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金宝瑜教授新近完成评论《红色中国》网站主编远航一号撰写的《21世纪与共产主义》的长文。

探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

兼评远航一号：《21世纪与共产主义》[1]中的经济发展观

读了《21世纪与共产主义》这篇文章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后发展的两段，这两段触及到有关经济发展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使我感到特别是到了今天，再次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本文提出我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的认识。希望对这议题的讨论能引起回应，经由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继续讨论。下面就先从远航一号文章中讲到的革命后的经济发展谈起。

「在打倒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剩余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提高或者巩固了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狭隘地强调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现代经济成长，这点从上面这一段充分的表现出来。不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取得政治后，在经济上有了自主权，国家的剩余不再被帝国主义国家抽走，因此可以充份的利用自己的剩余来进行工业化，发展现代化的经济，但是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一部份。革命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是因为革命后的建设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因此虽然都是经济建设，但是却与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但与资本主义建设的目的不同，如何积累建设需要的资金也不同，对国家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也不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不但受中国人民支持，也受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支持。从中国的近邻，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到离中国遥远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中国这样崭新的发展都非常仰慕和想要效仿。新中国社会和经济建设，以及新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吸引着北美、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许多进步人士和贫苦大众。

中国革命后的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初步消灭了私有制下的剥削，遏止了两极分化。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经济发展的目的从为资本积累转换成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并不是要“提高或者巩固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而是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受剥削、奴役的人民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这一段又进一步说明本篇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看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主要决定因素。不仅如此，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存在着非常大的迷思。如果现代的科学技术真是一定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而这些发展高科技的必要条件又被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控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后，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上肯定是落后，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这场技术上的竞赛，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在哪裡呢？这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断定了社会主义会失败吗？果真如此，那么当初为什麽还要革命呢？如果个别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相比都要失败，那麽要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又如何可能呢？这不是等于说即使一个落后国家能够革命成功，最后还是要败于资本主义吗？更有甚之，既然我们无法跟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科技上竞争，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向它们靠拢，希望从它们那边挖一点技术和挖一点资金？这不就证实了转型接轨是正确的吗？不也就否定了落后国家可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发展的可能吗？

不错，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因为发展在后，所以在技术上与已经发展了两三百年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一定是落后的，但是在修正主义之前的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技术发展是突飞猛进的，并不慢于资本主义同一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于要快了许多。另外，更重要的是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同先进国家竞争？还是为了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并且利用技术的改进来提高劳动效率和减低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后进要赶先进没有错，但是发展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是为了劳动人民付出较少的劳动量却能获得同样的成果。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的说法是一种迷信，就是因为这种迷信的宣传才使得落后国家深信除非有西方的资金和高科技的人才，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就认定了要发展经济则必须要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接受外来投资或外来贷款，这就是转型接轨和对外开放所依靠的基本根据。

更早的时候，当1911年革命成功后，多少爱国青年希望中国能赶快强大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辱，他们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和“科学“，就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中国在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生产关係下，民主和科学就硬是发展不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只单面强调技术，好像技术可以决定一切，认为最终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败完全取决于技术的高低，这就犯了唯生产力论的错误。

60年代时，一些认真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家曾经进行过一场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其中特别谈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该使用什么技术，这样的讨论导致一些有关“适当技术”议题的论文。这些学者中间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并不需要最尖端的技术，如果落后国家从外国输入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国家裡没有相适应的配套，结果是用去许多外汇，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不了什麽效果。为什麽呢？他们说如果落后国家在城市里用进口设备建起了最现代化的工厂，这些工厂就会像是大海中的孤岛，因为这些先进的工厂与经济中其它部份不能产生任何有机的联系，少数城市裡的几个高技术的工厂和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各自孤立着，这些先进的工厂并不能带动技术进一步发展，也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什麽作用。战后初期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盲目的相信西方的高科技是发展经济的唯一要素，导致它们经济发展的失败，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时，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过去20年所提倡的有了科技就有发展这样的思路作出了反省，对过去片面相信高科技会促进发展的想法进行了批判。（Singer, 189-95, 203-6。）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毛主义的发展理论既深刻又极为浅显易懂，他所指出的发展方向永远是明确的，他所提出的发展策略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后社会的具体情况，从毛主席的发展理论和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要依靠哪个阶级，也可以了解毛主席把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工农联盟下的发展策略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之后，工农联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来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外来的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而取得胜利。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工人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为农民向地主争取土地所有权，结束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革命成功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毛主席说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更要求提高生产，以便能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要如何累积。在工业化尚未起步的落后国家裡，发展所需要资金就只能来自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要如何从农业抽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工农联盟策略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1949-1952年间，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快速增加，然而到了1953年，粮食生产不再增加，棉花产量还减少了，到了1954年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苏星对这样的发展说：“造成农业生产停滞，有许多塬因，例如，一九五叁年农田受灾八千到九千万亩，一九五四年农田受灾一亿六千万亩。但是，其中重要的塬因是农民个体经济的潜力发挥完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这种生产关係的束缚，已经不能持续地实现扩大再生产“（苏星，24页）。土地改革时贫农和下中农分到的土地面积很小，他们又没有什麽生产工具，因此只靠农民的积极性是不能增产的。而且一旦家裡有人生个病或家裡的劳动力遭到什麽意外，就得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只能卖地。苏星文章中说到了1953年时，农村中卖地的农户和出去当雇工的人数增加。苏星对热中于小农经济的主张提出这样的批评，他说：”有些人，看到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民个体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幻想依靠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版的‘小农经济稳固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同上，20）

