面前是多么的可耻和渺小。

　　三、纪念真正的共产党人好干部焦裕禄、张钦礼同志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历史意义在于证明毛泽东时代有大量的焦裕禄、张钦礼式好干部，回顾历史，证明人类有光明存在，焦裕禄、张钦礼精神不是乌托邦。现实意义在于当代更需要焦裕禄、张钦礼式好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把纪念焦裕禄、张钦礼同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同当前我国反修正主义、卖国主义的严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形势逼人，共产党的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和斗争。

　　当前，尽管左中右斗争格局出现一些变数，但人民的觉醒、资改派的破产、社会主义的新生历史趋势沒有改变，新中国六十余年左中右政治斗争兴衰表明了这个趋势。

　　所谓左，主流是毛泽东式走社派，主导了新中国前三十年。

　　毛泽东主张中国必须采取新的方式迎头赶上，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来说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它发展的历史条件，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资本主义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以不允许后发国家走独立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做附庸国。这样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想做大的话，没有向海外扩张这个条件是不行的，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要搞资本主义只能向国内扩张，这样就会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的剧烈动荡也会发生。这个前景描述并不是危言耸听，毛主席经历过，孙中山搞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满清虽然推翻了，但中国却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发生新的内战，他很清楚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走了。

　　毛泽东认为，从一般常理上来讲，比如说当中国老祖宗曾经一度领先全世界，比如说清朝康熙年间，或者乾隆年间，咱们的经济实力水平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量比当前美国还大，假设当时西方都像现在中国人的头脑那样，都学中国吧，那么，他们采用中国中央集权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秦始皇这套制度来赶我们，我告诉大家，他们猴年马月也赶不上。西方没有这么做，西方思想家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通过理论家设计又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我们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生产方式好，优越一些，这个优越很快就赶上来了，比如说中国人坐马车，西方已经坐汽车了，都赶过来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中国用西方模式赶西方的话，他们坐汽车我们也坐汽车，人家走一万里了，人家会坐在那儿等着你赶吗?是赶不上的。所以，毛主席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超过西方，必须寻找新的、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才行。所谓历史必然性是要不得的，是骗人的东西，西方就没有完成像中国的专制整合就走上资本主义新路了。毛主席也学习西方，他老人家学的不是皮毛，而是学它的真正的创新精神。怎么样采用更新的生产方式?就是他坐汽车我们坐火车，从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和生产方式的角度这个火车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所谓共产主义道路，但是共产主义要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叫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经过反复思考、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这种想法对不对?从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从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途一片光明。有不少同志这几十年来受右翼舆论界所影响，受妖魔化毛泽东影响，有时候把自己搞得晕头了，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搞27、28年的社会主义事情，在实践上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呢?是完全成功的，如果不中断，继续走下去，中国一定比现在好的多。

　　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路子走对了。旧中国的底子如何，许多年轻人不知道，是很薄弱的。火柴就叫洋火，自行车叫洋车，也就是说以前中国连火柴、自行车都没有，都需要进口。毛泽东在极端落后、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基本布局，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用最短的时间就搞出原子弹、氢弹、胰岛素合成，种子改良等。毛泽东讲的和做的那些东西从意识形态来讲，容易讲不好，因为国人观念不一定都是左派的，有些右派经常这样谈，说资本主义如何如何高明。我就同许多右派说毛泽东也可以说是个大资本家，不讲社会主义摡念也可以把他当成大资本家理解，他搞的是大资本运作，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大资本运作。你搞资本主义我也同意，但搞资本主义有几种方式你得知道。从小农的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到自由竞争，到垄断，到超级垄断，到国际垄断，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一个明显的事是把资本集中使用还是分散使用，毛泽东是主张集中使用资本的。毛主席把中国当时叫官僚买办资本的，用暴力的方式没收了;民族资本他赎买了;实际上当时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钱收的也很紧，工资始终是压得很低，把所有的钱集中过来以后进行战略发展布局，搞大生产、大工业。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实际上都可说是大托拉斯，一、二、三线建设都是要大资本，像农、轻、重、国防的投资，也需要大资本运作。总之，毛泽东他把这个有限的钱按照最紧要、最基础的东西进行调配使用，实行的是大资本运做。

