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菁华——介绍镇江历史上的十一部名著
陈 敦 平
镇江，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其祖籍京口或旅居润州之文人学士，历代著述，汗流充栋。本文仅就镇江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的一定影响和地位的十一部著作作一简介。
（一）我国笔记小说的先驱——《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刘义庆（403-444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儿，因被其叔临川王刘道规立为嗣子，故袭封临川王，后来还做过荆州刺史。刘氏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苏徐州），随晋室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而南渡京口（今江苏镇江）定居。据史书记载，刘义庆性情简素，别无嗜好，唯喜文义。在鲍照等文士的协助下，他编著出了这部集大成的“志人事”的笔记小说。记人间事的并非从《世说新语》开始，列御寇、韩非子都有过记载，但他们录载的目的，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而作为文学创作，“则实萌于魏而大盛于晋”。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裴启写的《语林》，郭澄子所作《郭子》等等，就是文学创作著作，但这些著作都早已亡佚了，《世说新语》便成为最早的传世佳作。《世说新语》的出现，标志着“志人”小说已达到成熟的地步，成为和“志怪”小说相并行的另一重要流派，对后世笔记文学有重大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世说新语》分上、中、下之卷，三十六门。主要内容在于品藻人物，记载士大夫的言谈、轶事。从东汉到东晋逐渐形成的士族阶层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在这书中得到较多的反映，故而成为了解和研治其时士人生活、思想的珍贵史料。在揭露统冶阶级人物颓废、堕落、荒淫、暴虐等方面，可谓入木三分。如《贤媛》篇记曹丕取其父生前宠妃为妾，连他母亲卞太后都骂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汰侈》篇记石崇妄杀侍女，其凶残狠毒和在场的王敦的冷酸无情简直令人发指。与这类描写相对照，对不肯移祸他人的庾亮、重义轻生的荀巨伯、勇于改过的周处、不计私怨的郗超、清廉自守的王恭却极力加以颂扬。
据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世说新语》所记述的当时人物的品藻带有明显的审美性质，而其内容则包括有下列几个方面：（一）重才情，即把与主体个性相关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情感的种种表现放到首要地位，如《方正》篇说：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这种对于“我”的强调，表现了在传统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对自我的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的推崇，这显然与东汉以来那种无条件地从属于以致牺牲于名教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唯其如此，东汉标榜名教、抹煞个性的思想、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遭到了蔑视与反抗，如《轻诋》篇记：“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箸腻颜帢，纟翕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这里毫不客气地把仿效追随汉儒的人物斥骂为“尘垢囊”。（二）崇思理，玄学的思考论辩成为在世俗事务之外的一种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娱乐活动。如《言语》篇说：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在这里，玄学论辩已不是枯燥无味的哲学探讨，而竟成为一种给人以快乐的游戏。无论是参与者，或者是旁观聆听者，都将之视为一种智慧的竞赛，如据《文学》篇所述：“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嵇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诸如此类，难以尽举。（三）标放达。不乐以“溪刻自处”而迫求“纵心调畅”、“性情自得”，具有“玄味”的生活情趣；这种“放达”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世说新语》中多有体现，如《轻诋》记“孙长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同篇又说：“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性情自得之谓也。’”《世说新语》把放达不拘、“性情自得”以及具有“玄味”、“玄远”、“玄胜”等情趣看作是“人物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赏誉》记王戎对以“妙于谈玄”著称的王夷甫的评论：“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同篇又记裴令公、王戎对“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的山涛的品评，一则为“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一则为“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其名器”。这都是以各种美的自然事物来比喻形容具有“玄味”的人物。（四）赏容貌。由《世说新语》所记来看，魏晋的人物品藻，已赋予人的容貌举止之美以独立的意义，并且十分重视这种美，故而书中对人物容貌之美有直接地描绘和叹赏，如《容止》篇谓：“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娇若惊龙。”“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惑溺》篇甚至还录载了晋代荀粲宣称的与儒家传统公然唱反调的话：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