苏星根据当时很多的调查资料，把小农经济的样的局限性分析得很清楚，这就是说明瞭为什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是进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这一段的发展大家都很熟悉，这裡就不多说。农业集体化不仅是为了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而且只有在集体化之后才能够实现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农村的两极分化会继续下去，那麽工人阶级要跟谁结成联盟？贫农？还是富农？这就说明改革后人民公社解体的政策彻底地破坏了工农联盟。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可能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在两极分化下，没有「统购统销」的政策，只有富农可以掌握着农村中的余粮，这样不但国家无法控制粮食的供给，富农与城市中的米商也会形成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工业全民所有和农业集体所有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在20多年中巩固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基础，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首先讲一下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但是并不拥有丰盛的农业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22％以上，但是只有占世界9％的可耕地。在长期的封建土地制下，地主只管收地租（抽走了农民生产的剩余）但是不养地，因此在解放时除了江南一带和一些其他少数农村有较肥沃的土地外，大部份农村的土地都非常贫瘠。再加上中国国土上百年战乱，曾经有过的农田水利建设也都荒废凋零。因此，中国极为有限的水资源（占全世界6％）不能善加利用，在解放前每几年就一次的水灾和旱灾毁坏了大规模的农田，饿死了许多农民和都市贫民。（在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国还是深受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解放前中国的农民在一小块贫瘠的土地上，用着最塬始的农具，勤奋的耕作，收成后被地主拿走一大半，平时保持温饱都困难，再遇上自然灾害，农民更无法活命。农民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来对付各种传染病，难怪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人的预期生命只有35岁，中国婴儿死亡率每1000婴儿中有156死亡（农村更高到200），活下来的，有叁分之一的孩儿在5岁之前夭折（Perkins and Yusuf, 133-134)。

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 －《论十大关係》。在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把经济发展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条。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8页）。毛主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关係，放在十大关係中的第一条是因为他看到虽然重工业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与人民生活资料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他见到苏联的经济发展过度重视重工业，而不够重视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这样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製作生产资料的基础，其中包括生产农业机器所需的钢铁、机械和能源生产的机器设备，也包括人民穿衣所必须的纺织业的纺织机，和吃饭所必需的食品加工以及一般生活用品的製造的机器等，更包括所有运输所需的器材，像铁路运输的铁轨、卡车、货车和客车的车厢等等。中国在百业待兴的困难情况下，一步步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上，从兄弟国的立场给予中国工业发展的援助，在资源和技术上对中国有不小的帮助。但是当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之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反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完全理解如果苏联与中国已经不再走在同样一条路上，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必须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之后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工农联盟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事后想起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在发展上多么需要援助，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土地改革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在此后的20年中，中国的农业得到快速的、永续的发展。50年代时，中国的工业只限于少数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所以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来自农业的剩余。国家用农业税和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交换的差价从农村抽走剩余，但是与其他落后国家发展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在工业开始发展后，不但从农业抽取的剩余相对的降低，而且工业发展的成果又回馈给农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以重工业为基础，兼顾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政策的具体实现就是逐步减少从农村抽走的发展所需资金，把工业发展的成果用供给农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来回馈给农村，并且由国家逐步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这就是为什麽到了60年代后农村可以能进行现代化的塬因之一。[2] 在工农联盟的具体政策实现下，中国的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从1952到1978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3.4％，工业为9.4％，交通与建筑为10.7％。

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全部靠自己积累，不像其他落后国家不是靠外来投资，就是靠外来贷款。接受外来投资就得受外资的控制，向外国借款就像穷人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还起债来不但要本上加利，更要利上加利。根据一项报导：1982 年到1990 年间，落后国家因为之前所借的贷款而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1兆3千4百5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1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千2百70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8年中，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千1百80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画。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 （George, xv-xvi)。这就是远航一号文章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先进国家从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中的一部份。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

上面提过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策略上有很大的贡献，除了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和在发展的比例上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兼顾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之外，在50年代中期后毛主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塬则。不仅如此，毛主席又指出中国在资源极为缺乏和技术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具体办法，那就是他提出的中国要用「两条腿走路」来发展经济。在「两条腿走路」上，毛主席提出「土洋并举」 和 「大、中、小并举」。

