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是这样评价国际法的：
国际法与实定条约的特殊内容有别，它是国家间应该绝对有效的普遍的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于，条约作为国家彼此间义务的根据，应予遵守。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主权为原则，所以在相互关系中它们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它们的权利不是由被组成为超国家权力的普遍意志来实现，而是由它们特殊意志来实现的。因此，国际法的那种普遍规定总是停留在应然上，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合乎条约的国际关系与取消这种关系的相互更替。
附释 国家之间没有裁判官，充其量，只有仲裁员和调停人，而且也只是偶然性的，即以争议双方的特殊意志为依据的。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这种联盟将是被每个个别国家所承认的权力，旨在消弭纷争，从而使诉诸战争以求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1]
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1797年拿破仑第一次意大利战役结束时召开的会议。]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2]黑格尔说：“这句话的涵义，不外指事物实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保证了承认，更不用人们明白表示。”[3]法兰西共和国是通过革命缔造的，革命不需要承认。
1928年８月法美两国又发起并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27日公约在巴黎签字。到1929年7月公约生效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共达44个。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分歧或冲突，不管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调处或解决”。包括裁军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体系的签署标志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完成。当时国际上一片“和平主义”高调，和平外长在各国频频登台；“民主主义”口号盛极一时。洛迦诺会议后，西方舆论认为“一个和平时代降临了”，战争终止了，未来的历史是将是“妥协、仲裁、和平”的历史。
然而,就在“非战公约”签署的第二年，历史就迅速出现逆转。1929-1933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上涨，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严重的挑战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制裁，而且还在西方“祸水东移”意图中受到绥靖和纵容，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平幻景的迅速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首先在最早参加签署洛迦诺公约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国中爆发，这时非战公约的签署国早把自己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显然，与康德相比，黑格尔对国际法的理解更符合历史现实，而康德则显得浪漫而不可实行。究其因，主权是法权。法权是暴力革命或征服后形成的默认和习惯，因而如拿破仑所，它“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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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48页。
[2]拿破仑这句话出自《拿破仑·波拿巴著,拿破仑随想录》，原文是：“我对奥地利说，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被承认。她身处欧洲，正如天边的太阳。若是有人不想看见，也不愿珍惜，那就算了。”（法）拿破仑·波拿巴著：《拿破仑随想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第35页。
[3]［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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