由此可见当日社会风习之一斑。魏晋之世，确乎是中国历史上注重才、情、性的浪漫时代。
《世说新语》每段虽只寥寥数语，却能勾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语言的精练达到了非常的高度。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看，在汉魏六朝的同类作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明代著名的“布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称赞它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谈，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却讥之不合“史法”，这显然是以史学家的严谨目光来审视文学创作，混淆了史书与文学作品的界限，故其说不为识者所取。
《世说新语》还创造出许许多优美的文学语言，如描摹会嵇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深刻印象。此外还有，“一往情深”、“吴牛喘月”、“咄咄怪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管中窥豹，时见一班”、“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入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等等，这些成语、警句，至今仍在人们口头和书面流传。书中的许多故事成了后世戏剧、小说的素材。
后世仿《世说新语》之作甚多，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王谠《唐语林》、明何良俊《何氏语林》及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清王晫《今世说》，直至民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等等，不一而足。
南梁文学家刘峻（字孝标，462--521年）曾注《世说新语》，引证书籍达四百多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如下评价：“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谬，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据家所引据焉。”
（二）我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刘勰（生卒不详，一说465--532年），字彦和，南朝文学理论家。原籍山东莒县，世居京口。梁武帝时，曾任东宫通事舍人，深为昭明太子所器重。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精通佛教经论。曾一度出仕，但晚年仍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后以僧终。尽管刘勰一生与释家关系很深，但他的思想总体倾向是既“持释训”，又“爱儒言”，即儒、佛兼宗的。这正如其在《灭惑论》中所说：“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戒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道。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
刘勰在文章上很有成就。他在入定林寺之前已写过诗赋一类的文字，但已不存或不为人所知。而从齐永明十年就又开始写碑铭，且在京师文声大振。他固有的诗赋修养和优秀的文学才能，在其所作碑铭中得到了展露，如现存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对山水的描绘，明晰而婉转、精确而秀逸，宕荡起伏而引人入胜；对已完成的佛像的描绘也颇为生动而富于文学意味。这无疑是一篇很为成功的文学性的散文，不同于许多老套吊扳、枯燥无味的碑铭。亲身的文学创作实践，为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构建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提供了前提。
从《文心雕龙•诗序》所述“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意谓：到我大齐代刘宋掌握皇帝玉玺以后，国运昌盛，美好清明）的话来看，刘勰早在南齐时就已开始写这部煌煌巨著了。今书题“梁刘勰撰”，或是以后追记，或是此书着手于齐而成于梁初，但绝不会在天监以后才开始写作的。当刘勰初成《文心雕龙》五十篇时，不为时流所重，想请当时士林负有盛望的沈约给予评定，却苦于无由自达，只好负书敬候在沈约的车前，其形状酷似卖货郎者。不过，沈约取读后十分推崇，赞为深得文理，常置诸几案。刘勰由此而出名，《文心雕龙》亦不胫而走。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在刘勰以前，关于文学批评方面，还只是一些零散的意见。刘勰却综集前人所述，将之发展成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创立者。过去的文论主要是评论作品，而对于应该如何正确地开展文学批评则尚缺乏理论上的建树，以致在批评界往往各凭主观好恶，是素非丹，任意去取，准的无依。为廓清批评界的这种混乱，刘勰创造性地系统提出了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正如今人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刘氏“提出了有关批评的理论，所以能在批评界中立一正确的标准。”
《文心雕龙》全书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文体区分、创作方法以及文学批评等多方面，堪称“体大而虑周”，是前此文学批评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深化。全书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力斥当时无益于实用的浮靡文风，一是主张有益于政教的真实文学。《文心雕龙》在思想理论上的成就是杰出而又空前的，可以说既卓立当时，又雄视后世。今人朱东润教授在分析其中的“文体论”时说：“凡斯诸论，皆出自沈思，故能陶镕百世，树兹准绳。”朱氏的这赞语作为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评价，亦不过份。
（三）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
