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管子》轻重理论打赢目前这场货币战争

 

     文/翟玉忠

 

 

   要给管仲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十六篇（加在经言中的《乘马第五》实际还残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

 

    因为任何伟大的经典理论都不会随时间而褪色。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的管仲、到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上了浓重的“管商之术”色彩。任继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时陈云和他的同志们也用了管子的轻重之术。他说：

 

    “关于通过市场对货币与粮食的运作，就可促使价格发生变化，《山国轨》有个说明……以现代经济为例，在1950年前后，我国政府接收蒋政权的烂摊子，蒋管区物价严重膨胀，民不聊生。我们新中国当时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包括通过货币改革和适当抛售物资、回笼货币的政策，稳定了市场物价，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币轻万物重的局面。”（任继亮，《〈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178页）

 

    国外有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人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大惑不解。他们甚至认为谁能从理论上诠释这一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来瑞典国王要给两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同时，促使新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线性思维和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过来，解决就业问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赞叹不已。杨培新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后者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详见《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中国城乡金融报， 2006年3月17日）

 

    当代最成功应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是经济学泰斗薛暮桥。

 

    薛暮桥（1904年~2005年），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1943年至1947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当时他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薛暮桥深情地写道：“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实践中，我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我提出的关于抗币的‘物资本位’理论、关于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关于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对实践起了指导作用。当时．世界上各国货币还都是以金或银为本位，同金银完全脱钩的纸币的流通规律还是经济科学的新问题。我在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无闲去写专门著作，但在汇编成《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书的文件中，多次从工作需要出发予以阐述。并以成功的实践证实它的正确性。到建国以后，在我的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深化。”（《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73~174页）

 

    解放后，薛暮桥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对共和国经济建设和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建设居功至伟。2005年3月，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薛暮桥尽乎“照本宣科”地应用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但他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经济思想的源头。除了经济体系的动态平衡思想和盐等的专卖政策，薛暮桥暗合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最明显的是他的货币理论。

 

                                                    所谓的“物资本位”

 

    薛暮桥刚到山东时，当地有三种货币：一是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叫抗币；二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叫法币；三是日本扶持的伪政府发行的伪币。1941年，缺乏金融经验的山东省政府曾经企图用行政手段压低法币、禁止伪币，但效果即差，黑市流行，且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反而最低。

 

    薛暮桥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要稳定物价就必须驱逐不断涌入的法币。1943年6月，他们在报纸上宣布，从是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人民可以用法币换抗币。同时，根据地的银行也不再以法币作发行准备金，而是将这些法币从敌占区换回大量物资。有了这些物资，就能支持抗币的币值。他写道：“排挤法币使我们换回大量物资，能够用于支持抗币，在物价上涨时抛出物资，回笼货币，提高抗币的币值，物价就自然回落。”（《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5页）

 

    实际上这就是《管子·国蓄》中所说的：“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

 

    驱逐法币丰富了薛暮桥管理货币的经验，他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管理理论。其基本要点是将银行发行的一半货币给工商局，让它购买主要商品，直接赋予工商局吞吐物资的功能。他总结说：“由于根据地是在农村，货币发行应当有季节性。秋冬增发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到春荒时期，则应抛售农产品，回笼抗币。这样来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因此，省政府决定加强工商局，使它有力量吞吐物资，稳定物价；并决定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6页。）

 

    薛暮桥层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记者的名义去山东访问他，认为山东既无金银储备，又无外汇储备，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薛暮桥当时回答说：“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3页。）

 

    当时这位经济学家还问薛暮桥，美国能不能也实行这种制度，薛暮桥回答，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还可以实行金本位。不过他在回忆录中惊叹：“当时我万万料想不到，30年 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物价。并因此而产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但比我们解放区迟了30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70~171页。）

 

    薛暮桥更为想不到的是，他的理论两千年前已经被我们的先人详尽地论述了。我们看《管子·国蓄》中保护农民的手段和薛暮桥的思想如出一辙，也是国家发行货币，掌握物资，调控市场。相对来讲，管子的理论化程度更高。上面说：“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意为：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显然，薛暮桥并没有注意到国家掌握商品和货币还能发放农贷，节制资本——这是管子思想的高明之处。

 

    薛暮桥更不会想到，他讲的“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这些话，直接取自《管子》一书。《管子·国蓄》的原文是：“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段话为历史上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到了薛暮桥那里则成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

 

