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关于在农村中形成‘经济中心’的战略性想象的意义”主题学术讲座在哲学系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邀请徐俊忠教授担任主讲人，吴重庆教授担任主持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讲座主持人吴重庆教授指出，毛泽东关于农村“经济中心”的战略性思想就是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部分，本次讲座的意义就是要引起我们对于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的重视。
讲座一开始，徐俊忠教授说，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中心多年来都会在12月26日当天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学术座谈会。最难忘的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他出席了在台湾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纪念毛泽东的学术活动。今年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与会师生相聚一堂，也是会很难忘的。
对于演讲的主题，他指出，毛泽东关于在农村中形成“经济中心”的思想，是立足国情，接脉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农村命运思考的重要思想
徐俊忠教授具体分析《共产党宣言》和《法德农民问题》的相关思想，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农村历史命运思考的相关思想。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是资产阶级支配下对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应有关系的扭曲，因此，改造这种畸形社会的措施之一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法德农民问题》则是恩格斯借助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尔福尔的机会主义观点的便利，论述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重要文献。恩格斯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农同过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将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第二，拯救小农的可能出路在于把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第三，要使合作社得以持续发展，让农民的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除了让农民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外，还要让农民“有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第四，这一切都不能建立于对农民的强迫上，“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也就是说，农民是主体，而不能把他们当做没有主动性的消极客体。合作社的组织+产业上的农工结合+农民主体，就是它的可能出路。
《法德农民问题》的中文版在国内有一个版本是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的，译者是曹葆华和毛岸英，毛岸英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器重的儿子，毛泽东在考虑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时，也许会受到这本书思想的影响。
二、新中国农村发展中的问题与难题
徐俊忠教授认为，放眼近代历史，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解决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问题的有效道路。中共七大提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必须“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清醒地提出，建立新中国，仅有政治上的独立，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因此，必须努力“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的背景是1949年1月8日，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经互会”的成立。当时苏联派代表到西柏坡和毛泽东商谈新中国建立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明确，我们在政治上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的支配，结束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因此，有所谓“一边倒”的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选择，与此同时，以“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际上拒绝加入由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体系。可以说，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为高瞻远瞩的一招。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异常薄弱，农业也是大而不强的。农业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耕种土地不多、农业生产条件极其落后，农产品商品率太低，距离现代农业相当遥远。落后的农业反过来严重地制约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美国人曾经在“白皮书”中断言，巨大规模的人口是中国社会的沉重的包袱，它是中国历来社会革命不断的原因，并预言新中国同样无法摆脱这一危机。毛泽东驳斥这种论断，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最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当然，庞大的人口要变成创造人间奇迹的资源，是有条件的。像旧中国许多人所说的，中国农村基本就是“愚贫弱私”的状况。如果只能如此，那一定是危机不断的。要把庞大的人口压力变成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巨大资源，出路在于引导农民通过“组织起来”，逐步走上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于是，就有土地改革后不久，农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进而出现高级社的联社等等的实践。这一实践过程被概括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在这里似乎蕴含《法德农民问题》中关于引导农民走上合作社发展道路的相似逻辑，所不同的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比恩格斯期待的“法德农民”更具强劲的内生力，还负有支持国家工业化的使命。
三、毛泽东对于农村发展探索与思考
中国式的现代化，起点基础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民众大联合”曾经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方式。新中国的建设依然需要遵循这一逻辑。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优势如何有效发挥？共产党不是神仙、上帝，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只能依靠亿万农民的积极实践和探索。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坚信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因而倾心降志地对于人民的实践及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稍后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思想等，构成了他探索与思考的主要轨迹。