　　毛主席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有许多人，特别是右派不承认，他按西方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那个标准是靠不住的，比如说中国过去修水库八万多座，是不入经济学统计的。那时修水库是沒投多少钱的，就是说完全是靠红旗如海，歌如潮、农民自己带干粮，用人海战术把水库一座一座地修起来，国家都没有掏什么钱。你要算钱的话，哪个水库现在没有两个亿拿不下来，八万水库就多少亿?就十六万亿。光这一项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经济概念，统计学在这里是苍白无力的。包括搞原子弹是全国搞的，全国集体联合配合的。所以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这个强国路线做的时候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艰苦奋斗，使中国走到了一个非常光明的道路上。当然了，其中也有些挫折，这是成长当中，就像小孩一样，新生事物可能摔一个跟头，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不排除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说大跃进确实出了一些问题，那是没经验。经济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是没有问题的，是执行这个工作的时候党内有些同志，叫他同志也好，或者不叫他同志也好，进行抵制，甚至于破坏。党内有些人士是破坏的，亩产一万斤各个省市都吹，那不是扯淡吗?不是故意破坏吗?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大跃进推向形左实右，把大跃进搞坏了，再加上大多数干部，农民出身，刚进城没多长时间，经验也不足，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国家确实出了一点问题，然后被右派无限扩大，被说成路线错了，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基本来讲成就还是主要的。后来主席在中国又搞了许多全新的东西，不但在经济战线出新，而且在政治、文化上出新，目的就是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赶超世界。毛主席不仅在经济等战线上搞大手笔，特别是在民族意识上来讲，他看的很重，是要全国人民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在政治上毛泽东同志是汲取了前苏联的一些经验教训，就在党内，共产党领导下，要扩大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监督，避免倒退。为了达此目的，他发动了备受争议的、毛泽东很看重的那场文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了27、28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这个是历史事实，是个带有澡水有生命力的婴儿，可是有人光看见洗澡水，把洗澡水和婴孩一块埋葬了。

　　所谓右主流改开派，其右翼是全盘西化派，主导了新中国后三十年。

　　党内反对中国全面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极少数原本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除外}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结果如何呢?

　　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他们认定，自己出生入死打下了天下就应该坐天下，享受天下。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限制特权，为人民服务，他们不高兴。

　　他们当中还有另一部分人，自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政见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唯物主义。自然界也好，社会也好，人生也罢，归根到底，物是第一位的。因此生产挂帅，经济建设为中心，吃穿住领先，追求富起来，吃喝玩乐和腐烂变质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条是阶段论。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中国是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只能搞资本主义社会。至于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搞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是一种空想。如果按此逻辑下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革命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应当帮助蒋介石，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正确，是搞资本主义的。这个理论无视全世界真正的历史事实，例如，美国这一当代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没有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直接在奴隶制社会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使美国产生了大飞跃。

　　后一条是生产力决定论。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是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选择资本主义。

　　这种中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恰恰可悲地大量的存在于号称为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赶之不绝，甚至面对毛泽东的生死规劝也毫无改变。早期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一般还限于理论和想法，只有少量活动。当毛泽东撒手归天以后，当其信徒自相残杀丧失政权后，历史就发生了巨变，中国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朝向资本主义迅跑。

　　还有一条应该指出的是，在毛泽东以后，许多共产党员干部，花了大量社会主义外汇，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被美国等国家的经济繁荣震惊了，吓呆了，一下子丧失了仅有的一点点共产党人操守，成了彻底的崇洋派。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学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学洋话，坐洋车，吃洋食，穿洋衣，住洋房，一下子洋的可以。甚至于有的人恨生黑眼珠，产黑头发，落黄皮肤，为中国人。有条件的携家外居，荣拿绿卡，永不还乡;没本事的不惜自残，染金发，弄碧眼，招摇过市，自得其乐。可怜又可悲。

