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一个伪命题：“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要害是扫荡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推行专家治国
改开以来，在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下，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口实，全面扫荡了工农干部，大量起用了一批高学历者、大学校长、院士、海归等技术官僚，不仅让其担任各级政府的要员，甚至还担任了省市委书记。可经过30多年的实践看，其都表现平平，无一个有闪亮的光斑。由此再看“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绝对是个伪命题，要害就是全面扫荡工农干部，要害就是全面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颜色。
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前世今生
改开以来，借以扫荡工农干部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早在1957年的“反右”中，共产党就和其较量过。
1、1957年，右派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本标志，就是由一群“泥腿子”，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全面管理各级国家政权、各工厂学校、各科研院所、各文艺团体等。而到了1957年，右派发动了反党夺权，其中一个重要口实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公然要求共产党退出政府机关、退出高校，退出科研院所、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等，甚至要轮流坐庄。茅于轼现在还公然讲：“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而毛泽东是何等伟人，是何等睿智，是何等果断，是经过何等的大风大浪，岂能让一小撮“右派”得逞！结果，不过是“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2、1980年，又提出“外行领导不了内行”。1980年，提出干部队伍要实行“四化”（核心就是文凭化），为了扫荡工农干部，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又提出了“外行领导不了内行”，不要“万金油干部”等观点。这几乎和1957年“右派”向共产党进攻，要共产党下台时的言论，几乎惊人的一致。对此，先进行排山倒海的舆论欺骗、舆论污蔑、舆论攻击，将毛泽东时代以工农为主体的干部队伍，说成什么也不是的胡混干部，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一时，将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搞得灰头土脸。随后，就动大手术的将大批工农干部，不仅清除出各级领导岗位，甚至以清理“三种人”为名，更大批投入监狱。
3、两提“外行领导不了内行”的四大区别。1957年和1980年，这两次提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虽然内容一致，本质一致，目的一致，甚至可以说，1980就是1957的延续和卷土重来。然而，一个人的脚，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相比1957，1980年提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四大不同：一是提出的对象不同。1957是“右派”向党进攻，1980年是共产党自毁长城，或者说，是党内“右派”首当其冲的自作虐；二是欺骗的效果不同。“右派”让共产党下台，这太缺乏欺骗性；而改开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共产党自己提出，说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这就极具欺骗性；三是产生的结果不同。1957的“右派”进攻，结果只“徒增笑耳”。而1980年提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则付诸了实际行动，干净彻底地扫荡了所有工农干部，将他们认为的所有“外行”都斩草除根。或者说，当年“右派”做不到的，中共自己做到了；四是认知的程度不同。当年“右派”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攻击，在认知上有情有可原之处，因大批“泥腿子”全面接管国家，在很短时间难成行家里手，工作难免有“外行”疏漏，“右派”认知上的一些看法也不无道理。但“右派”肆意夸大，要赶走共产党就不可原谅。而改开提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建设，是要将工农干部扫荡，根本不存在认知的模糊，绝无情有可原。
总之，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提拔的广大工农干部，在改开以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蛊惑下，全部被赶出了各级、各个领导岗位，作为毛泽东时代一抹落日的余晖，只能无奈的消散。随后，6000多万各类工人被赶出企事业单位，工农分子的人大代表也渐绝迹，历史进入另一个时代！
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何看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需要用事实来说话，这需要以客观的眼光来审视。
1、美国的国防部长为啥外行能领导内行？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公知精英，在改开中，动则就以美国为师，动则就美国如何，那就先来看看美国是怎么外行领导内行。
“兵者，危道也。”在所有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中，军事可能最为不能容忍，因战争是要大批死人的，更“好战必亡”。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霸，其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可美国《宪法》和《国家安全法》规定，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和三军军种部部长必须由文官担任。1947年美国设立国防部长统管三军，国防部长是军队最高长官，并掌握作战指挥权，在财会、科研、后勤等方面均有更大实权。可在美国历任的26位国防部长中，除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第三任国防部长退役五星上将马歇尔。第七任国防部长小托马斯·S·盖茨行伍出身外，其他国防部长几乎全是“外行”。
