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并为其增添了许多新观点：关于依靠中国人正确认识国情的观点;关于依靠本国党和人民制定与判断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关于依靠自己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观点;关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思想中国化的成果，旨在说明革命和建设主要靠自己，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贯穿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体现在各种内外关系的处理中。它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维护世界和平，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一般完整表述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基本含义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立足本国，寻找适合本国实际的前进道路，并依靠本国的力量去夺取胜利，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十分重视，把它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基本“方针”和“原则”，甚至提到“路线”的高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独立自主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起，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可见其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因此，研究独立自主，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于完成当前各项任务，都有重要意义。
一、独立自主的丰富内涵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而获取胜利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独立、自觉地进行斗争，对外国经验要独立地加以思考。他对东方共产主义者说，你们要完成的任务特殊而艰巨，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思想，为其增添了许多新观点，主要有：
1.关于依靠中国人正确认识国情的观点
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下手”。国情是一个变动不居、错综复杂的客观存在，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因此，要了解国情，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访民情、问民意、观实境，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倡导者、实践者，也是对国情特别是对农村认识最正确者。
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中国国情，不能靠外国人。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还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这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国情，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去调查研究，不能指望外国人。外国人的意见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照办。
2.关于依靠自己寻找适合中国前进道路的观点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在我们党内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照搬苏联的经验，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另一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是后者的开拓者、坚持者、捍卫者。
在党内一些同志不顾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照搬苏联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在一些城市先后发动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毛泽东否决了一些人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地区进军，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为了解除一些人对这条道路的疑问，他连续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论证这条新道路的正确性。这条道路，不是从马列书本上和苏联经验搬来的，而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创的。同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3.关于依靠本国党和人民制定和判断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
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应由本国党和人民根据本国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外国不得包办或干涉。毛泽东曾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华同志越俎代庖、包办代替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他说：“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由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
同样，判断路线、方针、政策的对错也应由本国党和人民来做。毛泽东曾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应是判断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对此，邓小平说得更清楚：“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
4.关于依靠自己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观点
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要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不是放在依靠外援上。
抗日时期，王明反对自力更生，主张依靠外援。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把抗日胜利希望寄托于外援。毛泽东批评了单纯依靠外援的错误思想，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靠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此，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争取外援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而决不是依赖外援。
5.关于开拓创新的观点
要独立自主，必须开拓创新。没有开拓创新，就只能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就不能摆脱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因此，开拓创新是独立自主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还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出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不断开拓创新的一生。他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始终从不断发展着的实际出发，采取新行动，提出新理论。他实践上的最大创新是进军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上的最大创新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度上的最大创新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世界国家制度史上的创举。这些创新，使他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同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一个没创新的政党和国家，只能做别党别国的附庸，不可能独立自主。
6.关于艰苦奋斗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大国古国，近代以来还是一个穷国弱国：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财富少。在这样一个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然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因此，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也是独立自主的内涵之一。
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本质和精神的表现。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革命者吃红米饭、南瓜汤，穿粗布衣、补丁裤，住茅草屋、土坯房，走羊肠道、崎岖路。正是靠艰苦奋斗精神，才使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在延安初期，他们住窑洞，吃野菜，穿草鞋，自己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用桦树皮做纸，用炭当笔。也是依靠艰苦奋斗精神，使解放区不断扩大，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军民生活逐步改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继续提倡艰苦奋斗，批评“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等不良现象的同时，特别强调勤俭办事，认为“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些具体观点，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思想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说明革命和建设主要靠自己，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
二、独立自主的时空领域
独立自主是在一定时空领域进行的，考察独立自主的历史发展和空间布局，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落实独立自主思想。
1.独立自主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生。从青年、中年到晚年，都是独立自主的坚决提倡者、实践者。
萌芽时期。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有“主内”、“主我”的意识。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寻常人“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赞赏古时君子的“独立不惧”，强调指出：“山河大地无一可恃，而可恃唯我”，“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这里，毛泽东的“惟我”、“贵我”的思想非常明显。应该说，这一时期“贵我”、“惟我”思想，是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