　　一切崇洋媚外之流，全然不知历史是怎么回事，西方为什么那么发达富有。拿英国为例，且不说其历经几百年积累，也不说其社会社会主义成份增加多少，单就其海外殖民地一项，就足以说明其财富来源了。当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不算小国，单是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都是英国殖民地。这一项，英国该收入多少财富?更不用说其它如从中国类国家弄走多少财富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了解历史，不了解目前世界市场已瓜分完毕，不了解致富要有条件，不了解搞原始资本主义已成历史，大搞过了时的连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早就放弃了的纯市场经济，简直荒唐之极。对于直到今天还不改的人，要么是书呆子，要么拿了洋人的黑金，要么是自己为瓜分人民共同财富而设计发财途径的坏蛋，难道还有其它吗?记得在读历史的时候，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唐朝时，许多外国人就以身穿唐朝服装为时髦。如果英国佬，美国佬，日本佬向中国学习，搞专制集权社会，那么，结果如何呢?大概他们永远也赶不上中国。中国历史上的强大，在于完成了对封建社会的整合，当中国社会以发展到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时候，欧洲各国还处在分封制状态，和中国周王朝前差不多。欧洲后来居上，完全不是学中国搞皇帝老儿那一套，而是搞了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使欧洲采用了先进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欧洲才赶上中国，并远远把中国抛在了后面。伟大的毛泽东是巨人，他背负青天朝下看，把道路看得很清楚，看的很远。他深刻知道，中华民族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站不起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深切地爱着中国人民，他鞠躬尽瘁，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奋斗了一生。而对他为何做出社会主义战略决策，后人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

　　中国右派信奉所谓普世价值，要全面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认可私有化经济改革，但不满政治的非西化，主张多党制和权力分立，为达此目的，不惜卖国求存发展。

　　所谓中间派，即是中左或中右思潮近些年来兴起，概括起来可叫恢复新民主主义派，这一派即反左也反右，兼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张木生等都是这一派的理论鼓吹者。

　　新中国左右两条道路各主导了三十年左右历史。那么其趋势是什么?这是当代政治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正在实施的新政治，不能不考虑毛泽东左的政治实践和右的政治实践形成的国内政治现实。按极右的路线走下去必亡党亡国，不能再走了，但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许多精英又不情愿，所以要走所谓中国新民主义道路，即不是放纵式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毛泽东文革激进式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种新的中右或中左的道路。只有这样地看问题，才能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两个务必，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自主创新，八荣八耻，保鲜教育，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人为本，改革成果共享，不算政治老帐，这些特色都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叫做不同于毛泽东左也不同右的中间道路。

　　中派理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是承认有中间阶级，是高、低阶级向中间阶级靠拢，毛泽东式理论和实践是社会整体向低级下层阶级多数人倾斜，有些理论和实践是社会整体向高级上层阶级少数人倾斜，当代的中间政治理论和实践将是两头阶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向中间(中产阶级)倾斜。

　　就左中右理论正确性的判断，来源于立场，如果站在底层阶级立场，必然是坚决反对右派理论，而对中派理论虽然反对，但尚可接受，因为主要敌人是右派，中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作为同盟军。如果站在顶层阶级立场，必然是坚决反对左派理论，而对中派理论虽然不满意，但也有可能接受。

　　世界大气侯，中国向左转也受国际政治影响。国际现在也有个气侯，新自由主义从70年代产生以后，它有些老态、病态了。像美国布什达到一个右的顶端了，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美国这样强行实行战争政策，今天灭这国，明天灭那国，然后强行实行美元的政策，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它目前已经力不从心了。他的后院都起火了，华尔街遭殃了，它都没办法了，就是拉美那些国家起来向左转是国际的大气候变化的征兆。美国现在不能为所欲为就说明他已经没那个能力了，他的能量已经释放完了，所以整个形势在国际上讲也需要全世界人民进行反思，全世界人民要重新调整思路，放弃新自由主义，重建社会主义。