    在停用法币后，薛暮桥还公开反对那种靠政治手段将法币的比价人为压低的作法，认为法币比价过低不利于根据地商品的出口，会造成贸易入超，法币供不应求。应按根据地和敌占区物价的变化和各种货币的供求情况，来灵活规定抗币和法币的兑换比率。换言之，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货币的轻重，防止贸易的不平衡。《管子·乘马数》上说：“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管子·山权数》也说：“物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

 

    近代明确提出“物资本位”的不是薛暮桥，而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他们一并鼓吹孙中山在1912年提出的“货币革命”观念。1919年，廖仲恺（1877年~1925年）在《钱币革命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既然纸币本身没有价值，金银本位，金银的价值又不稳定，“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廖仲恺集》，第55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朱执信，因为他的结论是在充分研究中国本土纸币的历史后得出的。

 

    朱执信（1885年~1920年），原名大符，字执信。1885年10月12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1920年9月，朱执信为“统一南方”，在策动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被桂系军阀所杀害，年仅35岁。

 

    1919年，朱执信在《中国古代的纸币》一文中，通过考察宋至明的纸币史天才地得出结论：“故救今日纸币之穷，惟有置纸币之基础在于所代表之货物，而于其兑现一层，可以置之不问。国家有若干之货物，以回收若干之纸币。则当其纸币流通量过于当时所需之际，纸币自然来归于国库，而物价决无腾贵之虞”（《朱执信集》上，第457~458页。）朱执信建议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八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价值的稳定。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薛暮桥不知道自己货币思想的理论源头。他也曾极力反对自己的同志们中间的“拜金主义”，即那种认为一种货币不与金、银或金本位的其他货币作为保证，就没有基础，不会稳定的观点，但他自己也无法用一种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金融思想。

 

    “物资本位”显然名实不符。因为薛暮桥主张的纸币发行完全视市场需要而定，根本就不受政府手中物资准备的限制。所以他也曾用“管理通货制”或“物价本位制”这两个概念。1945年4、5月间，薛暮桥在给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的总结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本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今天金银已经失却交换作用，成为投机对象，它的价格极不稳定，不能用作货币本位），更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转引自《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69页。）

 

    “物价本位”显然比“物资本位”更贴近现实一些，而“管理通货制”完全抛开了我们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引入的货币“本位”概念。事实上薛暮桥所作的就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所说的“量资币、权轻重”，这是轻重理论的核心。

 

    西方正统思维方法是绝对的和静止的，而不是辩证的和动态的，中国西化的学者和西方学者习惯于找到一个固定的、绝对的本位（货币中的“上帝”），事实上货币理论中“本位”概念并不总是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薛暮桥写道：“在抗币同法币伪币脱离关系以后，如何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许多同志被‘金本位’、‘银本位’旧观念束缚着．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离开了金银，币值就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币值的客观标准就看物价是否稳定。物价上涨就是币值跌落，物价下降就是币值上升，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懂的常识。抗日民主政府编制物价指数，以此来检查币值的涨落．并以此为标准来调节货币的发行数量，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的稳定。”（《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6页。）

 

    请注意，后来不断有中国学者闭门造车，想象人民币代表金银，人民币价值以黄金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黄金派”。至于人民币究竟如何管理的，他们一概不管，只要自己的想法符合西方学术概念和逻辑体系就行。“普通老百姓都懂的常识”在这些人眼中毫无意义，西方教科书才是金科玉律。几年前报纸上开始公开谈论中国经济学家的学识水平，看来一些学者生吞西方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学界得不到适当的尊重，中国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对他们反感了——这种现象在人类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提倡引入金银本位的是宋鸿兵先生，是在其畅销书《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中提出的——他显然是深受西方也已经抛弃的金本位旧观念的影响。

 

    或许很少有人像笔者这样理解薛暮桥在表达自己货币思想时的苦心。在描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货币理论时，我不得不借用美国金融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的“商品本位”这个概念，知道不对，还是要用，因为实在难以用一个现代人易于理解的概念表达中国伟大的商品/货币轻重（阴阳）辩证思想。（参阅拙著《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80~193页）

 

                                                  格雷欣法则 vs. 管仲法则

 

    薛暮桥先生另一个引以自豪的发现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他的核心观点是：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只适用于金属货币，如果市场上流通不兑现的纸币，情况就会相反，是坚挺的纸币驱逐不断贬值的纸币。薛暮桥引用国外经济实例解释说：“在市场上使用金属货币，劣币（含金量不足的货币）与良币等价流通时候，良币会自动退出市场，被人贮藏起来。如果市场上流通的是不兑现的纸币，各种纸币按照不同的比价流通，那么情况就会相反，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不断贬值的纸币）。50年代在美元远较其他货币巩固时候，它曾象洪水一样涌向欧洲和其他各地市场。但到70年代美元贬值时候，各国资产阶级就抛售美元，抢购币值比较稳定的西德马克和日元。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抗币驱逐法币伪币，没有什么奇怪，是完全合于客观规律的。 ”（《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8页。）