徐俊忠教授指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撰的一套“材料书”，也可以看作如何办合作社的案例库。这套书经过两次编辑，总共收录176篇典型案例。毛泽东不仅亲自选择篇目，进行大量文字修改，为许多材料提炼标题，还撰写了104篇按语。这套“材料书”几乎覆盖除西藏外的所有大陆省级行政区域的经验。在各种办社经验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土地碎片化开始向连片成方转变；农田水利设施开始修建；开荒造田开始较大规模展开；科学种田开始逐步推广；劳动力不足问题开始出现；妇女作为劳动力资源开始走出家庭，半劳动力也开始被动员出来；多种经营包括工副业开始在合作社中萌芽、发展；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相关业务教育因为生产、经营管理等的需要而开始举办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村开始向着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产业方向发展，用当时的话说是：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农村由此开始焕发出一丝新的生机。
对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认为是紧接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又一个重要文件。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开始，到一九六零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的“纲要”，形成“修正草案”而正式公布实施，经历了繁复的过程。《纲要》最基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第二，提出“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的要求，著名的粮食亩产“四、五、八”的奋斗目标，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等；第三，发展畜牧业；第四，实现农业增产的十二项措施；第五，关于农民生活和农村建设，提出涉及移风易俗、卫生、妇女儿童、教育、气象网、广播网、通信网、交通道路网、商业网、农村信用合作等多方面的建设。总之，“纲要”虽名为“农业发展纲要”，但它见物也见人，规划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发展前景。
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探索，最具有争议的，也许是最具有创造性的，当属合作化进入高级社联社后的这一阶段，这就是“人民公社”。徐俊忠教授认为，高级社出现联社的现象，原因大致上有：第一，兴修水利的因素，因为修水库，得利的在下游，淹没的在上游；第二，发展多种经营的需要，单个合作社内，人口规模小，能够发掘的能工巧匠不多，通过分工扩业而实行多种经营，自然也就受到限制了。以往有个口号“人民公社好”，其实它的原意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名称的选择。当年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当地的联社就叫“人民公社”，他觉得这个名称不错。到了山东也碰到此类联社，有的叫“社会主义农场”，有的干脆学苏联，叫“集体农庄”，毛泽东认为，“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便于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也就是说，没有业态限制，只要有条件，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等，都可以搞。毛泽东还明确批评苏联的“集体农庄”，说它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中国农村绝对不能走苏联集体农庄之路。以前有人说，中国人民公社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其实这至少是不了解历史事实的。1958年夏天，“北戴河会议”做出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强调的就是它便于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属于农业的范畴。工农商学兵，其中的“学”和“兵”都是很有历史意涵的内容。除去这两者，仅就经济职能而言，那就是后来曾经热闹过一阵的“农工商联合体”了。这个思想与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是非常一致的。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你不走这个路，又能有什么好路子呢？要走这个路，集体规模过小，根本就没有统筹各种资源，进行分工，实行多产业发展的条件。所以，这种产业发展思路的选择，就决定了它必须要有比已经是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更大的规模。后来人们诟病它的“一大二公”，问题是如果没有比高级社更大更公的体制，农村何以可能搞起“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呢？因为规模小，即使是集体所有制，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的调动等，都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当然，农村如果仅仅是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这样的单一业态，“一大二公”肯定会带来窝工、内卷而陷于效率低下的结局，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让那么多人去耕种并非广袤无垠的农田。所以，合理的评价是不能脱离其具体前提的。
四、关于在农村中形成“经济中心”与对其关键性因素“社队企业”的争论
徐俊忠教授认为，明确提出在农村中形成“经济中心”，是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即是“社队企业”，尤其是社队工业。原话是这样说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说它是一种“战略想象”，原因是它提出于毛泽东读书过程中，却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性的问题。问题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你是步西方国家的后尘，让农村屈从、依附于城市，造成农村凋敝，人口大量流进城市，形成大城市、超大城市，陷入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大城市病”，还是另辟蹊径，在农村中打破工业与农业的分隔，在发展好农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嵌入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所谓“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应该是农村嵌入工业发展后，必然带来产业链条的重新构建，由此带来各种要素、业态与服务聚合的结果。例如道路网络、商品集散场所、银行信用机构，信息传播系统，邮政配送机构，市场管理与服务等，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群的聚集，形成新的居民聚落，由此必然带来社区管理与服务、治安、消防、学校、医院、文娱、体育设施等等。这一切都是由经济发展所带动的，也是依托于经济发展的城镇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是农村“就地工业化”，进而“就地城镇化”的过程。这也契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那种使“农村屈从于城市统治”的崭新现代化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这一构想，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然而，这一构想主要提出于读书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党内尤其党内高层的共识，更没有进入国家的战略，形成为可以落地的政策。这一构想中的关键性因素是“社队企业”，尤其是“社队工业”。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党内的领导层一直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为了说服大家接受社队工业，还搬出王震在日本的见闻，说日本也在农村中发展工业。党内看法的不一致，导致每逢经济出现问题，进行整顿时，社队企业就首先成为被整顿的对象。1959年有过一次对于社队企业的脱钩整顿，1962年4月中央发了一个“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或大队举办的工业企业，凡不是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服务的，不具备条件的应该一律停办”。同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文：“农村社办工业企业有一百二十六万人，摊子大，人数多，产值低，劳动生产率低，原材料浪费大，消耗商品粮不少，一律应该停办，人员回到生产队”。稍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进一步指出：“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一律停办”。这些文件的下发，无异于对这一发展思路釜底抽薪。中国社会发展似乎又回到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结构上去。这种不同看法，直到改革开放后，依然存在。《李先念传》就记载了1980年11月28日李先念同志与陈云同志的一段对话。李先念同志说：“社队工业。究竟搞什么，现在搞的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强调公社工业是光辉灿烂希望所在的说法，不见得对”。陈云同志的插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资本家这样搞的”。可见看法多么的不一致。