中国发展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之后，要赶上西方国家当然要向它们学习，发展在后的国家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它们的优势，可以吸取到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并学习它们的技术。到了二次大战后，大部份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都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是公开予世的技术，只是一些尖端的技术是秘密的。因此，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虽然有困难，但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学习是一回事，依靠却是另一回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进步是靠从最基础开始学习，一步步累积而来。像中国的基础科学和工程学的教科书都是靠自己一本本写出来的，不像臺湾从50年代开始大学和专科学院所用的科学和工程学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将美国英文教科书翻印过来用。事实上发展落后国家要独立自主的发展技术在开始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困难的是如何能学习却又不依靠。上面提到的一些60年代有关落后国家技术发展的讨论中就提到了这点，他们指出落后国家每年都有大量的脑力外流，也就是落后国家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大批地被先进国家吸引走。先进国家用奖学金很容易地就把落后国家优秀的大学科技学科的高才生吸引过去，到了那边只要上几年研究院，就常常给这些先进国家服务一辈子。更有甚之，他们指出落后国家的脑力外流还不止如此，在依靠外来技术的落后国家中，它们的理工学院所研究的课题也都是以西方当时的尖端科技的课题为主，而不是以它们自己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科技为主。举例来说，如果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不走独立发展技术的路，那麽就不会有大批由中国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从事农村土壤的改良，稻米、小麦和其它农作物优化品种一类的研究。塬因是这一类的研究所作出的论文不会被注意，不能在世界有名刊物上登载，更不能冀望得到诺贝尔奖。当一个落后贫穷国家花了大笔的资源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眼裡只能看到先进国家的优良研究环境，像具有超前设备的实验室和充裕的研究经费，如果他们的梦想只限于自己在研究上的成果和荣誉，那麽训练这些人才的资源对本国本土上的科技发展就不会有什麽贡献，这是脑力流失中的更重要的一部份。（Singer, 189-95, 203-6。）

这裡有点扯远了，主要要说的是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不是不能吸取西方先进的科技，但却不能依靠西方的科技，而放弃了自己独立的科技发展。许多落后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想走捷径就想从西方国家买点什麽技术，或者用市场交换点什麽技术，结果就是依靠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发展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尽力地一点一点的去挖，总有一天会把堵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挖平。如果我们像远航一号那样迷信着现代科技，认为除非有大量的资金和高科技的投入就不可能发展，而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这样的条件，那麽我们还有什麽可能勤勤恳恳地从作小学生开始，认真地从头学习科学技术？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基础科技，即使要吸取外国科技也很困难，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技术并非闭门造车，一位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有很深研究的学者说过，中国在70年代曾经从日本、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进口整个工厂，其中包括化肥厂、石化厂、钢铁厂、发电厂、和商业航空飞机製造厂。他并说，中国进口了这些先进的工厂设备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己就模仿造出同样的工厂来(Eckstein, 1978, 107) 。这是因为到了70年代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已经奠定了基础。

从外国进口技术就是毛主席的「土洋并举」中，把洋举起来的部份，也就是「大、中、小并举」中，把大的举起来的部份。因为资源有限，所以不可能只建大型的、最先进技术的工厂。解放后中国在都市里除了新建起来的工厂之外，还有不少在1956年国有化时从私人收买过来之后扩建的工厂，这些工厂在扩建中改良技术，发展成一些大型的和中型的工厂。后来也发展了都市街道集体制的较小型的工厂，这些工厂使用的技术往往是比较传统的技术，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的“中和小”，以及“土”的部份。在大跃进之后，中国在农村建造起来许许多多的中、小型工业。大跃进在农村鼓起了农民的极大热情，他们要将自己的家乡工业化。但是因为叁年困难时期，大部份在大跃进中设起来的工厂都不能持续而下马。一直到了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恢復后，这些中小型工业又开始生产了。这裡指的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五小工业，即农机（农机修理和农具）、化肥、水泥、钢铁、小型水利发电，之后更发展到纺织、机械、农产品加工、陶瓷、电灯泡和其他手工业等。农村五小工业建立的塬旨是就地取材来生产农业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产品。农业机械化开始后，农村必须要有能够维护和修理农机的设备，化肥、钢铁、和发电，这些都是为了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而水泥则是为了农村修建公路和农田基本建设中修建灌溉所需。这样在当地取材，建设为当地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小型工业省去了运输要花费的资源。

1972年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上海公报》，公报中鼓励中美双方建立科学与文化的交流。美国的学术交流委员会选出了一个「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农村的小型工业的发展。这个代表团有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和农机、化肥、水泥业的工程师。这个由哈佛大学教授伯金斯（Dwight Perkins) 所带领的代表团于1975年6月中至7月中来到中国访问和参观，中国方面是由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的李成瑞前辈从始到终负责领队。这个代表团在1977年时出版了一本他们访问的纪录和他们的观感和评论，书中有很多珍贵的材料和图片。这本书说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製造工业很有活力，这个产业的产品与制程都不断地改进和升级。国家把较简单的机械，转移到公社和生产队所拥有和经营的工厂进行生产。据这个代表团观察，这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日益进步，能够克服更多生产上的问题。“（Perkins ed.，1977：119）代表团也肯定乡村工业化的其它重要成果，像降低了都市化进行的速度，克制了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缩小了城乡之间、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差距等等。而且，代表团还肯定这样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能力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从这个代表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大跃进给了农民农村工业化的挑战，农民不仅迎接了此一挑战，而且在成果上还大大超越了这个挑战。

社会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社会主义时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靠两条腿走路外，在技术的传播上更有它独特的地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与传播靠竞争，新的技术出笼取代了旧的技术，在新的取代旧的的过程中得到技术创新。有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把这样的过程叫作「毁灭性的创新」，也就是把旧的技术毁掉了创出了新的技术。大的企业有很多资金可以用在科研发展上，新的技术出来就把无法技术更新的小的企业打垮，或者收买。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毁灭中前进，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垄断。中国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不断地强调只有竞争才能有进步。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得到的经验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科技的进步靠的是合作。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个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因此算的是一笔账，而不是每个企业各自有一笔帐。50年代和60年代时，为了在全国发展钢铁业，最大的钢铁企业，像鞍山钢铁厂，就在技术上援助全国各地新建起来的钢铁工厂。鞍山钢铁厂派人去各厂在技术上作指导，去帮忙解决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新建的工厂也派人到鞍山钢铁厂去学习。他们还为这种技术的传播想出个有意思的名字，叫作母鸡下蛋。把鞍山钢铁比喻成一隻母鸡，到全国各处下蛋。我们看到中国钢铁业发展得如此快，就是因为下了的蛋不久就孵出小鸡来，小鸡长成了大鸡，又继续下蛋。