这部文学总集是梁朝梁武帝的儿子萧统编选的，世称《昭明文选》。萧统（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武帝长子，据《梁书》，天监元年（502年）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就夭折了，死时年仅三十一岁，谥“昭明”，故被称为“昭明太子”。
以“仁孝”著称的萧统，擅长诗文，尝“殽核坟史，渔猎词林”，对文学史很有研究，曾编集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他又编了《陶渊明集》，并亲自写序和《陶渊明传》，可以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陶渊明以高度评价的人。当然，传承至今并最具影响的，还是《文选》三十卷。
萧统自幼聪慧，信佛能文。他曾游学南朝各地，最后定居京口南郊招隐山，筑读书台，把宫女、御乐尽迁回建康（南京），唯留八个太监伺候。臣僚疏谏反对，他答道：“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萧统把东宫藏书三万卷移至读书台，长年攻读于此。读书台厅堂内台座上有石案一具，案前侧面刻有“普通元年”字样；梁武帝普通元年（岁在甲子）为公元520年，表明萧统十九岁时就到此读书了。他定居的这南郊招隐寺，原为南朝刘宋时艺术家戴颙 的隐居之所，招隐山、招隐寺均因此而得名。现入招隐山途中，有石坊一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读书人去留萧寺，招隐山空忆戴公。”就是纪念这两位古代名人的。紧邻读书台右侧的高台上建造了“增华阁”，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云：“招隐寺方丈有阁号增华阁，梁昭明选文于中。”“增华”二字显系出自《文选•自序》“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一句。当然，增华阁名是后人加的，当年此阁何名实已无从查考了。萧统礼贤下士，引纳赏爱富有文学才能者。刘孝咸、庾肩吾（六朝著名诗人庾亮的父亲）等一班文学之士被他聚集在一起，与他一道讨论历代坟典，终于编撰成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萧统为之亲撰长序。书成不久，他双目失明，病逝在建康。
萧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首先，萧统在《文选》的序中提出“文随时变”的观点，认为文学依随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由简到繁、由质朴到华丽则是文章发展的规律。他在叙述了自古以来各种文体的发展后说：
众制峰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之致，盖云备矣。
由此可见，他是从审美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唯其如此，他对历代文体的叙述中，除了据《毛诗序》引用了“《诗》有六义”的传统说法外，没有一句话提及文学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在他的观念中，文学的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了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其次，与上述观点相联系，萧统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学同经、史、子中的文章区分了开来，认为“姬公之籍、孔父之书”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而“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意为宗，不能以文为本”，至于“概见坟籍，旁出子史”的“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等等的议论以及“记事之史、系年之书”都不属于文学范围；真正属于文学范围的只是那些“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这就从写作的目的、构思和构思的传达两个方面指出了文学作品与一般经、史、子中文章的根本区别。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最后，萧统提出文章要“丽而不浮”的主张，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尽管这里也强调“典”即典正、典雅，合乎正道，但他认为只讲典正必会陷于“野”即缺乏文采。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丽亦伤浮”，主张“丽而不浮”，即虽“丽”却不浮浅、轻薄。总起来看，他所首重的不是“典”而是“丽”，然后才是要求“丽而不浮”。从实际的创作来说，他老实承认自己还做不到“丽而不浮”，自谓其文“不工，而并作多丽”。无论对此作何评价，萧统及与他并世的萧纲、萧绎等明确提出的重“丽”的思想，乃是齐梁美学的一大特色。
从上述观点出发，萧统考察文学史，自先秦以迄齐梁的七八百余年间，选取了他认为有文学价值的129位作家的作品，诗文辞赋各种文体俱备，汇编三十卷、三十八类的《文选》。这部《文选》共收录七百余篇作品，其中包括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作，不少第什赖此得以保存，确实是“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朱东润先生对之评曰：“论其简绎之勤，成就之大，影响之巨，莫与京矣！”
（四）绘画品鉴名著--《画史》
此书著者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北宋著名书画家。其自署姓名，米或为芈（mǐ），芾或为黻；约自元祐辛未（1091年）始书名芾。世居山西太原，迁湖北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遂终老于此。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曾官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人们因其行为举止有涉“颠狂”，故又称他“米颠”。
米芾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被服效唐人。其所交游者，皆一时名士。他能诗文，擅书画，尤精于鉴别。他画山水，从董源演变而来，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枯木松石，时出新意。其子米友仁（1086-1165年），画学父风，故而画史上向有“大米、小米”或“二米”之称。由于用墨别具风致，遂又有“米点”之说。
