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为了给改革开放开道，于是中国便出现了否定、污蔑、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种种谎言。这其中的谎言之一，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而只懂阶级斗争，毛泽东不搞经济建设而专搞阶级斗争。三十多年来，这个谎言不知欺骗了多少无知的人。然而真实的毛泽东，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巨匠。
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仅仅二十七年时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把一个三十年代还不得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衰弱得不能再衰弱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拥有“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等这样终极武器的强大中国;就把一个一九四九年时工业产品的产量连蕞尔小国比利时都不如的中国，建设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就把一个在一九四九年时人均寿命还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人均寿命提高到了六十五岁的中国;就把一个从来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拥有强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中国。无法否认的事实，不仅无情地戳穿了象“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等这样妖魔化毛泽东不懂、不进行经济建设的无耻谎言，而且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只有毛泽东才不愧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巨匠。特别是如果回顾毛泽东的革命一生就更能认识到，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巨匠，尤其还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人。没有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九二0年八月，为了筹集组建和保证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经费，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便筹资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家“长沙文化书社”。书社的开办，不仅通过出售大量的进步书籍从而大力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更是通过盈利从而为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筹集到了一定的生存与活动经费。而后，为了给革命筹集更多的经费，毛泽东还与易礼容等人又开办了一家纺织厂。
在开辟了党在安源地区的工作并组建起党在安源地区的政治组织之后，毛泽东又先后带着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毛泽民、蒋先云、毛福轩和唐升超等人到安源地区加强工作，在增强了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的同时，又组建起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劳务介绍所和故工抚恤会等三个党所领导的经济实体。工人消费合作社等三个经济实体的创办，不仅通过为工人谋取经济上利益从而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而且还更是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毛泽民担任股长的兑换股，为了扩大融资并提高工人的经济收益，还更是采取了发行股票进行经营的做法。此举不仅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并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而且也更是首开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金融工作的先例。
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党在安源地区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的全面的胜利。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和安源地区党组织迅速发展，不仅有力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而且也更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与毛泽东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的。
由于在经济上解决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党员的个人生活问题，所以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的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二四年年底的时候，还只有不到一千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仅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属的安源一地的党员，就多达了三百多名。
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以后，毛泽东又率领工农红军先后开辟了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并形成了中央苏区。当时，为了在经济上解决党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问题，毛泽东非常注重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又修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错误，从而形成了《兴国土地法》。到了当年的七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闽西土地法》。当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除了重点发展农业生产，还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社，组织培养了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在此期间，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导下，根据地的各级经济组织，还大力开展和扩大了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当时在大力发展公有经济的同时，还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为了指导党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专门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兴国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等著名的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性文章。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工农红军与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更是为躲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和在白区工作的那些党员、尤其是党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经费。据叛徒向忠发叛变后的供词披露：“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陈云)负责支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到三十年代初开始由根据地提供基本的活动经费之前，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和党中央领导人个人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是苏联人提供的。直到后来有了革命根据地，有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根据地经济建设，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端谁碗归谁管。由于党中央的那些人吃着苏联人的饭，因此当时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式，不仅要按照苏联人的意图去选择，而且就连党中央的所在地，也只能按照苏联人的指示要远离农村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设在了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而当年中国革命的过程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当时组成党中央的那些人不仅不懂得如何进行党的经济建设，而且个个基本上还都是“鹰嘴鸭子抓，能吃不能拿”的“白吃”。
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把持了党中央之后，为了打击象瞿秋白等那样不能完全领会苏联人意图的中国共产党人，王明等人还曾经决定将瞿秋白的个人生活费从每月的二十元减低为十二元。因为王明认为只有自己对苏联人最忠诚，而苏联人也确实对王明最为器重。所以苏联人提供的经费，王明认为也只有自己才更有资格去支配。
就象电视连续剧《周恩来在上海》、《陈云》和《寻路》里所描述的那样，当年躲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时，党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尽管整天提心吊胆，但生活上却也好不惬意。一个个不是风衣礼帽、西服革履这样的风流倜傥，就是长袍马褂、锦衣貂裘这样的温文儒雅。可是这些，却都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才换来的，甚至还有共产党员用卖儿子的钱缴纳的党费，党中央的领导人却不仅为自己购置了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而且向忠发还更是用它包养了一个妓女。然而最可恨的是，这些人吃苏联人的饭时，个个对苏联人是唯命是从。而吃着毛泽东的饭，却还要打击迫害毛泽东。
在污蔑和妖魔化毛泽东的过程中，为了充分证明毛泽东不懂经济建设和不搞经济建设，这些人往往还要搬出陈云来作反衬，并把陈云吹捧为是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高手。然而当年毛泽东在根据地通过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而不仅保障了根据地党和政府组织，尤其是保障了工农红军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更是为躲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了大笔的黄金作为活动经费时。陈云却只不过就是把这些黄金在银行兑换成了国民党的货币并用这些钱的一部分，搞了二三十家小商铺作为党的活动据点罢了。而以后陈云所从事的那些具体的经济工作，直到毛泽东逝世之前，也不过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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