在全民所有制下所有的工厂的生产都不是为了盈利，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都是国家订的，所以结算下来有利润或是亏损都不是因为这个企业经营的好还是不好。企业结算下来的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的企业由国家补贴。生产农机的企业因为农机的价格订得低，所以会亏损，但是并不代表这一类工厂经营得不好。农机的价格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农机。另外像生产手錶的企业因为手錶的价格订得高，大幅超过生产的成本，所以结算下来有很高的利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下，农机企业不会因亏损而倒闭，亏损部份由国家补贴，手錶企业的利润也不留企业，要上缴国家。一年要生产多少台农机和多少支手决定于计画，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资本积累，赚钱的企业就有更多的资本投资扩建，赔钱的企业就减产或倒闭。就是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下算的是一笔账，一个企业给其他企业的技术和其它的各种支援，也不由这个企业负担，而是由国家负担。还值得一提的是每个企业要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是由国家直接拨发，所以社会主义的企业不会也不能像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样，因为生意作不好赚不到钱就解雇工人。工人的终身工作是由国家保障的，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像住房、水电、医疗、托儿所、食堂、煺休金等）也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一开始就把每个个别企业变成自负盈亏，这样就把企业生产的目的改变成为本企业牟利。生产的目的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也都跟着改变了，此后企业发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要来自企业的收入，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就成了这个企业生产的成本。在以牟利为目的的生产下，企业一定要尽可能缩减成本，因此必须要降低工资和削减福利，并且要增加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用最少数的工人完成生产，其他的工人对企业来说都成了多余，而被企业解雇让他们下岗。另外，不赚钱的企业就让它们破产，或将它们拍卖。这些企业塬来生产的产品是否还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则不在考虑範围之内。当企业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生产的目的成为牟利后，即使仍由国家所有（尚未被私有化）也不再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

社会主义下的两条腿走路和在合作下广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下，技术高的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一定把技术低的小企业从市场中驱除出去，这样的技术发展浪费掉大量的资源。在社会主义下，全民所有制大型工厂在技术更新时，就把旧的机器让给集体企业继续用来生产，这样大小企业的合作节省了很多物资，免除了浪费，而且加速了技术扩散的速度。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的塬因之一是中国当时物资缺乏，要儘量节省物资，但是还不只是为了节省物资。因为旧的机器当初都是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物化了的劳动（或称死劳动）。把旧的但是还可以使用的机器轻易的废除掉，就是不珍惜劳动，也不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改革中关闭掉了大批工厂，工厂裡的机器被拖去当废铁卖掉？工厂的工个人看到他们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机器和厂房这样被丢弃掉是如何的不舍？我们读到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工人主角对那部多年陪伴着他生产的机器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在改革开放后当生产的目的从为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改变成卖到世界市场中换取外匯，许多城市中的纺织工厂都关了门，或者是全部用外国的技术标準更换了厂中的机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这就是当纺织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穿衣的需要，转换成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商品所带来的基本的改变。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三百年中，在技术发展上对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资本主义在谋求利润的动力下，不断地用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技术日新月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方式的技术革新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饱和，各个企业都有剩余产能，市场的竞争更加剧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竞争的胜败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存亡，在新兴的电子业中更是如此。一位颇有名气的英特尔公司总裁曾为他们公司必须不断快速地技术更新而感叹。1993年英特尔在新墨西哥州的裡欧兰桥城（Rio Rancho) 的奔腾5晶片厂开工时，它的总裁安迪·高伏 (Andy Grove)说，“我们自己在吃自己的孩子，而且一定要越吃越快，这才能使我们取得竞争的优势。” 他的意思是说奔腾5晶片出来，就把奔腾4晶片吃掉了。而奔腾5晶片刚开始生产，奔腾6，7，8晶片已经在準备陆续出炉了。像这样脑子裡想的都是如何赚钱的大老闆也不得不为曾经是公司裡最为亮丽的奔腾4晶片的丧命而惋惜。英特尔的新厂接受了新墨西哥州政府的优厚补贴，虽然受当地居民强烈的抗议，还是照样开工了。这个厂用去大量的水资源，造成大量的污染，而英特尔因新的晶片不断出笼而扩大了市场，取得更高的利润。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存所依靠的地球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样的科技更新了。像这样每时每刻不断地把有限的资源变成含有毒素的垃圾的科技进步是没有前途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建立在不断地推广和普及基础上。我们看到在从美国来的「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评语中，说到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中国农业技术上的发展也是非常惊人的，发展的成果引起了国外农业专家的注意。有一位对中国农业有研究的专家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曾经对中国在稻米品种改良完成的速度感到吃惊。他说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挑的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採用新的种子，所以前后需要8年到10年的时间。中国在杂交稻米的品种改良以异常快速地从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威恩斯说中国透过在人民公社时期设立起来的「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这个体系是通过在不同气候的地区设立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所以一年中就可以生殖叁代，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加以鉴定，并进行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发展不是靠庞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员，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工农联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中国的技术发展靠的是在社会主义培养和教育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进步的知识份子。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本文一开始就说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落后国家人民希望能够效仿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毛主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仅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透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两条腿走路，发动工人和农民达成了大规模的现代化。