诸如，路易斯·阿瑟·约翰逊由律师出任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由布朗兄弟公司合伙人任陆军部副部长空军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欧文·威尔逊由通用汽车总裁任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由商人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由福特公司总经理出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由律师出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由大学教授出任国防部长；埃利奥特·利·理查森仅当过三年兵，由律师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由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院长任国防部长；弗兰克·查尔斯·卡卢奇任国防部长前，只当过两年民兵；罗伯特·盖茨一天兵没当，由历史学博士任国防部长。现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军队经历是个兵，还离开军队40多年等。
2、“革命家”外行领导内行成著名校长。仅从记叙建国后的前三十多年的《新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一书，所列举的解放后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17位著名大学校长，除蒋南翔外（郭沫若高教职务挂名），再无人从政当官。“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郭影秋、匡亚明两位校长，他俩既不是学界泰斗，也非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更非职业教育家。
郭影秋带过兵，指挥过战役，解放后曾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当右派煽动“共产党领导不了高校”，公然要共产党“退出高校”，他主动向中央“请缨”到高校工作，被调任（1957至1963年）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初，周总理要调郭影秋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郭仍要求留在南大。后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急请总理给他派个得力助手，中央调任郭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匡亚明1924年参加革命，1929 年曾遭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而未死，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在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职，于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这两位开始对教育外行的革命家，后来不都跻身于新中国17位名校校长之列？
3、外行领导内行建设了强大的新中国。坚持工农干部为主体，事关国家政权性质，事关工农联盟的国家政体，抛开这点不讲，仅从为什么工农干部能成功领导“内行”来讲，回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新中国能取得了震惊世界，翻天覆地，辉煌壮丽的成绩，能跻身世界第六工业国，不都是这些“土八路”领导成功的？而毛泽东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还用在这里一一列举吗？而将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说成狗屁不管用的“万金油”，这是昧着良心的、地地道道的、充满恶意的胡说八道，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巨大的阴谋。
三、工农干部领导“内行”成功的秘诀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干部能外行领导内行，并能获得极为成功，这里绝对有其必然性，其集中体现为6条秘诀：
一是注重严格的道德自律。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所有的道德修养中，最为根本的是政治修养，作为政治修养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而这在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也是最为过硬的一条。结合改开以来干部队伍腐败成风来看，这凸显了一个特别的定律，那就是品德远远大于能力。作为领导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品德，才能团结群众踏踏实实做事。
近日，拥有“全国优秀教师”、“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学术界堪称“明星”的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原书记王国炎，无疑是个教育“内行”，可他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多次召集情妇、妓女搞淫乱活动，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他“将自己腐败犯罪的惨痛代价归纳为十个一：政治上一撸到底，经济上一穷二白，名誉上一文不值，地位上一落千丈，形象上一无是处，自由上一无所有，家庭上一塌糊涂，身体上一身病痛，良心上一生自责，总体上一败涂地。” 而反腐败的风暴中，类似这样落马的“内行”，可谓无计其数，这里的教训还不引人深思？
二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或许，作为工农干部在领导内行上，可能对某些专业业务插不上嘴，但只要相信群众，真心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虚心汲取群众智慧，就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时代取得的辉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那个时代为什么各种重大科技成果像下饺子的出现，说到底就是走群众路线的结果，也无一个重大成果没有群众参加。尊重“卑贱者”的实践优势，尊重“卑贱者”的智慧和贡献，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荣耀！
就如，当年在卫星项目同步控制中，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帮助解决。聂荣臻写了个小纸条，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就大胆相信他，将任务交给他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也没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类似这样的故事，可以流成大河。