从自然审美中汲取艺术滋养，发掘创造的动力，这是中国文人的一大优良传统。二米也是这传统的承继者。米芾在山水画上的创造得益于其对真山真水有深切的感受。他长住江南，尤其对镇江一带的云山烟雨饱游饫看。小米在江南的足迹更广阔，对江南的云山烟树目染至深。所以，二米的云山，也是江南云山烟树所赋予它的特色。米芾一向不满意“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他提出“信笔作之”的主张。其所谓“信笔”，即要求艺术创作尽可能不受拘束，落笔自然，如他所言“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意似便已”，强调的是写意画法，也就是小米所称的“墨戏”。二米的画法，把水墨渲染的传统技法又提高了一步，尤其在我国水墨山水画创作的发展上影响极大。南宋的龚开、元代的高克恭和方从义等均私淑二米。
米芾所撰《画史》，又称《海岳画史》。全书分为《序》、《晋画》、《六朝画》、《唐画五代国朝（指宋）附》四部分。从晋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和“女史箴”开始，到“沈括收毕宏画两幅”止，按时代顺序，对从晋以来直至北宋的名画逐一评论优劣，鉴别真伪，考订谬误，标出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有评论，略曰：“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裱、收藏及及考订讹谬。历代赏鉴家奉为圭臬。”这书在我国绘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米芾特别精于鉴别作品的真伪，如在《画史》中说当时流行的李成画作，他只见到两幅是真的，而所见三百幅皆为假作，故而提出“无李论”之说。当然，书中品鉴的画作也有米芾未亲见的，如王球所藏两汉至隋帝王像以及李公麟所说王献之画之类。此外，书中还讲到鉴赏、收藏及其有关轶事数则，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绝好的社会风俗和社会生活史资料。又有辨别古服制的条文，所述很精采，是作故事画者不可不知道的。至于被《四库》馆臣斥为谬妄的论天文、音韵的两条，则与论画没有关系了。
米芾在山水画创作上勇于改革、创新，他的作品在我国绘画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其所撰《画史》亦不失为我国绘画史上的要籍之一。其人其作其书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
（五）“十一世纪的科学座标”——-《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的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宋史》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文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他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革新家，曾积极参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沈括一生著述很多，《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二十二种、一百五十五卷，现传世的不及其半。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沈括到润州（今镇江），登元丰初年所置之圃，恍然乃壮年时梦游之地，因筑室为梦溪园。元祐 三年（1088年）迁居润州，隐居于梦溪园中，直到绍圣二年（1095年）病逝，归葬钱塘安溪太平山。《光绪丹徒县志》说他“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他在梦溪园（故址在今镇江市京口区东门坡严氏宗祠附近）中将他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写下了一部传世至今的不朽名著《梦溪笔谈》。全书26卷，分17目，共609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冶金学、建筑学、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均有所论析。书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占1/3以上。其中有对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十分珍贵的记录，如“布衣”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河工高超关于合龙堵口的先进施工法、建筑工匠喻浩的《木经》及其建筑成就等等。至于沈括本人坚持实践、刻苦钻研而取得的科学成果，在这书中也有所记载。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梦溪笔谈》所载来看，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坚持了“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耳”的科学认识；他又针对传统的阴阳合历在历日安排上的缺欠，建议使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十二气历，这比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还要合理。在数学方面，他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是求解垛积问题的，属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并开辟了一个数学研究的新领域；其后，杨辉、朱世杰等人对此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会圆术是从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沈括推导求得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元代王恂、郭守敬等人授时历中的“弧矢割圆术”就利用了这个公式。沈括还把数学运用到水利工程上去。他在主持疏浚和测量汴河工程时，创造了分层筑堰的水准测量法，对从开封上善门到泗州准河口全长八百四十余里的汴河复杂地段进行了精密的地形测量。在物理学方面，沈括也有多方面的贡献。他发现了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现象，这是关于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欧的记载要早四百年左右。他还认真地做过凹面镜成像的实验，正确地指出：物在凹面镜焦点之内时得正像，在焦点上时不成像，在焦点外时得倒像。