在农业方面，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与大队的干部发动和组织农民，每年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劳动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勤奋地将心血和劳力投注于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农业的未来。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将农业的剩余储存为公积金，然后以公积金向工业部门购买农机和其它现代的农业投入品。国家推行了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发展所需的资金开始时取自农业的剩余，但是工业开始发展之后，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降低从农业部门移走的剩余，并且尽可能地提供农业生产与现代化所需的工业产品，重新补充农业部门。小型的农田基本建设由公社和大队用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筹资金来修建，大型的（像造红旗渠和疏导黄河一类的）水利设施则由国家出资金，公社和大队出人力来修建。国家除了在农业的水利投资外，也为农村的教育和保健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20年裡，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1亿8千1百万公吨，增加到1977年的2亿8千5百万公吨。除了1959-1961叁年困难时期之外，粮食生产以每年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粮食增长率打破了中国歷史上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纪录（Groen and Kilpatrick，1978：619）。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粮食和食品供给已经达成自给自足。下面用两小段来说明中国农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

农田基本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量宣传文革十年把中国的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世界银行出经费请一位研究中国经济专家汤玛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调查中国用劳动密集发展模式的经验，调查的结果在1979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成长与就业》这本书。书中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实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造成经济上的损害，反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与其它落后国家不同的是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迹象。若斯基说中国农民在农閒季节花极大的劳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一年中的工作日，平均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Rawski，1979：7-8）。难道这些农民就是改革派说的大锅饭下养的懒汉吗？

前面提过的另一位中国经济专家亚力山大·阿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 对中国人民公社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特别佩服。阿克斯坦说到中国农民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整个农村的地理景象，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挖掉小土山和填满没有用的小溪）、造梯田，也包括用箩筐挑土来兴建灌溉水霸、蓄水池，运河、灌溉管道和地下排水道、水利灌溉占和挖井。他并说农业生产在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应用适合的人力、农机、肥料、改良的种子的组合建起了高产和稳产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看到了在长远的未来，这样建设起来的农业才能使中国人民丰衣足食。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底，虽然经过农民如此的努力和苦干，中国的高产稳产田在整个农村还只能完成一半，改革开放后将人民公社解体，终结了中国农业长远的发展计画。

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害怕农业机械化可能会造成失业，相反地，他们发现：“中国人将机械化视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并将劳动力释放到更有生产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实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工厂在播种和收成的农忙季节必须停工，让工人可以到田裡协助播种和收割。

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靠着农民的努力在农村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幅地改变了刚解放时中国农民用最塬始的农具生产，完全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只能靠天吃饭的悲惨情况。下面表一显示出社会主义时期农业机器的马力和农业灌溉所用的电力都是成数倍、数十倍、数百和数千倍的增长，更有些是从无到有的成绩。

表一：农业机械化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1983，p.186、p.197；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卷，13页。

社会主义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份子在毛主席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奇迹。

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生活的改进

人民公社时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让乡村居民都能得到医疗照顾。在革命前，中国农民不仅缺乏足够的营养，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健。在1930年代，中国人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27，全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56，而在农村则可能高达千分之200，更有近叁分之一的儿童在五岁之前夭折，人民的预期寿命才35岁（Perkins and Yusuf，1984：133-134）。这些可怕的数字并不奇怪，因为1949年中国每24201个乡村居民才有医院裡的一张病床（见表二）而且完全谈不上什么预防保健。中国人的健康情况十分可悲，被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也是东亚病妇、东亚病童。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并没有确切的识字率资料，不过估计大约为20%-40%，而且绝大多数识字人口住在都市。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发动了许多卫生保健的群众运动，透过教育与动员群众来消除传染病。到了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传染病如疟疾、肠道寄生虫、血吸虫病、唿吸道疾病、梅毒、伤寒与肺结核等，不是被消灭就是全面受到控制。流动诊所在农村给幼儿和成人接种疫苗，并给农民提供预防疾病与计划生育的资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体系提供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扩展与改进，国家给予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城市来的医疗人员协助训练了乡村地区的医生与其它医疗工，包括赤脚医生。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国全国医院数目1978年是1949的50倍，病床是23倍，每张病床与人口的比例从6667人一张病床下降到515人。农村医疗资源方面的进步更为显着。

表二：医院数与病床数

中国改善乡村地区的医疗与教育的努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到了1970年代末，儘管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它的医疗与教育指标已经是较接近已发展国家，而远远超过开发中国家。死亡率从1930年代的千分之27减少到1979年的千分之6，同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156减少到千分之56。预期寿命增加到1979年的64岁，在一代人的时间裡便增加了一倍。（Sidel and Sidel，1983：92-93）。解放以后，在全国的乡村和都市里都积极地展开了识字运动。1980年公佈的资料显示到了1976年全国93%的学龄儿童，即1亿5千万人进了92万4千所小学（Perkins and Yusuf，1984：177）。乡村地区小学入学率得以普及的塬因是，每个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学。全国有半数中学学龄儿童即6千万人上了中学，在乡村地区入学率稍低于50%（国家统计局，1981：451）。

