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在他《另类史鉴——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观察》的第十章“科技救国?”里说：人类要摆脱西西弗斯的命运，需要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智慧。说：中国的学者们对“李约瑟问题”的关注和解释反映着他们一个潜在的前提假设——科技发达是值得追求的，是解决现实困境的有效途径，而这个前提不太可信。
说，2000多年前庄周的一个寓言中汉阴丈人表明了那个年代对技术的态度：“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早在1922年，冯友兰就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说：道家教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复归自然”。墨家虽然主张“人为”而摆脱自然，但在与儒家、道家的“文化掌门”之争中完败。荀子虽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但是后学没能发展他的思想。自秦以后，这条“人为”路线便无迹可寻了。佛教来了之后，又成了儒、道的帮手。中国人自此也就基本放弃了“人为”的努力，而在孔孟、释祖、老庄的著作上评评点点。
汉阴丈人“羞而不为”，就是要坚持“道之所载”。道家“警戒机械”的态度虽颇有“洞见”，但这并不能映射出“科技”与“救国”的关系。
王中宇认为，中国各朝代(隋唐宋元明)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但它们还是亡了，这是技术的严重后果。清朝的事情，回避掉了。如果说一个国家亡于技不如人，逻辑是很清楚的;反过来的逻辑似乎就有点奇怪。
在编导的情景剧中，技术分离了精英集团和平民集团并使两个集团走向对立，最后暴怒的平民集团扫荡了精英集团。在这个王朝更替的死循环中，技术是强化精英集团社会地位的力量。在文明社会里，技术像是一把屠刀，“一次次将自己斫得鲜血淋漓”。这样讲述似乎是关起“国门”来说事——科技没能帮助“精英”救国，是因为没能压制“平民暴动”。但接下来，按下“科技救国”不表，只说科技的负作用很大。
1749年，卢梭在一本《法兰西信使》上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那时还不名一文的卢梭更多地被“有奖”打动了。他起初想“正论”这个题目，但当他向朋友德尼·狄德罗征求意见时，狄德罗认为“反论”这个题目更容易获奖。这便有了著名的《论科学与艺术》——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罪恶。
技术的两面性是存在的，相信卢梭本可以“正论”出一篇同样经典的论文。本质上讲，人类是一种工具性动物。相比于自然界的其它动物，人类并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然而能够崛起于这个星球，全仗制造工具的能力。也就是汉阴丈人所说的“机心”。
不过，科技能否救国，机制并不在这里。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蒙古人。虽说北宋时期已有制造火器的部门，但是看看北宋人制造的火器——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烟球、铁嘴火鹞、竹火鹞——就知道宋人对火药的应用多么粗浅。北宋末年的宋金怀州之战、两次的汴梁之战是史书上记载的火药用于实战的战例。金人对宋人的火器先是吓了一跳，随即山寨出来。待第二次汴梁之战，汴梁城就陷在了金人的手里。南宋的灭亡实际上“复制”了北宋失败的过程，南宋人的突火枪并没有洞穿蒙古人的身体，南宋人发明了突火枪，但不去做技术升级，反而用火药去制造鞭炮和烟花了。蒙古人却把突火枪转型升级为“铳”。南宋如果能把突火枪改进到真正能隔空杀人的地步，国家何以能落到那个地步?“从文明的角度看，蒙古人并无技术创新能力”(斯彭格勒：“围困巴格达和中国的崛起”)，因此，蒙古人的“借用主义”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一个世纪。
明人虽然山寨了佛朗机铳和西方的火绳枪，也仅仅是形似而神不似，炮的力量小，枪又装药慢，再加上不能熟练使用轮射战术，在满清人的铁骑面前赚不到丝毫便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也就是合理的。后来明人依靠红夷大炮取得宁远大捷，但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投敌让明人这点武器上优势不复存在。
满清人嘴上说是“弓马取天下”，也只是给自己和自己的祖宗留个脸而已。最后还是在洋人的枪炮面前蔫了。
按照王中宇的说法，科技不足以救国，智慧才是正途。那我们只能说，西方人对儒释道太不入门了，王中宇先生对儒释道看得也太万能了。
技术是个硬道理。中西方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公元前214年，罗马人发动了对叙古拉的侵略战争。为保家卫国，阿基米德用自己的智慧抗击罗马人。他发明了起重机把敌船抓起，再将其摔碎;他发明的投石机，威力巨大;还发明过“聚光镜”，利用日光烧毁敌船。在强大的罗马人面前，叙古拉足足坚持了三年，这是“技术”的坚持。
不过，古罗马人虽对技术颇有兴趣，但对哲学、自然科学就有些冷眼了。他们只看重短期的技术成果，而不顾及长远的科学发展。公元200年左右，古希腊文化基本消亡，西方世界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这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蒙古人稀罕的知识分子不是道学家什么的，而是汉人工匠。
近代以来，“科学赋予了白种人支配世界的权力，只是日本人掌握了技术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罗素)。科学的复兴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欧洲人把泰勒斯、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德谟克利特、托勒密等人的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大火。当一些科学人士热心于枪炮的事情，枪炮的进化就完全不像火药在中国的艰难境遇了。在枪炮成了战场的主角，国家安全也都被阴阴的枪口瞄准着。“救国”就要看你的枪口炮口是否更让人畏惧。
而历史上，中国人的每一次“复兴”都复古到孔子那里。几番“复古”之后，文化更加传统古旧，也彻底成了科学的绝缘体。直至今天，依然有人给科技一个不屑的表情。
王中宇认为：“科技发展不可能解决政治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症结”。不过，科技解决了人类的“肚皮问题”，如果人类没有这份工具理性，能不能在这个星球上活得下来都是一个疑问。至于要解决“政治与经济运行机制”那还需要人类的人文理性。任何社会或群落都是分层的，猴群也不是一个平面结构，猴猴平等，也有统治与被统治。只是猴性与人性的差别。
人之为人，技术才是王道。“没有技术就没有经济”，没有经济，人就是不会上树的猴子。在国界线不那么有准的世界里，技术是最主要的攻守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定向的基本手段。
“大同思想”可以是一种信仰。因为这样的天堂只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两端——一是被想象的原始社会，一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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