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这部小说里描绘有这样一个人物，此人因为死得非常凄惨而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黄文炳。
黄文炳在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出场，第四十一回归于湮灭，可谓短暂的一瞬。对于其人之死，书中交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黄文炳遭此大难，死得如此惨烈，原因真的如李逵所言“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吗？
从尊重原著出发，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应该说，李逵所讲的可谓一派胡言，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事情的起因是宋江酒后狂放，在浔阳楼题写反诗。他先后写了两首，先是在第一首“西江月”里自吹自擂一番，什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然后感觉不过瘾，接下来又发狠发癫，说什么“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发誓自己要比唐朝黄巢更猛烈地造反，更加搅得天地翻覆。
应该说，身为在闲通判的黄文炳在看到这两首诗之后所做的评判公允恰当，小说中描述，看到宋江题《西江月》词并所吟四句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谁写在此？”后面却书道“郓城宋江作”五个大字。黄文炳再读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黄文炳道：“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黄文炳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是个配军。”又读道：“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黄文炳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间报仇！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黄文炳道：“这两句兀自可恕。”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
也就是说，宋江题写反诗可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黄文炳理所当然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件事上报。
就是因为这样，由此引出了大宋江州政权同梁山泊造反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不但江州政府惨败，黄文炳惨死，而且连带黄文炳一家四十五口满门被戮、鸡犬不留。
当然，作为梁山泊忠义造反集团的对立面，小说里自然把黄文炳说成是奸诈小人，一出场就做了这样的交代，说什么“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说他巴结当朝蔡太师儿子蔡九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云云。但客观地说，黄文炳既不是捏造事实，也没有拨弄是非。他只不过就是论事而已，就连靠着裙带关系上位的蔡九知府看到这两首诗也说，“这个却正是反诗，通判那里得来？”可见黄文炳确实是一个有着很强政治敏感性的人。
事实上，尽管在小说中出场不多，但黄文炳却表现得精明干练、能力出众。对于如何处理该事件，他总是寥寥数语即切中要害。譬如在看到反诗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保存确凿证据；接下来告诉蔡九知府说，“如是迟缓，诚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再商议”。在此之后，他还先后识破宋江装疯卖傻的把戏，识破了戴宗伙同梁山泊吴用他们伪造的书信，并且在危机之时也很有临危不乱的风范，譬如在家中被洗劫而他在船上碰到敌人的时候，书中交代“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而走，望江里踊身便跳”。被对手捉住之后，则明确表示说“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并没有屈膝哀求饶命，等等。综观其人出场到殒命的整个过程，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失德失能的地方。相反，倒是处处展现出他对大宋王朝的忠诚，对政权一片的忠心，即便是想寻机补缺担任实职，那也无可厚非。
但是，黄文炳的忠心与忠诚却完全没得到一点好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是当局颟顸无能。梁山泊群雄劫法场的成功是导致黄文炳灾难的直接原因。综观这场武装偷袭活动，具体组织与安排其实一点都不高明，当局与官军只要稍有一点警惕性，就不可能让这伙绿林强盗得手，即便一时疏忽，也不会在接下来城外追击作战中被梁山泊人打得败退，需知，参与劫法场的只有一百四五十个人，而官军方面则有五千兵马之多，在数量上占有压到性的优势。在这样的优势之下，如果不是指挥者颟顸无能，而让黄文炳这样的人来指挥的话，结果就绝不会这个样子。这充分说明，小说里大宋官场十分黑暗，充斥着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向淘汰。具体表现，就是像黄文炳这样能干的人靠边，而像蔡九那样的“官二代”却高高在上、作威作福。
二是政府麻木不仁。政府机能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机构内部百孔千疮，被各色人等渗透和钻营得不成样子，小说中所描写的大宋政府监狱一概都是这副德行。《水浒传》里那些梁山英雄遭遇官司、深陷囹圄的时候，没有哪个不是买通监狱的主管人员。宋江也是这样，那个上蹿下跳的戴宗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在宋江案中完全是吃里扒外，其立场彻底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而蔡九知府对这样的人却没有任何警惕性，动辄就委以重任。还有那个当案的黄孔目，徇私枉法，以各种理由拖延对宋江等人的处决，说什么“明日是个国家忌日，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直待五日后，方可施行。”结果硬是把执法日期向后拖了六天之久，给梁山团伙作案劫法场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而像黄文炳所建议的那样立即执行的话，梁山那些人就是插翅飞也来不及赶到现场。
三是朝廷人心丧尽。黄文炳其人之所作所为虽然忠诚于国家和政府，但却完全得不到普通百姓的支持，连他自己的亲哥哥都诅咒愤恨。小说中交代，黄文炳的兄长黄文烨听得说时，只在背后骂，说道：“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祸”。黄文烨的态度十分清楚，那就是坚决不能站在朝廷和政府这一边，谁这样干谁倒霉。应该说，黄文烨的确见识深刻，在政治上十分清醒。连黄文炳的亲哥哥都这样，普通百姓的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曾经在黄文炳家里打工的侯健就是典型，他把所了解到的黄家的底细完全告知给宋江等人，这是造成黄文炳全家四十五口全部遇难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其实，在那种虚弱的政权之下，当官者大都深谙明哲保身这一套，不然就混不下去。具体做法，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难得糊涂，许多事情都装作看不见，管他谁造反谁谋逆，统统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更坚决不要干那种向政府举报、告密的事情，否则一定要遭到报复，轻则受创，重则亡身；要么就像宋江、戴宗那样脚踏两只船甚至几只船，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这样的人，很是很吃得开，大名远近传播。
相反，像黄文炳那样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在政治上都很天真，以为自己能得到有效的安全庇护。其实，对于一个已经腐烂异化的政权而言，这是可怜的痴心妄想。不但大宋朝是这样，接下来的大明朝、大清朝个个如此。大明王朝诛杀熊廷弼并且传首九边，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大清王朝在八国联军的勒令之下，不得不诛杀那些主战反抗西方侵略的大臣们等等，忠臣不得好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更滑稽的是，当洪秀全奔赴广西金田组织起义、路上被抢劫之际，还得到一个清朝县令的资助，以助成其行，政权之昏聩由此可见一斑。《水浒传》小说中并未交代黄文炳一家死难之后朝廷给予怎样的抚恤旌表，在那种黑暗历史背景下，估计也就不了了之，死了白死。
仔细品味小说里的宋江，很大程度上也并非一个正面人物，简直就是伪君子或小人、恶人。你看他提反诗的事情败露后装疯卖傻，但吃不住酷刑又怂了招供；刚刚被救脱身，就急切地想报私仇，要求梁山好汉们继续为他赴汤蹈火去卖命。梁山大头领晁盖不同意，说 “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贼，已有提备，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一发和学究、公孙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来报仇，也未为晚矣”，所讲的理由根据十分充分。可宋江根本不予理睬，而是利用自己的威权，马上就开始越俎代庖地指挥部署起来，晁盖立刻就被架空、成了可怜的摆设。宋江在诗中发誓要“血染浔阳江口”，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他的真心话，无辜杀害黄文炳一家老少四十五口，可谓是这个誓言的具体实践案例了。如此残忍灭绝人性，难道还不是小人行径，又何来“忠义”的样子呢？然而，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则是历史规律所使然，并不是一个宋江所能代表。何况后来当了投降派的宋江也没有好下场，这也是规律使然。
当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黄文炳类型的人代代皆有，并非只是小说家的塑造。不过，现实中往往谁也不想当黄文炳，更不想尝试类似的悲剧，没谁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真的连黄文炳这样的人物都不存在了，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虽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却也不妨从中感悟出一点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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