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如今再次被强调，我甚感欣慰，踌躇几天，写了下文抒发一些对依法治国的看法。
第一，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在于基层的建设。《商君书》有言：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现在我国法治之所以无法顺利推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建设存在很多不足。以上访为例，如果基层相对完善，则民事就村里便可解决，只有在村里无法断事的情况下才会往镇里报，镇里无法断事才会往县里报，如此一级级往上报，最后到了中央。如此则法治名存实亡，即使上访有效，亦非法治了，而是人治。像当年上访农民碰到温家宝就解决了问题，而没碰到就还是那么多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人治。要做好基层建设我认为要做到三点：一是明法，而是行法，三是普法。法律至明则唇舌无用，故而商鞅制法必令贤愚皆通，而当下中国很多法律条文都是相对模糊的，读起来很拗口，很多时候不得不找律师代理，这就给了某些人舞文弄法的空子。行法不严则事情日积，法律败坏。要想让基层执法组织严格执法，我认为需要恢复告讦制度，商君书说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只有建立群众能够把“官”告倒的制度才能保证执法机构老实执法。商鞅在变法的时候设立了“法官”，专门向群众解释法律条文的意思，如果解释错误则以所问之法罚之于身。这跟我们现在一些律师的法律咨询服务类似，然而是有追究责任的咨询，不像现在律师给罪人辩护失败依然不受惩罚。只有人人懂法，奸恶之徒才不敢肆意弄法。
第二，当下中国应当重法，而非轻法。刑罚之立，不为残伤人民，而是止暴。商君说“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然而现在有些人叫嚣着废除死刑，理由是人道主义。想想真是好笑，当这些犯罪分子在作案和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的时候，有想过别人的人权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对重罪分子何须讲人权？再则，刑罚只有在定罪后才会实行，只要你不犯罪刑罚再重也与你无干。当下的重刑都是针对罪大恶极的分子的，普通人一辈子也遇不上，这些“人权派”难道认为人人都会受罚或者他们一定会被重刑吗?如果不是，那他怕什么?现在我国法治的一个不足就是犯罪成本太低，这就让很多坏分子无所忌惮，有些落马贪官甚至还在监狱里养的肥肥胖胖的。只有用重法，将犯罪成本大大提高，才会有效的防止犯罪的扩大。商君“刑弃灰于道”便是此意，我国对酒驾严惩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是明证。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优化体制监督才能保证法律的施行。法律要想有效，必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去犯法的基础上的。贾谊《新书》里面有一篇叫做”铜布“，说铜布于下是导致盗铸货币的根本原因，不禁止这个，虽然每日刑人数百亦无法禁止盗铸行为。在大老虎小苍蝇频繁落马的今天，这个分析尤为贴切。之所以公务员队伍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腐化，就是由于现有公务员制度导致官员有太多利益可图，甚至伸手可得。利益在前，能把持住自己的能有几人。又当前制度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很难搬倒上司，下属不服从上司便是死路一条，这就导致了朋党林立，一抓就是一大片。只有真正打破这个制度的缺陷才能从根本上强化法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和监督的笼子，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我还想补一点就是可以实行告讦制度，任何一级的官员只要能够举发上级或同事的违法行为，则上级或同事的位置和所罚没的物质都归他所有。只有做到这几点才能形成当官无法弄权，弄权必倒的局面。
第四，护法的根本在于中央。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横扫六国，最后一统，关键就是历代君主都坚持商鞅法治，而最后秦二世在赵高的控制和李斯的纵容下逐渐坏法，最终导致秦帝国的灭亡。历代以来，先祖建法，后世坏法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多得是。就当今中国看，很多人也在打宪法的主意，不过这些人算不了什么，只要中央坚决护法，跳梁小丑兴不起什么波浪，这也是我为习总书记点一千个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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