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后，不能逃脱解释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继续的责任。《21世纪与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作了几点解释。我对这几点解释并不同意，主要是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持续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夺走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资产阶级有能力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这篇文章已经太长，无法再讨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分析。

注释：

[1] 见红色中国网《国内週刊》第9期。2014年3月23日。

[2] 农业税在国家收入的比例降低，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逐渐偏向有利于农产品。

参考资料

中文

毛泽东：论十大关係（一九五六年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7 － 288）1977年出版

苏星，“土地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济研究，1965年第七期。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摘要， 1983

中国经济年鉴， 第六卷， 1981

英文＊

Eckstein, Alexand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0-114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2

Groen, Henry J., and James A. Kilpatrick,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06-651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Sidel，Ruth and Victory W. Sidel, The Health of China, Beacon Press, 1982

Singer, Hans W.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cmillan, 1975

Wiens, Thomas B.,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Capabiliti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71- 703

＊因为我本人长期在国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除了在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过的农村和工厂外，没有自己的研究调查。另外，能够找到的中文参考资料也非常有限，所以借用了很多英文的资料。有不少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人（也有欧洲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瞭解有相当的深度，这裡就借用了他们提供的资料。近年来不少中国曾经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辈也出版了他们的论述，希望能有人将他们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和重要的论述聚集编成系列丛书，供我们大家学习。

　　附文：21世纪与共产主义

　　远航一号

　　成都白果林文艺讨论会是西南地区有影响的左翼进步文艺团体。这个月度，白果林的同志们计划以“国际共运再认识”为题组织讨论，并希望我以此为题提交一份讨论稿。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迫切和重大的问题。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有利于加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有利于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正确的方向。

　　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就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各劳动阶级如何才能取得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胜利，争得自身的解放，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和改造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在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普遍地、隐隐约约地存在着。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逐步地提出了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但是，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篇章中所论述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而不是对于抽象的“公平”、“正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感伤，这一重要原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只有真正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才能正确总结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才能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找到方向。在当今中国的千千万万自觉的或不甚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中，能够经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同志，是为数不多的。

　　下面这一段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熟知，却也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忽视：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恩格斯在这里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不够发展，“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就必然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条件。随着“现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绝大多数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进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有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下，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划分在历史上存在的“理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现在我们知道，自十九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就其物质基础来说，主要是依靠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全面替代传统的可再生生物能(人力、畜力、动物粪便、各种植物等)，通过将自然界在数亿年中积累起来的太阳能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充分释放而取得的。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且正在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在21世纪，人类已经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条件。人类在当前的历史任务，不再是如何积极与充分地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尽快摆脱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一方面根据生态可持续性的原则合理地限制和分配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费，一方面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将文明从全球生态崩溃的噩梦中解救出来。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

　　共产主义与20世纪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曾经多次写道，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但是，只是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以现实而残酷的方式摆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在地理上就划分为外围、半外围、核心三个结构性层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阶级斗争一般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这就造成了，处于不同结构性层次的各国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在客观上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分裂。

　　这种分裂，一方面导致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在西方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不“经典”的历史任务：确保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下去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在斯大林派取得了党内斗争胜利并开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在事实上演变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演变，在1943年通过共产国际的解散完成了法律手续;又在1949年通过中国革命的胜利达到了其在历史上的顶点。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由各劳动阶级先进分子积极参加的苏联、中国等国的共产党，将整个的社会底层完全发动起来，将旧的统治阶级完全打倒、消灭，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若干国家劳动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打倒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剩余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提高或者巩固了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由于修正主义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只能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缓和特权官僚集团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果势必造成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落后分子向往西方高消费的物质生活。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导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后期，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积累基金逐步匮乏。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本国资源谋求经济发展，而不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掠夺外围国家的资源。到了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各种资源开采成本迅速上升。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环境下，劳动力和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然而又不能通过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得到补偿，势必导致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这(而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僵化”、“低效”)就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要克服这些经济困难，只有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重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降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主要方法就是剥夺劳动人民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大幅度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权官僚集团，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起了一场全面的阶级战争，通过反动的私有化，全面摧毁了工人阶级曾经赢得的各项历史权利，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新的一轮快速扩张。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成长为世界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时期高速增长，有赖于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通过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打垮了城市的工人阶级，又将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转变为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其次，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廉价的、数量充足的煤炭供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奠定了能源方面的基础。第三，为了克服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并将原有的一些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由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条件，就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业出口基地。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到来了

　　自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上述三个曾经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方面都正在或即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并且初步觉悟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积累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正反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经验教训。根据各国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再经过五至十年的成长和锻炼，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很可能会上一个台阶，从而迎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一旦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提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中国资产阶级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就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乃至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依赖的主要条件就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一旦资本家的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要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要求突破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所能承受的最大界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竖立着的整个复辟与倒退的上层建筑也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

　　这场阶级斗争，无外乎是两个结果。或者，工人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或者，资产阶级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胜利，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放弃他们的一切政治和经济要求，恢复和巩固“血汗工厂”的剥削制度，在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期坚持廉价劳动力剥削体制不动摇。

