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代的两位艺术家先后离世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艺术主流的变迁，对当代中国人产生的不同影响力，反映了中国社会精神的不同走向。
童祥苓的一曲“迎来春色换人间”唱词，据当事人回忆，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正如毛泽东艺术思想一贯反映的，讴歌冬梅冰俏的冷对，“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无我奉献。虽然童祥苓晚年开饭店补贴下岗的儿子，隐入尘烟，但曾经所担的重任，是反映1/5人类命运的时代主旋律，和通过塑造杨子荣、方海珍、白毛女、李玉和等艺术典型形象，反映了整个民族从被压迫到反抗做主的历史巨变，达到了一般艺术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琼瑶进入大陆，是文革后人们激辩人性、人情味之后。
七十年代末，朱光潜说，“艺术离开了人情味算什么玩意儿？”朱大师的不耐烦，符合那个时代的情绪。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争夺主角，得需要一些不加掩饰、立场鲜明的工农兵作品，集体的解放比起个人的细腻情感，粗犷得多，需要先集体，后个人，先阶级，后个体。专家和文人不习惯是免不了的，由此舆论开始转向批评阿庆嫂、方海珍、柯湘这些女性角色不见配偶……，舆论避而不再谈杨子荣对小常宝的阶级同情也是一种人情味，不谈李铁梅非血缘的一家三代的人情味，不谈大春挽住白发喜儿走出山洞时，依偎的解放喜悦也是人情味，而且是真正的、具体的人权、人道、人性与人情味。
经过“伤痕文学”无穷无尽的控诉，动摇了之前的世界观，丧失了真正的文艺批评。它派生出抽象人性大行其道，从冲破封建禁锢残余的存在理由出发，变本加厉，形成转折，以人大代表迟夙生九年不懈提出“卖淫合法化”提案为标志。“人性”、“人情味”成为权力、金钱渔猎色欲的土壤，成为资本公平交易的天上人间，不论“小鲜肉”来自名校还是下岗工人、进城农民的家庭。
相对来说，琼瑶阿姨优雅得多，“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随着“思想解放”，公有制下生活总有着落的人们，一边对琼瑶的小资情调如饥似渴，一边骂着大锅饭，任由改制。
琼瑶、邓丽君当然的确也丰富了艺术表达，但她们的抽象人性论，作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对于瓦解中国人在艺术领域放弃阶级性，起到了强大的铺垫和麻醉作用——人们忘了，没有经济基础，哪儿来的“红尘作伴，潇潇洒洒？”除非是麻醉消遣，琼瑶不可能让进城农民和下岗工人共鸣喝彩，许多年后，正在或已经被毕业即失业的90后00后们更为深切感触到。
今天的贪官事发之后，人们发现，其堕落之前大都出类拔萃，但伴随大员堕落蔓延从众，产生大面积的权力淫乱，这又和六七十年代对党员干部男女关系的极为严苛截然不同，这种严苛，今人想象不到，这种巨变，抽象人性论“功不可没”。
恩格斯的“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选4，81），对于冲破中国传统社会封建残余禁锢意义重大。
抽象人性产生于资产阶级上升期间对于封建禁锢的反抗，很快成为资本的工具。琼瑶小说绝非诲淫诲盗，但抽象人性至上，提高了男男女女对绿帽子的容忍度，为猎色淫乱交换利益提供了工具。这种宽松，被公知们认为是“社会进步”，他们往往要拿出恩格斯的这句话做装饰，却总是逃脱不了权力、资本为渔猎美色而视家庭为齑粉。
回到童祥苓创造的典型人物。从样板戏的“三突出”（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创造的英雄人物至今栩栩如生。
童祥苓走了，在戏中塑造了光辉形象，在生活中，也做了典型人物。为人刚正，为下岗儿子操劳，“怜子如何不丈夫”，他为唱词中删去毛主席而痛心，而奔走呼吁。他耐得住冷落和凄凉。从演戏到做人，他保持了戏中对改换门庭的“一撮毛”的鄙视，人格高尚。
同样看琼瑶小说，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细腻缠绵的，但在琼瑶笔下的个人情感世界里，滥情缥缈，永远是螺蛳壳中做道场，不可能描述中国人站起来了的典型环境，这就是他们的差距。
（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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