徐俊忠教授还讲了毛泽东维护社队企业的努力。大的维护有两次。一次是毛泽东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它是在中央正式文件强调在若干年内，公社一般不办企业的背景下，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另一次是1975年9月27日，他一口气批转三份关于社队企业的材料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这三份材料包括“两封信及一篇报道”。信一封来自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它要求中央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撤销关于不准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的规定。另一封信是华国锋写给湖南省委关于应该旗帜鲜明支持社队企业的。“一篇报道”是指1974年发表于《河南日报》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现在读起这些文字，确实会令人感慨万千。历史每前行一步，都是多么的艰难。
徐俊忠教授还特别提到1978年8月21日至29日，华国锋率团访问南斯拉夫，参观那里农村的“贝科倍”，也就是“农工商联合体”的情况。南斯拉夫朋友对中国客人说，这是向中国同志学习的，因为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就要人民公社搞农工商综合经营。徐俊忠教授也提到杜润生1984年1月6日在全国社队企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杜老先生认为，多少年来的经验证明，农村人口多，把几亿劳动力都聚集在耕地上，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还补偿不了他自己的消耗。改变这种状况，“经验就是要搞多种经营，……要走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综合经营这条路”。杜老还特别强调：毛主席早就讲过要发展社队企业，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东欧国家也不约而同地提倡“农工商一体化”，“马克思曾批判资本主义农业与工业隔绝的政策”。可见关于在农村中嵌入工业发展的构想，实行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五、让历史告诉现在与未来
徐俊忠教授认为，研究问题必须从历史分析开始，这是毛泽东十分强调的重要方法论。但历史分析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从历史上看，凡是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几乎没有不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道路的。史来贺的刘庄、吴仁宝的华西村以及一直以集体经济走到今天的周家庄等是这样，今天河南的南街村、山东的代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四川的战旗村等等也无不如此。
同时历史也要求我们认真地审视农村土地碎片化之后出现的困局。徐俊忠教授以在粤北某地农村调研的切身经历为例，看到当地一家农户地不到十亩，却有五十六块之多的现象。土地碎片化不仅不适宜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连种植的效益都比以往大大降低，最终无法解决农民的生计，有些人只好撂荒土地，涌进城市寻求生计，由此带来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村的“空心化”和人们常说的“三留守”等问题，并由此衍生出各类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有些连想都想不到的公共卫生问题。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土地碎片化问题，各地都在搞土地流转。有的流转给大户，有的流转给工商企业。这可以解决土地连片成方的问题，但也因此抬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现在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乡村振兴问题，但当农村流失了最富有生气与活力的人群，各地就只能等待工商资本下乡去“振兴”乡村了。问题是资本都是逐利的，其效果也可想而知。
农民进城，对于农民也并非一路都是阳光灿烂的，对于城市也由于人口过度聚集加大了城市的脆弱性，上海抗疫出现的脆弱，广州的“康鹭片区”这样的城市伤疤，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现代化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当然，现实也并非都是那么悲观的。毕竟“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指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所宣示出来的前景，以及近年来中央的“一号文件”高度重视“县域统筹”问题等等，表明我们国家依然在为避免“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和“大城市病”的厄运而努力奋斗。某种意义上说，新时代的发展，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战略性思维与智慧，得到继承与光大。我们有理由相信，继承毛泽东同志的积极思想，对于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
讨论环节
吴重庆教授对徐俊忠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和延伸。他首先指出人们常被“农业辅助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观念误导；在农村中发展“社队企业”，促进形成“经济中心”，这和建设独立工业体系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自有其一套理论。在农村形成“经济中心”的思考，更侧重于回答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这类问题。
吴重庆教授援引《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对于公共交通的论述，指出交通和交换等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前人无法想象的，其发展的未来也是今人难以估量的。不同交通条件下经济中心所辐射的有效半径是不一样的。如今由于交通及其他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在多大范围建设一个经济中心，与以前是不一样的，这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提出的“县域统筹”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当时一系列伟大的描绘，对找寻城乡融合的动力以及乡村如何立足于县域来发展自身经济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接着，报告会进入热烈的互动过程。对于三位教师和学生提出的问题，徐俊忠教授都力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做出回答。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以“两个三十年”互不对立的思维，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必须以新时代的新理论视角，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防止以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曲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克服学者容易滋生的自负心态，要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必须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的实践与生活。报告与互动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吴重庆教授强调，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与学生，投身于这一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为徐俊忠教授颁授学术海报纪念版。至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的讲座圆满结束。
张伟教授为徐俊忠教授颁授学术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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