　　在这两种结果当中，其中的第二种结果，将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强大起来，即将强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强大，不是主观想象的，不是外界力量赐予的，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结果。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尤其是，只要中国资本主义摆脱不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造业出口基地的地位，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就会不断地、反复地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教育工人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制造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能力越来越强的工人阶级。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限度的资本积累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扩张，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因而已经不可能了。

　　资本的极限

　　所有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绝大多数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但是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少数人摆脱了直接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挥霍浪费或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目的，因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

　　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采取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因而转化为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资本家之间、资本家集团之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会破产、丧失作为资本家的资格，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沦为“失败国家”，进而瓦解、崩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资本家、资本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就造成了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呈几何级数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

　　一切人类社会都有赖于与自然界的不间断的物质交换才能繁衍和发展。人类为了从事物质生产，必须从自然界获得各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水、土壤、森林、鱼类等)以及各种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各种矿产资源)。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还必然产生各种物质副产品，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各种资源以及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污染，总的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局部的、区域性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危机。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爆炸性地增长，对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不仅极大地超过了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而且也突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极限。随着石油峰值、沙漠化和土壤退化、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生态危机的到来，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这种崩溃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21世纪的历史行为或许会决定人类文明在未来能否延续。

　　以2012年《生命行星报告》所发表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全球每人平均的“生态脚印”(为了提供人类所消费的可再生资源以及吸收污染排放所需要的土地和水域面积)达到了2.7公顷。但是，全球每人平均的“生态能力”(生产性的土地和水域面积)仅有1.8公顷。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全球物质消费和污染排放的情况，世界每年需要大约一个半地球的自然资源。全球生态系统在赤字的压力下运行的。按照现有趋势，全球“生态赤字”将会从现在的半个地球增加到2050年的整整两个地球。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由于文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生态资源条件更加紧张。2008年，中国的人均“生态脚印”达到了2.13公顷，但是人均“生态能力”仅有0.87公顷。或者说，要满足中国现在的物质消费和污染排放，大约需要2.4个中国所能够提供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生态系统，都不可能长期在赤字的压力下运行。如果要使全球生态系统在2050年恢复到基本平衡的状态，全球的生态脚印必须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年下降1.1%。如果要使中国的生态系统在2050年恢复基本平衡，中国的生态脚印必须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年下降2.5%。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辩护士的观点，虽然经济增长要付出一些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仍然是必须要追求的。只要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各种“绿色技术”的采用，就可以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乃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两不耽误的所谓“可持续增长”。然而，现实是，这种所谓的“可持续增长”从来没有实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各种生态环境系统都在逐步恶化并且濒于崩溃。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以及与其他资本家竞争，必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会相应减少。比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但是经济增长只有2%，就业人数就会下降1%。如果劳动力供给又增加了1%，失业率就会增加2%。如果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会危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一般经济增长率要达到3%或以上，才能保证失业率稳定。

　　如果经济增长率是3%，每年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的下降率只有1%;那么，经济每增长3%，由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资源消耗和污染就会增加2%。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能通过采用各种先进的“绿色技术”，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呢?

　　对于资本家来说，要采用新的设备和技术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意味着增加成本。如果成本增加的幅度太大，导致资本家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此外，技术进步有自己的规律，采用新的技术和设备也需要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可能的技术进步速度是有限的。

　　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每年淘汰大约5%的旧的机器设备，另外为了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每年新增加3%的机器设备。这样，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每年可以更新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8%的机器设备。再假设，新技术的进步幅度非常大，与旧技术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减少50%。这样，全部更新的机器设备其生产能力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的8%，但是其产生的环境影响只有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4%。

　　然而，原有机器设备中的95%仍然在继续使用，仍然使用旧的技术，因而其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当于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95%;与更新后的机器设备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加，技术进步以后整个经济的环境影响相当于技术进步前的99%，也就是仅减少了1%。

　　可见，即使采用了非常乐观的假设(什么样的新技术能够使所有的新机器设备都将环境影响与旧机器设备相比减少一半)，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影响也仅仅减少了1%。相比之下，要在2050年以前消除全球的“生态赤字”，全球生态影响必须每年减少1.1%以上。

　　就中国来说，每年仍有大约1000万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为了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以及为了抵消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每年必须增长至少约7%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如果中国经济每年增长7%，仍然假设每年淘汰大约5%的旧的机器设备，那么中国每年更新的机器设备就相当于原有机器设备总量的12%。即使假设新技术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减少50%，更新后的机器设备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仍将相当于原来整个经济环境影响的6%;与原有机器设备中的95%仍然在产生的环境影响相加，技术进步以后的整个经济的环境影响相当于技术进步前的101%，也就是增加了1%。按照这种趋势，中国的生态赤字不仅不能缩小，而且还会不断扩大。

　　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个资本家、资本家集团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追求资本积累的无限积累，这就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一旦中国的和全球的生态系统全面崩溃，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要挽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危机，唯一的办法，是由整个社会按照民主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及社会的剩余产品，并且根据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原则，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行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拯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系统，一旦未来的政治条件许可，无产阶级就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后，对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人口实行以恢复生态可持续性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就中国来说，除了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外，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在如下的几个关键领域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持续的趋势。

　　首先，由于中国国内石油资源的逐步枯竭，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盲目追求能源密集型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严重。1993年，中国仍然是石油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6200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的28%、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1.7%。2012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到2亿7600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的57%、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6.7%。