他对共振现象也做过实验，这比欧洲人所做的类似实验要早好几个世纪。在地学方面，沈括贡献不少。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到浙东地区察防，看到“削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的雁荡山诸峰的地貌景观，提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说，并认为我国西北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的地貌特征，也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他为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地貌情况提供了科学的说明。这比英人郝登（James Hutton）的同样见解早了约700年。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出使河北，发现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此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以泥沙的淤积作用，正确地解释了华北平原的成因。这亦是他的独到见解。沈括还从国防需要出发，创制出一种立体地图，这比西欧要早七百多年。“石油”一词也是沈括最早使用的，他曾戏作《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现代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权威李约瑟博士对《梦溪笔谈》推崇备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科学座标”。此外，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在《中国算学的特色》一书中说：“中国数学家像沈括那样的多艺多能，实不多见，不用说在日本，就是在全世界数学史上也没有发现像他那样的人物。”由此可见，沈括及其所著《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的深远影响，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六）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园冶》
此书的是明末园林建筑艺术家计成。计成生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卒年不卒，江苏吴江人，字无否，自号否道人，明末园林建筑艺术家。他在《园冶•自序》中说：“游燕及楚，中岁归吴，择居润州。”他中年“归吴”后是定居在镇江的。其生平行谊，因资料甚缺，无法详述。而由其自述来看，计成青年时即以绘画出名。他善绘山水，景仰荆浩、关仝，《园冶•自序》谓：
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
荆浩是五代时有突出成就的山水画家，他的山水创作，大气磅礴。关仝则师法荆浩，有“出蓝”之誉，他的“关家山水”已达到“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的妙境。荆、关二人都强调师法造化，“搜妙创真”。他们在山水画创作上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就，主要的一点，即在于对真山真水有深切的感受。荆、关的山水画创作对计成的造园艺术有很大影响，计成可算是以丹青妙手来塑造园林艺术，熔绘画艺术与造园艺术于一炉了。
计氏造园艺术十分注意师法造化，不师成法，从大自然中蓄其底蕴，因而能够出神入化，巧夺天工，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是他造园的基本原则之一。计成的朋友郑元勋在崇祯乙亥（1635年）为《园冶》所作《题词》中说“计无否之变化从心不从法”，同时能够根据地与人的具体条件进行设计，“所谓地与人俱有异谊，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计成曾因晋陵吴又予之招，代为筑园。他根据地形，掇石搜土，“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岩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落成，吴又予高兴地说：“从进而出计步仅四百，自谓得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矣。”计成也觉得“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郑元勋与计成交往很久，对他有深刻的了解，说计成“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妄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华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当然，这种美化大地的理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有关文献甚多，但能科学立论并作出系统阐述的，当以计成所撰《园冶》一书为最著。《园冶》计三卷、十篇，有二百三十二则图式。郑元勋在1635年就预计到此书将与古代的《考工记》一样脍炙人口。此说信然！“造园”一词，见诸文献，即以此书为最早。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一词为正式科学名称，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认为此书占有世界科学史上光荣的一页。然而，这部具有高度造园艺术水平的名著，在有清一代268年间，除李渔曾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日本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说刘炤刻《夺天工》（指安庆阮衙藏版），即指此书。日本有钞本，卷首题“夺天工”三字，因即呼为《夺天工》，而《园冶》之名竟隐。由于日本造园界的发现和推崇，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首先发现此书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本多静六博士，他得之于北京书肆，为木版本三册。我国的陈植教授在日本留学时，于1921年春在他的老师本多静六处见到此书。此后，国内学术界开始从事于残本的搜集和文字、图式的勘订。1931年，先后由陶兰泉与中国营造学社分别印行，并且，陶本曾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刻本（即安庆阮氏刻本）校合，至此，国人才得以重睹前辈遗著。
