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是智利人该庆幸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智利圣何塞铜矿场受困的三十三名矿工在七百多米的矿下度过噩梦般的六十九天之后，终于全部获救升井，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下返回地面。当然，这还是一个值得他们举国骄傲的日子，因为他们的成功施救，再一次刷新了解救被困矿工的历史，打破了之前被困50天成功解救的记录。
十月十六日，应该是中国人举国哀掉的日子，因为一阵瓦斯爆炸之后，三十七名河南平禹煤矿的矿工从此与家人阴阳两隔。不过，已经习惯了“重大人祸天灾化”的天朝国民，早已经麻木了。相信除了家属之外，这些灾情不但摧不来外人的眼泪，甚至吸引不了外人关注的目光，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常见了。
这是一个事故不断很正常，没有事故才不正常的国度。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矿工的生命甚至没有一顶安全帽的价值高。谁说GDP数据是虚无缥缈的？至少我们看见了它的颜色——鲜血的颜色。GDP这片轻纱，在一遍一遍地染上血泪之后，又被某些精英写上“必胜”字样一圈儿扎在胜利者的额头上。
前几天晚上，因为漏看了一集电视剧，便在优酷上搜了一把，结果同时带出了一段记录片。男主持磁性而略带沧桑的声音播出来的一段简洁而又悬念迭起的片头介绍一下子将我吸引住了：
“1976年7月28日 3点42分53.8秒是被中国历史永远记住的时刻。在唐山地下深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在瞬间释放。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里氏7.8级大地震发生时，有一万多人却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就是一万多开滦矿工！此时面对着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这上万人的生死大营救将如何进行?”
带着片头语最后这个疑问，我开始观看到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的这个名为《唐山：23秒后的生死大营救》纪录片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1MjgyNDQ0.html
尽管我从来就不屑于主流媒体对那个时代口诛笔伐极尽污篾——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天堂但也绝非他们所说的地狱。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被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代震撼了，也被主流媒体这次非主流的解密深深地震撼了。
档案揭开，悬念得解。大地震发生时的开滦煤矿有六个矿井，共有一万多人在井下作业，包括矿工与机关干部。档案显示，唐山矿井下一千六百多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吕家坨矿井下一千零六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范各庄矿井下一千二百多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赵各庄矿井下三等多人，除了两人遇难外，其余全部获救；马家沟矿有四人遇难，其余获救；唐家庄矿有一人遇难，其余获救。这些矿井，最深的地方距离地面八百八十二米。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十五天，重新下井寻找生命的罗履常再次救下了从井下爬上来的陈树海等五人。至此，整个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煤矿一万多名工人，只有七人遇难，其余全部生还。
是什么保证了这些距离地震最近的矿工们的生命？纪录片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硬环境的可靠性，一是软环境的科学性。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矿工安全，开滦煤矿在地震之前已经完成了投入七百万元的巨额资金来建设煤矿，这些巨额资金全都用到了安全生产的刀刃上。而在软环境这一块，当时实施的是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原则，档案显示，在一万多人员当中，其中有三四百人是干部，更有不少的机关干部。在地震发生之际，井下的领导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励矿工们：“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临时党支部要求各矿井的矿工们按照妇女员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顺序，先工人、后党员，先群众、后干部，领导干部最后撒的顺序，沿着有走向风井口标记的巷道撤离。
无独有偶，智利矿遇解救过程当中，他们解救的优先顺序跟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的排序居然是惊人的一致。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的最真实呈现，这种最接近人类数千年理想的社会生态后来被别有用心者刻意歪曲，大泼污水；甚至给这个时代立下咒语贴上标签严密封存起来。这种生态随着那个时代被刻意妖魔化而逐渐分崩离析。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那场火灾，某个干部举着话筒喊出“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话时，这种干群关系的生态环境终于被彻底颠覆过来了。这句喊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组织、甚至是一国民众冲破了固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与文明底线。于是，在这句话之后，288名学生葬身于克拉玛依的火灾中。而且，惨绝人寰的是，从孩子们的尸体当中，可以看见被大人所穿的高跟鞋根踩穿的血洞。由此我们看见的是，干群关系的生态已经从“开滦奇迹”时代的高峰滑落到了克拉玛依时代的低谷。
我常常思索，一个被贴上“经济崩溃”、“人斗人”、“大动乱”、“浩劫”标签时代的矿工怎么就比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时代的矿工活得更有尊严？为什么后者一次小小的瓦斯爆炸就可以夺走比前者大地震当中还多的矿工生命？为什么前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可以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将活的希望让给他人？而后一个时代却恰恰相反，甚至不惜踩着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的身体苟且偷生？由此想问，那个一边享受着前几代人政治经济福荫，一边又口口声声讨伐前几代人造成了“经济濒临崩溃”的政客，不知道在夜深人静仰望星空之余会不会扪心自问：到底是前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还是自己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到底是前人守护了更多的尊严，还是当下守护了更多的尊严？
