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这篇文章提到的党史人物，无论是犯了“左”的还是右的错误的，都不是叛徒，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前辈、开国元勋。笔者对毛主席为首的新中国开国元勋是无比尊重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为中国人民付出的一切，迄今为止，是任何古今中外其他领导集体都无法相比的。这是实事求是。
第二，我这里所引用的一切资料，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官方资料，没有一处是地摊文学。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官方资料依据。对这些资料，我做了比较系统的、有时间顺序的梳理，供同志们参考！
第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困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独辟新路、披荆斩棘，最终带领我们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必须承认教训是一个指头、是次要的，而成绩是九指头、是主要的！
一、早在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就极力纠正“左”的错误
1958年以来，“左”的情绪是在几乎党内所有同志中都存在的。但是，毛主席是党内相对冷静而理智的同志。他对群众的浮夸不置可否，但是对干部的浮夸立即否定。他同意批准的“1070吨钢指标”，也是离不开党内多数同志的影响。当时毛主席对1070吨钢是怀疑的。相关内容，可以看李银桥同志、袁宝华同志的回忆。可以确信的是，1958年11月上旬以后，毛主席就前所未有的坚决反对浮夸。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化，毛主席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化。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纠“左”。“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薄一波文选》：《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为了纠正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毛泽东文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了使同志们认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区别、反对剥夺农民，毛主席讲：“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毛泽东文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为了批判浮夸风，主席又说：“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毛泽东文集》：《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这时，王稼祥出席武昌会议，“王稼祥由于对实行供给制以及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等问题有疑虑，在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刘少奇提出，建议中央常委不要在报纸上公布人民公社的决议。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谱（1906—1974）》1958年，五十二岁。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一史实，请三老四少注意。主席对王稼祥同志和庐山会议后期提意见的同志的态度为什么不同？为什么毛主席认为王稼祥同志这时提意见是对的、庐山会议后期提意见的同志们有一定错误？后文会有解释。实际上，如果庐山会议后突然站出来的这些同志也和王稼祥同志一样，在武昌会议就积极提出意见、强调纠“左”，结果是不同的。
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还是不遗余力的纠“左”，他批评和教导他的战友们的时候说：“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文集》：《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从当时大家的集体表态来看，基本上是都很支持主席的。但是，大家对主席纠“左”思想的理解程度，则是还不够深的。
上海会议，也是主席极力纠“左”、要求降低指标的会议。在纠“左”的过程中，毛主席教导他的战友们：“工业和商业，农业也可以谈一点，总而言之是经济。农业，定指标要实事求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潜力要人民去发挥。”（《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为了彻底纠“左”，主席还连续写了《党内通信》。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篇：“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文集》：《党内通信》)这是主席反对浮夸、反对虚高产量的最重要证据。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为了降低指标，主席强调：“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毛泽东文集》：《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可见主席这时极其理智。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党先后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在这一系列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毛主席极其严厉、全面、系统的批判了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可见，毛主席早就批判了问题。
毛主席也频繁教导大家：坚持实事求是、是多少就报多少，坚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指标，坚持区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所有制，注意尊重价值规律、坚持等价交换、发展商品，要维系工农联盟。可见，毛主席早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庐山会议后期发言继续批“左”的彭德怀、张闻天二位同志，没有一位像王稼祥同志一样在这时候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纠“左”。
二、毛主席和彭、张同志在“总路线”、“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的分歧
前文已知，毛主席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已经严厉批判了。具体负责这些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们受到了严厉批评之后，同意了主席纠“左”的正确意见。这时，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封信提到的内容，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前期都说过，而且说的远远比彭大将军严厉得多、激烈得多。例如，在毛主席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中，主席把问题已经说的足够清晰、全面。到了庐山会议前期，大家也基本上都认可了主席对“左”的错误的批评以及主席纠“左”的办法，开始在统一认识后纠正这些错误。这时，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字），只是把主席早就狠狠批过的老问题重新讲了一遍。所以，在主席看来：问题都讲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都有了，再说一遍老问题，想做什么呢？