三是尊重专家学者。毛泽东时代《鞍钢宪法》的“三结合”，就是用制度成功地保证专家发挥作用。一个参加过“两弹一星”技术攻关过程的老工程师回忆说，中国当时无论技术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中国不断创造出各种 “人间奇迹”，这里有两个关节点：
第一个是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彻底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什么研究机构，无论什么最新成果，都无条件的，无一丝一毫保留的献给国家。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的技术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和项目，都可无成本地共享，真正实现了“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让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二个是真正的技术民主。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同场辩论，有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
四是隔行并不隔理。从具体业务讲，有隔行如隔山之说，可从宏观来看，则万事同理。其实，不仅“军事原则和政治原则相一致”，就是思维方法、写作方法、工作方法，甚至军事斗争和经商的方法，往往都惊人的相一致。尤其，学习哲学的方法论，能超越具体事物的分析问题。作为美国的国防部长，不必要懂得具体怎么用枪，或根本就不需摸枪，但绝不影响其对宏观战略的判断。而所谓的专业型领导，其最大的局限性，恰恰就在于专业的局限，恰恰就在于太囿于专业的眼光。
而外行领导内行的事，在美国比比皆是。诸如，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著名的权威游泳教练谢曼·查伏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会游泳。1984年洛杉矶第二十届奥运会上，他执教的美国游泳队一举夺得17枚金牌12枚银牌，运动员们大喜过望，把他抛进泳池差点淹死。他执教培养不少世界级游泳巨星，像大名鼎鼎的“飞鱼”施皮茨就出自他的门下。他执教的游泳队74次打破奥运会纪录，62次打破世界游泳纪录，创造80次美国全国游泳纪录。还有，八十年代，中美女排争霸时，决胜局都打到了比分14：14，可美国女排的教练是个牙科医生，并不会打排球。诸如此类对于中国人来讲匪夷所思的事，在美国却屡屡创造奇迹。这里难道就没有什么值得深思？
5、外行和内行可以转化。外行和内行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绝对的，不是永恒的，它的相对性体现为三点：一是事物有相对的规定性，这能区分事物，是非此即彼；二是事物有相对的联系，相互有包容和交叉，是亦此亦彼；三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要转化，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彼此互易。
就如， 毛泽东1955年1月15日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在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说到中子是构成原子的最小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泽东插话预言: 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1976年10月国际物理学第七届年会把组成物质（基本粒子）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由此可见，相对钱三强等核物理学家，毛泽东无异是个外行；但他却并非绝对外行，也对物理学有独到见解；他还成就了物理学伟大的成就！
当然，对工农干部文化方面的不足，也不能讳言。但为了加长工农干部文化的“短条”，毛泽东时代不利用办夜校、办学习班、保送到院校学习等方式，在全面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1980年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比1957年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没有高出一大截？尤其，为了扬长避短，《鞍钢宪法》才提出了“三结合”。再加上广大工农干部在岗位上结合实践加强自学，这不都在大大加快工农干部向“内行”的转化？
6、用实践检验内行和外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的，千百次的证明了一个观点，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对此，毛泽东早在1937年为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写下了《实践论》。这里阐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的“内行”和“外行”，都不是随意主观认定的，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王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认为内行，自认为懂得马列主义，自认为毛泽东是外行，自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自认为毛泽东的外行，领导不了他们这些内行，可实践做出了最好的检验。
坚持实践论，就是坚持“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就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培养工农干部的基本经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经验。而广大的工农干部在实践中学习，也纷纷成长为“土专家”，纷纷转化为内行行家，李瑞环、张启发等不都是典型代表？郭影秋、匡亚明不就转化为名校校长？而改开的30多年的实践，不也检验着，什么博士、硕士的，离开人民啥也不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改开的30多年，无论中国取得了多大成绩，但让中共面临亡党、亡国、亡军的尴尬，这中间付出的代价还不沉重？这里还没深刻的教训汲取？有自我反思，才能有自我净化。而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进行反思，也算是汲取前车之鉴，也算是“亡羊补牢尤未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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