（七）我国第一部传世的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
是书编者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他通晓算学、医学、治河等学问，曾参与治理黄河，颇著声誉。又曾向清政府建议举外资兴办实业，但不得志。后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新疆，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刘鹗晚年曾著小说《老残游记》，在文学史上有一席地位。他平生更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投古文字学家吴大澂门下，为甲骨的早期收藏者之一。刘鹗总共收藏甲骨五千片以上，花半年时间，从中挑选出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六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传世的甲骨文著录书。
《铁云藏龟》为开创之作，编排无一定的标准，而且混入了五片早期契刻的赝品，这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无需苛责。刘鹗很正确地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文字，提出“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的论断，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刘鹗当时只认出四十多个甲骨文字，其中包括十九个干支字和两个数字，对甲骨卜辞本身的内容尚缺乏认识，只是对几条卜辞作了极其初步的解释，根本不可能运用甲骨卜辞资料来研究殷商历史。尽管如此，本书著录的材料仍很有价值。其所著录卜辞多属武丁时期，有关于祭祠、战争、方国、祖先、人物、上帝、神祗、求年、求雨、卜旬、卜夕等多方面内容，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征引。所以，这部书在我国甲骨学史上功不可没。
（八）我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
马建忠（1845--1900年），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清末语言学家。他年青时就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并任清使馆翻译，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办洋务，曾去印度、韩鲜办理外交事务，撰《适可斋纪言纪行》，主张废除厘金，调整进出口税率，振兴工商业，又提出政治改革，使中国富强的思想主张。
马建忠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及拉丁文。所著《马氏文通》，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汉语的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氏文通》是1898年出版的，从此，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马建忠是位天主教徒，他的拉丁文很好。他依照拉丁语法的体系来叙述汉语语法，主要是讲词类，最后一章则讲造句法。他以西洋语法作模式，建立中国的语法学，这在创始阶段并不足深怪。从1898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一直是模仿西洋语法的时代，但在这时代所产生出的《马氏文通》在汉语所特有的虚词方面却能有其独创性的见解，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人认为应把马建忠列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家，这评价并不过份。我们今天研究汉语史仍必须读《马氏文通》，其首创之功，不可湮没。王力教授肯定《马氏文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黎锦熙先生曾用杜甫诗句“不废长江万古流”来称赞《马氏文通》。这些都堪称的评。
（九）我国第一部村风俗志——《西石城风俗志》
陈庆年（1862-1929年），字善余，又号横山先生，江苏丹徒人。西石城即其家乡西石城村，该村现名西石村，在丹徒县辛丰乡境内。和西石村紧紧相连的是东石村，位于镇江市区的东部，距城约二十公里，地处横山之南，俗称横山洼。据《西石城风俗志•序》说：陈氏祖先“自南宋以来，聚族于斯，为郡治东南之望村”。
陈庆年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初应曾国藩召，赴南京主修《两淮盐政史》；后应张之洞召，任江楚译书局总纂，主译西书，别为张氏纂《洋务辑要》。二十三年后，于两湖书院任教，讲授《兵法史略学》，后受端方聘赴武昌，任文高、普通两学堂讲师，主讲中国历史，以“文不繁，事不散，意不隘”之旨，用章节体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又编《列国政要》。民国以后，授学于乡里传经堂。陈氏著作尚有《知忘录》、《通鉴纪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详节》、《通史讲义》等。
《西石城风俗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刊印，共分婚姻、丧葬、祭祀、宾客、节令等五章。章下有节，每章之末都有“杂记”，实为本章的一些补充材料。这部书虽然记载不尽详备，但作为旧时专记一个村落的民俗资料，至今殊不多见，仍不失为较好的资料。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钟敬文教授在致江苏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曾提到江苏省吴语地区历史上重要的民俗著作，其中就有陈庆年所著的这部《西石城风俗志》。
（十）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化通史——《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根基深厚，但一直没有系统论述中国文化形成发展历史的著作。直到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面世，才填补了这学木空白。
