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从一些文字中读出这样的意见来：毛泽东“延安讲话”中曾经批评过“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这是错误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有两层小的意思，一是批评的文字没有时代之分，另一是这个时代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吗?不是有那么多的鲁迅笔法(似不似是另一回事)的杂文吗?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意见，认为不当的，有的文字举例说明：当年“三家村”时代不就是杂文时代么?对它的批判是错误的。
其实，用立场和时代社会环境就可以很好地为毛泽东辩护，说起来也不复杂。而在这个网络时代，社会环境已然大不同了，改造这环境是这几年在做的事情，什么时候用不着像我这样人，不用再在这非职业事情上唠叨了，这环境就算是好了。
行走途中，我转到一条小巷子里，听人指点，找到了一家不大的旧书铺面，买到一本书：浙江省平湖师范《教学参考》编辑组编辑出版的《鲁迅作品研究续编》，出版日期为“一九七七年九月”;没有版权页，也没有“内部出版”字样，自然也就没有定价，旧书铺老板说，他在每本旧书的后面都用铅笔标了一下价钱，这本是10元。有王瑶、李何林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人物。
冬天了，晚上还是有些冷，躺在床上 ，看完新闻联播，把电视关了，翻翻书。读完“李何林试解”和“王德厚”注释的《<流氓的变迁>注释和试解》，有了一点新的想说的话。
鲁迅先生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这不是司马迁说的，是韩非子说的，我是知道的;还记得以前自己还自言自语过，先生这样写不对，至少是不严谨。李何林先生是怎样注释的呢?是这样的：“这是法家韩非子批判儒、墨的话，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引用了这两句话。”这样也解释得不错。我在读汪晖先生的文章时，也读到这句，还是这样写。我觉得这确实不严谨了。
当然，想说的话不是指这，这不过是顺便想起的。
我很认可李何林先生的注释，李先生说，这种政治上的“流氓”有着历史的渊源，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鹰犬和奴才。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也说过，“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
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简单罗列了一下鲁迅先生对某类知识分子的称谓，今天看来，遗漏了“流氓”这个重要的称谓。
这种流氓，变迁到当今，除了奴性的本质始终如一外，具体的内涵却是大大地丰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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