 

    薛暮桥讲的“良币驱逐劣币”规律就是《管子·揆度》中所说的“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我们不防称之为“管仲法则”。进一步说，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不兑现纸币，也适用于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历史上“良币驱逐劣币”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东汉末年董卓铸小钱后，人们干脆实行物物交换或以谷帛交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国民政府统治区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间开始使用银元，拒收劣币。此时的国民政府禁止人民使用银元进而没收银元发行银元券，但人民并没有因此接受银元券，甚至也开始以物易物。

 

    从根本上说，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反映了市场上劣币制造者或持有者自利行为的结果——恶币充斥市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年~1579年）作为伊丽莎白女皇的顾问，他使英皇于1560年发布了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而在中国，西汉贾谊早在其《新书·卷四·铸钱》中就明确提出了“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

 

    汉文帝五年（前152），除盗铸钱令，听民放铸，造四铢钱。这一政策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各郡县使用的铸钱轻重不同，相互折算繁琐。而铸钱的人为图额外利益，往往在铸钱时混入铅、铁等贱金属。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随之上了著名的《谏铸钱疏》，其中他将劣币直接称为“奸钱”、“伪钱”。他说：“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意为：法律使天下都得以公开花钱雇人用铜锡铸造钱币，敢用铅铁参杂而为奸巧的人，刑罚是黥。但铸钱的情况是，没有掺杂弄巧，就不能得到利益；而掺杂的越精妙，得到的利益就越丰厚。事情能招来祸害，法律能引起邪恶，如今令小民都能铸造货币。各自躲藏着进行铸造，打算禁止他们的厚利和奸巧。即使每天判处黥罪，这样的形势也不能停止。）

 

    贾谊的政策主张显然超过了伊丽莎白女皇的理解力，他认为应将币材铜收归国有并垄断铸币权，以便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他说：“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这与《管子》的主张是一致的。《管子》一书言立币必称君，强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以行轻重之术。《管子·山至数》所谓：“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汉文帝当时并没有听从贾谊的意见，结果“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参阅《汉书·食货志第四下》）

 

    但是格雷欣法则不能被看作金融市场的普遍规律，它只在个别情况，比如金属货币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进行流通时，或某些讯息费用与某些交易费用不存在时才成立。张宇燕、高程二位先生在研究明代后期白银代替宝钞的过程中就发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银替代宝钞的过程也是‘良币驱逐劣币’之过程。事实上，‘良币驱逐劣币’更加符合一般性规律。‘格雷欣法则’，或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的成立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硬币按照面值而非重量或成色进行流通，其过程中已经将国家信誉包括其中。”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引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对“更加符合一般性规律”的“良币驱逐劣币”作进一步阐述，引文这段话也是出现在小注中。（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432/3，访问日期：2009年8月9日）

 

    对于后者，张五常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八十年代中期，港币兑人民币的公价是每一百元换三十五元，港币换外汇券的公价也是一样，但在不能被严禁的黑市里兑换率是一百港币换六十三人民币。这样在大陆人民币就成了劣币，外汇券就成了优币。但外来旅客仍在大陆用优币外汇券，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外来旅客照公价兑换了外汇券后，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不懂或不敢到黑市去将外汇券多换取人民币，所以就用外汇券了。讯息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存在，隔绝了外来客使用劣币的门径。换言之，格雷欣法则成立要基于某些讯息费用与某些交易费用不存在。（参阅张五常，《葛氏定律和价格分歧——评一国两币》，原载《信报》，1985年1月17日。）

 

    事实上格雷欣本人也没有提到过“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他只是像东西方历史上许多人一样，发现市场上那些重量不足的贵金属货币在流通，“足金”的货币却被收藏，或被溶化成金属块。直到1858年，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才将之称为Gresham’s Law，即格雷欣法则。后来便以讹传讹，格雷欣法则竟然成了货币流通中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铁律”，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应该如何作

 