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评价，已经成为了对手套死这个组织自己的一条绳索；对一个时代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组织能否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如果还不实事求是地撕下那些强封上去的标签、洗尽自己泼上去的污水，对那一个时代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只怕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组织不但可能会对当年的历史失去话语权，而且很可能对当下与未来都要失去话语权了。
两颗原子弹毁灭了战争狂徒日本，四百颗原子弹没有摧毁一个“浩劫”时代的煤矿。这个纪录片，犹如一根豁然划亮的火柴，烧毁了一个被严密打包的时代的纸皮以及附着在纸皮之上的标签。从此，这层薄薄的纸皮再也包不住那个时代的光亮。这一线光亮终究要照亮被蒙蔽者的眼睛。
林肯说过一句话：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对于一个被刻意封上标签的时代而言，林肯的这句话尤其有意义。
附文：唐山地震发生时万名开滦矿工冷静守序奇迹生还
2010年08月19日 新浪网 中国新闻周刊
唐山大地震
万名开滦矿工生还奇迹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在只知道中长期将要大震，但临震信息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井下万名矿工胜利逃生，开滦的经验也许为人类防震减灾提供了些许借鉴
漆黑的夜蓦地亮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瞬间释放。
多位幸存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由远而近轰隆隆地奔腾而来。疯狂的大地，垂直着颠起又跌落，跟着就是左右摇晃。几起几落，建筑物便酥松了。猛然间，大地浑似次第伸展的海潮，似波涛滚滚地颠簸起来。数十米的烟囱，硕大的商场，成片成片的居民住宅楼，都在强烈的摇撼中倾斜了，断裂了，夹着无辜的人坠落。睡梦中的人们大脑还在麻木状态，人跟桌椅板凳混杂在一块，任地震波随意摆布，从床上抛到床下，被恶狠狠地摔来摔去，听凭死神成千成万地吞噬。整个城市都被令人窒息的灰尘淹没了，高达数丈的灰尘在夜空翻卷奔腾着。
短短的23秒过后，唐山被夷为平地。
但就在地震发生时，还有一群人正处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是开滦煤矿的1万多名井下工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上万名矿工将成为灾难中境况最惨的人。“星罗棋布的巷道，宛若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那种漆黑不同于闭上眼睛的黑。”曾经写过《唐山警示录》的张庆洲亲自下过矿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凭头上的一盏矿灯，平时从井下到地上都还困难，更何况是在地震中。”
然而，地下这1万多名矿工在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中竟得以生还，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到底是什么？
冷静和秩序
1976年7月27日晚，地震前几小时，全开滦放高产，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快到月底了，为了达到产量，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
吕家坨矿，当时井下工人1006名，这1006人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有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最高的领导是这个矿的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大震来临那一刻，先是一阵强烈的震风，煤尘轰然而起，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从底板方向传来巨大的声响，由远而近，渐渐地震耳欲聋。整个巷道都在晃，顶板上的煤和矸石哗哗地往下落。钢制的拱形支架接头，在激烈的碰撞和摩擦中发出巨响，令人恐怖的火花四处乱溅，地下深处的矿井立即陷入了地狱一般的绝境。
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和指挥部成立，由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他鼓励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最后，贾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线，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军人出身的贾邦友，已经快八十了，一直被脑血栓等疾病困扰，腿脚也不好，行走需要拄拐杖，记忆也开始有点模糊。在唐山古冶区融园小区的家里，他努力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艰难。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但是，在这个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有的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终于来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道是矿工生还的唯一通道。这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 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剩下的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贾邦友说。
“女同志先上！” 贾邦友指挥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铁梯，每攀上一级便向生还靠近了一分。她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无数矿灯光柱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贾邦友最后一个返回地面，当贾邦友爬到地面时，已经是上午8点半。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这短暂的时光恍如隔世一般。在井口贾邦友一眼就看见，昨日的家已经夷为平地，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等待贾邦友安全返回地面。贾邦友心里一阵发热，“矿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
说到这里，贾邦友干涩的眼睛有些湿润起来。
当记者提起再说说井下的事时，贾邦友用很苍老的声音说，“那点事啊，不想再说了，不是不想回忆，想起来心里都难受。华国锋啊，煤炭部长啊，都来问过这点事。” 1
坚守岗位
吕家坨矿震时井下工人1006名，零伤亡；位于极震区的唐山矿，震时井下工人1600多名，零伤亡；赵各庄矿震时井下工人3000多名，2人遇难；马家沟矿4人遇难；唐家庄矿1人遇难。
这里面有个细节不得不提。贾邦友等1006名矿工在井下蜿蜒蠕动时，井下完全断电了，水上来了，通风也停止了，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体力都快支持不住了。
