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传》、庐山会议、文革、吴仁宝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
夜读《习仲勋传》。习老于一九六二年因刘志丹小说案被剥夺工作权利，十六年间受尽磨难，主要责人在康生，靠整人起家，罗织罪名，陷害革命家。康生和一切别有用心的人一样，都是打着打倒走资派的旗号，实现自己的目的。想来，反文革派也是有些道理的。过了五十多年，当年为自己辩白不是走资派的人，又有几个不是走资派?庐山会议本来是为纠左，何以终成反右?盖纠左所纠者，乃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极左，反右所反，实走资本主义者也。彭德怀本来是一个正直、能干、功大的人，但他完全否定大跃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和中央全体共同做出的决定，主要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群众被动员起来后，由于领导的极左思想，导致五风泛滥成灾。纠正了极左倾向，也就回归正轨了。大跃进还是要进行的，但是计划要符合生产力的实际和具体国情，抓主要矛盾，造成生产力的飞跃，然后一步一步普及，实现生产的总突破，这是完全能实现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列举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实，这些事实病根不在大跃进路线，而在于执行层的不顾事实的极左思想行为，因此而反对大跃进总路线必然会造成制度的倒退。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当然，此前毛泽东已经有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指导人民要善于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采用温和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从来没有说阶级矛盾就不存在了，更没有说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敌人经过多年较量，变得聪明起来，阶级斗争改变了方式。他们隐蔽在党内各阶层领导中和群众中，寻找政策中的漏洞，伺机采用形左实右的办法，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对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实质上的破坏，目的是阻止社会主义事业的进行，具体而言就是使人民公社制度半途而废，只要农村保持小农经济制度，资本就有生存空间。农村一旦全部稳固地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资本主义在中国就会绝种。一旦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国营企业的产品很难销出，计划经济就成为泡影，国营企业的最后崩溃就成为必然。国营企业一旦崩溃，社会主义制度就岌岌可危了。孙中山曾经有在中国实行大跃进的愿望，一九五八年，条件成熟了，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执行，大跃进必会极大地促进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所以大跃进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搞好了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趋于稳固繁荣，搞坏了会给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发展造成巨大阻力。把大跃进搞垮是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共同愿望，他们巴不得共产党政策上出现漏洞，然后加以利用而破坏之。他们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打击共产党的领导。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阳事件暴发，令人震惊。大量事实证明，“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阶级的疯狂报复”。这时阶级敌人已经从暗处蹦到了明处。敌人会趁着洪水来时制造人为的灾难。不管彭总怎么翻案，毛泽东认为，彭的这个案不能一风吹了。为什么?因为彭的万言书改变了纠正极左的方向，毛泽东不得不罢彭德怀的官，进而保全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如不然，从庐山会议起，毛泽东失权，中国可能完全彻底地进入封建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想翻身，怕是没有机会了，除非再一次流血革命。那时如走上资本主义，中国必定是西方资本的附庸，对资产阶级有利，对人民却是沉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必将付之东流。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心明如镜，也忧心如焚，怎能不施展全力以反击!
纠左实际上是一次整风。如按毛泽东所愿，应该从高层起向下，上下同动，清算盲动主义，回归群众路线，消灭命令行为，实行新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度，只有民主集中制度才能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民主集中制度首先能集思广益，发挥人民智慧，而人民群众看问题多数情况下比较符合实际，他们提供的数据才是正确计划的可靠依据;深层次看，又能在高层领导机构统一指挥之下，把握全局和正确方向，并及时依变化了的情况调整计划，如此才能始终把握和控制全局。回想一下大跃进期间，各级领导层脑袋发热(不光是发热那么简单)，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最终导致跃进失控。令人震惊的信阳事件调查资料显示，脱离实际的命令风在上，浮夸风紧随其后，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凶残毕露，反攻倒算，残害贫下中农和真正的革命者。如果政策没有漏洞，敌人又从哪里下手呢!恰恰是毛泽东很早就看出“五风”的凶恶本质，并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制止。然而，毛泽东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一直被压着不发，毛泽东的谆谆教诲他们不听，一意孤行，造成灾难，与其说是无心，不如说是有意!其实所谓人祸恰恰是这些人干出来的。这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所梦寐以求的结果。他们骨子里的修正主义本质趋使他们竭尽全力地为资本生存创造空间。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是高度清醒的。他只得让彭德怀们去做一些实际的建设工作，同时进行稳妥的调整，使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文革期间，两派唇枪舌剑，最后发展为武斗，咋一看是出人意料，实际上是发展的必然!不管对与错，斗争方式错误，侮辱人格，摧残生命健康，这些法西斯手段，不是共产党人所能做出来的。赵匡印尚且懂得杯酒释兵权，封一些员外，成功解决了居功成祸的矛盾。派性斗争只能生产仇恨，然而又无法避免。只有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这句话，才是社会主义的真道路，盖“抓革命”是方向，促生产是目的。如果不能促生产，这个革命还是不要的好。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向把各方面统一起来，在生产过程中才能辩别出正确和错误、是人是鬼。吴仁宝把这句话领悟透了，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觉悟度昏昏，把全村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旗帜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苦干的前提下，以机械化为方向，五业并举，多种经营，不断积累集体资金，稳步发展新的企业。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几十年后竟然发展成为天下第一村，这种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所谓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别人在人斗，华西村在道治，在前进，结果，吴仁宝成功了。南街村成功了，长江村成功了，史来贺成功了，李珍村成功了，周家庄成功了，烽火大队成功了，还有很多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子，都成功了。成功的经验是，理论上明确，全村人都明确，有坚强的领导核心，面对恶风暴雨，毫不动摇，乘风破浪。再好的理论，不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没有任何意义，终究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