    在金融市场高度复杂化的时代，没有自己的金融理论，不可能有稳固的金融体系。薛暮桥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仍在用通货膨胀来掠夺各国人民，他们抛出大量美元纸币和短期债券，向各大洲投资、贷款和掠夺物资，并向他们转嫁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非洲和其他地区有些新独立的国家还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仍让美元、英镑、法郎等在自己的市场上流通；或者虽然发行自己的货币，但同这些外国货币保持固定的联系，以致外国货币仍在自己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不能不忍受外国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对这些国家还有现实意义。”（《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8页。）

 

    三十年后，我们重读薛暮桥先生上面这段话，振聋发聩！今天，金融危机极大地损害了美元的信誉，中国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我们应该如何作？单靠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自由兑换连自保都难，热钱仍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我们应主动运用管子的轻重之术和薛暮桥先生长期实践中看到的“良币驱逐劣币”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用人民币驱逐美元，摧毁历史形成的美元霸权，打赢这场华尔街不负责任的银行家挑起的货币战争——否则，我们也将像那些非洲国家一样“不能不忍受外国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

 

    参照历史经验，笔者认为具体实施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壮大国家资本。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建设，一个是重建国家商业体系，实现物资的吞吐功能，二是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机制，根据国内物价水平和实际需要控制发行量。通过这两点，作到“量资币，权轻重”，保障国家利权——只要我们手里有商品，国家有主权，我们就不怕国际市场的波动和西方资本利益集团的阴谋。那时，他们会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恶毒攻击我们，说我们违反这个原则，违反那个原则。这时，我们要应用中国本土经济理论为自己理直气壮地辩护，难道只有给人类带来环境灾难和贫富鸿沟的西方经济学才是人类唯一的经济体系吗？

 

    二、将中国多余的外汇全部转化为石油、钢铁、粮食等产品，并将这些商品作为国家商业体系的储备，根据市场需求吞吐。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应付三个月的进口量就行。显然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据世界银行预计，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将达2.367万亿美元），这直接侵蚀了我们的货币主权，导致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胀的压力。更可怕的是，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逾7000亿，美国非理性的、短视的财政政策早已将富裕的美国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债务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早从美国国债市场抽身越好，不能再给美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融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美国国债市场进入美国股票市场，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加不稳定。

 

    三、在国际贸易中逐步用人民币结算，或在必要时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薛暮桥在山东时，对于食盐、花生油这些这些敌人不得不消费的产品，垄断专营，且全部用抗币结算，比如本地的“合法”商人要将花生油“出口”到敌占区的上海，或者上海的“合法”商人到边区来购买花生油，不但要按根据地工商局制定的价格购买，而且要支付抗币（或金条）。这种政策不仅造成贸易出超，也极大地巩固了抗币的地位。

 

    尽管人类还没有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但中国一定不能步美国的后尘，用乱发货币的方法公开掠夺其他国家。美国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它没有长期使纸币的经验，中国宋、元、明、清四朝发行纸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发纸币几乎等于经济上的自杀。因为良币迟早驱逐劣币，劣币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以明朝为例，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至洪武二十七年改行纯纸币流通制度。但明成祖时已经出了“钞法不通”的问题，当时都御史陈瑛建议用盐回笼宝钞，他说：“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余万锭。”（《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在他的儿子明仁宗时时又出现了“钞不行”的问题。这位在位仅十个月的皇帝一上台就问夏原吉“钞不行”的原因，当时夏原吉回答：“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明史·食货志五·钱钞》）

 

    但明朝政府提高纸币币值的努力并不成功，从l5世纪开始，宝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1425年，仁宗的儿子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仅仅相当于其最初价值的1/4到1/7。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洪武时期规定宝钞1贯＝白银1两），只是原来价值的大约1/333。由于“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明末清初顾炎武总结说：“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日知录·卷十一》）

 

    西方殖民者从美洲运来的大量白银竟在此后成为中国的主导货币，这必然是贸易严重出超的结果，哪里还有什么利权和货币主权可讲——明清两代所谓的“盛世”完全是建立在金融的沙滩之上，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白银大量流失时变得极为明显。

 

    清末重臣林则徐在他那份著名的禁烟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对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流失痛陈：“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36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看到了林则徐的这份奏折，坚定了他禁烟的决心！

 

    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离京赴粤，一场轰轰烈烈地禁烟运动开始了——中国惨痛悲壮、可歌可泣的近代史由此发端！

 

    殷鉴不远。正确的货币理论和货币主权是国家利权的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实践了两千多年的轻重理论，充分运用商品/货币的轻重辩证关系，按市场规律自主发行纸币，保持币值平稳。笔者相信，这样将会创造一个没有美元霸权的崭新世界经济秩序——那时人民币将不再仅是中国人民的人民币，也会成为造福世界人民的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