　　中国在这种历史前提下，在国内左右两条路线对比情况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有所反思。究竟是毛泽东路线对还是私有化路线对?还是各有千秋?每个人都会思考。如果私有化一边倒下去中国会是什么样呢?肯定是不行的，要亡党亡国!如果一下子回到毛泽东思路上来，恐怕也不现实，会遭到右派的强烈反对而寸步难行。中国左和右的道路都尝试过了，还剩下一个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没有尝试，中间道路必然兴起一段，成为从右到左的过度。

　　政治有其特有的规律，从左演变到中左、中右，再到极右;然后从极右到中右、中左，再到左，这是个规律。目前中国的政治走向是:继续向右走是历史深渊，成千古罪人，—下子回到毛泽东道路又会遭党内资产阶级权力层制约，只能先走一段折中主义道路，再回到毛泽东道路。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左中右是政治发展的必需，尽管中国彻底极右化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重庆模式和吴邦国报告表明，当前的中国，不止在民间，体制内也正在经历着从右到左的历史转换过程，这是主流。

　　对于存在不存在中间政治，许多人是否定的，但从左右合流反中间政治和主流政治的左右开弓政治表现来验证，中间政治路线是客观存在的。

　　中间政治路线的成败，取决于其是否懂得破和立的关系，如不破除极右，与极右路线公开划清界线，甚至合流，必然是短命的。

　　从极右退向中右及中左是形势所迫，中左或中右政治是从右到左的历史过渡，其归宿必然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大趋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十八大前中国的左中右政治斗争日渐激化，例如，周端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一文等表明右派不甘心灭亡，要倒行逆施，把矛头指向左派甚至中间派，我对周瑞金实际上等于再次公然鼓吹政变大为震撼。周瑞金何许人也，他就是臭名昭著的以皇上自居辅助邓小平的笔名皇甫平。一九九二年，皇甫平还只是个南巡的唱诗班的赞歌领唱者，二十年后，二00二年，皇甫平身价倍增，要充当一次发令枪。

　　皇甫平认定：“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要为“ 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息奋斗”。

　　皇甫平的所谓“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是明确表明不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调整极右的富人改革路线为民生改革路线，担忧习近平、薄熙来等红色接班人主导十八大后政局，惧怕整个社会大气候的左转历史趋势，产生了浓厚的危机感。

　　皇甫平的所谓“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是妄图出手阻碍历史左转车轮，维护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国外一小撮非法暴富既得利益者，要击一猛掌，坚持不得人心的为少数人服务的极右改开路线。

　　皇甫平的所谓“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期盼党内走资汉奸大领导登高一呼发动政变，打压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党内外左转力量。

　　不用说对毛泽东的左派路线，即便是对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调整极右的富人改革路线为民生中左改革路线，皇甫平之流极右派们也不允许，杀气腾腾地热忱期盼着中央某大领导“登高一呼”，发动第新政变，废除科学发展观民生路线，终止左转历史势头。

　　皇甫平期盼的第五次政变要达到什么目的?是“ 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不息奋斗”，说穿了是希望中国改革在经济、文化汉奸资本化后，再实现政治上的汉奸资本化，以实现西方帝国主义肢解中国、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罪恶亡国目的。

　　对于皇甫平之流希望中国改革在经济、文化汉奸资本化后，再实现政治上的汉奸资本化，以实现肢解中国、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罪恶亡国图谋，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会答应，要坚决斗争!既使是中左政治家，也要警惕皇甫平之流的阴谋，更不能与之合流，打压左派，被右派利用，为他人作嫁衣，落得华国锋式的下场。

　　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很重要，要坚决清洗希望中国改革在经济、文化汉奸资本化后，再实现政治上的汉奸资本化，以实现肢解中国、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罪恶亡国图谋的大小参与者。

　　历史证明，左右斗争的胜负取决于中间派倒向哪一边，这个问题值得左派注意，如不注意区别右派和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甚至打击中间派，就会犯致命的错误。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资本化改革将死，前途一片光明，皇甫平之流要挺而走险阻挡历史进步，只能加速他们为资本化改革开放死亡的陪葬过程。

　　焦裕禄、张钦礼同志永垂不朽！

　　20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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