形成时期。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批判了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的观点，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先锋”。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大革命失败前夕，他三次提出“上山”。秋收起义后，他率先“上山”，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之后，他又先后就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红色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探索，制定新的政策、提出新的理论，并与把共产国际和苏共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标志着其独立自主思想已经形成。
发展时期。1935年遵义议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宣布了教条主义的破产。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发展时期。这有几件标志性的事情：在党内，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党内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在国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政策，总结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在对苏关系上，毛泽东在抗日初期将斯大林的“联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抗日胜利后，又顶住了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反对打内战的主张，果敢地进行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仅从这几件事，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这个阶段有很大发展。
成熟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这一时期也有几件标志性的事情：一是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二是提出要“以苏为戒”，不要照搬苏联的东西;三是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苏联混淆两类矛盾划清了界限;四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间;五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坚持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独立、平等与协商一致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写入《莫斯科宣言》之中;六是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独立自主思想的高度概括。
曲折时期。1958年到1976年，国内外发生了几件大事：1958年炮击金门，加剧了我国同美国之间的矛盾;1959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加剧了中苏矛盾;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又使中印关系空前紧张;1963-1964年的中苏大论战，损害了中共和不少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冲击外国驻华使馆，又损害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这些事情，使本来被封闭、被孤立的对外开放窗口进一步缩小，再加上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认识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使这一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闭关自守相当严重，把借鉴吸收外国的东西统统视为“洋奴哲学”加以批判。这种情况，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改变。
2.独立自主的空间布局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是一个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方针，不仅在时间上适用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在空间上也适用于各个不同领域，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思想、从军事到外交，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面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和外交五个方面加以说明。
在政治上，前面已谈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里再从政权建设方面看他如何坚持独立自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毛泽东既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也没有照搬美国的模式，而是从中国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在不同时期建立不同的政权。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时期，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权建设的经验，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民主制度。这些制度至今仍在实行并不断完善。这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全新政治制度。
在经济上，毛泽东始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提出发展经济的办法。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农业经济占主体，自然经济和现代工业经济同时存在;封建地主经济和官僚资本占主体，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同时存在。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指导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经济纲领和指导方针，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找不到，在苏联的经验中也没有，完全是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提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新的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例如：社会革命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单纯技术进步，不能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走苏联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的老路，而应走农、轻、重的新路;中国工业化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与地方、国家与集体、个人等等关系;经济发展要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前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广“鞍钢宪法”，以取代苏联的“马钢宪法”;如此等等。这些说明，毛泽东要走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
在文化上，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不同情况，独立自主地提出文化纲领。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或者叫“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根据文化和经济相辅相成的原理，在新的层次上对中西、古今文化进行整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在党的建设上，毛泽东面临的难题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很长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又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数的国家，小农意识广泛而强烈;中国还是一个地域广阔又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分散主义思想很有市场。在这样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先进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借，唯有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去创造。毛泽东从反复实践中，总结出了党建的经验：在思想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思想工作，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既反对分散主义，也反对专制主义;在作风上，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方式上，开创了整风的新方法;在党的干部队伍上，提出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革命和建设时期适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适用。
在外交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并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离世，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三次大调整，但不管如何调整，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我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但“一边倒”并不是一切听从苏联，而是保持了我国的独立自主，对的支持，不对的反对。到了60年代，由于苏联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国争霸，危害世界和平。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争取和团结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美苏两霸，这就是“两个拳头出击”。到了70年代，在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美国为改变不利形势，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一条线”，即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这样一条线，以防苏联进一步扩张。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出击”再到“一条线”，形式变了但实质没有变，那就是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调整政策，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
三、独立自主的内外关系
独立自主不是孤立主义、闭关自守，也不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作为独立自主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生存于、活动于广泛的国内外的关系之中。如何处理各种内外关系，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关键。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内要处理与各政党主要是国民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对外要处理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与日本、美国等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内要处理好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外，既要处理与苏共及兄弟党的关系，又要处理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要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关系中，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中日关系处于重要地位，能否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坚持独立自主特别重要。纵观毛泽东处理各种内外关系，可以看到几个特点：