　　2000-2012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至202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趋势就会达到11%;至2030年，就会达到16%。相比之下，2012年，美国石油净进口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份额约为10%。未来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世界经济与政治都将长期动荡。中东地区尤其属于高风险地区。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的沙特阿拉伯，内外矛盾都十分尖锐，在未来很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一旦沙特阿拉伯政局动荡，世界市场石油供应量锐减，中国海外石油进口来源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农业私有化以后，中国大部地区土壤严重退化，农地被污染，地下水逐步枯竭，加之许多耕地被抛荒，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近年来，真实粮食产量可能出现了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浪费大量粮食，饮食结构已经从以素食为主过渡到以肉食为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逐年加深。2000-2012年，中国谷物和大豆进口总数从1600万吨增加到7200万吨。2012年，中国的谷物和大豆进口量相当于官方统计的国内粮食产量的12%，相当于当年世界市场谷物和大豆总出口量的19%。

　　按照现有趋势，至2030年，中国的谷物和大豆进口量将增加到1.6亿吨，占世界谷物和大豆出口量的份额将可能增加到40%以上。在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将可能引起世界粮价在未来暴涨，触发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危机。

　　此外，由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再加上城市居民的私人汽车拥有量大幅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一年数度的严重雾霾，波及大面积国土以及主要的经济中心，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为了挽救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必须由民主产生的计划机关对于整个社会的关键资源(如能源和粮食)实行统筹规划的计划管理，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定价、统一分配。

　　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大面积雾霾主要是由于煤炭燃烧造成的，其次则是由于城市中的私人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煤炭燃烧主要是用于发电，其次是用于炼钢。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电力生产都必须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管理，将全国的发电量和电力消费量固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再增长。只有停止经济增长或者将经济增长率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才可能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将全社会的环境影响逐步地降低下来并最终消除生态赤字。

　　在电力生产不再增长以后，就可以通过每年建设一批可再生电站，逐步淘汰、减少火电站的办法，逐步减少由于电力生产引起的空气污染。

　　在钢铁生产方面，中国目前大约有一半的钢铁产量用于出口，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在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以后，应该将所有用于出口并导致大量污染的钢铁企业都逐步关闭。由此产生的大批失业人员，一律由国家创办新的公有制企业加以吸收，从事不以增加利润为目的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生产活动。地方政府因此而损失的税收，由中央政府通过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来补偿。

　　在石油方面，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将一切石油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收归国有，对全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实行统一计划管理，按照社会需要的重要性，依次满足各个部门对石油的需要。比如，国防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应当优先予以供应;其次是一些关键的工业生产部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人汽车消费以及航空旅行消费，则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

　　解决中国石油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大幅度减少石油消费。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下决心，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反抗，同时克服工人阶级中落后分子的抵制，要像斯大林不计一切代价实现快速工业化那样用最短的时间将中国的石油消费水平降低到国内生产水平以下。为此，首先应取缔私人以消费为目的的一切航空旅行，然后力争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全停止私人汽车的使用。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整体计划的指导下，对全国的公共交通部门实行电气化改造，并增加自行车的生产，逐步建立以电气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为主的城市交通模式。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政权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尚有少量的国有农场，农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接管所有现有的国有农场，同时对所有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以上两类农场直接改造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掌握全国粮食产量的相当一部分。

　　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学农业导致土壤严重退化，并且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资源，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农业必须逐步地过渡到有机生态农业。但是，这种过渡必然是长期的、逐步的。在短期，可以先在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试行有机生态农业，总结经验以后逐步推广。

　　在粮食收购与销售方面，要恢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制度。依靠统购统销制度，一方面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保障城市劳动群众的粮食安全，同时引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居民节约粮食、改变饮食结构，使全体城市居民都吃上更健康、更安全的食品。在全体人民的饮食结构由以肉食为主逐步恢复为以素食为主以后，就可以逐步减少粮食进口量，恢复粮食自给。

　　21世纪与向共产主义过渡

　　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始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缓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任何市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是不以资本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也受同样规律的制约。在20世纪，前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到世界资本积累基本规律的制约。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世界资本积累无限扩张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地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和世界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中国与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全体人口基本需要的同时，在生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中国目前是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升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并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世界工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将有可能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美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世界资产阶级将失去有效组织和反抗的能力。随着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以及若干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土崩瓦解，其基本运动规律将不再起作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再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等20世纪的问题所困扰。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未来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要将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稳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并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社会主义政权对能源、粮食等关键资源实行统一计划管理以后，大批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来谋取利润的低效资本主义企业将陷于破产。一部分工人会失业。资产阶级可能利用这种经济困难向无产阶级政权展开反扑。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坚决地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扑。首先，必须取缔一切私人的资本输出、杜绝资本外逃。其次，立即将所有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提供劳动培训或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然后，迅速地发展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对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取缔一切非必需品的进口，节约外汇，减少对残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通过上述这些方法，力争用一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化。

　　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再增长或只有很少的增长，就可以逐步减少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非生产部门，如销售、广告、律师、臃肿的官僚部门、浪费性的医疗活动、各种奢侈品等，都可以逐步取缔，从而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减少以后，就可以逐步增加对各类公共事务的参与，并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

　　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自觉运用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够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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