柳诒徵（1880--1956年）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是我国现代的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和图书馆事业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当代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蔡尚思、邱汉生先生等均曾亲受其益。蔡尚思先生在其晚年所作《自传》中说：“1934.9-1935.9 在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住读，也常在晚上向柳诒徵馆长请教，他无架子，喜长谈，会开玩笑，我一点也不受拘束，是我在治学上最满意的一个时期。”又谓柳氏“给我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柳氏自幼颖悟，十六岁赴金坛应科举孝试，用篆字写试卷--《焦山痉鹤铭》等诗篇，为学台所激赏，批语为“未冠能此，可称妙才”。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清廷日益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爱国主义者的柳诒徵，遂毅然放弃科举制艺之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冀于社会改革有所贡献。
柳氏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他曾通读“二十四史”，对历代政教之利弊、学术之盛衰等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所得撰述为《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上古文化史，共三十三章；中编为中古文化史，共二十六章；下编为近代文化史，共十九章。该书曾于1932年、1948年两次排印出版，近年又有新印本行世，在学术界影响颇大。这部书除条理旧闻，分类纂述外，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创见，如在谈到清代文化的考证学派时，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清代乾嘉诸儒名义上是以汉儒的家法治学，而实际上是考史之学。全书所引用的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四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和中国近代报章杂志统计资料，无不详为搜辑，达六百余种之多。由于身经清末、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深有感慨，故为提高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抵制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蓄志阐述中国文化的源流与特点，勉励青年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写作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宗旨。此书征引繁博，主题鲜明，至今仍不失为一部较完备的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重要参考书。邱汉生先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这部书道：“史料翔实，断制谨严，观点虽是旧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十一）我国第一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和《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代史略》是镇江柳诒徵编写的，而《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则是丹徒陈庆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柳诒徵随缪荃孙等东游日本，考察学校。回国以后，根据日人那珂通世（1851-1908年，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所编《支那通史》，加以修订补充，改编为《历代史略》，以适应当时中国初办新式学堂时课堂讲授的需要。《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朝末年止，共六卷，每卷分为若干篇章。全书用流畅浅明的文辞，有条理、有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迹。历史书由纲鉴体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体的新形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历代史略》出版不久，陈庆年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六册，作为当时中等以上学校历史教学的课本。这是我国历史读物明确标明“教科书”的开始。
这两部书的出现，虽然受到当时日本所编学校课本的很大影响，但是，它们都采用了新的编书形式，这是对旧纲鉴体例的一次重大的改革。而由此产生出的新体例，从清末传袭到现在，除写作上由文言变为语体，观点上由旧变新，以及征引资料增多、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等外，大体上还是保存了这种编写形式。柳诒徵、陈庆年二氏的开创之功，不可磨没。
以上十一部著作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建筑学、文字学、语法学、方志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它们在历史上都是属于开创性的著作。将这些著作称为“镇江的十一个第一”，似不算溢美之辞。而本文标榜这十一部著作，目的在于纪念先辈荜路蓝缕的劳绩，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建设镇江”的雄心壮志；而先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更应为我们继承和发扬。
本文曾参考并采用了多种资料，因篇幅所限，不及一一注明，特此郑重说明并向这些资料的编著者表示衷心的感谢！——附识1985年4月
［本文原载《镇江史志通讯》1985年第2、3合期，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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