一是不迷信“老祖宗”，不崇拜“老子党”。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要认真学习，“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失去方向，失去灵魂。但是“老祖宗也有缺点”，不能迷信，不能教条化、神圣化。“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要把学习马列主义与解决中国实际结合，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把书本的结论视为金科玉律，到处照抄照搬。
对于苏联“老大哥”(有时叫“老子党”)也要认真学，但“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地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他批评“一五”时期在经济工作中照搬苏联的东西，连“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也搬过来的荒谬做法。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害死人，它装出马克思主义面孔，容易迷惑人、吓唬人、俘虏人，一再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学习与独创结合。
二是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不屈服于外来压力。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敢与强权斗、与霸主斗、与恶势力斗，是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也是他能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保证。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统治，敢于在农村闹革命;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剿，敢于进行反围剿，并在反围剿中不断发展壮大;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开展抗日战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且屡战屡胜;面对抗日统一战线中强大的国民党，敢于既独立自主，又联合又斗争;面对美国支持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敢于迎难而上，英勇战斗，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时期，当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时，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苏联企图用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损害我国主权和独立的时候，坚持拒绝;当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逼还债务、停止经援，对我国施压时，泰然处之;当苏联侵犯我国珍宝岛时，毛泽东不畏强权，敢于坚决出击。
毛泽东面对强权、霸主、恶势力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于世界国家之中的精神支柱。邓小平说得好：“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三是不闭关自守，不崇洋媚外。毛泽东认为，“国无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既“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也要善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于外国的经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他批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接受和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
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要崇洋媚外。他说，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他反复强调要防止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腐蚀我们，并不断开展各种运动，以预防和批判腐朽思想侵蚀党的机体和灵魂，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
四、独立自主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的话，从原则上肯定了独立自主的当代价值。下面我们举些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各国人民也在为实现各自的梦想而努力。“中国梦”同各国的梦有相同和相通之处。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各国人民为实现本国梦而采取的正确措施和成功经验。但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是在一个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12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领海)地域、13亿多人口的大国进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是在世界大开放、大沟通、大融合、大合作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实现“中国梦”不能走别国的现成的路，更不能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必须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英美等西方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实现强国梦的老路;二是超越德国、日本等军阀主义靠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实现强国梦的老路;三是超越苏联用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办法争霸世界的老路。中国只能坚持独立自主，依靠中国力量、发扬中国精神、走中国道路，只能走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新路。这是人类史上为实现强国梦而独立自主开辟的一条新路。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概念、内容以及目标的提出，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为了化解、消除矛盾，必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此同时，要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适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调、疏导等方法，既依法维护群众的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这些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
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既为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启了大门，也为世界充分享受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提供了机遇。这是双赢的大好事。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出口的产品低端多、高端少，仿制多、创新少，贴牌多、创牌少，甚至出现大批假冒伪劣产品。这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企业和国家的声誉。因此，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独立自主思想中的开拓创新精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多出高新尖产品，减少仿制贴牌产品，杜绝假冒伪劣产品。不仅企业如此，各行各业都应如此。特别是科技领域的核心机密、关键技术、尖端设备，是买不到、引不来的。唯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才能占领科技制高点。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发展我国科技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我们要认真贯彻这个方针，为构建创新型国家而努力。
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发展不要停滞，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尖锐，国际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要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并稳步前进，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增强我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的日益强大，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惧，美国担心中国取代它称霸世界，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担心中国强大威胁其在领土、领海争议中的地位，其他一些国家也担心中国强大影响其在多边或双边谈判中的利益。于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围堵”、“遏制”之风延续不断。特别是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后，在中国周围拉帮结派，形成C形包围圈。在这种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我国的外交政策，既要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又要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两者缺一不可。谁敢侵犯、损害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击谁。这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
种种情况说明，独立自主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不仅适用于国内各个领域，也适用于中国参与的世界各个领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需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去研究、去解决。同时，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强大，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广，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多，在合作、协调、交流之中，各种分歧、冲突、对抗会不断发生，也需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去认识、去应对。因此在当代，独立自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越来越重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3期，摘自2013年第12期《江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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