成功的实践告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想干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吴仁宝的成功实践昭示天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立场，是实事求是、深通唯物辩证法的无私无畏的智慧、能力和态度，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为之舍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即使生产力不够高，只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无产阶级的头脑，必将战无不胜。吴仁宝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吴仁宝建成了毛泽东所期盼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吴仁宝的华西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多米诺效应的肇始。华西之路就是毛泽东“安得倚天抽宝剑”的无上宝剑，此剑一出，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中止，帝国主义靠欺压剥削殖民地国家人民过日子的时代将一去不复!
文革啊文革，几人得道几人愁!只有吴仁宝们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而那千千万万信誓旦旦的教条主义者有几个用心思考过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或者一辈子也没有打倒自己的无知，或者后半辈子投降了资产阶级路线充当了伥鬼;倒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附庸们，在害人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他们的胸脯拍得最响、口号喊得最凶，却隐藏得最深，然而最终也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转瞬即逝的一阵喧嚣而已。可怜天下弥猴心，肩托六耳充大圣。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心知肚明的恶人。三十年来，秦桧们的卖国行径除了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性破坏之外，同时证明了他们的的无耻和罪恶!
大众民主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形态。文革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教会了人民如何兵不血刃夺取政权，重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阔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几十年来，正反面教员从来没有停止过教育。现在应当看得更为明确了，很多人具有了共产主义觉悟，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了!那么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地实现政权性质的转变?怎样把政权从官僚资本手中夺回到人民手中?只有人民群众多数人都具有了明确的无产阶级觉悟，才是唯一的正途!最终教育人民的，是现实，自我教育是获得社会主义觉悟的最后一关。把群众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实干，有计划地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有计划地改善生存环境，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和接班人，才是战胜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计划是对治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丧失了计划，就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了。统一计划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方法。资本要占领市场，首先就是摧毁被占领目标的计划经济和政治计划。计划一旦被破坏或消灭，该国将无力对付资本势力的进攻，必然沦落为资本的附庸，一方面工人要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一方面人民不得不承受资本转嫁的各种灾难。由此看来，计划经济是实现大众民主的必然途径和方式。劳动人民要参政议政，必须提高自身素质。而大众民主恰恰好可以实现多种形式的自我及相互教育，实现迅速提高人民素质的目的。
文革引起的是非争论是正常的，因为这场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失败和局部成功而告终。这场文化革命，本来是要深入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从理论上明确，从而把社会主义运动，变为人人自觉的思想行动。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劳动生产中，才能逐渐实现人民自我教育的目的。吴仁宝们做到了这一点，是成功的典范。脱离生产实际，人斗人，人整人，空喊口号，无情打击，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嘴巴，绑自己的手足，弄得连路也不能走了，连话也不会说了。人搞残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干起来，那么，整人行为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的破坏力量。
故此，实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各级最高权力，进行普选，实行党领下的广泛的人民民主。要防止人民群众被假民主窃走了自己的真实权利。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是一样的，斗争方式更为隐蔽。在实践中，如发现有不能履行职责，违背民意，不能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经教育不改者，人民群众有权利击鼓升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对这种人的领导权力予以立刻罢免，还其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以后如进步，还可再任用。三十年来，买官卖官成了官场潜规则，使党员和人民群众丧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各种权利也被剥夺殆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国家资源、人民血汗被掠夺一空。他们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根本原因是，从一九八二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被变了性质，人民没有说话造反的权力了，这就是他们最后能够窃国的法律依据。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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