要知道，彭德怀同志确实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中有一段讲苏联的农业公社，说苏联当时农业生产力很低，在物资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搞了一下公社就垮了。人家已有了经验的东西，我们还要去重复。”（《彭德怀年谱》，第742页。）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多观点是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先进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有了农业集体化，提高了农业集中程度，恰恰有利于集中农村人力物力财力去扩大农村产业规模、集中农村资金购买先进工业产品。而苏联教科书的观点显然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批评说：“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农村集体化、集中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公社真的“办早”了吗？确实，公社曾经操办的比较急。但是，1959年6月开始，苏联撤资以来，中国的工业只能主要依赖国内农村的支援了，所以更加需要集中农村人力物力财力的公社化。1959年6月以前，你说“办早了”，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以后，你说“办早了”，那工业产品卖给谁？工业资金哪里来？
庐山会议在1959年7月召开，苏联在6月决定撤资。在国内最缺维系工业的资金的时候、最需要农业支援工业的时候，不说如何加强对集体化的捍卫，却说集体化“搞得过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毛主席也说“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是，毛主席这时从来没有再说公社“办早了”。因为随着国际环境的空前恶化，通过维系集体化程度更高的公社来集中农业资金支援工业是非常及时、完全必要、不早不晚的！认为公社“办早了”，实际上已经动摇了总路线。
而且，如前文所说，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长达9个月的时间，毛主席一直致力于纠“左”。但是，无论是彭德怀同志还是张闻天同志，在这9个月，都没有像王稼祥同志在武昌会议那样提出纠“左”的意见。
所以，毛主席讲：“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决，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在那种时候他提不出来。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多次会议，他们都不提意见，等大家纠“左”差不多了之后，他们却要再把曾经早就系统批判过的问题、已经知道了怎么解决的问题重新说一遍。你提了新问题，才会想新的解决办法；你提了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的旧问题，只能说明你认为原来的解决办法不对。即使你也说总路线正确，但是改变原来的办法，除了变总路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再加上当时彭大将军确实认为“公社办早了”，显然体现了他对总路线的动摇态度。
主席当时的底线就是农业集体化路线。如果在大家已经长期纠“左”之后，还要追着“问题”不放，即使动机是好的，也有动摇农业集体化改造总路线的危险。所以，对比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主席对稼祥和庐山会议后期提意见的几个同志的态度不同？因为稼祥是在主席极力纠“左”期间陪主席一起打的这个“逆风仗”，一起捍卫农业集体化路线，第一时间提意见，不等问题大家早就都知道之后再旧事重提、动摇路线。
三、毛主席和彭、张同志在党内团结维系上存在的分歧
彭德怀同志的信中，提出“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中国这样具有空前困难条件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有错误是难免的。所以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显然是比较苛刻的。彭大将军说“一般不追究”个人责任，也就是总体上不追究个人责任。可见他认为应该有追究个别的一线同志责任的可能，这是不利于当时党内团结的。
当时，作为一线领导者的刘少奇的意思，正是错误讲的差不多了，应该多讲一讲成绩了。“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不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得深刻些，更有说服力一些。”（《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少奇说的也不无道理。主席已经把错误批得很透彻了，主席也早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要坚持坚持一分为二、统筹兼顾，所以确实应该也谈一谈成绩了。
显然，彭德怀同志和一线领导同志的观点是不同的。王光美同志回忆说：“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所以，为了捍卫党内团结，主席讲：“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对于动摇总路线行为，主席是不允许的；对于反感批评的行为，主席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坚持总路线和党内团结的同时，毛主席说：“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对于彭德怀同志他们，毛主席也是坚持团结和批评的态度。主席讲：“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断崖的坚守：
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困难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现一系列冲突、分歧、曲折也是必然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无疑在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艰辛的环境中写下了最辉煌壮丽的篇章。
面对国内外空前巨大的困难，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迎难而上、披荆斩棘，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捍卫了农业集体化、纠正了“一平二调”，并以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迅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构建世界上最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核潜艇”。
这真是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主要方面、是十个指头中的九个指头。
经常以庐山会议来诋毁毛主席的人应该睁开眼看看——正是在庐山会议遭到惩罚的黄克诚将军，在八十年代比当时其他任何人都坚定的捍卫毛主席。
面对毛主席已经去世、面对很多人开始诋毁毛主席、面对那样巨大的上上下下压力，已经双目失明、处于弱势地位的黄老将军挺身而出，他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他老人家特别指出：“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缔造了党、缔造了人民军队、缔造了新中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最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确实缔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黄老将军的这句话完全正确，狠狠打了那群诋毁毛主席的小丑、渣滓们的脸。
大家可以读一读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黄克诚传》第三十三章，看看当时上上下下给黄老将军施加的压力有多么大。你们自己看，书里有答案。是谁把将军文章中的“毛主席”改为了“毛泽东同志”而使黄老将军严重不满？是谁批示删除黄老将军对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这些不由让人感到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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