“人们只知道，井下震害比地面要轻，往往不知道井下潜在的凶险。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张庆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可是就在这时，巷道里突然吹过一阵凉飕飕的风。原来是负责通风的工作人员，在地震中逃出后，并没有回家，没有电就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打开了全部风门，保证了矿井的自然通风。
而唐山矿同样负责通风的一位科长，在大地还在震动的时候，从家里逃出，顾不上亲人的安危，立即奔向他的通风岗位。同样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使矿井通风，地处极震区的唐山矿亦无一人伤亡。
其他几个矿井也是一样，地面脱险人员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保证了地下通风，为矿工向地上逃亡争取了时间。
另外，唐家庄矿唯一遇难的矿工张勇，是井下炸药库的保管员，地震时张勇距地面仅有150米，因为担心炸药库发生危险，他一直没有撤离岗位，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还有林西矿正在值夜班的绞车司机吴显东，地震时绞车房已经摇动不止，吴显东却按操作规程要求，把闸把打到紧急制动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关的几秒中，车房倒塌，把他砸在里面。当矿上派人把他扒出来时，他仍然坐在操作位上，手还紧握着闸把。
奇迹绝非偶然
在震前两年，开滦煤矿在国务院69号文件指导下，已经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进行了落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里翻阅的1974年国务院下发的69号文件就曾指示：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这个文件并不是针对开滦煤矿一家企业颁发的，但因为开滦煤矿地位之重要，它担负着北京、上海等地发电的用煤重任，所以，开滦煤矿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摆在首位。吕家坨矿、范各庄矿的撤退过程几乎就是这份文件的体现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手里另外两份开滦煤矿的档案资料，(1975)开革震字281号和(1976)开革震字第17号，则详细地为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方法。
1975年9月，开滦煤矿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下发第646号文件规定：“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均月收入不过几十元，这700多万元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而且这些钱都花在了井下、生产区、工房。如果说上一份文件中的措施是为了保证矿工们在地震中逃出来，那这天价预算则是为了保证矿工们在地震中能够活下来。
时至今日，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的都是封闭型的防灾备灾策略。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开放型的防灾备灾策略，会给行政管理部门带来很复杂的局面。他们最担心的是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引导和管理，而且要逐步地做，使老百姓了解预报科学研究的现状，使他们知道地震科学的知识。”刘小汉说。
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开滦便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刘小汉看来恐慌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而老百姓参与和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准备和没准备完全不一样
开滦煤矿地处唐山极震区，八个矿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均处在9～11度烈度区内。在360万平方米的建筑中，有80%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矿区除范各庄、吕家坨、荆各庄矿外，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运煤的铁轨弯曲变形，有的竟然竖起两米多高，运送工人上下井的井架都扭成了麻花。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百里矿区陷于瘫痪状态。
尚在余震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抵达开滦拍摄纪录片——《开滦奇迹》，画面中，那些大震后圆木支撑的窄窄的主巷道基本没被破坏，那些平时就险象环生的掌子面，和那些竖井、斜井，都没有脆弱到威胁矿工的生命。
秉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开滦煤矿制定的周密抗震防震计划，在地震发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矿上的基础设施及公房进行的加固维修，对工人进行的防震知识宣传，管理干部对撤人路线的熟悉，密如蛛网的地下坑道里的逃生标记，断电后早就准备好的柴油发电机等等。
“发生大地震，震中区房倒屋塌是难以避免的，但生命的伤亡应是可以减少的。”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耿庆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直在强调，“对可能发生的强震，人们事先有准备和没准备，懂地震知识和不懂地震知识，在面对地震时，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不断抖动着的大巷里，断电、断风，无论是贾邦友，还是范各庄矿采煤一区副区长王同焕，在井下很快就判断是发生了地震，而不是瓦斯爆炸等情况，知道必须立即撤出而且知道该从那儿撤出。据王同焕回忆，当他和矿工浑身是汗，在半尺多深的涌水里奔跑时，前面的巷壁上清楚地用粉笔画着“去风井”的大箭头，就是在这个箭头的指引下，这一百多位矿工才找到了通往地面的唯一出口。
而在地面上很多唐山人却没有这些准备，没有这么幸运。
唐山地震那一夜，震前出现了一阵一阵的藕荷色的地光，池塘里的鱼翻白了，井水急剧地上升或下降，有的还疯了似的冒泡翻花；跟人患难的狗声嘶力竭地狂吠不止，地震爆发前10分钟，地光达到了高潮，而地声伴着地光越来越密集，像是大自然在举行一种撼人心魄的告别仪式。
“地光和地声刚出现的时候，距唐山大地震还有6小时，这是极其宝贵的360分钟。可是唐山当地好多人看到地光时却往家里跑，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耿庆国提起这些心就痛。“如果人们了解地震前兆现象的知识，人们知道这其实是地光，是极重要的地震临震宏观异常表现，人们就可以立即远离房屋，从容走向安全地带，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 ★本刊记者/庞清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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